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属牛，比我大二十三岁，1988年深秋，她去世时，我四岁，换句话说，她在人间的年龄定格在二十七上。
母亲是在湖北省一个不知名的山坡上告别这个世界的。当时她正跟随丈夫在那边打工挣钱，心心念念要尽快盖起楼房——这些都是后来亲属中的长辈一厢情愿告诉我的，我从未主动打听过。
那年我还没进学堂，玩耍是生活的常态。在那之前，没有任何标志性的事件，使我对人生的最初阶段留下深刻的印象。用力往记忆底层探寻，依稀看见夕阳下一个剃着平头的小男孩，一身皱巴巴的棉布衬衣，领子翻得如同春卷一般，站在自家门前河畔蓊郁的银杏树下，好奇地张望着什么——这一场景多半是自恋的臆想。
对于母亲的死讯，我已有一些风闻，但似乎浑不在意，依旧那么好奇地张望着，跟看母鸡下蛋心情类似。对一个四岁的小男孩，你不能要求太高。除了好奇，他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权力。周围的事情，都像发生在金鱼缸里，与己无关，隔着玻璃瞪大眼睛看着就是了。
鱼缸发生了骚动，水被无形的手搅浑了，深绿色的水藻剧烈摇曳起来。但小男孩是平静的，只有瞳孔中映照出水藻晃动的影子。
外婆来到我家，不由分说抱起我，要带我去湖北，去看一看母亲最后的遗容，以免终身遗憾。我在外婆的臂弯里拼命挣扎，掐她的手背，用头撞她的鼻梁。一切顽抗都不奏效时，我想到了大哭。
我哭闹着向奶奶求救。相比外婆，我与奶奶要亲得多。奶奶一把夺下我，赌气似的对大家说：“你们哪个去都可以，就是不许带伢儿，不要把伢儿吓着了。他这么点东西，还是个畜生，懂什么？”
她这句话把我吓着了。我意识到死亡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但我很快又忘记了它，毕竟没有亲见。我搂着奶奶满是褶皱的脖子，冲着外婆破涕为笑，俨然得胜者的挑衅。
最后，外婆和参过军的四爷爷一同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他们离开的几天，奶奶和继爷爷再也不放我出去野了。他们轮流抱我，欠我什么似的那种抱。奶奶用哀悯的眼神端详我的脸庞，不时抬手抹眼泪。继爷爷既不往麻将桌上蹭，也不准备钓竿和红蚯蚓出门钓鱼，跟奶奶一道守着屋，相对沉默叹息。灶膛似乎也一直冷着。家里没有半点烟火气。
这些变化切切实实影响到了我的生活。我失去了玩耍的自由。这让我记起往日我一直都是在玩耍的，于是在心底一遍遍地复习玩耍的动作，牵记那些经常玩耍的地方，无限伤感。我感到肚子很饿，从未经受过的那种饥饿。那是我第一次为粮食问题忧心忡忡。
我清晰地记得那晚的灯光。灯泡是一只发出浓稠的暗黄色光芒的葫芦，被一根细长的绳子吊住了。绳子的另一头系在堂屋与厨房搭界的屋梁上。那是一根粗黑而开裂的、结满蛛网的圆木。
奶奶穿着紧身儿，蜷坐在矮凳上。继爷爷把我抱得高高的——简直是扛在肩膀上，来回踱着慢步，手掌有节奏地拍打着我的屁股，拍得我昏昏欲睡。我将下巴架在他的头顶，以此为支点，随着与灯泡之间坐标的变化，匀速转动视角，一直死死地盯着它。继爷爷踱过灯泡下面的时候，我用指肚子碰了它一下，对烫的敏锐触觉使我立即缩了手。
