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赵94岁，一个人住在沪西一套40多平米的老式公房里。每天的早饭是面包加鸡蛋，午饭居委会安排人送来，一荤两素。老赵吃一半，另一半留着晚上烧泡饭吃。最大的开销是，一天一包烟。烟要好。
老赵有两个儿子，一个在苏州老家，一个在澳洲。儿子们不放心，都叫他搬过去住。老赵说，我现在身体挺好，一个人习惯。哪天需要照顾了，再来找你们。
他几乎不下楼，每天就是读书、写日记、看电视，和外界的唯一联系是一部电话。我问老赵，不觉得孤独吗？他笑笑说，心要静，心静了就不会孤独。
一张床，一把单人沙发，一张小方桌，既是书桌，也是饭桌。桌上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枚抗战老兵纪念勋章。
他告诉我，活着的国军老兵大概是一万四千多人，其中一万多人在大陆。都已是风烛残年。
二、
老赵生于1923年，童年在苏州一座大宅子里度过。那时的江南军阀混战，遇到乱兵打过来，一家人就跑去上海亲戚家避难。有一回，常州的舅舅一家也逃难到了上海。舅舅有个一岁多女儿，叫素玉。他带着小素玉到处玩，一派天真烂漫。
两家人的小孩子凑在一起，拍了一张照。老赵给我看照片——四个小朋友乖乖地坐在台阶上，分别是1岁、2岁、3岁、4岁。老赵说，这叫哆唻咪发，“我是发，她是哆”。
1937年苏州沦陷，他跟着父母逃难至武汉，就读于国立第二中学。日机常来轰炸，他亲眼目睹一列火车中弹，燃起熊熊大火，一头栽入江中。14岁的少年攥紧了拳头。
1938年初，国立第二中学西迁，师生分批乘船抵达重庆。在重庆，意外地与素玉一家重逢。他还记得，素玉扎两个小辫子，害羞地躲在妈妈身后。不久之后，他跟着学校再度西迁去了合川，素玉则随父亲前往皖西。
1939年，中学毕业的他毅然报考黄埔军校。先是顺利通过了体检，笔试是数理化加英语作文，最后一关是面试。老赵说，不知道面试官是不是特别看重外形，进军校的小伙子，一个比一个帅气。
他至今记得，军校大门口贴着两幅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他觉得自己来对地方了，“大丈夫当如是”。新兵前三个月打地铺，三个月后换成上下铺。伙食是糙米饭加牛皮菜，每周一次大肉。大家都是满腔热血，玩命地训练，玩命地学习。晚上熄灯了，还有人拿着电筒在被窝里偷偷看书。当然，遇到节假日，小伙子们也会三五成群，去成都市里耍一耍。老赵笑言，我们军校的小伙子很受欢迎的，多少大户人家的小姐要跟我们谈朋友。
由于成绩优异，他被点名留校任教，先后任黄埔18期区队副、19期班长、21期区队长，挂上尉军衔。一边训练新兵，一边等待上阵杀敌。1945年8月7日晚，听见街头报童奔呼号外，得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喜极而泣”。9月3日，日本投降签字日，军校师生在春熙路上举行胜利大游行。老赵一声戎装，配枪配剑，走在方阵前面，“军乐齐奏，礼炮连鸣，此景难忘。”
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驻扎宁波。路过常州时，他去舅舅家探望。一进院子，看见一位身着旗袍的少女，抿嘴朝他笑，“阿哥回来了。”他这才反应过来，当年的小素玉，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49年初，风雨飘摇。三月，他回苏州探亲，收到部队急电：速归。那时的交通系统已经半瘫痪，从苏州去宁波，只有经上海走水路一种选择。他赶去上海，打算搭乘轮船去宁波。到了（十六铺）码头才知道，去宁波的船一天前停运了。
