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去世后，我奶奶一个人住在夏驾河边的老房子里。大前年她能一个人去菜场，拎回四两蓬蒿菜，焯水拌酱麻油吃；前年她拄着拐杖，拎一包云片糕，独自到河对岸蒋老太家做客，喊上左眼白内障的杨老太，三人五眼，加起来两百六十岁，打“跷脚”麻将；到了今年，碰上无风晴朗的好天气，她得先给自己打气，横下心，一步步挪到夏驾河边，找个石墩子坐下，晒一会太阳，再一步步挪回去。有几次我在家里找不到她，跑到河边一看，人好好的坐着。看见我来了，她指指对岸的厂房，喏，那是你爷爷的厂。

岸边有码头的旧址，她补充道，我跟你爷爷，就是在此地下的船。

在我的想象中，往事如黑白电影般展开。六十八年前，我二十七岁的爷爷和二十二岁的奶奶，在镇北的火车站下了车，换一条手划船到这里。当时是冬季，应该有阴冷的北风。我爷爷是无锡人，此前在惠山一家英国人开的铁工厂做工，他悟性高，又爱琢磨事，能用三把老虎钳组装一个引擎。一个多月前，昆山新诚碾米厂的大老板来无锡采购碾米车，邀请我爷爷去他厂里做工。老板当场摸出一两黄金作定金，并承诺给我爷爷盖一间新房子，外加每月100斤大米，让他安顿好家事就来。当时的江南，富户才吃得起大米。我爷爷动心了。

新诚碾米厂位于昆山县菉葭镇，吴淞江和夏驾河的交汇处。我爷爷下了船，去厂里一打听，老板已于一周前被镇压。

新诚老板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抓的，据说他有两房老婆，这充分暴露了其剥削阶级本性。在仓库的角落里，我爷爷找到了老板生前采购的新型碾米车，没人会开。

新房子和大米当然是没了影，我爷爷叹口气，打算带我奶奶返回无锡。厂里的工人劝他，老板不在了，厂子还在，你来都来了，干脆就在此地做工吧。

我爷爷在夏驾河边找了间旧房子，请个泥瓦匠修葺一下，买了张新床，跟我奶奶住下了。

这一年，人民政府以2000石大米的价格收购了新诚碾米厂，改组为中国粮食公司华东区菉葭浜碾米厂。公私合营后，更名为国营昆山县第二碾米厂，镇上人叫“国二厂”。

夏驾河是吴淞江的支流，一座建于康熙三十一年的通济桥横跨河上，对岸就是国二厂。米厂边上有一座元代留下的龙王庙。老人们津津乐道于一个传说：菉葭曾连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龙王七太子私自降雨，却因触犯天规被斩为七段。百姓感念七太子的恩德，在夏驾河边盖了一座龙王庙。每年农历八月十八举行庙会，据镇志记载，庙会日，仪仗队请出龙王、菩萨，搭棚，摆香案，请草台班子登台唱戏，摇快船，抛竹篙，舞“断龙”，要热闹好几天。“断龙”是菉葭特色的舞龙，由七截龙身组成，纪念那位倒霉的龙王七太子。周边人家少不得请亲戚朋友来看戏，吃“留戏饭”。

菉葭是鱼米之乡，镇上有一条叫鹤塘浜的小河。自唐代起，乡民临河而居，逐渐兴盛，饭馆、药店、小吃摊、酒家、茶馆、客栈鳞次栉比，人称“菉葭老街”。镇志记载，北宋末年，老街有小弄20多条、寺庙21座、跨河桥7座、茶馆6家、书场2家，所谓“楼台红树顶，烟火绿葭浜”，绿葭就是菉葭。我爷爷奶奶来菉葭时，老街上最有名的饭店叫曹家楼，最大的茶楼叫陆万德茶馆，还有一家名为“陈万兴”的老字号糕食茶果店，专营桂花糕、云片糕、芝麻饼、枣泥饼、糖枣等小食点心，尤其以糖枣闻名。“陈万兴”的糖枣以糯米制成，发酵后油炸拌糖，形似蜜枣，松脆可口，据说以前是做过贡品的。