我经验着前所未有的无聊。这种无聊令人衰弱。玩耍被禁止了几天后，我已经逐渐丧失了生机。我感觉自己像片深秋的树叶，恹恹地卷缩起来了，但我并没有想到死亡这个概念。
那晚我们是在等待从湖北归来的人（和鬼）。白天收到的电报，告知当晚到家。虽然我十分畏惧外婆，但还是希望他们早点到达。没有小孩不喜欢富于变化的生活。我告诫自己千万别睡着，要亲眼看着生活起变化。
屋子的上半截黑黢黢的，灯泡以下的空间才略呈暗黄。如此晦暗的颜色，像催眠的巫师一样，将我诱进了梦乡。
我是被哭泣声吵醒的。继爷爷仍然高高抱举着我，背靠灶台斜立着。哭泣声是奶奶与一个一身黑衣的男人发出来的。
奶奶坐在灶膛前光滑的木墩子上，不时拾起围裙揩拭业已浮肿的眼圈。她的嘴巴微微张开着，七零八落的牙齿间，口水连成了一张幽暗的彩色薄膜。
黑衣男人是我的父亲，但我没有立刻认出他来。一个陌生男人深更半夜跑到我家来哭，真是咄咄怪事。好奇心使我听见体内的生命之水重新潺湲起来，喉咙口也仿佛飘逸出生命的音符。我又生机勃勃了。
父亲坐在奶奶先前坐的矮凳上，垂着脑袋，双手捂住脸庞，嘤嘤啜泣着。他的声音那么轻，使我疑心是他衣袖里的虫子在叫。我不免感到遗憾：刚才还是一不小心睡着了，他们哭泣的高潮部分已趁我睡着时偷偷结束了，现在只剩了拖拖拉拉的收尾，没完没了，叫人厌烦。
我挣脱继爷爷的臂弯下到地上，轻手轻脚蹩到父亲近旁，狐疑地打量着这个垂头丧气的男人。我想弄明白，他双手背后的脸上是不是偷偷挂着笑，还有他的衣袖里到底有没有藏着虫子。
我估摸自己离父亲的距离，可以随时逃脱他的袭击，但事实表明，我是自作聪明了。我还没来得及抗拒，就已被他搂在怀里了。他将那张布满胡茬子的脸贴到我的脸上。啜泣使他的脸不停地磨蹭我的脸，蹭得我又痒又疼。他的泪水也涂得我满脸都是。我惊恐万分，像只临敌的小鹿。我双手紧紧攥住他的头发，使劲把他的脑袋往后扳，但横竖是徒劳。
父亲继续哭了一会儿，终于收住声音。他苦着脸，逼视着我的眼睛说：“你没有妈妈了。”父亲说这话时，其中一个鼻孔里探出一条鼻涕，随着他吐字的节奏伸伸缩缩，像条胆怯的小蛇。一个大人居然拖着鼻涕，我直想笑，但他严肃的表情让我不敢把笑意浮上脸皮。我怯生生地回望着他。他把那句话重复了好几遍。我猜他是要我回答，得到回答之后，就可能会松开我，于是我郑重其事地说：“哦，我知道了。”两肋间的手果然撤去了。我连忙跳到一边。
第二天他们就不拘束我了。我早早地出去游荡了一圈，直到晌午时分，才慢腾腾地踅回到家门口，只见夹路满满地坐着两溜人，其中有些我是认得的，例如几个姑妈和姑父。令我振奋的是，没有瞅见凶巴巴的外婆。我走到最亲的姑妈面前，问她在干什么。她回答说叠纸钱。我并不明白她所谓何事，但我不懂装懂地点了点头，踱开了，径自往屋里走去，表情庄重，像检阅仪仗队的国家元首。
堂屋内，靠西墙摆着一张没上漆的旧条桌，桌腿已松了榫，像个顽强的肢残者似的，偏着身子立着。桌子后面的墙上，端正地竖贴着一张长条形的白纸，上面写着我一个也不认识的汉字，根据长大后的经验推断，居中一行应该是：“先妣胡门史氏××之灵位”，左右为生卒年月。桌面上搁着一块黄表纸包着的青砖，砖头上架着一双筷子，筷子当头糊了一截黄表纸。
