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摄影作品展不用看题目，任谁站在门口扫一眼就能提炼出主题：展墙上每幅一人高的照片里都有一具女人裸体，她们立在游泳池边、美术馆等地方，亮出胸前一道或几道刀痕。有些刀痕彻底替代了情理之中的丘陵，有些像风扫过沙地，留下破碎再愈合的肌理的痕迹，有些像刚把蛋糕上樱桃吞下去的嘴巴，紧紧闭合成一道锈红色缝隙，边缘不太自然地皱缩。只有最靠门一张照片里的女士是完整的，她的姿势模仿英国画家约翰·柯里尔的名画《戈黛娃夫人》，赤身骑在马上，长发披在肩头和背上，马是死马，没有血肉，由铁丝把马骨架组合起来。
底下小白牌子上黑字印出照片的名字：“戈黛娃夫人与玛拿西”。你们一定猜出来了，她是展览的中心，是女主角。
三年前某一天，天气晴朗得令人惊叹，她走进我的摄影工作室，是当天第一个顾客。助手事先敲门进来看我是否准备好——我住在工作室最靠里的小屋，“准备好”的意思是穿衣洗漱——我从他的挤眉弄眼里猜到她是那种得有超好运气才能见到的女人，不过等她进来，我还是吓了一跳。
摄影师们喜欢的人体跟别人不同，就像画家们钟意的缪斯普通人未见得认为美，比如鲁本斯爱画的姑娘粗腰肥腚，胸口像吊着两个壶铃，腰间肉棱层叠，雷诺阿的浴女的身体沉得要胀破画布……而我喜欢鲜明的面孔和身体，那需要相当清醒、协调、有自我意识的轮廓线。
我什么都拍过。南乔治亚岛企鹅交配、科罗拉多州白头鹫迁徙、巴勒斯坦教派冲突、俾格米人狩猎祭祀，我甚至给餐馆（那种等位区也设置意大利沙发和香槟的高档馆子）拍摄菜单。在这个行当里干到第十年，我的一幅照片得了大奖，标题是津巴布韦一位弥留的产妇与她怀中的死婴（拍下照片之后的次日，我在她俩的葬礼上跪地痛哭，弄丢了隐形眼镜），这笔奖金足够我回到城市里定居下来，开一间工作室。我决定下半辈子只拍人。
三年前，那位女士就带着世界上最美的轮廓，推门进来，站在我面前。我忽然张口结舌。她戴着宽檐帽，厚呢长裙、披肩、薄围巾，对初秋温度来说这一身厚得稍有点过分。但她的身体线条难以抵挡地跳出来，从威廉莫里斯蛇头贝母纹样的上衣里跳出来，跳进空气里，跳进我眼眶里。
她对我说了一句甜美的废话：您好，我是来拍照的。
我说，感谢您选择我。
这是我惯用的开场白，但我从未说得那么真心实意。接着我先抚了一把头顶不存在的乱发，又把沙发上的画册和杂志扫到一堆。她转动面孔四下打量，同时缓缓拆卸各种织物的束缚，挂在门后衣架上。助手推门进来送两杯咖啡，再次朝我挑一下眉毛。
她有着光滑的淡褐色皮肤，肉桂色头发在脑后挽起一个拳头大的发髻，长裙随着颀长下肢的动作荡起波纹。她走到墙边，打量墙上几十个木框里镶嵌的裸体照片。我问，是不是您的朋友向您推荐了我？她在这面墙上吗？
她背对着我摇头，说：不，没人推荐，是我自己找来的。顿一顿又说，您的作品很美妙。
我说，谢谢夸奖。当然，这是客套话，人们都会说客套话拖延点时间，对着呆会儿就要看到自己裸体的陌生人，毕竟会不自在。
她回过头，像个女巫一样说：这不是客套话，我相信您的顾客从您这里得到了毕生最美、最自我的瞬间。
我再次张口结舌。
她微微一笑。我的惊讶令她颇为得意，室内气氛开始松软下来。她的外套剥掉了，里面毛衫是琥珀色，搭配她的瞳仁颜色。
我说，请坐，我们先聊聊天好吗？