我奶奶把新诚老板给的那一两黄金缝在我爷爷的棉衣里，哪晓得到了年底，我爷爷把棉衣送给了厂里的穷弟兄。等我奶奶发觉，再追去讨要时，人家矢口否认，“哪来什么黄金”。

昆山县内共有五座国营碾米厂，国二厂的规模最大，装配了四砻十五机，每年可加工4万吨稻谷。放眼全省，也仅次于南京的集合村碾米厂（八砻三十机）。每年的水稻收割季，一船船稻谷运到粮库，再经粮库调拨，送至国二厂的加工车间。稻谷经除杂、砻谷、筛选、碾白、再次筛选、冷却打包这几道工序，变成了大米。大米有各种级别，以粳米为例，100斤稻谷可以打出75斤“标二粳”，或者72斤“标一粳”。级别越高，产出率越低。最高等级的“特一粳”，100斤稻谷只能打出68斤。

五十年代末，国二厂有正式员工108人，号称“108将”。我爷爷是可以坐到天罡星前几把交椅的。他入了党，评上了劳动模范，胸前戴着大红花去县里领奖。他的工种是钳工，解放前叫“外国铜匠”的，实际是车铣刨一肩挑，什么车床都得开，什么机器都得修。工友说，哪台引擎不转了，我爷爷过去听一听，就知道故障出在哪里。他是厂里仅有的两位八级钳工之一，另一个是厂长。厂长一个月拿84块，我爷爷拿74块，而当时学徒工的工资是16块。即便如此，钱依然不够用，家里陆续添了五个子女，张口就是用钱。最窘迫的时候，我爷爷宁可找朋友借钱，也不愿行使一下车间主任的权力，为自己谋取一份补助金。我奶奶半是骄傲半是无奈地对我说，你爷爷是硬气惯了的人。

他曾参与一项厂里的技术革新——砻糠发电，燃烧米糠以产生电力，推动碾米机运转，能省下不少柴油。昆山县总工会奖励他，安排他跟我奶奶去太湖边的工人疗养院住了三天，这是他俩来菉葭后第一次返回无锡。过无锡城时，两人特意去了趟“王兴记”，分着吃了一笼蟹粉小笼，“味道没变”。

我奶奶珍藏着一张在疗养院的黑白照片，她梳着短发，坐在一块石头上，我爷爷穿一件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站在她身后，目光像眺望远方。背景是烟波浩渺的太湖。时间太久，照片漫漶不清，像隔着无声的风雪。

菉葭素来种单季晚稻，俗称“晚粳”，每年立秋前插秧，霜降前收割，生长周期约为150天。农谣里唱，“白露白迷离，秋分绣稻齐。寒露无青稻，霜降一起倒”，意思是，寒露后霜降前，是水稻的最佳收割时间。除了大田水稻，本地还有一些特有的水稻品种，农民叫“私家稻”的，比如“老来青”、“金南凤”。我奶奶说，“老来青”的产量低，亩产五百斤就撑破了天，但颗粒洁白，入口软糯，是水稻中的上品。刚打下的新米简单淘洗一下，架在柴火灶上，炉膛里塞进点燃的小把稻草结。火苗散开，锅底均匀受热，米粒随水沸腾，米汤渐渐变浓变稠。停火后焖一刻钟，再在锅底添上一二把豆萁、棉杆续火。熬成的粥稠糯润厚，清香四溢。尤其是漂浮的一层粥膏，微微泛着绿光，是大米的精华。谁家产妇奶水不够，便用这粥膏替代母乳，滋养婴儿。

“浮夸风”、“放卫星”的年代，每个生产队都声称自己的产量如何之高。通常的做法是，把几块地收来的稻子堆在一块地上，然后敲锣打鼓去公社大楼报喜。根据虚报上去的产量，粮食按比例拉走，小镇迎来了艰难岁月。我爸和弟弟妹妹们天天喊饿，我奶奶就从自己碗里扒出一口，再扒出一口。她自己饿得受不了的时候，学人家农民吃过青苔，连土一起，卷一卷送进肚子，有点像现在的寿司手卷。我奶奶说，菉葭算好的，附近有一个镇，上头批了救济粮，领导决定“压一压”，等农忙的时候再发。许多人就此没挨过去。

