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关系也许是人伦关系中最为期许最为焦虑最为骄傲也最为矛盾的一组关系。之所以如此复杂，乃是因为父亲一方面可以从儿子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另一方面又在儿子身上寄托了自己对未来的希望——儿子连着自己生命的两头，而自己则不过是这两者之间的“现实存在”，或者，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中间物”。因为在儿子身上寄托着自己对未来的希望，所以最为期许最为骄傲；又因为在儿子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所以也最为焦虑最为矛盾。鲁迅跟我们一般人一样，一方面，对自己唯一的儿子海婴有作为父亲对他的期许甚至骄傲，因而对他充满爱与赞赏，“儿子是自己的好”；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敏感的作家与深刻的思想家，他又对自己儿子的天生素质与成长环境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对他的未来也有冷静的观察与现实的考量——这或许就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儿子不一定就是自己的好”。我们不妨就此对鲁迅与海婴的关系做一些粗略的观察。 

一 

鲁迅开始是不想要这小孩的。之所以不想要并不是因为他不爱小孩，讨厌小孩；倒是相反，他是太爱小孩把小孩视为人间希望了。 

关于鲁迅对小孩的爱以及将孩子视为人间希望，例子很多。1917年周作人来北京，鲁迅就打算在北京买房子，把整个大家都接来北京团聚。他在北京看了好多房子，最后选了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选择这个院子除了因为它有三进，正好供兄弟三个居住外。一个根本原因是这个院子空地很大，便于孩子玩耍——虽然那时他还没有孩子，但已很自觉地为自己两个弟弟的孩子们考虑了。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记载：“还记起他曾经说的一件事，他在北京和周作人同住的时候，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我们从自传色彩极浓的小说《孤独者》的主人翁魏连殳对小孩的态度中，也不难看出鲁迅对小孩的爱：“门外一阵喧嚷和脚步声，四个男女孩子闯进来了。大的八九岁，小的四五岁，手脸和衣服都很脏，而且丑得可以。但是连殳的眼里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连忙站起，向客厅间壁的房里走，一面说道：‘大良，二良，都来！你们昨天要的口琴，我已经买来了。’孩子们便跟着一齐拥进去，立刻又各人吹着一个口琴一拥而出，一出客厅门，不知怎的便打将起来。有一个哭了。‘一人一个，都一样的。不要争呵！’他还跟在后面嘱咐。”在鲁迅的开山之作，号称“以一篇短的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者，是极其少见的”《狂人日记》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孩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这篇小说的结尾是短短两句话：“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从中，我们自不难看出作者对那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的希望，以及对他们在这样一个社会生活还能不能保持纯洁的担心。

正是因为担心自己如果不小心把孩子带到这样一个不仁不义的社会会对不起他，鲁迅对一个父亲该为自己孩子担负的责任有很清楚的认识。在1919年10月写就的《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他就明言：“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原因是“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因此，父亲的职责除了“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外，“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雏，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例如飞禽便教飞翔，鸷兽便教搏击。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这也是爱。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这是对于将来。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而在当时的中国，要做到这点，显然不可能——在《随想录二十五》中，鲁迅曾引用严复的话：“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很怕把他们碰死了，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很是害怕。”鲁迅佩服严复是十九世纪末中国感觉敏锐的人。鲁迅接下来说：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地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势娇声娇气地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地在社会上转，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他因此把男人分为“父男”和“嫖男”两类。“父男”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有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中国多的是孩子之父，缺少“人”之父。 

鲁迅有没有担心自己做了父亲却不能像自己倡导的那样把孩子放在阳光中自由地做人？应该还是有吧——因为要做到这一点，不光取决于自身的见解立场，还要看这个社会的性质。在1931年2月18日致李秉中的信中，鲁迅就感慨：“生丁此时此地，真如处荆棘中，中国人竟有贩人命以自肥者，尤可愤叹。”4月15日的信中又如是说：“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身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也许，这就是所谓“先驱者的悲哀”了：他们不是不知道在一个正常合理的社会中，该如何做父亲做长辈，然而当时就不存在这样一个正常合理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选择？恐怕就是不要孩子了。鲁迅就在给友人李秉中的信中表达过：“我不信人死而鬼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后顾无忧，反以为快。” 

