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得太平了，人就成了语言的妖精。
“来，我提一杯，这杯酒是为了老四升职，被领导器重。真是太被器重了！”阿伟的眼镜从不架在耳根上，而是在太阳穴上方两厘米处牢牢夹住，镜片后面藏着两只凸出的眼球，一张长长的马脸从桌面上站了起来，举着杯子，时不时地洒出来一点。
“就这两年连升了三级，这么会升职，这么被领导器重，以后你就是我们在座各位的升职器，谁要想升职就得先器重你。”阿光接话时总喜欢抖个机灵，那些机灵和他那顶隆重的黑色礼帽下边没剩几根的头发一样叫人觉得滑稽。尽管滑稽，但那顶帽子还是从未缺席过任何场合。
阿正吸了吸自己的猪鼻子又开始挑事儿了，“老四怎么也得站起来表示一下啊！”横着肉的脸上像是戴着一张臃肿的面具。
“对对对，说两句！”阿光接茬儿似的连连点头，让脑袋上本就没什么抓地力的礼帽刹那盖住了眉毛。
“喝酒喝酒！”阿伟白了阿光一眼，阿光坐在位子上都踉跄了一下，很明显是阿伟在桌子底下踢了阿光一脚。
为了救场，我立马端起杯子，站起身，一仰头，清掉了杯子里的残酒，又给自己满上，敬了在座各位一杯。我不会说话，是个哑巴。在座的都是我的大哥，阿伟是县长的儿子，阿光是阿伟的表弟，是化工厂的储备干部。谁都知道这厂子早晚是他的。阿正和我同是机床厂的。他是厂长助理，而我今天刚刚爬上了副厂长的位子。我心知肚明，听起来是个厂长，但我这副厂长的工资还没他这个助理的油水多。
无所谓，反正也只是混口饭吃，我是哑，但又不是傻，我当然知道为什么这个位子会轮到我头上。就因为我不会说话。我们这儿的人有个共识。就是工作不说话，也不知道哪届领导说过，口语在工作中是最没有效率的沟通方式，说多了，人心就散了，无心工作了。而且口语中含有大量的粗言秽语，是必须要杜绝的。
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说话。只不过要用书写或邮件形式。领导会把各种沟通内容用电脑写进邮件里，一收一发，虽麻烦耗时，可仍沿用至今。毕竟这样做，一方面，说过的内容都记录在案，谁要是说错了什么，耽误了工作进度随时有据可查。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可以揣度用词，避免了不少说错话的可能。这已经算是简便的了，要知道很多年以前，没有电脑，人们只能随身带着纸笔，沟通。
工人手头没有电脑，也可以用手机沟通，但必须是文字形式。不过厂里又规定在工作期间手机必须关机，上缴。简言之就是，规定一：工人在工作期间不可以说话，但可以用手机沟通。规定二：工作期间手机必须关机，上缴。
像这样用第二条规定打死第一条的情况太常见了。大伙儿都明白，第一条是上面的体面，第二条才是下面的规矩。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这就已是铁律了。也不是所有工作都不能说话，老师就可以，毕竟要讲课，但学生就决不可交头接耳，一经发现，记入档案，以后升学转学都是难事儿。还有个例外就是送人送货的，比如开出租这事儿就没法儿管，工作时间长，办公区域过于狭窄，不少司机都养成了自言自语的毛病，有客上车，对他们来说，不仅是物质奖励，更是精神奖励。话匣子一开，想再关上就只能等客人下车后的关门声了。
就算下班后，也只有这条街上的这家酒馆可以大声聊天。只有付得起钱，有位子坐的人才能堂而皇之地说话。酒馆门外，匆匆而过的人们只能闭紧嘴巴灰溜溜地回家。关起门来说什么就没人管了，但回了家又能说些什么呢？工作是重复的，疲倦的，无声的，回了家夜夜相对的夫妻俩确实也没什么新鲜事可说。