五十年代起，昆山县开始推广双季稻。到了六七十年代，“以粮为纲”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双季稻的种植规模达到了顶峰。在菉葭，百分之一百的农田都种植了双季稻。别的还好，最苦的是“战双抢”，即“抢种抢收”——抢收前季稻，抢种后季稻，时间在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时间紧，劳动强度大，又遇上高温酷暑，蚊虫蚂蝗，艰辛程度可想而知。稍有延误，立秋后天气转凉，后季稻会瘪谷，严重影响产量，甚至颗粒无收。为了赶进度，生产队长天不亮就吹起床号；日落后，田头挂一盏汽灯，继续夜战。一切都多快好省了，一切都大干快上了。当时有一句口号：“上午一片黄，中午一片黑，晚上一片绿”，意思是早上还是一片黄澄澄的稻田，中午已经收割、耕翻完毕，露出黑色的泥土，到了傍晚全部插上秧苗，远远望去，满眼的绿意。

农民划着船，把稻谷送进粮库，等待加工成大米。双季稻是籼米，生长期短，口感粗糙，我奶奶说，吃到嘴巴里一粒一粒的，没有大米的味道。后来推广“早籼晚粳”，后季稻改种一种叫“苏粳”的粳米，但由于光照、生长时间不足，还是能嚼出渣渣来。即便如此，吃饱肚子依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出厂的大米大多运到上海，再装箱出口，或换得外汇，或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从前，一斤“特一粳”能换四斤老挝籼米，或者两斤加拿大面粉，改种双季稻后，国际市场上就卖不出好价钱。

入冬前，农民收割完后季稻，再种植一季的大元麦或者油菜。一年三熟，人也无休，地也无休。土地严重透支，“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农民挖河泥，烧草木灰，想尽一切办法积肥。地里的活稍稍喘口气，农民就划着水泥船，去上海运回大粪和泔水。一般来说，五吨的水泥船配两个壮劳力，十吨的船配四个壮劳力，顺风张帆，逆风拉纤，日夜兼程，两天能赶到苏州河边的粪站，一趟来回要四五天。饿了烧稻草，煮一点籼米饭，就着咸菜、萝卜干吃，晚上和衣睡在稻草上。有人在棉袄下藏几个鸡蛋，瞅准机会上岸，跟上海人换粮票。换多少凭运气，有时三个鸡蛋能换一斤粮票，有时得十个鸡蛋，最倒霉是碰上便衣，鸡蛋当场没收不说，人还得跟着走一趟。

一直到分田到户，农民才能真正决定种什么不种什么，双季稻就此在苏南销声匿迹。许多水稻老品种，如“老来青”、“金南凤”，此时已经难觅踪迹。

鹤塘浜早已被填平，成了一条石板街，七座跨河桥也先后拆除。曹家楼和陆万德茶馆相继打烊，我奶奶钟爱的“陈万兴”关了门，陈家后人顶着高高的白帽子，被押着游街。一伙县城来的红卫兵扒了龙王庙，后来地皮并入国二厂，七十年代末盖了新厂房。说来也怪，里头的机床三天两头出故障。有人想到龙王庙那一出，说那条龙冤魂不散，出来作祟呢。我爷爷将信将疑，趁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带几个工人摆上贡品，上三炷香，偷偷祭奠了一把龙王七太子。从此机器再没坏过。

作为当时全镇最大的工厂，国二厂占地三万多平方米，正式职工两百多人，另有装卸队一百多人，年利润突破百万。除了主营的碾米业务，米厂还就地取材地生产一些副产品：砻糠用来发电，稻草可以做饲料，或压制成纸箱，附属的酒厂用碎米和白粞酿造高度数的“苏酿酒”。据说口感一般，也就本地人吃吃，关键是价格便宜。1987年底的全厂大会上，厂长宣布，明年职工的年收入将达到四位数。现场一片欢腾。

那是国二厂最风光的年代。我爷爷领到三套液化气钢瓶，一套给我爸，一套给了我嬢孃。每逢“五一”、“十一”、春节、中秋，工会发火腿，发鲜腿，发鸭蛋，发大白鹅，整条的青鱼吃不完，下油锅炸一炸，做成熏鱼，能吃一两个月。此外，元宵发汤圆，端午发粽子，厂里在太湖东山有个水果基地，杨梅和枇杷上市的季节，一箱箱运到车间。厂长请来苏州的园林规划师，设计了一座古色古香的二层小楼，当传达室用。落成之日，附近的居民纷纷来看热闹。老人私下嘀咕，这座传达室“长得跟龙王庙一模一样”。