她望着我点点头，把窄长的珍珠灰围巾一点点往下拉，每一寸布料都依次缓缓擦过脖颈和锁骨处的皮肤，犹如蛇从夏娃身上滑下来的样子。如果她现在递给我一枚苹果，无论吃完会被赶出伊甸园还是倒地死去，我都会毫不犹豫，一口咬下。
最后围巾盘踞在她手掌里，她在距离最近的单人沙发里坐下，双腿伸直，脚腕压在一起。好了，您请说吧，您要问我的喜好吗，问我最爱的颜色和音乐，读过最多遍的小说？
聊天是为了速成一种亲密的类似友人的关系。我得让她们把我暂时当成“自己人”。语言像海水包围牡蛎，让她们的软体从躯壳里露出来。
人们在被拍摄那一刻，总会想要发生变化，变得不像自己。有些人想突显骄傲的部分：耳朵，手，特定角度的侧脸，细长的胫骨。更多人想藏匿，藏起不整齐的牙齿，收紧时挤压变粗的手臂，用头发遮掩车祸后做过手术的下颌骨。
对着相机镜头，有人像坐在首次见面的网友面前，有人像面对即将宣布面试结果的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
人们想要讨好镜头，讨好排在镜头后面、日后即将细细研究他们的无数眼睛，眼睛属于未来的金主、丈夫、公司领导、社交网站上的网友……他们掏心掏肺地笑着，这通常会让摄影师错觉被讨好的是自己——我知道有些同行就迷恋那种感觉。把眼睛放在镜头前面之后，你一定要爱上拍摄对象。镜头该是最怜惜她们的一对眼，才能发现最容易忽略的美感。观者看照片时会暂时钻进摄影师身体里、用你的眼睛看，他会跟着你爱。人们看战地记者镜头里燃烧的天空下哭号的孩子，会觉得惊惧。惊惧是另一种爱，没有爱，就没有惧。
我们聊了半个小时。平时我会先从畅销小说和流行歌手入手，谈到颁奖季最热的动画片、电影演员，再转到那位演员与面前人相似的地方，赞美她们的优点，再委婉探问她们对自己身体部位的观感。
但我的肉桂色头发的女巫，她跟世上任何一个女体都如此不同。毛衣柔顺地贴在她身体上，像另一层皮肤。她锁骨之下，胸口隆起柔美的线条，仿佛那儿不断有透明的风滑行下去。我时不时走神，双手在裤子上松开又攥紧，总想去摸一支笔，把她头颅、脖子肩膀和胸脯的线描一遍。
她流畅地说：
白色。
罗伯特·海因莱因，《星船伞兵》。您更喜欢阿瑟·克拉克吗？
一切跟芝士有关的食物，比如芝士啤酒，芝士火锅，芝士烤肋眼牛排。
酒？刚才不是说了吗？芝士酒。
勃拉姆斯，听得最多的是《四首最严肃的歌》。
希腊克里特岛，如果能选下葬的地方，我会葬在那儿。
非要选一处最喜欢的部位？胸脯。
不喜欢的部位，没有。
潜水，骑马，打篮球。我上大学时得过学院篮球赛的MVP。
“滴血的心”。是的，那是一种花的名字，罂粟科，有红色花，也有白色花，开花时是一整串垂在枝上那样。哦不，我并不紧张，如果需要，我甚至可以在人来人往的广场上脱掉衣服。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说话期间她把咖啡一口一口喝完，把杯子搁回托盘里，杯底跟盘里的圆形凹陷对准。我说，没有了。您对照片有没有什么具体想法或要求？
她在沙发里动一动，伸伸腰，浑身线条跟着摇晃、扑闪。我想不出要什么背景，其实我只需要一张全裸照片，做什么姿势您来建议吧。