最引我注意的是旁边的一只红匣子。它与隔壁四老太家的针式唱片机模样相差无几。我是经常跑到四老太家去听唱片的，当时我最喜欢的曲目是扬剧《王谯楼磨豆腐》。我对唱片机的使用方法是非常熟悉的，但我在那只红匣子上鼓捣了半天，也没能弄出声音来，于是跑到父亲身边，指着那只红匣子，问他怎么开法。父亲脸色很难看，冷冷地反问我要开它做什么。我不敢再同他说话，一闪身，回到那只红匣子跟前继续研究。
后来我终于失去了打开它的信心，发现它下面垫了一层红布，突然有点恼火，小声啐道：“什么玩意儿，还这么宝贝！”虽然我已对它生了敌意，但兴趣仍在心头缭绕不去，只是实在奈何不了它，惟有望洋兴叹般地走开。
看见四爷爷的时候，我又忍不住向他打听如何打开那只红匣子。鉴于前番挨了父亲的熊，这次打听属于谨慎的冒险。四爷爷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去，寻思了片刻，忽然冲奶奶喊道：“二嫂子，剪刀是放在哪里的？”奶奶告诉他，在碗橱夹层的抽屉里，他便牵着我的手往碗橱走去。
他取出剪刀，命令我不要动，便向我的头顶铰来。我以为他要结果我的性命，吓得慌忙抱住头，撒腿就跑。他毫不费劲地捉住我，温言劝诱说，只是剪几根头发。我不信，执拗地捂着头。他向我保证，只要让他剪了头发，他就会帮我打开那只红匣子。我稍稍忖度了一下，这个买卖值得，便同他做了。
四爷爷左手握着我的一撮短短的头发，像是捧着一窝蚂蚁，右手抽开红匣子上面的盖板，从里面拎出一只红布口袋，再把红布口袋绷开，往我面前一展，问我看见了没有。我凑近脸去看。一堆白厉厉的粉末，不如面粉细白。我想问是什么东西的，但有一股来历不明的力量捂住了我的嘴，使我说不出话来。四爷爷将我的头发撒入白色粉末，接着将红布口袋放回匣子里，最后又将盖板原样插好。做完这些，他就把我撂在那里，忙别的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那么一点点难过。大概是我让四爷爷打开唱片机的电钮，他却曲解我的意思，打开了匣盖的缘故。但我没有再请求他，而是默默凝望着那只红匣子。
我这才注意到，红匣子的正壁上插着一张小照，一个年轻女人的黑白头像。那自然是我母亲的，但我却没有看出来。可能是照片拍得失真了，也可能是母亲离家久了，超过了一个四岁孩子遗忘一个人所需要的时间。我只记得，欣赏过那张小照之后，心里酸溜溜的，为什么插的不是我的呢？
记忆从这往后就疲软了，也许是因为在葬礼上，我只担当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的缘故吧。我是那么强烈地渴望成为整个事件的中心。
我蓦然发觉，我所有的记忆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不管怎么回忆，在我四岁那年，最清晰的场景依然是黄昏，河畔，浓密的银杏树冠，穿透树叶的杂碎的夕光，邋里邋遢的小男孩，皱巴巴的棉布衬衣，春卷似的衣领，不知所谓的诧异表情……没有半点母亲的影子。
2.
