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这些年，每年都回陕西老家，每次回去都会有些失落，因为村庄日渐荒芜,很多人渐行渐远，童年记忆里那个生机勃勃的乐园再也不见了。可是，无论它如何凋敝，每过一段时间，我总还是想回去看看。
思念像水库，随着时间流失慢慢积蓄，直到有一天，你不得不回去一趟，把思念宣泄出去。回家的细节，现在大都已经淡忘了。只有2011年年底的那一次，因为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所以对这个时间记得特别清晰。
那次我先坐飞机到咸阳，再开车回商洛。秦岭山中刚下了场大雪，国道上都结了冰。因为怕父亲担心，我走之前没告诉他。不过他还是从姐姐那里得知我要回来，在门前小路上候了一下午。黄昏时分，我把车开进院子，父亲转身对乡邻们说：“天黑了才回来，也不知道早点走！”
说的是埋怨的话，却是乐不可支的腔调。刚坐下，父亲就端上来一大碗羊肉泡馍，我一口气连汤带水吃了。父亲说其实他几天前就知道我要回来。昨天，他骑摩托车去四十里外的集上买了羊肉，好给我做羊肉泡馍。
那次回家我本打算在家多住几天，但后来临时有事，只住了一宿就要返京。父亲说：“不是说好了在家再住两天吗？”
我说临时有事，必须回去。
他说：“那你走吧！”
父亲的话里带着哭腔，一路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感到无限酸楚，好几次打算掉转车头，回家再住一宿。可是，再住一宿，也还是要走……汽车在泥泞的山路上颠簸，我想象着六十岁的父亲在这山路上骑摩托车的样子，四十多里，一碗十几分钟就下肚的羊肉泡馍……
父亲是个厨师。年轻时修铁路，人家安排他做饭，从此，便无师自通成了厨师。铁路修完了，他又去供销社当临时工，还是做饭；熬了十几年，终于成了正式工，不用再做饭了，可供销社却倒闭了。
下岗后父亲开过饭店，出门打过工，都是靠着做饭的手艺养家糊口。他虽不是科班出身，却能把简单的饭菜做到极致。比如一碗泡馍，在父亲那里就要经过十几道工序。汤一定要用羊骨来熬，不放盐不放料，只把羊骨中的膻味和香味熬出来。羊肉要前一天煮好，放在冰箱里冷冻，吃的时候肉更紧实。最关键的是馍，泡馍馆里大多用死面（未发酵）锅盔做泡馍，耐煮却没有面香。父亲烙锅盔用的是半发面（未完全发酵），烙出来的锅盔在羊汤里煮不烂，吃到嘴里又不至于太硬。
一切食材备好，先舀两大勺羊汤，烧到沸腾。先放肉，再放馍，然后是黄花菜、木耳、粉丝等配料，出锅前，舀一小勺油泼辣子顺着锅边一抹，红彤彤的羊油在锅里瞬间散开，香味四溢。盛到碗里，再撒上几叶香菜，一碗色香味俱全的泡馍就算完成了。
无数次，我站在父亲身边看他做泡馍，无数次被那一碗泡馍滋润得打出饱嗝。我一直认为世界上最好的泡馍在陕西，陕西最好的泡馍在洛南，洛南最好的泡馍在我家里。陕西人都爱吃泡馍，但我很少在泡馍馆里吃。因为在我心里，饭店里的羊肉泡馍都是赝品，只有父亲做的泡馍才是最正宗的。
父亲不只是会做羊肉泡馍，大到上得了酒桌的红烧肉，小到家常必备的胡辣汤，每一样都可以把我的胃唤醒。有一年夏天父亲来京，我想吃他做的油包子（用玉米面、猪油和苜蓿做馅），父亲去菜市场转了一圈，没有买到苜蓿。他说：“北京买不到苜蓿，等你下次回家，我给你做。”
这一等，我却再也没能吃到父亲做的油包子。
2013年5月2日，父亲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那一天，我在长春出差。听到消息，脑子一片空白。几天前，我还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看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癌症家庭的艰难抉择》，看完后我躺在沙发上唏嘘不已，不承想厄运这么快就降临到了自己头上。
我推了工作，立刻往机场赶。在出租车上就开始打电话找熟人，联系医院。一周后，父亲在西安做了切除手术，两个月后病灶转移到肝上，然后就开始化疗。化疗控制不住就做射频，射频不行，再用靶向药物。
2014年7月，犹豫再三，我带着父亲在北京做了肝切除手术，术后半月又出现胆管梗阻，医生说病灶又转移到胆管上了，给放了支架，这才退了烧。回老家休养两个月，高烧重卷而来，只得再去西安做了导流手术，结果没等出院就开始腹胀，医生确认为肝腹水，已无法医治。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我还在极力劝父亲去医院，我不愿意他等死。后来，又把父亲拉到县医院，希望医生能帮他抽出腹腔积水，减轻病痛。医生做完检查，告诉我肝已经坏死。抽积水也是白折腾，我这才彻底绝望了。