其实这种“无后主义”在那一代先驱者中，是一种普遍心理。譬如，另一位先驱胡适也曾是这样的“无后主义”信奉者。胡适十七岁读中国公学时，于1908年10月5日在第二十九期的《竞业旬报》发表了一篇时评《论继承之不近人情》，该文论述的是，鉴于他儿时眼见三哥出继给珍伯父家的痛苦情景，认真地“从一个真问题上慢慢的想出的一些结论”。那么，他得出怎样的结论呢？“如今要荐一个极孝顺永远孝顺的儿子给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这个儿子是谁呢？便是社会。”“你看那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的名誉，万古流传，永不湮灭，全社会都崇拜他们，纪念他们，无论他们有子孙没有子孙，我们纪念着他们，总不少减。”“一个人能做许多有益于大众有功于大众的事业，便可以把全社会都成了他的孝子贤孙。”换言之，与其求绵延子孙而不朽，还不如贡献社会而不朽。1914年，留学美国的胡适著文《家庭的个人主义》，批判中国封建家族嗣续传统的六个流弊，公开提出“无后”和“遗产不传子孙”的主张，推崇英国大哲学家培根的“社会为妻为子”“无后者乃最能传后”的“无后”主张，又从《左传》（鲁襄公二十四年）的叔孙豹“立德、立功、立言”的对话中获得启发，确立了“三W的不朽主义”（“三W”即Worth、Work、Words）。1918年11月，因为母亲逝世，胡适于次年2月15日发表《不朽——我的宗教》一文，提出：“‘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会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故一切‘小我’的事业、人格、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个念头、一场功劳、一桩罪恶，也都永远不朽，这便是社会的不朽。” 

二 

然而，“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先说胡适，他不仅跟和自己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的江冬秀在1917年12月30日结婚，还在一年多后的1919年3月16日生下长子胡祖望，在这个儿子出生四个多月后，胡适无不解嘲地写了一首新诗《我的儿子》： 

是呀，人是感性的存在，不可能一直生活在理性之中，“无心结子”的观念敌不住“儿子要来”的现实——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而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开头是这么写的：“我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原因是母亲和父亲避孕失败。父亲和母亲商量要不要保留这个孩子，最后还是保留下来了。……由于我母亲是高龄产妇，生产的时候很困难，拖了很长时间生不下来。医生问我父亲是保留大人还是要孩子，父亲的答复是留大人。这个回答的结果是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而许广平在1939年回忆海婴出生时，又是这么说的：“1929年9月25日夜，鲁迅先生因为工作过度之后有些发热，但仍然照常工作。到睡的时候已经不算早，他刚睡熟不久，正是26日晨三时，那腹中的小生命不安静起来了，有规律地阵痛，预示了他的将要‘来到人间’，我忍耐着痛楚，咬住牙齿不使他惊醒，直到上午十时才告诉他，事情是再不能拖延下去了，冒着发热，他同我去办妥住医院的一切手续。护士通知他马上要生产了，预备好了小床，浴盆，热水；一次又一次，除了回家吃饭，他没有片刻离开我……9月27日大清早，经过了二十七八小时的阵痛，狼狈不堪的我，看到医生来了，觉得似乎有些严重……终于赤红的小身体出来了，呱呱的哭声向这人间报了到。之后，鲁迅先生带着欣慰的口吻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见《鲁迅与海婴》）！ 