他留在上海，等待时局变化，等来的是国军节节败退的消息。
4月23日，南京解放。
4月27日，苏州解放。
5月13日，昆山解放。
5月28日清早，他走出屋子，发现满大街睡着兵。他意识到，自己正目睹江山更迭。
在这历史转折的时刻，个人的命运渺小不值一提。他所属的部队后来从宁波撤到舟山，又从舟山撤到台湾。很多人至死不得再踏上故土。
三、
6月初，他回到了苏州。
思来想去，他决定主动去公安局交代。左邻右舍都知道赵家儿子参了“国军”，隐瞒是没有用的。生怕一去不回，带好了被褥和换洗衣物。他自觉问心无愧——考黄埔军校是为了打日本，内战中也没开过一枪。于是把自己的“反动经历”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工作人员只是笑笑，告诉他可以回家了。当时的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回家也是无所事事。他父亲有个朋友叫顾颉刚，当时在写《五经注解》，看他的毛笔字好，就请他帮忙抄写。一抄就是一年。
第二年，素玉从常州来苏州念书，暂住在赵家。他心情苦闷的时候，素玉陪他谈心。晚饭后，掌灯时，两个年轻人，绕着花园小径，一圈圈地走。
老赵还记得，有一回他去找素玉，素玉正在灶台烧火。两人坐在灶前，有一搭没一搭扯着闲话，一边把扎好的稻草结送进炉膛。炉火熊熊，映着两张年轻的脸。素玉叫他背转过身去，用手指在他后背上写了一个字，让他猜。猜了几次都不对，素玉笑他笨。他不服气，叫素玉也转过去，在她背上也写了一个字。
素玉写的是思，他写的是诺。不知害羞还是故意，当时两人都没有猜出来。
“我们相爱了。她爱了一个一无所有、前途迷茫，且随时可能遭受风雨袭击的人。在我们相恋的三个多月里，没看过一场电影，没进过一次馆子，没到过一个园林，没拍过一张照，更没有送过她一件小礼物。我们只是在假山边，借着一点月光，讲讲心里的话。”
他年轻气盛，不愿坐在家里吃闲饭。“反动军官”像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头顶，苏州没一家单位敢要他。1952年初，经父亲朋友介绍，他来到上海的大光中学（后转至六十七中学），担任体育和俄文教员。
那年国庆，学校放假三天，他回苏州举办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婚纱，没有鲜花，他买了一件方格子衬衫送给素玉，算是结婚礼物。母亲撸下了金戒指，戴在儿媳妇手上。家里摆了两桌酒，请了一些亲戚来。趁着国庆，放了些鞭炮。
他没敢告诉学校，生怕有人说“反动军官气焰嚣张”。
婚后第三天，他一早得赶回学校。素玉送他去火车站。天还没亮，两人手牵着手，走过长长的青石板路。火车缓缓开动，她微笑着挥手，向后退去，退去，直到消失在视野中。
送郎送在一里墩，手托荷包送亲人，荷包好比妹的心，千里万里伴郎君。
送郎送在二里墩，满园韭菜绿茵茵，刀割韭菜根还在，我送郎君情意深。
谁也想不到，往后的三十多年里，这一幕竟一再上演。
四、
那时候，回一趟苏州不容易：先从六十七中学坐63路公交车去上海北站，火车开两个多钟头，在苏州站换1路公交，过平门、接驾桥、醋坊桥，在十全街下车，走到滚绣坊的赵家。
学校每周上六天课，礼拜天也经常有学习和运动，他是重点批判对象，轻易不能请假。碰到寒暑假，回去时间长一点，要先去粮站把上海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到了苏州，还得在派出所登记临时户口，离开时再撤销。
即便如此，他还是一有机会就回去。有时周六上完课再去赶火车，到家都快半夜了。之前故意不说，要给妻子一个惊喜。