“工作不说话，说话不工作。”这十个字的标语随处可见，就连这家酒馆的门口也不例外。大红的警示牌，橙黄的正楷字，夺目骇人。大酒结束，阿伟和阿光勾肩搭背把我架在中间，阿正还在前台结账。跟他们几个吃饭我就从来没买过单。他们知道我是个哑巴，所以什么话都会跟我说，活人是不会给尿憋死的，但会给话憋死。有些话就像是发烧时的汗，卡在喉头的痰，不送出去就总不得劲儿。所以每隔几天，他们都会找各种由头请我来这儿喝酒，我也能明白，工作时不能说话，回了家跟老婆也没话。毕竟是多年的夫妻，谁还不清楚谁的德性呢。在老婆面前，吹牛吧，不好发挥，掏心窝吧，不敢发挥。男人聚一块儿图的就是个胡说八道。在这方面这地方的女人就显得尤为理智，一旦成熟就不说没用的话了。
其实这顿大酒早该结束了，但每次这时候我们都会饭桌上多留那么一会儿。意犹未尽，又困意袭人。谁不愿离席，抽一根烟，尽尽余兴。那时间很短，但每个人吐出的烟都很长，很浓，百转千回，如果把一顿饭比作一生的话，那么这最后一根烟，就是弥留之际对人间烟火的留恋。
“开心点嘛，笑起来，前两次升职就不见你乐！”阿伟把眼镜都喝歪了。
“就是，多开心的事儿，自家兄弟不许装深沉，男人一深沉准是在憋坏水儿。”阿光说。
“你不会只有跟我们弟妹在一起的时候才会乐吧。”阿伟说。
“就是，被窝里偷着乐。”阿光说，“孩子都上小学了，还这么闷骚。”
我吐了口气，松了松嘴角，咧开这张没有声音的嘴，不用人说我也知道我笑起来得多难看了，简直就像是个吐着舌头，喘着粗气的老狗。人到中年，笑早就不是为了快乐了，更多的是为了体面，为了成全。到了一定年纪，很难肆无忌惮地快乐，生怕冥冥中有一只眼盯着自己，一旦太过得意，倒霉就会降临，这个怪念头，叫人恪守本分，小心翼翼，不敢露出正在幸福的马脚。
阿正结完账一出来就伸肥硕的大手拦了辆出租。没刹住，开出去十来米远，缓缓倒了回来。他们把地址告诉了司机后，我便跟他们摆手告别，独自钻进车里。他们跟我不同路，我住在最北边，他们住在最南边。南边是有钱人的地方，还得是祖上有钱。不然靠这辈子攒的钱，想搬进去，根本就是蚂蚁吞象。
司机从后视镜里试探了我两眼，通常情况我一上车就会戴上耳机，再掏出早就写好地址的卡片给他看，之后便可享受片刻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但今天我来不及从包里翻出耳机，只好礼貌性地笑了一下。
他感觉到了一种被许可的荣幸微微张开了嘴巴，迟疑了好久才发出声音。“老板，来这儿吃饭啊，牛啊，这家馆子是全县唯一一家能随便说话的餐厅了，价钱贵着呢！一看你就不是一般人儿，也是，一般人儿哪儿能来这儿吃饭啊，这一顿饭能抵我一年工资呢吧！听说在里面吃饭的都是有大本事的人，随便说个什么都好听着呢！我以后要是有钱了，肯定也来这儿吃，等我存够了钱，也拉我老婆儿子来开开眼，看看有钱人吃的菜到底有多横！不过近十来年是没戏咯，儿子眼看就要上中学了，中学之后就是高中，大学什么的还不敢想，好学校是不指望了，塞钱都塞不进去，还得托人想办法，总不能去个不入流的中学，出来成个混子那等我老了就彻底没指望了。”