但无论如何，孩子生下来后，鲁迅是很兴奋的——毕竟，不论前面有什么样的坎坷与苦难，孩子都是希望与寄托。所以，当周建人去看海婴时，鲁迅将孩子抱起来，让他看。其他朋友来看，鲁迅也是一样，将孩子抱起来，像展示自己的作品一样。有时候海婴睡着了，鲁迅也照旧抱出来给人看，孩子便醒了，大声哭闹一番。而在给母亲和友人的信中，鲁迅又兴致勃勃地写道：“平于九月廿六日午后三时腹痛，即入福民医院，至次日晨八时生一男孩。大约因年龄关系，而阵痛又不逐渐加强，故分娩颇慢。幸医生颇熟手，故母子均极安好。” 

“我们有了一个男孩，已一岁另四个月，他生后不满两个月之内，就被‘文学家’在报上骂了两三回，但他却不受影响，颇壮健。”因为关心与疼爱，在产后第四天的早晨，鲁迅跟许广平闲谈时，就有意问她有没有想给孩子起个名字。许广平还来不及回答，他就说出了自己心中酝酿已久的腹案：“想倒想起两个字，你看怎样？因为是在上海生的，是个婴儿，就叫他海婴。这名字读起来颇悦耳，字也通俗，但绝不会雷同。译成外国名字也简便，而且古时候的男人也有用婴字的。如果他大起来不高兴这个名字，自己随便改过也可以，横竖我也是自己再另起名字的，这个暂时用用也还好。”名字取得平常，但颇用心，也独具一格，他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海之子”，其中大概也不乏胡适所谓“将来你长大时，这是我所期望于你：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的期许吧。 

正是因为有了对儿子的期许与希望，做了父亲的鲁迅忽然多了很多对家庭生活的热情，也不大看书写文章了。专心钻研做父亲这件事情。善于读书的他当然主要还是靠购买阅读那些如何抚养孩子的书来养儿，难免犯本本主义的错误。比如哺乳，因为许广平乳水不足，原先医生建议雇一位奶妈，并劝告说在医院找奶妈检查身体更方便。但鲁迅不放心奶妈，要自己来喂牛奶。夫妇俩按照听来的和在育儿书上看到的知识，每两小时一次，每次花费五分钟来给海婴喂奶，谁知行不通。过了两个多月，孩子的体重只有两三个星期的婴儿大。后来在医生指导下，采用了母乳加牛乳加米汤，间隔定时喂养，孩子才慢慢胖起来。又比如给孩子洗澡，在住院期间，是由护士洗的。回家后，夫妇俩亲自动手，且特别小心，先把水烧开再凉成温水后洗。10月的上海秋风渐起，洗澡水很快就凉了，海婴冷得小脸发青、身体发抖，随后就感冒发烧。此后几十天，他俩也不敢为孩子洗澡，虽然每隔一小时观察小海婴的尿布，但屁股还是脱皮了，只得再请护士帮忙洗，一直持续到孩子七个多月大。 