日记里写，“极尽缱绻”、“不知东方之既白”。我读着有点不好意思，老赵却神色坦然。是啊，94年的风风雨雨，世事洞明，有什么好难为情的。
她靠在他的胸前，遐想着未来的日子：等你调回苏州，白天去学校上课，晚上备课的时候，我给你冲杯牛奶。
有一次，素玉急性腹绞痛，幸好他在家，推着自行车送她去医院。她坐在车后架，疼得嘴唇都紫了，还替他擦汗：“你那么大年纪，还这么辛苦。我不想死。我还想等你回来。”
他年年打报告，要求调回苏州，始终批不下来。后来有人劝他，别想着回苏州了，“上海的国民党师长军长一大把，有什么事轮不到你头上；回苏州，你一个上尉营长就是大官。”
除了最便宜的一角三分的勇士牌香烟，他从来不给自己买什么，领了工资就给素玉和两个儿子买礼物。有一次，他给素玉买了件7块钱的丝绒旗袍，拿回家里，素玉又是开心又是责怪：怎么买这么贵的衣服，换成布衣服都可以买好几件了。
那件丝绒旗袍，素玉平时舍不得穿，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抽屉里。儿子问起来，她就说：你爸又不在，穿给谁看呢？哪天若是拿出来穿在身上，再“弄弄头发”，邻居见了会偷笑，知道“大哥要回来了”。
在粮食供给最困难的那几年，素玉因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两个儿子也成天嚷嚷着喊饿。当时的国营粮店只有山芋不需要凭票。一次听说某个粮店来了一批安徽山芋，素玉天不亮就去排队。她挑着扁担，兜着几十斤重的山芋，颤悠悠地走在青石板路上，走一个小时才到家。
有熟人遇见，说啊呀素玉，你可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啊。
素玉笑笑说，没办法，小囡要吃呀。
他们写了很多信，“朝寄平安书，暮寄相思字”。字里行间，不过是些家常里短，柴米油盐。
1月27日，“你单身在外，病了无人照料。这种苦恼我深有体会。你身体好我才会心情愉快。”
2月18日，“你走后我的睡眠就差，非服安眠药不可。睡不着心乱难受。为了我，你要保重身体，千万不要过分节约。”
6月19日，“如回家把脏衣脏被带回，我给你清洗。”
……
只有一小部分信件保存下来，大部分都在文革中烧毁了。
他记下了每一个和妻子团聚的日子。哪一年，哪一个月，回家几次，每次几天，清清楚楚。从1952年他去上海，到1984年素玉去世，32年来，他俩在一起的时间总共是1915天，合五年零三个月。一大早赶火车去上海，也算一天。半夜回到家里，也算一天。
有你在身边，便是生命中最美的日子。
五、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反动军官”、“专政对象”，他被关进“牛棚”。学校“停课闹革命”，安排他干最脏最累的活——砌墙、拉大车、调水泥、打扫厕所、修理破旧课桌椅。夜里，通宵达旦地开会、交代、写检查、揭发和被揭发。
红卫兵呼啸来去，铜头皮带不时往“牛鬼蛇神”身上招呼。不断有教师被批斗，被侮辱，被毒打，乃至“自绝于人民”。
红卫兵请来一尊三公尺高的“宝像”，规定“牛”出校门时，须向宝像鞠躬。此时，坐在校门口嬉笑打闹的小将们一高兴，便可肆意戏弄“老牛”。有一老教师就被迫绕着大礼堂爬了一圈，一边爬一边学狗叫，众红卫兵在一旁拍手叫好。老赵不愿遭受这样的侮辱，坚决不出校门。正值炎夏，洗澡须出校门外。老赵硬是忍着一个夏天没洗澡。夜晚趁人不注意，用自来水擦擦身。