我只能在眼里挤出点理解般的笑意，他在后视镜里用眼神回应着我。其实能来这儿吃饭的，基本都不花自己的钱，就连今天这顿走的都是厂里的账。当然也有自掏腰包的，净是些暴发户。真正存钱来这儿吃的，一个都没有，真不是这里有多贵，是大家不敢来罢了。什么一年的工资一顿饭都是扯淡。这里吃一顿也就比其他小馆子贵个一两倍。是大家传言传的，越传越离谱。而且说实话，这一片儿也就这个酒馆生意还行，其他的再便宜也没人去。大家拼了老命的存钱，就为了有朝一日能咸鱼翻身，把钱浪费在普通的小馆子上大家都觉得不值当，吃一年的普通小馆子，也不如来这家酒馆一回，一回就够吹一辈子的了。但只要是想勤俭节约，存钱来这儿吃的，都没实现过。他们节约的不只是钱，还有快乐。人们会为了明天的幸福，忍受今天的不幸。可真有天大的快乐，也只敢浅尝辄止。久而久之，他们会依赖上这种不快乐的状态，好像快乐是要通过积攒不快乐才能获得的。他们不停地存，不停地忍，站在酒馆的门口抬头看上两眼招牌，伸着脖子探个两眼里头的热闹，心底默念，早晚有一天我也能进去大吃大喝，点最下酒的菜，说最下流的话。
我为什么这么了解？我当然了解了，很多年以前，我就看见我爸这样傻乎乎地站在这家酒馆的门口，微张着嘴巴，傻乎乎地用眼神发出这样的悲鸣。
“我跟你讲，前段儿我拉了个人，头发全白，大高个儿，老半天才把身子缩进来。我还以为是个老头呢！结果是个外国友人，我们这儿的老头儿谁舍得花这冤枉钱打车啊，我跟你讲，我也不含糊，上来就Hi how are you！我也会整两句的，结果他娘的居然会中文，害我白嘚瑟了，我还会日本话呢！不就五十音图嘛，简单，都是跟收音机里学的，对了，世界语你知道嘛？这世界语吧，我都学得差不多了，后来又不让用了，我就是生错了地方，我要是生在外边儿，就我这语言天赋，早当外交官了！”的哥不明白，在我们这个地方，语言天赋是遭到排挤的。如果他和我一样是个哑巴，估计早就能进那酒馆大鱼大肉了。
我从车窗上看到自己的脸，正咧着嘴傻笑，丑陋不堪，瞬间恢复严肃。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人这么快乐地说话了。被他说得连我都有了开口的冲动，没办法，我是个哑巴。
“好嘞，到了。”
我从钱包里抽出一张十块的票子递过去。他点着头收下。
“跟你聊天儿真过瘾，你知道好些人上车后，我一说话要么就戴上耳机，要么就骂我不好好开车，要下车，要投诉我，就跟我嘴巴里有炸弹似的。”
我笑着点头，下车，摆手，目送他的车走远。跟我聊天儿真过瘾？我可一句话都没说啊。回到家后，妻子已经睡了，儿子在卧室戴着耳机在听英语磁带。我走过去，摘下他的耳机，比了几下手势，问他为什么不念出来。他张开嘴又闭上，吞吞吐吐地说，不念出来，念不出来，不考，不念，会写，就行。
这个年纪的孩子是这样的，不太会说，也不太愿意说，哪怕是母语也是如此。不过私底下跟同学，朋友聊起来就没完，但大多也只是在手机上打字。
我双手合十，歪过脑袋，右手手背，贴在左脸上，示意早点休息，便回房睡了。醒来时，妻子已经做好早餐，留了字条说，去买菜了。妻子常年在家，洗衣做饭，自然没什么说话的机会，我又是个哑巴，她也渐渐习惯了闭嘴，偶尔我在外面喝美了，一回来也会手舞足蹈，比手画脚地跟她描述当天发生的事情，她的眼睛就像看见了一扇窗，窗户一开，外面就是海洋。新奇，满足，她是个很好的聆听者。但太阳底下，难有新事，窗外的那片海，总是平静得叫人绝望。
早餐有粥、煎蛋、牛奶和儿子爱吃的吐司面包。不过儿子这点随我，对待多丰盛的早餐都是敷衍了事。我开车送儿子上学，到了校门口，刚好遇到了老师。
“您好，您是他的爸爸吧。”
我点头。
“您儿子，哎，这问题有点棘手，他上课传纸条，说悄悄话，根本没法专心听讲，这习惯要是养成了以后可就麻烦了，你是知道的，乱说话的人以后可是没前途的，纸条我都收了十几张了，这可都是要入档案的，这样下去是没有学校敢收的。”
我点点头。