海婴三岁前，身体不是很好，鲁迅夫妇经常定期带孩子去医院检查、打防疫针。海婴三岁后还多次去医院洗肠，四岁后，服用开胃的药丸和纯鱼肝油。医生提出孩子要经常晒太阳，这样皮肤可以结实，冬天不至于受寒感冒。鲁迅夫妇认真照办，每日上午让海婴裸晒太阳一小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日光浴。上海的夏天闷热，那个年代没有空调，人们往往会生痱子，唯独海婴痱子很少。鲁迅请保姆带孩子，是以对孩子好不好为主要标准。1934年，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谈到，带孩子的女工“人虽固执，但从不虐待小孩，所以我们是不去回复他的”。据周海婴晚年回忆，他叫许妈的这位女工是江苏南通人，健壮、勤劳、善良。有一时期海婴犯哮喘病，不能平卧，许妈就把他扶抱在胸前坐着，直到天亮。1935年春季的一天，许妈准备去求神拜佛、访友探亲，便找了一个替工。那天，她们俩都在家，却误以为对方会管孩子的，结果两人都不管，任凭海婴奔进厨房去玩耍，不慎被开水烫伤了脚。鲁迅见状颇镇定，立刻从楼梯边的柜子里取出外伤药水，用纱布替海婴包扎，并不怎么责怪保姆，反而觉得对于孩子来说，痛的经验是应该有一点的。鲁迅认为，海婴幼时身体欠佳也许与住所的朝向有关。他们夫妇到上海后，开始住在横浜路景云里，1930年迁至北四川路的北川公寓。公寓朝北，按照鲁迅的说法，空气虽不太坏，但阳光照不进屋，很不好，孩子的病特别多，令人发愁，决心要搬个朝南的房子。经过五个月左右的寻找、奔波，1933年4月迁居至施高塔路（今山阴路）近北四川路的大陆新村。新寓光线和空气较旧居为佳，鲁迅高兴地说：“于孩子似殊有益。”到新居后，鲁迅充分利用新环境，尽量让海婴“常在明堂里游戏，或到田野里去”。明堂就是大陆新村寓所进门后用矮墙围起来的露天小院子，那是海婴玩耍的好天地。那时的山阴路，走不了多远就是农村。因此，每天除了上午按照父母的要求“裸体晒太阳”一小时外，其余的时间，海婴都是自由玩耍，即使是夏天遍体流汗，依然嬉戏不停。鲁迅夫妇还常常陪着海婴玩，有时领他到公园去，有时带着他散步，甚至还有一次，在夜间携海婴坐摩托车去江湾兜一转。当时摩托车是很稀罕的交通工具，江湾也还是典型的郊野，这应该是颇为时髦的玩法了。过不久，海婴的身体也确实好得多了。 

这种爱不仅表现在对海婴成长的关怀上，更体现在鲁迅对海婴一言一行的观察理解与满怀兴致的记载上。在鲁迅笔下，海婴是个“真难办”的家伙。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每天很忙，专门吵闹，以及管闲事”。（1934年9月16日致母亲）鲁迅不胜其“烦”，却又无可奈何：“要吃东西，要买玩具，闹个不休。客来他要陪（其实是来吃东西的），小事也要管，怎么还会胖呢。他只怕男一个人，不过在楼下闹，也仍使男不能安心看书，真是没有法子想。”（1934年8月21日致母亲）“搬家以后，海婴很健康，但更顽皮，在家时常有暴动之虑，真难办。”（1934年2月12日致增田涉）上幼稚（儿）园后好些，可一放假又家无宁日了：“海婴是够活泼的了，他在家里每天总要闯一两场祸，阴历年底，幼稚园要放两礼拜假，家里的人都在发愁。……他只怕男一个人，但又说，男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1936年1月8日致母亲）遇到海婴以不肯吃饭消极抵抗的时候：“这时我也往往只好对他说几句好话，以息事宁人。我对别人就从来没有这样屈服过。如果我对父母能够这样，那就是一个孝子，可上‘二十五孝’的了。”（1935年3月19日致萧军）于是，只好这样希望：“孩子也好，但他大了起来，越加捣乱，出去，就惹祸，我已经受了三家邻居的警告……但在家里，却又闹得我静不下来，我希望他快过二十岁，同爱人一起跑掉，那就好了。”（1935年6月7日致萧军） 

三 

因为对孩子的期许与厚望，鲁迅对孩子的每一处有趣与每一点进步，都念念不忘形诸笔墨——或许，鲁迅是现代作家中为自己儿子留下最多“传神写照”文字的作家。譬如他说：“海婴这家伙反而非常顽皮，两三日前竟发表了颇为反动的宣言，说：‘这种爸爸，什么爸爸！’真难办。”（1934年8月7日致增田涉）后来又补充：“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1934年12月20日致萧军、萧红）鲁迅还因此幽默道：“过了一年，孩子大了一岁，但我也大了一岁，这么下去，恐怕我就要打不过他，革命也就要临头了。这真是叫作怎么好。”（1935年1月4日致萧军、萧红）但小家伙已经学会欺负妈妈了：“男孩子大都是欺负妈妈的，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非但不听妈妈的话，还常常反抗。及至我也跟着一道说他，他反倒觉得奇怪：‘为什么爸爸这样支持妈妈呢？’”（1934年7月23日致山本初枝） 