我指着墙上一些照片请她选择，大部分是黑白片，以各种材质图案的布料做背景，巨幅世界地图、九大行星图，有一些人站在各种鸟类标本（是我的收藏）中央，一些女人坐在花丛里——几条街之外的公园有个培育鲜花的温室，管理员是我的老朋友，我可以带顾客到他的花丛里去拍照。
她对每种选择都皱皱眉。
我忽然想起地下室里有一件朋友做的装置艺术品，遂打内线电话给助手，告诉他去把“玛拿西”推到工作间。
她问，玛拿西是谁？
我说，玛拿西是一匹马的名字。
她歪一下头，眼睛一闪。
当然不是活马，是死马——马的骨架，我有个雕塑家朋友非常喜欢马，有几年他热爱收集马匹的尸体，那些在马术竞技和赛马场上严重摔伤、只能安乐死的马，他会赶快把马尸弄回来，经过处理，剥离皮肉只剩骨头，然后用铁丝、螺栓、工业胶等东西把骨架再组装成马，让它们继续做出吃草、奔驰等等姿态……
我一边讲一边带她上楼，最后推开工作间的门，里面正在回荡勃拉姆斯C大调第1号钢琴奏鸣曲。她向空中看一眼，就像能看见一条音符搏动的五线谱飘过去一样，转头朝我微笑致谢。
助手已经把玛拿西推到了灰色背景布前面，它扭转脖子回望，一只前蹄抬起，像是听到人脚步声，立即要逃走。
她绕着玛拿西慢慢走了一圈，叹一口气。它真美，真怕一骑上去它就要驮着我跑掉。
我说，不用怕，地下室里还有它的马驹，它不会跑的。
真的？！
不，假的，玛拿西是匹赛马，两岁就做了阉割手术，无论生死它都不会有家室。
我指一指角落里挂起的幕布。女士，您可以到那里更衣。
她进去之后，助手进来递给我一块红毡子，又离去。我搬梯子上去把红毡盖在马背上。勃拉姆斯埋没了脱衣服可能会发出的嘶嘶声。我抚摸马儿的骷髅头，想象衣料掉落时，像云层让位、露出太阳的情景。
更衣室的门打开，她从幕布后面走出来。
她裸体的样子跟穿衣服时不太相同，衣服是人为增加的伪装，其实她并不太瘦，不是社交网络上人们追逐的纤细体型，但皮下脂肪刚好保持在恰当含量。清瘦的女人具有植物之美，而微胖的女人所有的是建筑之美。她整个身体犹如一根大理石希腊科林斯柱，柱头上肉桂色长发披散下来，像茛苕植物卷须。那一对乳房耸起如宫殿，如墙上探出的露台。不过分鼓胀也绝无一分枯槁，上面斜坡一条线简洁险峻地绷直，下面是碗肚似的弧度，几乎没有乳晕，两颗覆盆子式的乳头，圆润得像随时要滚动下来。
我从未，从未，从未，从未，从未，从未，从未见过更美的乳房，和胴体。
她向我走过来，走动时双臂轻轻摇晃，脚掌无声触地，修长的肌肉在皮肤下波动，耻骨和腹股沟的区域出现一些迷人的凹陷，又随着步伐消失。
她对我无法自抑的凝视报以宽容一笑。假使奥赛美术馆里的雕塑会笑，大概就会是这样，我也微微一笑，达成了一种雕塑与观赏者的谅解。随后我向玛拿西摊平一只手掌，示意她可以上去了。
她登上短梯，一条腿跨过去，骑坐在红毡上，逐个欠起两边臀部，调整坐姿。我把相机留在三脚架上，也走过去踏上梯子，停在倒数第二阶上，用手撩起她的头发，再撒下去，让那些触须的细丝在肩头和后背上造出图案。
我竭力让动作保持配得上她的柔和，她头发里尽是塞壬的漩涡，响着无声的致命歌。她没有洒香水，伴随手指搅动，丰饶的发丛深处散发出头皮油脂和洗发水混合的气味，啊，那也许是古柯碱或是鸦片的香气？她的鼻翼薄而敏感，两个微小的拱形洞口支撑在一左一右。我近距离看她的双眼，一些精致的褶皱把眼珠围绕在中心，她也冷静地、毫无意图地回看我，我仿佛面对一个无尽的宝藏，那双眼睛则是宝库大门上镶嵌的钻石。