老师见我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索性扭头就往校门里走。我是有数的，又到了一年一度该送礼的日子了。
孩子一出生，大人就希望他快点说话，孩子一长大，大人就希望他学会闭嘴。是不是挺可笑的。
我跟儿子摆摆手，告别，半个身子刚钻进车里，就看见昨晚送我回家的司机，他领着个小男孩往校门里走，小男孩没走两步就回过头跟他挥手再见，看身高应该六年级了，估计就是他儿子。我立刻关上车门，生怕目光相撞。
早上一出门，我就知道已经晚了，在我们这个小地方，迟不迟是不用看时间的。看人就行，地方越小，每个人的行为就越是固定。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儿，难有改变。比如每天早上七点前准会出现在街上的老头儿，裤子拉链永远咧着，里头的大红裤衩永远那么显眼。左右手各牵着一条狗，东张西望地在街上遛。如果是从北往南走，那就是还早，如果是从南往北走，那就是迟了。往北走就是往回走。如果哪天他没出现，要么就是他家里出了事儿，要么就是他自己出了事儿。地方小，什么事儿都瞒不住。再过一会儿，就会在路上看见一辆电瓶车，后头挂着五六罐煤气，每天他都准点飞奔在这条街上。
赶到厂里的时候，刚好踩着点儿，其实迟一点也无所谓。反正打卡器是给工人们设的。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财务是阿正的媳妇儿，厂长是阿正的老丈人，更何况他老人家大半年都见不着个人影。中午午休之前，阿正才急吼吼地跑来找我，脸上的肉上下晃动，站定后还有余波，“你怎么还在这儿，出事儿了，一个新来的工人用剪板机的时候把手指头给切了。”我比划了一下，问几个。他伸出右手，比了个四，“这手，就留了个大拇指。”我点点头，从桌上抽出一张纸写了个数字——50000。他立马划掉重新写上30000。我摇摇头，写上45000。他再次划掉咬着牙写了40000。写完还在数字下画了深深的两道杠。我知道这个数字不能再改了。受伤的工人被送去了医院，如果来得及手指接上去还能用。
午休时间，食堂里都传开了。每个人都用手比划着，说起码能赔三万。工人们都乐开了花，纷纷表示自己也想断手指，太值了。反正手指接回去还能凑合使，白拿个三万块，还是个新员工，拿了钱辞职相当于中了彩票。老组长瞪着眼皱着眉摆手，反复比划着，剪板机可以，折边机可不敢这么弄。折边机弄断了的手指大多都接不回去。
阿正对此还并不知情，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特意买了几箱水果送来。工人们像是看稀奇一样看着箱子里的果子。
“这是免费送大家吃的，随便拿，都是有数的，谁拿多了，别的人就没得吃了。大家自觉点。不要偷鸡摸狗的。”阿正说话了。工人们意识到现在是可以说话的场合，于是纷纷张大了嘴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突然一个声音从人群里传了出来。“这是什么？”满手黑渍的年轻人举着一颗橘色的果子问。
“这是橙子。”阿正回答。
“橙子是什么？”年轻人又问。
“水果，是水果。”一个老组长说。“就跟萝卜一样！”
他们很少能吃到水果，这地方能种果树的地方有限，都被外边儿来的老板包了，水果送到外边儿去卖，能卖到大价钱。在他们的生活里吃得最多的素菜就是土豆，最接近水果的就是萝卜。
“对，是水果。你们吃吧，我走了。”阿正懒得搭理这伙脏兮兮的人。
“这咋吃！”
“水果嘛，简单，要么剥，要么削。总之这个皮是不吃的。”老组长说。