小家伙对父母还有这样的不满：“……还发牢骚，说没有弟弟，太寂寞了，是个颇伟大的不平家。”（1934年7月30日致山本初枝）“他同玛利很要好，因为他一向是喜欢客人，爱热闹的，平常也时时口出怨言，说没有兄弟姊妹，只生他一个，冷静得很。”（1936年9月22日致母亲） 

除了对海婴这些有趣的想法说法津津乐道外，鲁迅对孩子在学习上的每一点进步都满怀欣喜：“惟每晚必须听故事，讲狗熊如何生活，萝卜如何长大等等，颇为费去不少工夫耳。”（1933年11月12日致母亲）“海婴仍不读书，专在家里捣乱，拆破玩具，但比去年懂事得多，且较为听话了。”（1933年12月19日致母亲）“他现仍在幼稚园，认识几个字，说‘婴’字下面有‘女’字，要换过了。”（1935年10月29日致萧军）“他什么事情都想模仿我，用我来做比，只有衣服不肯学我的随便，爱漂亮，要穿洋服了。”（1935年11月15日致母亲）知道钱的用处了，这是上幼稚园的收获。“海婴的顽皮颇有进步，最近看了电影，就想上非洲去，旅费已经积蓄了两角来钱。”（1935年2月17日致增田涉）“孩子从上月送进幼稚园，已学到铜板是可以买零食的知识了。”（1935年10月25日致增田涉）“他学到的宝贵知识是铜板有多么重要。因为看到同学在买各种东西吃的缘故。”（1935年12月3日致山本初枝）而海婴如果在幼儿园的学习有所进步，鲁迅也会为之欣然。他在1936年1月18日的日记里就这么郑重记载：“上午海婴以第一名毕幼稚园第一期。”三天后，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他考了一个第一，好像小孩子也要摆阔，竟说来说去，附上一笺，上边是他自己写的……他大约已认识了二百字，曾对男说，你如果字写不出来了，只要问我就是。”在1936年7月6日给母亲的信中说：“海婴已以第一名在幼稚园毕业，其实亦不过‘山中无好汉猢狲称霸王’而已。”虽然是自谦，但是也看得出他内心的喜悦。 

有时，鲁迅还能从孩子的表现看出某些宏大主题来。譬如，他说：“海婴是好的，但捣乱得可以，现在是专门在打仗，可见世界是一时不会平和的。”（1935年2月9日致萧军、萧红）真是暴行累累！这怎么行呢？父亲要引导啊教育啊，结果适得其反：“但我这里的海婴男士，却是个不学习的懒汉，不肯读书，总爱模仿士兵。我以为让他看看残酷的战争影片，可以吓他一下，多少会安静下来，不料上星期带他看了以后，闹得更起劲了。真使我哑口无言，希特拉（即希特勒）有这么多党徒，盖亦不足怪矣。”（1935年2月6日致增田涉） 

海婴五六岁开始，爱看电影了，夫妇俩经常带他去看电影。在鲁迅的日记中，记载最早的一次是1935年4月2日，“携海婴往上海大戏院观《金银岛》”；最后一次是1936年10月6日（先生逝世前十三天），“携海婴往南京大戏院观《未来世界》”，其间观看了米老鼠儿童影片、米老鼠影片等十余部。据许广平回忆，鲁迅看儿童片也很高兴，说他“是随时都保存着天真的童心的”。1933年秋天，海婴被送去幼稚园，但去了三四天，说老师不好不肯去，鲁迅认同海婴的说法，不勉强他去。因为找不到令人满意的幼稚园，直到1935年8月才再次送去。鲁迅对独生子女进幼稚园的心得是：“其实各种举动，皆环境之故，我的小孩，一向关在家里，态度颇特别，而口吻颇像成人，今年送入幼稚园，则什么都和普通孩子一样了。”在家里，夫妇俩教海婴识字的同时，更注重他的自主阅读。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参加编辑了《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各几十册，买来给海婴。许广平让海婴读较浅的《儿童文库》，海婴反复读后向母亲索取较深的《少年文库》，母亲则坚持要等他长大些再读。争论声被鲁迅听到了，先生便请夫人收回成命，把《少年文库》也放进海婴的专用柜里，任凭他选阅。

