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K打电话问我，怎么这么久不和他联系，我给出的答案是，最近经常四处奔走，难得有片刻安稳。但我知道我心里真正的答案，我在躲避他，他的处境让我焦虑，那种焦虑，就像在茫茫无际的海面上，看到一块浮冰上有人求救，你无力回应，也无力施援，因为你自己也不过是另一块浮冰上的幸存者。

他是个秦腔演员，出生在一个戏曲世家，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乃至叔叔婶婶，都是秦腔演员，有个婶婶，还曾经得过“梅花奖”，那是戏曲界的最高奖。从他出生在这个家的那天起，他的未来就已经被安排好了，学戏，进戏校，进剧团，排戏，演戏，有一天老了，演不动了，也可以是一个称职的观众或者顾问。事实上，他也是按照这个路线成长的，六岁开始学戏，先进艺校，后来考进了中国最好的戏曲院校，毕业之后回到家乡，进了省秦剧团，排戏演戏。他出自世家，名校毕业，扮相唱功都不错，所有这些，都让他迅速成了剧团的顶梁柱。

他二十几岁的时候，报纸上已经在哀叹戏曲的衰落了，但身在内陆城市，一切都慢半拍，他们的感受并不强烈，恰恰相反，他们反而觉得自己落在了一个黄金时代。剧团年年排大戏，年年进京参加比赛，到处参加戏曲汇演。省里推出了个劳模，事迹非常典型，他们迅速依照劳模的生平故事排了一出戏，他演主角，还得了奖；藏区有个牧民，因为抢救落水儿童牺牲，他们也迅速排了一出戏，名叫《草原情》。所有人兴兴轰轰，忙得脚不点地，谁也顾不上打量自己的处境，即便有研讨会请他们去，讨论戏曲的衰落振兴，他也照例发言，说些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之类的话，就体面过关。

剧团之外，也还是一片兴盛景象。老城区的几个公园里，在那十几年里，陆续开起好多家剧社，看戏的人还挺多，天天都是满座。就连大一点的夜总会，也常常会请演员去跑场子，唱上这么一两段，虽说和场子的气氛不搭，但正因为这样，反而显得格外另类新潮。电视节目里，也常常有戏曲类的真人秀节目，收视率据说还不错。

气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但作为第一线的演员，K却敏感地体会到了那种变化，先是演出变少了，大戏也排得少了，即便排，规模也和从前不能相比，他一年时间里，倒有半年闲在家里。公园里的剧社，也陆续倒闭，表面上看来，是因为拆迁，或者房租上涨，但尘埃落定之后，剧社也并没有在别的地方重新开起来。终于，又听说要改制，所有文艺团体一律市场化，文艺团体的职工，事业身份一律取消，改成合同制，各大剧团职工闹了很久，也有人喊他去上访、打横幅，他拉不下脸面，没有去。

剧团的同事，到处找活儿，县里乡里的演出都接，相貌出众又年轻一点的，也有去演电视剧的，长年累月住在横店。也有人请他，他也接了两部戏，一部戏是演武工队长，另一部戏是宫斗戏，他演一个王爷。戏份都不多，过去的那点功底足以应付，但肯定是出不了头，除非有特别的机运。夜里醒来，他突然会觉得异常揪心，他从小就立志要唱秦腔，唱到老，唱到死，所有的时间都交给了秦腔，所有的愿望，也都栖息在秦腔上，突然变成无枝可依，他不知道怎么挨过去。   

和他有类似遭遇的，还有朋友Z。他出生在小康之家，从小热爱写作，他以写作为标杆，来衡量其它的事，凡是对写作有益的，就打勾，凡是他认为妨碍了写作的，就毫不犹豫舍弃，他也把写作视为人生最大的机遇，认为一旦写作引发的机遇到来，就如同在生命里刮起了龙卷风，什么愿望都能达成，什么期待也都不在话下，因此从不愿从小处着手。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在这个领域并没有太多才能，或者说，以前有过，而现在没有了，自己也不会有太多机遇，甚至这个领域本身，也正在沉没之中。

对于一个人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发现自己的愿望本是虚妄，一切努力都是空掷，甚至寄寓希望的那个世界，也正在沦陷之中，像印度女作家基兰·德赛的小说《失落》中的那些人们：“国家除了是一个概念，还是什么？她将印度视为一种理念，一个希望或欲望，不断攻击它直至其崩塌，这需要多长时间？消灭一样东西必须经过持久的练习；这是一种邪恶的艺术，他们正使之日趋完美。”

这个时代，消亡来得如此猛烈，如此迅速，许多曾经坚固的，已经烟消云散，许多被视为牢不可破的，也已经溃不成军，每个人都得学习这门邪恶的艺术，习惯崩塌，习惯消亡，哪怕那是自己所在的大陆，自己寄身的领域，哪怕在那件崩塌的事物上，曾经寄托过自己一生的愿望和努力。

这个时代，最深的爱，也是最深的怕。

这种崩塌，分布得如此普遍而深广，可以是一所房子，一个故乡，也可以是一个职业，一种技艺，甚至可以是婚姻制度，以及亲密关系的方式。而我们就在这个流沙时代，在接连发生的崩塌中，迎变而生，在崩塌中，等待下一场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