如果母亲没有死，某一天我们在人海中相遇，除非她主动叫住我，不然我们只能是对面相看不相识。事实上，母亲早已死去。家里没有留下一张她的相片。
那时我还太小，她的面容未能在我脑中烙下清晰的印记，故而长大后，试图回忆她时，我感到力不从心。这个理论上与我关系亲密的人，百分百地存在过，却怎么也无法凝结成一个具体的形象。她好似阴天的风，偶尔从我面颊上拂过，抓不住，也赶不走，冷冷的，湿湿的，牵惹起绵长的伤感。
按说我对她没什么感情可言。诚然，她是我的生母，但感情这东西，与血缘关系不大，它是在日常相处中生根发芽的。是的，我和她有过四年短暂的交集，但那是在我生命的混沌阶段。对一个小小孩来说，乳头和玩具远比感情重要。然而，每当我在尘世受了挫折，却总是想到她。我默默安慰自己，如果她还活着，在我身边，我肯定不会这么委屈。对她的怀念，是没有解药的毒药，是空洞的绝望，就像疯子在原野上奔跑，捕捉那无影无形的风。
对她的怀念使我变得格外敏感。每当有人谈起她，我的耳朵比蝙蝠还灵敏，仿佛听人叙述她的往事，也是与她亲近的一种方式。零零碎碎的母亲的故事，经由我的想象开枝散叶，建立起一个奇特的世界，一个半透明的、不可企及的所在。隔着毛玻璃似的的墙壁，我依稀能看见母亲的一举一动，尽管她的面目永远模糊不清。她纳鞋底儿、汏衣裳、切猪草、干农活儿、冲我微笑，跟每一个平凡的村妇没两样。可她听不见我叫她。她不答应。这让我懂得，她终究不是个平凡的村妇。她是我的母亲，并且她死了。
我羡慕外婆。外婆对母亲的怀念是具体而详实的。关于母亲的记忆，没有谁比她占有得更多。在她口中，母亲是个懂事的小女孩。她想读书，想上学，村里没有人比她更向往知识。外婆说，那时候家里穷，供不起她读书，她就自己去挣工分。她身体底子差，瘦极了。她去挑河，硬硬的扁担压在窄窄的肩上，随时可能闪着腰。她还去捡牛粪，那是男伢儿们才干的活儿，她却不怕脏也不怕丑……
外婆曾告诉我，她是不乐意让母亲嫁给父亲的。外婆家固然穷，但我家更穷。那时的乡下人虽然还算淳朴，但追求优裕的生活是人的本能。外婆自然不会承认自己嫌贫爱富。她反对母亲嫁给父亲的理由是，父亲的品质不好。
“我叫人查访过的，”外婆说，“你老子从小就是个皮王，家里穷还不好好念书，成天跟一班狐朋狗友瞎混，搅得村上不得安宁。”
这大概不算诬赖。父亲年轻时异常顽劣，我也听几个爷爷辈的老人提过。其中一个说：“那时候半夜里听见怪叫，不用问，肯定是你老子又出动了。”
他们送了我父亲一个绰号，叫“国军头子”。后来学《捕蛇者说》，学到描写悍吏的“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一句，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父亲年轻时的形象。
但母亲执意嫁给了父亲。母亲对外婆说，正因为父亲品质不佳，才更需要一个女人调教。隔壁二嫲嫲（婶婶）告诉我，父亲跟母亲结婚后，就像黄牛套上了笼嘴儿，立刻就规矩了。她开玩笑说：“每天晚上，晚饭筷子刚放下，你妈就把你爸喊到房里去了。你爸也真够听话的，不管别人怎么喊，就是二门不迈。”至于母亲是怎么治住父亲的，外人不得而知。但父亲的改观，使村里人对母亲生了几分敬佩。
从他们散乱的讲述中，我得出了这样的印象：母亲是个精明强干的女人。她很要强，可偏偏是这要强害了她。她对于生活、对于家庭，都有雷打不动的规划。改造好丈夫后，她又开始谋求致富，致富的方法很简单，开源加节流嘛。
开源的任务，除了父亲，她没有强加给别人。在她的要求下，父亲成了村里最早的打工仔，打工的地方是湖北某个山区。当时父亲已学成了一个好木匠。父亲去做木工，母亲跟着去，做小工。父亲舍不得她吃苦，让她留在老家。她不愿意。她的致富之心太过操切。她早已无法忍受透风漏雨的茅屋，恨不得一夜之间住上楼房。所以，除了生我之外，她就像男丁一样，长年累月在外奔忙，吃粗粮，住工棚。终于，她出事了。