难得的是，鲁迅对小孩有一般成人难以拥有的尊重与理解。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就给我们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从福建菜馆叫的菜，有一碗鱼做的丸子。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许先生不信，别的人也都不信。因为那丸子有的新鲜，有的不新鲜，别人吃到嘴里的恰好都是没有改味的。许先生又给海婴一个，海婴一吃，又是不好的，他又嚷嚷着。别人都不注意，鲁迅先生把海婴碟里的拿来尝尝。果然是不新鲜的。鲁迅先生说：“‘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这让人不禁想到鲁迅在1934年海婴四岁八个月时写的一篇童书评论《看图识字》中的一些话：“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不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对小孩个性人品的尊重，或许也是一个作家伟大与否的标志罢。 

鲁迅这些对孩子的期许赞赏与理解放纵，在“父为子纲”的传统社会人们眼里看来，简直就是对孩子不折不扣的“溺爱”了。为此，鲁迅在1931年写了一首《答客诮》来回答这一指责：“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里有对儿子的期许，也有对自己教育方法的自信。1932年，他还写了这么一首题为《自嘲》的七律：“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更是将自己“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爱子行为与“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斗业绩相提并论，凸显出鲁迅对自己儿子的爱与期许。 

四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对海婴充满爱、充满期许与厚望的同时，鲁迅有别于一般望子成龙的家长的地方在于：他同时也看到，海婴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世界，而是一个“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的世界，是一个“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世界，小孩生活在这样的世界，求生尚属艰难，何况成龙成凤？所以，对自己的爱子，鲁迅既有跟一般家长一样的期许厚望，也有作为思想家的现实考量。这点，集中体现在他的遗嘱当中。

1936年初，鲁迅肺病复发，5月中旬，一度濒危。鲁迅请在上海开医院的日本须藤医师为他诊治，每天注射荷尔蒙，病情稍有缓解。5月31日，史沫特莱请美国的邓恩医生来给鲁迅做检查。邓恩检查完后说，如果是欧洲人，则在五年之前就已经死掉了。在1935年底，史沫特莱和茅盾商量，想请鲁迅到苏联去疗养，但鲁迅拒绝了。1936年9月，鲁迅写了一篇《死》的杂文，其中留了一份遗嘱： 