阿正突然转身大吼，“什么剥削！什么剥削的，这叫……”他眼珠猛地在眼皮里滑了两圈，“这叫撕皮，把皮撕掉！”
“明白了，就是扒了它的皮，吃它的肉！”年轻人说。
“什么扒皮吃肉的，是吃果肉，吃里面的果肉！”阿正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年轻人牙尖，手快，三两下就把橙子皮连撕带咬弄得满地都是。吃完了自己的就盯着别人的，边咽唾沫边说，“吃干净啊，皮上还带着肉呢！”说完又咽了口唾沫盯着地上的橙子皮问：“皮真的不能吃吗？”
“要说吃，也不是不能吃，就是不好吃。”老组长说。
“吃不死人？”年轻人问。
“大概吃不死吧。”老组长边说边看向阿正寻求验证。
这世界备了太多模棱两可的答案，只是问题还不够勇敢。
阿正实在见不得这场面，走之前对着我，虚握着拳头，一仰头，做了个喝酒的姿势，告诉我晚上老地方接着喝。
“老四啊，两万，最多两万五，不能再多了，毕竟手指头都接回来了，以后跟正常人一样，再说了这医药费也不便宜啊。”阿正在酒桌上说这话的模样配合着他的肉脸倒像是个土财主，大善人。
我左手举着杯子右手比了个三万。阿伟按下我的手对阿正说：“三万就三万呗，厂子里也不缺这点儿钱，人家毕竟是工伤。”
“不是啊，这钱是大风刮来的啊，他自己操作失误还能赖我啊，我问过了，今天上班期间，他说话了，还不止一次，很明显是分心了。”阿正补充道:“我去过医院了，在医院他自己承认的。”
“我看呐，还是先等等，让他自己提个数，然后再往下压一压，一来一回，差不多就行了。”阿光在一旁抽着烟，烟雾沉在眉毛上的帽檐下。与礼帽一对比，黑白分明。
“这主意行，还是阿光脑子灵光。”阿正如释重负，提议再干一杯。我没跟大伙儿碰杯，就喝掉了。
“老四啊，你也不能太善良了，所谓救急不救穷嘛。有钱要花在刀刃上，不是我说你……”阿正下面的话我根本听不进去了，每当有人在我耳边说起这句“不是我说你”的时候我就犯恶心。什么就不是你说我，你不想说可以不说嘛。“你啊，你看看，你还是副厂长呢！还比我高一级呢！全厂上下，你也就比我岳父，噢不，是老厂长低一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噢不，百人之上啊！你看看你住在哪儿，再看看我们住在哪儿！房子要越住越大，车子要越开越好，不为了自己也要为了自己的老婆孩子考虑考虑嘛！”
房子要变大，车子要变大，孩子也在变大，只有世界在越变越小。
“我们老四，就是善良，不过人聪明又踏实，就是不会说话，他要是能开口说话，我们在座谁是对手，是不是！老二老三，说啊，是不是！”阿伟总能在替我解围的同时，不停地跟大伙儿确认自己老大的位置。
“是是是。”
“那肯定的。”
阿正一抬自己的那只肥手，打翻了刚从身后走过来的服务生手里的盘子。阿光眉头一耸赶在阿正发火之前先发了火。
“你是怎么搞的！会不会做啊，不会做别做！”
服务生不停地鞠躬，工作时不准说话。
“我不跟你说，叫个能说得上话的人过来。”
正当他们跟老板找茬时，我看见店门外站着一个小男孩，个子看起来，应该六年级了，他傻乎乎地盯着店上方的招牌。张开嘴想说什么，又闭上，开开合合，默不作声。舌头舔了舔下唇，这孩子我在哪里见过，我当然知道他就是那司机的儿子，但我还见过另一个和他一样的孩子。
三十多年前。
我还没哑，这还是个小县城，街道，空气，河水，光线，连人们身上穿的，脚下踩的都蒙着一层灰。不全是灰尘，主要是灰色。倒也不是黎明前的灰暗，人们似乎并不指望，太阳升起，万物显形。能在泾渭分明的规矩下模棱两可地活着就已经很知足了。
