刘备在招兵榜文前叹息，张飞厉声斥责，和好饮酒之际，关羽又出现了，于是引出后来桃园结义这一段文字。

三国演义中写三人结义誓词：

“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清代批评家毛宗岗在“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后批注道：“千古盟书，第一奇语。”

由于沿用甚广，早把这句话当做一种象征，或是特定场景下必备的台词，经毛宗岗如此一批，不由得开始思考，这句誓言到底奇在哪里。

同生共死是一个颇具浪漫色彩的传统观念，亦是“义”之所体现，记得《水浒传》中，宋江与李逵葬身蓼儿洼，其精神化作鬼神，以求吴用、花荣前来一见，花、吴也皆为义士，相约在二人坟前上吊自尽；但在自尽前，吴用曾劝阻过花荣，一来花荣有家室，二来古人讲究入土规矩，吴用还指望花荣活下去替他收尸。

这样转念一想，是不是这“同生共死”其实并不合理？就算是兄弟，凭什么你死了我也要跟着死呢？兄弟义气重要，那家里的父母妻儿就是可抛下的吗？非要用死去发誓么？

实际上，刘关张之所以这样发誓，要结合当时的背景情况来看。

三人在桃园结义，是因为他们志趣相投，三人都怀有破黄巾贼报效国家的志愿。换而言之，他们马上就要去打仗了，凶险而充满磨难，未来的日子本来就生死未卜。

这里的“同年同月同日死”，其实暗含着两种含义，我们可以把它扩张开来理解。其第一层含义是一种兄弟之间的不背弃，即“如果我兄弟遇到九死一生之际，我一定将生死置之度外，哪怕再凶险都会来相救”。第二也体现了他们对待国家大义的态度，奸党在前，为了“救困扶危”，哪怕是死也不足惜。

后世的武侠小说里多次引用到这句誓言，人们却很容易忽略其第二层含义，也就是结义的目的，以及结义之人对于这个目的所怀有的态度。

尽管这句誓言是出自《三国演义》，但这观念的产生其实要早很多。《诗经》中有许多体现类似观念的句子，比如《诗经·邶风·击鼓》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同样是战争背景，同样是同生共死。有一点有趣的是，我私以为这观念里还隐藏着早期的共产主义思维，因为一个共同的巨大的敌人被塑造了，所以人们团结一致，在对抗的境遇下实现某种共享，这在诗经时代尤其明显（包括“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等）。

不过，真正出现“同生共死”这个词语，已经是隋代的事了。根据《隋书》记载，隋文帝杨坚称帝多年后，想起郑译，便讲到，“郑译与朕同生共死，间关危难，兴言急此，何日忘之。”

这里的语境就更有意思了。

郑译和杨坚过去同是北周臣子，还有同窗之谊。郑译其人，轻浮随性，而且贪财专权，只是比杨坚运气好，一直很得北周宣帝的赏识。宣帝去世后，郑译和刘昉假传圣旨，召杨坚来辅政，结果杨坚一不做二不休，发动政变自己当了皇帝。

本来是想招杨坚来分汤的，结果杨坚把锅都端走了，发生这种事情之后，大家之间的关系变化是很微妙的。杨坚一度对郑译言听计从，给他不断升官，导致郑译蹬鼻子上脸，可以自由带大批甲士出入皇宫，后来的废黜也是难免的了。

只是很多年后，一个偶然机会让杨坚再次遇到这位故人，两人相谈仍十分投机。杨坚感叹之下，恢复了郑译的爵位，并在那样的情况下对左右侍臣说，“郑译与朕同生共死，间关危难，兴言急此，何日忘之。”

杨坚一定是了解郑译的，他不过是好玩乐，有一种不成大器的轻浮，放在艺术领域倒是可以有所造诣，但对于王权已经没有太大追求了。这时的一句“同生共死”，多是对过往岁月的缅怀，以及内心深处对郑译的一点点感激与愧疚，是不会有任何实质性付出的示好，和刘关张的结义倒是大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