我收回目光，爬下梯子，走到墙边，把某一个方向落地窗的窗帘打开，让阳光进来，察看光照在她身上的浓淡，又再试着关上一两条帘子。阴影是撒进图形与线条之中的盐。阴影太多就变得苦涩沉重，太少又寡白无力，我的任务是调和它们的比例。
光靠近她，盘桓在离她几毫米的地方，形成一层轻柔的薄雾。光的热力让皮肤像糖汁融化了似的，蒙在脂肪肌肉表面。
她垂下头，一根脊柱成为划分画面最显著的曲线，脖颈几乎跟脊背弯成直角，左手耷拉在身侧，右手背在背后，手掌张开。有一刻我想，这是《戈黛娃夫人》中裸身骑马游街的伯爵夫人的姿势，但很快我明白不是戈黛娃，这姿势属于罗丹的《老妓女》欧米哀尔。
我走到镜头后面，让细节在镜头里放大。
她的头颅在胸口投下一片黑影，犹如死荫的幽谷，乳房下面和背上凸起一些肋骨的条状阴影。一切角色、感情都要有阴暗面才能变得立体。我的肉桂色头发的女巫，她生命的阴翳是什么？身体是一部私人史，她锁骨上有一道疤痕；后腰上椎骨尽处一个灰色渡渡鸟纹身；扁杏仁状的肚脐周围散布淡淡的短纹，像细碎涟漪围绕一个石子投入水中造出的洞，那是妊娠纹。
我问，您锁骨上的疤，是骑马还是打篮球留下的？
她笑一笑。都不是，我十三岁时被寄宿学校里的女生们抵制，她们把我推下宿舍楼梯，锁骨和脚踝摔断了。
我直起身子。后来呢？那些女孩得到惩罚了吗？
哦，那很难，你知道，她们辩称我是自己滑倒的。后来我就很难和同性们做朋友了。
我往侧面走了两步，在快门声音里，她问道：您办过个人作品展吗？
在柏林办过一次，反响一般。如果我再开展览，您愿意赏光？
会的，我会去看。我搜索过您，您那幅《弥留的产妇与她的死婴》非常了不起，是在津巴布韦拍的？
要谈论另一个（我曾经以摄影师身份爱过）的女人，我暂时抬起头，把相机拎在手里。是，在津巴布韦一个叫奎奎的地方，她叫桑蒂，二十五岁，造成死亡的那次分娩是第四胎。
孩子是男婴还是女婴？
女婴，只活了两分钟，她妈妈比她多活了一个多小时，桑蒂的遗言是“希娃”，那是她给女婴取的名字。
我低头看看手里的相机，拍摄桑蒂用的相机就是它，当时它在汗淋淋的两手里一直往下滑，像要急着逃跑、溜出病房。
她坐在马背上，从高高的面孔上俯视我。您用两条生命的死状换了名誉和奖金，会有负疚感吗？
这个问题真好，如果眼前有茶几，我一定会用力拍一下。女巫嘴边露出狡黠的笑。对不起，我冒犯到您了吧？
当然没有，我想告诉您，摄影师如果不能接受旁观者这个身份，就无法继续做这个工作。桑蒂和希娃死去那天我唯一愧疚的是，为了让室内光线更适宜，我在人们哭泣时绕到他们背后悄悄把窗帘拽开，桑蒂的大女儿回头用通红的眼睛瞪了我一眼。
她脸上出现一种幽深的表情。我举起相机把那种神情拍下来。
奥古斯特·罗丹最爱的头颅部分，是嘴唇与脸颊的连接处，我面前的女人就有相当美妙的嘴角，线条终止处有很微小的圆形凸起，令嘴唇线条收束得高贵聪颖。她的乳房在光和阴影里像枝头的沉静果实，曲起的大腿和小腿侧面隆起肌腱的长线。
拍摄完毕，我问她是否想跟玛拿西拍几个别的姿态，她说，不用，有这样一组就够了。
这时她已经从梯子上走下来，站在我面前，双臂伸到脑后，把长发抓成一束，又松开，双眼和紧闭的嘴唇有一种不可揣度的奇异神情，就像她正凝视一个深渊，又像她自己才是深渊。她说，不，您不用把照片寄给我了，待会儿我会把钱全部付清。但我想求您做一件事。