本地产的稻米越来越少，一包包东北、苏北的稻谷被卸下火车，装上拖船，运到国二厂的码头，加工完再卖出去。那几年，厂里的工人几乎吃遍了全国的大米，他们争论着，海丰的武育粳和南充的翡翠米哪个入口更软糯，虎林的长粒香和海兰的珍珠米哪个更适合煮粥。十年内，菉葭镇水稻种植面积减少了七成，油菜种植面积减少了九成，与此同时，工业总产值翻了十几番。不仅是农田在消失，农民也在消失，农家子弟或求学，或打工，以各种方式逃离田地。种地能挣几个钱？几代农民的梦想，是做个街上人。

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工地，到处有新房子破土而出。相比之下，老街显得安静而破败。吃罢夜饭，老人搬一把竹椅，三三两两坐在门口，扯扯闲话，或是有关拆迁的传闻。

敲锣打鼓声中，我爷爷光荣退了休。

进入九十年代，粮食市场放开，乡镇企业兴起，各地的碾米厂蜂拥而上，国二厂落在了后面。我爷爷用了几十年的碾米车，换几个螺丝，抹上点机油，徒弟们接着用。曾经的“老大哥”连年亏损，优质稻谷收不进来，成品大米卖不出去。徒弟有时拎瓶酒来看我爷爷，苦着脸说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三杯过后，大骂领导“贪污腐败”。

下岗大潮汹涌而至。在亏损了好几年后，全厂两百多职工陆续下了岗，根据年龄和工龄，领取一万五到两万五的“买断费”，从此跟工厂再无瓜葛。从此自谋生路，自己交社保医保，交到60岁，每个月可以拿两千五的退休金。

有个工人蹲在厂外面哭，说这么大的厂，说倒就倒了。我爷爷劝他，有什么是不能倒的。厂子不在了，生活还得继续，不是吗。他仰头看看我爷爷，说你有退休金，你说得轻松，我上有老下有小，除了开碾米机什么都不会，每天一睁眼就要花钱，你叫我怎么继续。

严格来说，国二厂“还在”，只是停产，不算倒闭。厂里还剩下四个人——厂长、副厂长、会计，还有一个看大门的。昆山的五座国营碾米厂，现状大抵如此。

我奶奶记得，上世纪末的一天，她在灶头忙活，听人说要炸桥了，她跑去看热闹。要炸的是通济桥。多年来，不断有运粮的船只撞击石墩，使这座清代的石拱桥摇摇欲坠。整个拆桥过程花了整整一个月，潜水员分批沉入水底，拔掉打入淤泥的木桩，然后安放炸药。一声巨响后，这座历经三百余年的古桥不复存在。东边两百米处，新建了一座水泥大桥。

送我爷爷的那天，子女们没让我奶奶去火葬场，怕她撑不住。她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不哭也不闹，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折纸钱。她说老头子大手大脚，在那边没人管，要多烧点。院子里有一棵我爷爷亲手栽下的柿子树，年年秋天一树火红。我奶奶一生以我爷爷为骄傲，她心甘情愿地跟这个男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白手起家，生儿育女。他是她的太阳。我爷爷在世时，两人没吵过架，没红过脸，唯一的一次埋怨，是我爷爷弄丢了那一两黄金。五三年为抗美援朝捐款，我爷爷把我奶奶陪嫁的首饰都捐了出去，我奶奶“一句话没说”。后来我奶奶上街买菜，常有陌生人对她跷大拇指，你家老头子是这个。

那天从奶奶家出来，我突然起了念头，想去国二厂看看。

厂区静悄悄，野草在风中摇摆。阳光像一船稻谷，倾泻在荒芜的码头上。岸边有几个人在钓鱼。我走过一排青砖瓦房，那是国二厂的前身——新诚碾米厂于1913年建造的仓库。墙面斑驳，依稀可以辨认出“迎接……无产阶级……伟大胜利”几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