只有那家酒馆里溢出的酒话能吐出一点金色的气氛。日子不算艰难，只是少了点生气。因为人们很少说话的缘故，连小偷都难有嘈杂的场合可以下手作案。有时，什么样的故乡决定了你有什么样的童年，但童年也决定了你将如何开始你的一生。
我爸下岗之后就成了个修车的，修自行车，三轮车，偶尔也会给熟客补补皮鞋。修车铺的生意一直不好，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脸也随着日子越来越皱，胡子也不刮了，任由胡子长得可以挡住下边的那张坏嘴。我妈说，都怪我爸话少，不像其他修车师傅那么会聊，明明五块钱的事儿，非说成八块，收钱的时候套个交情，充个大方，说一句，零头抹掉，就收五块，下次常来。自己没亏，人家也高兴。
我爸就不行，给人实惠，那就是亏本赚吆喝的真实惠。可谁也不会买这种老实人的账。我没法儿怪我爸，下岗之前，我爸偶尔还会说个两句，但他就是因为在厂子里乱说话才被开除的。当时厂里有个男人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要被开除，可女方是领导的亲戚，于是给那男人只扣了一个上班时间乱说话的小罪名。那人跟我爸一个车间的，我爸给他证明，说他没说话，领导不搭理，我爸还继续说，就是没说话，一句也没说，最后我爸被开除了，罪名是上班时间跟领导乱说话。
从那之后，我爸就变了，他的嘴巴就跟缝上了一样。我妈说，他那是愧疚，因为自己乱说话，丢了饭碗，让我们跟着受苦。以前我们一家人每晚都会散步，吃得饱饱地在街上来来回回地走。我知道他就是想看看那家酒馆，听听里边的热闹劲儿。每每路过，他的脚步就会放慢，斜着头，看一眼大得吓人的招牌，皱着眉，瞥一眼门前地上金色的灯光。只有在这时候他的嘴巴才会微微张开，偷摸地吐出两个字。想必那两个字很刺耳，因为他几乎没在人前大声说过，即便是在自家人面前也是用力张嘴，弱弱地吐气。我很好奇，那两个字究竟是什么。
它几乎是我爸对所有事情的形容与感叹，看到我妈给他补得漂漂亮亮的衣服时会说，听到收音机里因为串台而冒出的外国话的时候会说，逢年过节喝到好酒的时候会说，在地上捡到好烟的烟屁股的时候会说，看到我考试分数变低的时候会说，变高的时候也会说。可从来没发出过大声响。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就是因为跟领导说话时，在句子前面加了那两个字才被开除的。
小学毕业那年，舅舅一家请我们一家去那酒馆吃饭，为的是庆祝我舅舅的儿子也就是我表哥考上了高中。舅舅是县上有名的医生，据说一个月赚的钱能来这儿吃两顿呢。那是我爸头一回，敢用正脸去打量这家酒馆。如果不是当时他微微舒展的眉头，藏在胡子后边的笑意，我当真以为他能板着脸过完这一生呢。这一刻，他头不斜了，眼不瞥了，走起路来的姿势也像个人样了，就在正要进门的时候愣住了，微微张开了嘴巴，想要吐出什么话似的，我学着他的样子，想努力挤出一点声音，因为从未听到我爸把那两个字完完整整地吐出来，只能凭着感觉去模仿，突然表哥在里头喊我，我看见那块只比八仙桌小一圈的巨大蛋糕，那两个字脱口而出。声音之大，始料未及。里头的人纷纷看向我，我爸立马闭上自己的嘴，看了看众人，看了看我妈，又看了看我，反手就是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可能是因为太疼了，那两个字又脱口而出。
此时舅妈冲了过来，一把抱过我，把我的脑袋摁进了她的胸前，说不能打，不能打。可她脖子上垂着的长长的项链扎在了我的额头上，一个激灵，我再次吐出那两个字，虽说声音被闷在了舅妈的胸口。但她还是一把推开我，我爸反手又是一巴掌。