我说，请讲。
请您替我选一张照片，尽量印大——要隔一条街也能看清那种型号——挂在您工作室面对的玻璃外墙上，挂一天，只挂一天就行了，周一到周五，您可以随便挑一天，从早晨八点悬挂到晚上七点。晚上七点之后照片就归您了。您想把它烧掉、印成拼图、挂在床头，还是拿去用在作品展览上都可以。
您一定会问为什么……你喜欢我的身体吗？我看得出你喜欢，我知道你觉得它美。我明天要去做手术，明天这两只乳房就将变成手术室废物桶里血淋淋的肉块，明天我将扛着残缺不全的肉体继续生活。
你拍摄的作品很了不起，但我选择你，不是因为你的技术。
你的工作室斜对面，隔一条街，有家叫做“天鹅绒烟雾”的咖啡馆，每天早晨八点到八点半之间，会有一个男人路过它，进门，买一杯清咖啡带走，晚上六点半到七点之间，他下班回来也会路过咖啡馆，进门，买一块“黑天鹅绒蛋糕”带走当做夜宵。
只要您把我的照片挂出来，他路过时就会看到。
那个人，我毫无指望地爱了他九年，就像茨威格小说里那个女人爱她幼年时代的邻居作家一样，不过他不是作家，是个建筑设计师。
我也知道切除乳房之后多半不会死，只是我不再完整，不再美。我只希望他能目睹我的完整，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
哦不，他不认识我，所以这张照片里露出脸也没关系，他在路上跟我撞个满怀也不会认出我，在地铁上跟我隔一个吊环也不会认出我。他一无所知地做着一位杰出女律师的丈夫、两个小男孩的父亲。
他会拿着咖啡或蛋糕停下来，隔着一条街盯着看上一阵。他会默默鉴赏，在心中说“这女人真美”。
虽然那时完整的那个我只剩下一个幻影，但想到这影子能映在他视网膜上、打动他，哪怕只有几秒钟，哪怕他永不知情，我躺在手术台上时也可以平静无怨尤。
谢谢你，摄影师，再见。
她说上述那些话时平静如密林，如藻海，没有等待我的回答，像是知道我必定不会拒绝一样，说完就转身走开，走到幕布后穿好贴身衣服。我送她下楼，回到会客室。看着她把外套、宽檐帽、围巾一样样装配回去，就像一个黄昏降临、天色一层层暗下去的过程。其间我没再说一句话，没有安慰，没有“祝手术成功”，她也没再开口。
摩洛哥小说家塔哈尔·揭伦说：“感情是不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语言像满是窟窿的篮子，交替着把沙子从南方运往北方。”然而意义往往存在于徒劳中，在沙子从篮孔中咝咝泄出的景象里，只不过太多的人不信任它。
最后她向我严肃地点点头，像一匹秋天的牝鹿似的敏捷轻盈地走出去，消失在街角。
我知道人们都期待这样庸俗但让人松一口气的结尾：我冲下楼，追上她，陪她吃了当天的午饭，次日陪她前往手术室，陪她度过术后恢复期、化疗期，陪她做复健，练习双手抛篮球、扩胸，陪她把化疗里丢失的脂肪和体重长回来，陪她到希腊克里特岛去，在“天体沙滩”鼓励她再次穿比基尼下海游泳，最后买一枚戒指，藏在一块黑天鹅绒蛋糕里，跪地询问她是否允许我陪她度过余生……
而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比那短得多。她离开三天后照片冲洗出来了，翌日早晨七点四十分，我和助手把那卷照片布抬出来，一个搭头一个搭脚，像两个杀人犯处理用毯子包裹的尸体。我们把一个事先安装好的带滑轮的木轴降下来，将布幅固定上去，再摇动手柄，让它升起来，铺开全部内容。