北风怒号的深秋之夜，在山坡上的工棚里，她毫无征兆地呕了血，呕了很多。父亲后来对人形容说，恐怕一大碗都不止。厄运突如其来，附近没有医院，她就那么带着憾恨去了。父亲说，她在世时曾反复叮嘱，一定要把楼房盖起来，一定要把我培养成大学生。不知她在泉下可曾看见，她的丈夫早已住进了楼房，可惜女主人换了人，换了一个，又换了一个；而她的儿子，也已做了百无一用的大学生。
母亲也有她的过分之处，尤其是对奶奶。乡下人讲究个死者为尊，人都死了，奶奶就不与她计较了，问起来，只说她心气高，性子躁，本性是善的。
母亲对奶奶的坏是其他长辈婉转告诉我的。为了尽快实现致富梦想，母亲显得十分抠门。她希望全家人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奶奶也是吃得苦的人。她年轻时比母亲还能干。她是生产队上工分挣得最多的女人，因此还得了一个绰号，叫“佘老三”。“佘”是杨家将故事中老太君的姓氏。佘老太君，那是家喻户晓的女杰。至于“老三”，是因为我爷爷排行老二，村里人喜欢开带荤的玩笑，意思是，这么能干的婆娘，哪有不勾搭小叔子的道理？
虽然奶奶可以忍受艰苦的生活，但继爷爷不行。继爷爷比奶奶年轻近二十岁，有点公子哥儿的习气，不喝点小酒吃点小荤，日子是没法儿过的，所以就成了埋在母亲与奶奶之间的地雷。母亲是女人家，自然不便冲继爷爷撒火，只好将怒气转嫁到奶奶身上。她嘴巴子利索又是出了名的，在和奶奶的舌战中，总是占上风。所以在旁人看来，这个媳妇实在泼辣得不成话。
话说转来，母亲固然有种种不是处——作为那个时代的乡下女人，她不可能有更高的思想境界，既然连奶奶都以初衷本善为由宽宥了她，别人就更没有理由苛评亡人了。
有一种说法，母亲的死是我害的。母亲属牛，我属鼠，算命的说，鼠是克牛的，母亲是被我克死的。无论奶奶还是外婆，都相信这种说法。奶奶站在我这边，为了避免我反过来再被已逝的母亲克死，特为请了道士，受了符箓，贴在母亲的牌位上，镇住她；外婆站在女儿那边，一度对我有些恼恨，后来在请灵媒与女儿跨界对话时，母亲借了灵媒的嘴巴，嘱托外婆好生照顾我，外婆才消泯了对我的敌意。
外婆实在太思念我的母亲她的女儿了，为此送了许多钱给灵媒用。在她看来，灵媒能让她与女儿说上话这件事是毫无疑问的。灵媒通知外婆，母亲在那边的屋子漏雨，外婆便买了彩纸扎成的三层小楼，到母亲坟前焚化；灵媒通知外婆，母亲的棉袄太单薄了，挡不住阴间的寒冬，外婆便请裁缝做了棉袄给母亲烧去。外婆年纪大了，记性渐渐差起来，她为记不清母亲的鞋码而愧恨不已。她告诉我，母亲在世时，最喜欢穿她纳的千层底儿了。
说起来，母亲是得了外婆真传的，也是纳鞋底儿的好手。我脑中留存的关于母亲的最清晰的画面，便是晴暖的冬日晌午，她坐在第二进正屋的水泥门槛上，面前摆着一口小圆匾，里面搁满了鞋样儿和五颜六色的布片儿。她左手握着一只鞋底儿，右手戴着针箍儿捏着针，低着头，心无旁骛地纳着，不时将针尖儿送到头发上蹭两下。她的长发又黑又密又亮。阳光碎成五颜六色的光点儿，沿着她头发的弧面滑过来溜过去。
这幅暖融融的画面里竟然也有我。我还是个小不点儿，绕着她蹦蹦跳跳，累了便坐下来，认真看一会她纳鞋底儿。我闹不清楚，这个画面是真实的记忆，还是在别人讲述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画面里有母亲，也有我。在这永恒的瞬间，世界空了，只剩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却毫无人烟寥落的恐怖，安静得很，安定得很。
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另外一个世界收容了我的母亲。我只知道，我与母亲是永不可能出现在同一幅画面里了。
3.