这其中的第五条“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可以看出鲁迅对海婴未来的现实考量。 

据鲁迅好友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确实曾希望海婴能继承自己衣钵成为文史方面的学者，可一则因为上面提到的社会环境的缘故，再则海婴在这方面似乎也乏天分——前面提到过，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海婴写到他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而且，他出生时不仅鲁迅年纪偏大，母亲也是高龄产妇，生产的时候很困难，拖了很长时间生不下来。以至医生问鲁迅是保留大人还是孩子。海婴还接着说，“由于属于难产，医生是用大夹子产钳把我夹出来的，当时也许很疼，但是没有一个孩子会记得自己出生的经历。据说当时我的头被夹扁了。有人说难产的孩子脑子笨，不知道这对我今后的智力有没有影响？至少在我小时候，背诵古文很困难，念了很多遍，还是一团糨糊，丢三忘四。而我父亲幼年时，别的孩子还在苦苦地背书，他已经出去玩了。”而作为资深作家和学者，鲁迅知道一个真正有成就的作家或美术家除了自身努力与社会环境外，天分（也就是鲁迅文中所谓“才能”）是很重要的，没有才能而靠其他歪门邪道硬要去做就只能成为“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什么是“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发表在1933年8月26日《申报·自由谈》上的《各种捐班》一文中的“捐班学士文人”和“捐班文学家”“捐班艺术家”就是——“到得民国，官总算说是没有了捐班，然而捐班之途，实际上倒是开展了起来，连‘学士文人’也可以由此弄得到顶戴。开宗明义第一章，自然是要有钱。只要有钱，就什么都容易办了。譬如，要捐学者罢，那就收买一批古董，结识几个清客，并且雇几个工人，拓出古董上面的花纹和文字，用玻璃板印成一部书，名之曰‘什么集古录’或‘什么考古录’。李富孙做过一部《金石学录》，是专载研究金石的人们的，然而这倒成了‘作俑’，使清客们可以一续再续，并且推而广之，连收藏古董，贩卖古董的少爷和商人，也都一榻括子的收进去了，这就叫作‘金石家’。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但是，古董的花纹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应该代以电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为这才是新时代的美术。‘爱美’的人物在中国还多得很，而‘文学家’或‘艺术家’也就这样的起来了。” 

值得鲁迅欣慰的是，他的这条遗嘱得到了完全的执行，鲁迅唯一的儿子海婴的确没有依仗父亲在文坛的地位和影响而顺理成章地成为空头的“文学家或美术家”。海婴在《我学无线电》一文中写道：“1945年，51我又因气喘病发辍学，这时虽然抗战已达七年多，胜利曙光就在眼前，但孤岛的生活环境也愈加紧迫。这一年我已十六岁，马上要迈入成年的门槛了。母亲便和我商议：虽然我不能正常上学读书，但老是在家里闲着无所事事，也不是办法，不如趁机去学习些什么为好。上海的短期学校有好几类，还是寻个夜校去读，比如簿记、会计之类，这样好歹也能有个一技之长，将来可以找个吃饭的去处。但我去试听后觉得与我的兴趣大不相合。还有一种是无线电技校，分电讯班和工程班，有三极无线电学校、中华无线电工专、南洋无线电工专等等，晚上也可上课，并不影响我白天复习中学的课程。这倒是我的爱好所在。至于学费的筹措，我曾在两年前利用压岁钱等私蓄买了架照相机，可以把它卖掉。母亲想想也同意了……”看到没有，海婴和他母亲一心想的是“还是寻个夜校去读，比如簿记、会计之类，这样好歹也能有个一技之长，将来可以找个吃饭的去处”——在这人生选择的关键时刻，他们母子俩根本没有想到利用鲁迅在文坛上的巨大影响来为自己谋利益；而且，所有的人生设计都只顾及自己的兴趣、学业和理想，只字未提文学美术。为什么？就是因为鲁迅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在他们心目中是又分量的，是值得屦及剑及地实行的。也因此，海婴后来成为了一个踏实本分的无线电专家，而没有靠父亲的福荫做什么文学家。 

海婴生前在接受某报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曾说过一段话：“‘不做空头文学家’，我想父亲的这句话至今还有其社会意义。现在这个‘家’、那个‘家’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到底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所以我建议大家，特别是年轻人，不要急着成‘家’，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心里面最踏实。”反观一下我们今天的社会，不是出现了诸如一些作家、主编之类的人物，在他们子女成为“天才作家”“文坛新秀”的同时，自己却在文坛上消失再无作品问世的奇怪现象么？这其中，是不是有这些所谓“天才”“新秀”的父母们在背后推波助澜、拔苗助长乃至代子操刀？这样炮制出来的“天才”与“新秀”较之鲁迅所谓“捐班作家”恐怕都不如，又如何逃得脱“空头”二字呢？ 

鲁迅毕竟伟大，海婴也无愧于这种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