八点钟，太阳已经升得很高，街上的人流越来越稠，这个早晨跟之前的无数早晨并无二致。我死死盯住街对面的咖啡馆，目光警惕，像个捉奸的妻子。人们耳朵里塞着耳机线走过来，手掌上缠着柯基犬的狗绳走过来，推开咖啡店玻璃门走进去，挽着朋友的手肘走进去，拿着外卖咖啡纸杯和面包离开，一边给手中食物拍照一边离开。
穿海军蓝风衣戴黑呢礼帽的中年人，胸前打着牛血色领带、挽起法兰绒外套衣袖露出两条花臂的矮个子，长发在脑后结一只发髻、柞蚕丝衬衫加僧侣鞋、目光肃穆如梵高的瘦长男人，络腮胡修剪得精致如画的英俊壮汉，穿麂皮夹克切尔西靴的清秀绅士……每位手执一杯外卖咖啡走出来的男士都像建筑设计师、女律师之夫、两子之父，都有一张足以令家人愉悦、让情人与妻子自豪的面容。她爱的会是中年人从容文雅的气质？容纳情欲潜滋暗长的络腮胡？她的渡渡鸟纹身是呼应那个两条花臂的家伙吗？
所有人，不止是那些男士，连同遛狗的老人、慢跑的少女在内，所有人都在他们的行程中为她暂停了一会儿——几秒钟或半分钟——凝神观看白骨红毡上的她。裸体骑马的戈黛娃或欧米哀尔。很多人掏出手机给照片拍照，然后带着微笑低下头按动手机屏幕，把图传到自己的社交页面上去。
目睹、摄取过她的美丽刺激之后，他们就转身离开了，从早到晚，三百四十九个中年男人买过咖啡和蛋糕，到底谁是她美丽胸膛下跳动的心脏爱着的人。我好像捧着一大堆拼图碎片的人，悲哀地拨来拨去，对不出一块完整面孔。
晚上七点整，我和助手把照片摘下来，卷好，抬到地下室，放在玛拿西身边。玛拿西脊背上还搭着她坐过的红毡。我用手抚摸胸口，仿佛那儿也被剜掉了什么东西。
我再没见过她——这又落入另一种窠臼了。童话里误入森林深处神秘宝藏的那些幸运的蠢蛋，一旦走出来就谁也找不到回去的路。只剩裤脚皱褶里一粒钻石，是趟过堆成山的宝石金块时遗留在那儿的，能作为那桩奇遇并非梦境的证物。《戈黛娃夫人与玛拿西》（这是我给照片取的名字）就是那粒钻石。
《圣经》里，“玛拿西”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使自己忘记”。我无法忘记她。但我甚至不知道她在手术后是否活了下来。
后来我花了几年时间，拍摄了五十七位因病切除乳房的女患者。我跟每位女士柔声说话，说服她们脱去衣服，让我记录她们的残缺。我告诉她们：艺术中唯一创造美的力量是特性。疤痕造就了更加有特性的、你们的身体——失去身体的一部分绝不意味着失去美，你看失掉两条手臂的维纳斯！
这是最雄辩的一个证据。几乎所有带着乳房残骸幸存下来的女人，无论如何为刀疤而羞涩自卑，最后只要祭出这句话，她们总会被说服，带着勇士的神情，在相机镜头前挺高胸膛。
我得说，我的隐秘目的不算崇高。天知道我每把那句话说一遍，眼中看到的都是我的女巫，我的肉桂色头发的女巫。
无望的等待犹如无期徒刑，也是残缺的一种。
后来我慢慢有了点名气，以残缺与完美为主题的摄影展在一个又一个城市办下去。每次我都会站在展厅门口等待，从早晨八点到晚上七点。
我等待她带着世上最美的线条走进来，结束我的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