母亲的坟，栖在祖屋阴面的菜畦里，从南往北数，第三株银杏树的东翼下。小时候觉得，跨出后门，走到她坟前，需要好长的时间；如今祖屋翻成了二层小楼，立在二楼，从后窗望下去，惊讶地发现，它离房基竟没有几步。小小的一只土包子，蜷缩在那里，心口疼的样子。
落葬是在下午。一大群亲戚和邻居，乱哄哄地涌到那儿。我混在其中，和别的小孩一样，只是好奇，仿佛即将埋入土中的是位陌生人的骨灰。坟坑几天前就挖好了，砌了一圈砖，抹了水泥，还算平整。一个男人跳了下去，铺好一层被褥，从上面的人手中，接过母亲的骨灰盒——那只嵌了小照、套了红布的方匣子——摆正了，盖上一层被子，掖好。等他爬上来，持锹待命的人便开始填土。填平之后，继续往上堆，堆出一个巨大的土包子，最后将一块备好的棱台形塘泥，倒扣在坟尖儿上，不知是什么用意，看上去像只人头。总之，坟成形后，我就不敢挨近了，本能地感到了肃穆和阴森。
坟前没有立碑。据说因为母亲死时太年轻，属于讨债鬼，有三个魂儿，论理不配立碑。印象中，刚造好的坟，体积极大，比我高出许多，退到一米开外，仍有压迫感。
造好坟，开始化纸屋、纸箱、纸马等一应祭品。纸屋近两米高，六根芦竹扎的细脚底下，照例垫了糯米糕。等到火灭灰冷，我和别的小孩争着寻糯米糕吃，悲哀的气氛顿时烟消云散，竟有些快活起来。
外婆还卧在母亲的新坟上呼天抢地地嚎啕。没人知道她要哭到什么时候才会停下。记忆里，母亲的殡葬仪式，就是在她无休无止的嚎啕声中落下帷幕的。当天，外婆没有吃我家的晚饭，跑到父母房中，卷了母亲的全部衣物和相片，蹒跚而去。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我竟把母亲的坟给遗忘了，尽管每逢清明和母亲的忌日，奶奶都会领我去磕头。
也许跟1990年代初的平田运动有关。村委会用高音喇叭播送了通知：今后不许在田头屋后造坟，不符合规定的旧坟一律挖掉，以扩充耕地。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小队长用独轮车将挖出来的上好棺木推回家去，据说准备用来打家具。
那时候，太太（曾祖母）也已经过世了，她的坟离我母亲的坟不足五十米。继爷爷用玉米秆子掩护了他母亲的坟，却没有掩护我母亲的坟，我母亲的坟便被人家顺顺当当夷为了平地。幸而当初并非土葬，更没置棺材，才避免了被刨个底朝天。又幸而奶奶没在上面耕种，一直荒着，所以至今仍能辨识母亲的坟茔所在。
小学期间，一天傍晚，奶奶到屋后割喂猪的山芋藤。我在旁边玩，这儿跑跑，那儿踏踏，忽然注意到了那一小块空地。光秃秃结了块的褐色土层上，只稀稀拉拉长着几根奇长的野草，还有一个热水瓶盖那么大的洞——我猜是田鼠洞。好奇心驱使我趴到地上，一只眼睛凑近洞口往里瞄。一团漆黑。这时奶奶望见了我，随口说了一句：“有什么好看的？底下是你妈的尸骨。”我腿下一软，跌倒在地，慌忙爬起来往屋里跑，当晚就发了场高烧，说了许多谵语。
后来，村委会不再关心坟墓了，母亲的坟又被谁重新做了起来。也没有正正经经做，只松松垮垮堆了些土，略略高出地面，尖儿上也没倒扣一块棱台形塘泥，聊胜于无罢了，所以才显得那样瘦小，小得令人情怯。
读高中的时候，有次回祖屋看望奶奶。奶奶在做饭，我无所事事，便踱到屋后瞎转悠。不经意踱到母亲坟前，立了许久，思绪像头顶的流云，一拨一拨匆匆行过天空，却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可赴。
奶奶喊我吃饭时，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将来挣了钱，一定要给母亲把坟修修好，立块结结实实的石碑，端端正正地刻上谁谁谁为谁谁谁敬立。
可惜，这个简单的心愿，到现在也未了。早已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存了别的顾虑——也可能仅仅是性格弱点使然。
话说回来，生者无论为死者做什么，其实都与死者不相干，不过是盘弄自己的心结罢了。然而，心结就是心结，理智是解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