最后那顿饭还是没吃成，我的脸倒是被打得通红。舅舅说，这孩子肯定是发烧了，糊涂了，才会乱说话。我妈连声说是，又连声赔着不是，求着舅舅给我开些药，舅舅说，得先退烧。我妈说，药越多越好，多少钱都肯花。舅舅说，药也不能乱吃。我爸说，药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想要解释，但无从解释，只要张开嘴，就会遭到我爸接二连三的巴掌，那力道几乎失控。我想要说话，却找不到准确的字句，嘴巴半开着，像是在严肃的场合含了一口痰，没机会吐，只能咽。我用力地闭上嘴，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我妈把手绕到我的屁股上，使劲地掐。说话，是错的，哭也是错的。深吸一口气，鼻腔里的粘液被我吸进了喉头，黏住了那两个字，咽进肚子里。
很多年以后，儿子出生，每当他又哭又闹，我要打时，妻子总提醒我，如果你想让一个孩子难受，就在他最想说话的时候叫他闭嘴，如果你想毁掉他，就让他永远不许掉眼泪。
从那晚之后，我连续吃了半年的药，直到一天早上醒来，我发现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想骂出那两个字的时刻。也就是在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爸总会想说那两个字。他太久没有好好说话了，有时即便想要表达个什么，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汇了。
后来我哑了，成了众人眼中的乖孩子，因为没了说话的机会，只能埋头读书写字，那是我唯一可以和世界说话的方式，功课越来越好，顺利毕业，参加工作，因为不能说话，所以在厂子里从没落下话柄，犯过错误，领导对我放心，同事也不设防。心事会找我说，秘密会跟我讲，朋友反倒是越来越多。
从前叫我和我爸都魂牵梦绕的酒馆，成了我每晚出入的地方，我再也不用为了表达渴望和惊喜而说出那两个字了。
“你说吧，这怎么办！”此刻阿伟显然是故作醉态。
“实在对不住。”老板自从站在我们桌前就一直在道歉。
“你会不会说话呀。”阿光撑大的鼻孔跟眼珠一样瞪着老板。
“要不我给你换一盘。”这是老板第二次提议了。
“不会说话就快闭嘴吧你。”阿正说完在地上吐了口痰。
老板接连点头，弯腰，赔着笑脸和不是。似乎在等着时间能让他们消气。
我不会说话，也无法给老板解围，这样的场景发生的次数多了，叫人乏味。
那玻璃门外的小男孩已经张开了嘴，我的记忆被唤醒，立马起身冲了出去，左手抱住他的身子，右手捂住了他的嘴。但那两个字已经吐了出来，好在第二个字被我按在了手里，指缝间有他吐字时喷溅出来的唾沫，细细的，滚烫的。
我想在他耳边轻轻地告诉他，不要说，但我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只好拍了拍他的肩膀，站起来，指了指北边，甩了甩手，示意早点回去。他愣在那里，看着我，我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转过身，低下头往黑暗里走去。
就在我快要落座时，我还是听到门外传来了那个小男孩的声音。
用力的，抖动的，甚至有些自我怀疑的一声——
“我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