有一次，红卫兵小将们闲得无聊，从“牛棚”里拉来几个“牛鬼蛇神”，命令“老牛”们向教室黑板上方的宝像请罪。“老牛”们排着队，依次走到黑板前，弯腰成90度——“敬爱的毛主席，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反动军官XX向您请罪。”众牛请罪完毕，小将们怒不可遏，劈头盖脸一顿痛斥——“你们这帮“老牛”死不悔改，居然敢对毛主席不敬！重新请罪！”众牛面面相觑，只得再请一遍罪，仍然被训斥。重复了四五次，还是过不了关。有个“老牛”大着胆子问，“小将同志，我们是罪该万死，但也万万不敢藐视毛主席。还请小将同志指点。”小将轻蔑地笑了，“你们这帮人，骨子里还是反动。请完罪一个个转身走回来，不是屁股对着毛主席吗？”众牛恍然大悟，再次向宝像请罪，然后倒退着离开。
另一次，有个红卫兵小头目指着老赵，随口命他朗读《毛主席语录》第273页。老赵一声不吭。红卫兵火了，反革命分子气焰如此嚣张，居然藐视毛主席，抽出铜头皮带要打。老赵说，小将同志请息怒，您一定是故意考验我的。您看，《毛主席语录》一共才270页。
工资冻结，每个月只发70元生活费，还得给家里寄去50。每逢“牛”领生活费，小将们便想方设法前来“借”钱。老赵生怕活命钱被“借”走，把钱缝在内衣里或塞进鞋垫下。学校里有个小饭摊，他每天中午去吃三两米饭，一碗豆腐汤，合一角三分；偶尔叫一碗菜汤面，两角一分，“汤里加辣酱，味道真好。”
最令他痛苦的是，批斗结束，或是“运动”暂告一个段落，别的“牛鬼蛇神”可以回家，和亲人团聚。他还得住在“牛棚”里，独自咀嚼着屈辱和孤独的滋味。
他趁着运动的间歇期，偷偷溜回了苏州。几位小将一路追到苏州赵家老宅，勒令他“老实点”，“回上海交代问题”。
临行前，他剪下素玉的一角衣裳，藏在身边。想家的时候拿出来看看。摩挲着织物的质地，仿佛能触及体温。
革命的洪流同样席卷了苏州，红卫兵到处抄家破四旧。素玉带着两个儿子，紧锁了房门，“抄自己的家”。明代、清代的瓷器，之前没有上交国家的，忍痛都砸了，留着就是罪状；几百幅名家画作付之一炬；老赵的一件军便服绞成了碎片，又拼拼补补缝成一件“百衲衣”，给小囡穿；素玉所有的旗袍、高跟鞋，也都绞烂了。
翻出那件老赵送的丝绒旗袍，她对儿子说，你爸最喜欢这件，姆妈再穿一次给你们看阿好？
穿好了。儿子说，姆妈，真好看。
她实在舍不得剪，于是冒着巨大的风险，把它藏在壁橱的夹板里。等到文革结束，家里只剩下这一件旗袍了。
还有那些情意绵绵的信件，都烧了，生怕被翻出什么“反革命言论”或“资产阶级情趣”。烧一封，叹一口气。她对儿子说，我跟你爸两地分居那么久。这些信，我本想留着，等我们以后老的时候看的。
一共烧了548封信，只有一小部分后来写的留到了今天。老赵数了又数，274封。
六、
1984年的春节快结束了，老赵打算回学校。行李里夹着一份退休申请，还有素玉平时省下的四十个鸡蛋，让他给自己加点营养。
本来他一年前就到了退休年龄，校长找到他，说以后不开俄语课了，也不打算招俄语老师，“你好歹送完这届学生吧。”
他铁了心，这次无论如何要走。两地分居了32年，他想，终于可以团聚了。像电影里身经百战的老兵，憧憬着“打完这仗就回家”。
临走前一天，素玉一早起来说头疼，后来说好点了，还给孙女洗了尿布。白天素玉去居委会上班，下班回家后和儿媳一起做饭。晚上10点，她铺好了被子，突然一阵头晕。老赵扶她坐在床边，她把头靠在丈夫的肩上，好像睡着了，就再也没醒来。
送到医院，素玉已经停止了呼吸。突发性脑溢血。医生叹口气，送太平间吧。老赵蒙了。他不敢相信，素玉就这样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也没有掉一滴眼泪。世界在他面前无声地坍塌。老赵哽咽了，素玉，我们回家。
老赵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成年后，他一共哭过三次。第一次是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是49年江山易帜，第三次，不为民族也不为家国，为一个女人。