父亲说：“回家吧。这样活着，还不如让我早点走。”我答应父亲：“回家。”
2015年1月12日，秦岭山中飘雪，我从县城开车拉父亲回家。车开得很慢，我知道这会是父亲最后一次走这条路，所以我希望能慢一点，让他再看看这熟悉的风景。
回家后，父亲日渐消瘦，很快就滴水不进，嘴巴和舌苔已脱水起痂。他看着我，似乎有什么要交代，但似乎已无力交代。最后的几天，在止痛药的作用下，父亲逐渐失去意识，迷迷糊糊熬了几天，撒手去了。
过去的一年里，我从未如此疲惫，也从未如此清醒，死神像影子一样跟在我身后，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扑将过来，只知道它会越来越近。从西安到北京，再到商州，我陪他奔波于各大医院，大小手术做了十多次，拍的片子足足有三十斤重。
我曾在医生节去给医生送花，希望他能给父亲多说几句宽慰的话；也曾给护士长送去红包，希望她能早一点给父亲安排床位；我曾向每一位医生、护士无比真诚地说“谢谢”……脸色、拒绝、疲惫，我都不曾感到委屈，即便是遇到把药开错、让父亲加倍服用化疗药物的医生，我也没有火气。我接受现状，无力声讨。我知道，没有什么比给父亲治病更重要。
每次从医院出来，我都要找个地方歇一会，抽支烟，告诉自己：这一切都值得，我应该有足够的耐力，应该为今天自己能为父亲所做的这一切而欣慰。
十四年前，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只是个上高中的孩子。母亲卧床不起的六年，是父亲伺候了她六年。我希望把自己在母亲身上留下的遗憾，在父亲身上补回来。可是，我愿做一切，却还是留不住他。医生说，手术是唯一可能根治的方法，做手术有20%的可能生存五年。现在想来，父亲当时如果不做肝切除手术，也许还能多活一段时间，至少可以少受些折磨。可是，人生没有如果，面对死亡，只能选择一条路去尝试。
父亲临终前，我想跟他说：也许是我错了，希望他能理解我，原谅我。但我终归还是没能说出口。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当死神走近，谁能理智到不去放手一搏？不去追求那20%的渺茫希望？
父亲去世后，我一直没掉过眼泪。直到遗体告别的那一刻，泪水奔涌而出，我放声痛哭。那一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我在父亲怀里蹦跳着，用巴掌在他身上胡乱抽打，他一直微笑着，抱着我。那是我关于父亲的最早记忆：那一年我五岁，想要一个儿童车，三十块钱，父亲当时的工资只有三十八块钱。他没给我买，任由我把他打了一条街。
父亲去世后，我写了两副挽联。一副是：“慈父无严训，儿女有长情。”父子一场，我打过父亲，父亲没打过我，他没给过我什么严苛的训诫，甚至连一个难看的脸色都不曾给我。他总是微笑着。
我写给父亲的另一副挽联，上联是“惯用锅碗瓢盆烹仁爱付儿女”，下联是“尝尽酸甜苦辣树德望传梓里”。家里人看了挽联，觉得不妥。他们说父亲是供销社的正式工，不是个厨师，我这样写有损父亲生平。
我知道在农村人眼里，男人围着锅台转会被人看不起。但我不愿意刻意拔高父亲，他是个普通工人，一生主要靠做饭养家，于国家于社会也确实没做出过什么丰功伟绩。像大多数平凡的父亲一样，父亲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养育了三个儿女，并且言传身教，把一些最朴素的做人品质传授给我们。他一生朴实，我相信他愿意我用最朴实的词语去总结他的人生。
父亲去世后的第四天，姐姐在台阶上洗脸，找不到香皂，问了一句：“爸，香皂放哪了？”没人应答，我装作没听见，眼泪却夺眶而出。
1月23日晚，飞机在北京落地，打开手机，拨通父亲的手机，想给他报个平安。电话拨通的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这个电话永远无法接通了，他永远不会再问我身在何处，是否平安。秦岭山中，永远不会有人在路边站一下午，殷殷地等我回家；这世上，也永远不会再有一碗羊肉泡馍唤醒我的记忆……
父亲走了，真的走了。从此，故乡只剩回忆，人间再无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