回到家，老赵把素玉抱到床上，盖上她亲手铺的被子。素玉像是睡着了，神色安详，手指还带着余温。可是，无论他怎样呼唤，怎样摇她的手，素玉也不会醒来了。
想起素玉曾说过，有个算命的瞎子说她有三十年的帮夫运。瞎子告诫她，运不可用尽，用尽了便是生离死别。当时素玉还是个姑娘，压根没往心里去。
后来，老赵经历了八次政治运动，每一次都是惊涛骇浪，每一次都涉险过关，仿佛冥冥之中有什么力量在护佑。那个年代，有多少人没有撑住，便永远地沉了下去。
三十二年，就这么如履薄冰地过来了。是尘缘尽了吗？
老赵老泪纵横。他情愿相信，瞎子说的是真的，这些年是素玉在保佑他。他是她的羁绊，她是他的菩萨。
送郎送在八里墩，八宝丝带送手中，丝带本是千条线，勒在腰里记在心。
送郎送得没踪影，看不见郎君一丁丁，前走三步头发晕，旋旋得跌了个坐骨蹲。
他对两个儿子说，这个床，你妈妈一个人睡了几十年，我要陪陪她。
我不忍心问老赵，如何熬过那些最初的漫漫长夜，我只知道，以后的好几年里，每晚入睡前，他都会呼唤三声妻子的名字，素玉，素玉，素玉。
素玉去世的第十天，他定定神，给妻子写信。许多没来得及说出的话，像迟到的雨水和泪水，一滴滴落在纸上。从1984年的2月20日，写到1986年11月14日，写了三年，总计一千封。
在第一千封信里，他写，我不打扰你了，但我会一直想你。
老赵至今保留了写日记的习惯。每一篇，在日期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数字。比如“2016年5月17日，11769”，代表离开素玉的第11769天。
七、
素玉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闭门不出。偶尔出去一趟，看见别的老头子老太太一起走路，心里难过得很，干脆不出去了。
儿子劝他再找一个伴。他笑，我这辈子都是一个人，习惯了。
儿时的颠沛流离，少年的军校生涯，青年的千山万水，六十七中学的宿舍和牛棚，最后，寄身于这间小小的蜗居。一辈子向往家的温暖，家却咫尺天涯。
老赵自嘲，命该如此。
有人请教他养生的秘诀。老赵笑了，我一不吃补品，二不打太极，每天一包烟，养什么生？
来人不死心，那总有些人生经验和感悟吧。
老赵想了想，要说感悟，大概就是“静”和“净”两个字。静则不扰，净则不惧。一个人，一杯茶，一支烟，听听广播，看看电视。有时想起过往的岁月，就写两笔。安安静静地活着，干干净净地把日子过完。
或许，经历了如此漫长跌宕的岁月，一个普通人遭遇的一切生离死别，都只是“小离别”。无数人被历史的车轮碾过，零落成泥，无声无息。早已过了宠辱不惊的年纪，千种滋味，万般劫难，仿佛都已远去。暗夜里，闭上眼睛，依旧是你的笑意。
“其实懊悔的事情有很多，当初为什么要来上海，为什么不坚持前一年就退休，她喜欢旅游，为什么不早一点带她出去走走。不能多想。命运面前，一个人的悲欢是很渺小的。但这是我的全部。”
我突然有点明白了，老赵为什么情愿独处。他的生命里有过一个人。这个人走了，他就是孤独的。无论走到哪里，人声喧哗人潮汹涌，他都是孤独的。
我在老赵家坐了很多个下午，喝了他很多茶，也吸了不少二手烟，听他讲长长的一生。前六十年的主题是分离，后来则主要关乎怀念。有时窗外下着雨，淅淅沥沥，有一种浮生若梦的感觉。现在的年轻人，再去听那些天荒地老的爱情，终究是隔了一层。就像从没离开香港的人，听“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只觉得那是多么遥远而不容辜负的深情。
老赵说，这辈子，算是喜欢过了。他那个时代的人，不习惯说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