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和朋友从工体西路纯k出来，天已经非常亮了。

下楼的时候有一个姑娘，独自一人，人瘦条靓，鞋跟很高。我们就叫来她一起到对面的筷子面。她打包了两份牛肉面，说，家里有两个小孩要养。

她喝多了，但是仍然可以划拳。

宿醉后和陌生人吃一顿饭，是一种惺惺相惜的恶趣味。

“怎么一个人呢？”

“他们都走了，就一个人呗。”

这种突如其来的关怀，其实和三个外国人吹向你的脏哨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三年前一个晚上，我从三里屯一个酒吧出来，没有钱打车回学校，只能等最早一班的10号线。我似乎已经忘记了最初为什么会到酒吧度过周末——它是成年的标志还是别的什么？它代表你有故事还是喜欢醉？其实都搞不太清楚。但那里确实像一个散发光晕的树洞，藏着各样奇异的生物。

我在肯德基坐着等，点了两个鸡翅吃，吃完就趴下了。

有个人突然拍我的肩。

我一抬头，刚才似乎在酒吧门口见过他。

“我的一个朋友想请你吃点饭。”

“谁啊？”

“外面，那个女生。”

我看向门外，一男一女。

“我们跟了你半天了，很喜欢你，想和你吃个饭。你别多想，没事儿的。”

然后我就和他们去了。金鼎轩里面都是各种酒局的下半场。

印象中我好像吃了很多，非常丢脸。和这几个人留了几个微信。后来这个女生醉醺醺地开着车，把我送回学校。

她开在京通高速上，说：“我之前也是学媒体的。现在和老公一起做生意。”

我看着车窗外惊人的晨光，树哗哗哗地溜过，街道上的所有人面目模糊。

她忘记了在某个出口下高速，不得不开到了双桥，想挑头给我送到宿舍。我说不用了，我在这里走走就回去了。

那个早上特别冷，我用手机最后的一点电量继续听着彼时最流行的Dubstep。

从此没和这几位发过任何微信见过面。其中一个男的似乎开始在网上卖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女生从朋友圈里消失了，我甚至懒得点开看是否被删除。

第一次去同志酒吧，有一个男生想要带我走。

我们走在清冷的路上，买了两瓶脉动。

“我有男朋友了。”

“那你为什么出来玩？”

“我和他生气了，他不让我来，我更是要来。”

我们睡在一间便宜的酒店。前台说标间没了，他说不用标间，大床也行。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没有让任何事情发生。不知道是我下流，所以知道他还在恋爱中，也没有拒绝睡在一起的请求，还是我不够下流，所以拒绝发生关系，因为知道他还在恋爱中。他的衣服裤子堆在地上，耐克的swoosh标志，并没有给他的人生打一个对号。

第二天醒来吃完早饭，我说要不然，留个电话吧。

他说，算了吧，不必了。

紧接着我去商场买衣服，那件衣服看了很久，决定去买。

同志酒吧昭示着这个社会对他们的默认，有人对我说，很多外国人来到北京上海都惊了，没想过这个国度也拥有着某种层面的开放。

当我对同志酒吧厌倦，或者因为频繁被拍照所以不得不厌倦后，更喜欢把自己塞在直人夜场中，或者和固定的人，喝固定的酒，唱固定的歌。

每次在午后醒来，挺挺地躺在床上，口渴得要命，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废人。

可是逃不出的是，每过一段时间，都需要让自己觉得自己像一个废人。

那段时间，为了自己的情感买过很多必要的醉。和朋友在destination钻进钻出。

有一次喝很多，出门后坐在路边，看着出租车慢速行驶，一下子开始哭。

朋友们都走了。

我哭着喊——“你在哪儿啊？”

对其他人的反应已经没有了印象，但我相信，哭的原因都是类似的，代驾司机早已经习惯。

我的朋友上车后发现我自己坐在那里，就又下了车，到我旁边，问我怎么了。

我说：“你在哪儿啊？”

我为此不愿意嘲笑那些在公众场合声嘶力竭的人，也不愿意满脸好奇地巴望。再次出没在工体西路上时，我希望夜晚全然地属于自己，而那个痛哭流涕的女子与怒不可遏的男子，他们的夜晚也全然地属于他们。

和我们吃面的女生告诉我们，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那两个孩子都不是她生的。她不想吃面，她来这里给孩子打包早餐。

一夜了，她的妆开始脱落，却也神采奕奕。在我们怒吃酱牛肉的时候，她咣地又干了半扎啤酒。朋友开始采访她，感兴趣也好慰问性也罢，一边和她划拳一边问这问那。我却没有一点力气。也没有那么大的欲望听别人的故事。

我觉得一切貌似匪夷所思的东西，此时此刻都未免太正常了。

我渐渐学习在夜里的工体西路收敛情绪，不会在假酒勾兑的涌动人潮中过于暴露。灯笼，人说曾是一个怪味飘散的地方，DJ播放着令人喜爱的音乐，在那里蹦跶一会儿。

我需要学会怎样摇骰子，我也要学会怎样快速教别人学会摇骰子。我需要习惯在尚未蒙圈的时候到洗手间呕吐，这样才能让我在接下来的游戏中入定。

被前辈拍过屁股，笑一下就过去了。这样的性骚扰，没有人会记得，没那么常见也没那么令人惊讶。唱歌之余，包厢一会儿有谁来是相对重要的话题。其次，是谁说了之前在这里遇到了谁。他遇到了主持人，遇到了当红的演员。他说这个演员玩到了几点几点，眉目间透漏着对娱乐行业的全知全能。游戏可以越玩越肮脏，所谓的纯洁显得矫情。那个纯洁的人，竟然在三杯下肚后，叫得比谁都欢。

我没必要和每一个进入包厢的人打招呼，因为有太大的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我们唯一的默契是，被用过的杯子，无论被谁用过，只要在自己面前，都是自己的。

从十二点开始，沙发上码坐一排饮酒机器，啤酒依次摆开像是圈养地的食槽。空调开好大，才能把酒气以最高的效率带走。

当工体西路开了新的夜场，你听到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这家很好玩一定要来玩。”“这家不好里面的人都很low。”仿佛每一家的霓虹灯下面，都包含着全然不同的世界，有氛围层次情调的差别，有酒水演出质量的高低。仿佛今夜到了这里，才能更开心一点。

夜店的公关留了你的微信，每个小周末或者周末，都问你一下：“好久不见，要不要来喝一杯？”你从来不回他的微信，他全然不介意。

几年前看过一篇特稿，讲那些停在Mix和Vics门口的豪车的主人。顶级的车主有顶级的俱乐部，随之而来是顶级的入会资格和交际网络。“小贸”的保时捷无法跻身其中。那些在你身后亮起头灯的豪车里，坐着的很有可能是个扫兴而归的年轻姑娘。

但没有一个详细的统计，周六晚的Elements舞池里，都是怎样的人员构成。他们的芳龄、收入、性取向、幸福指数极速地埋没在顶棚喷出的雾气下。用门票兑换酒水的队伍越来越长，他们盯着Bartender抄起塑料杯子，舀一堆冰块，然后咚咚咚地倒可乐和廉价的威士忌在里面。

我不会控诉这些夜场，让人虚伪地从时空剥离；我也不会盛赞夜场，让人回去孤岛。它们在白天，安静得像废宅；晚上，夹道而迎，说着朋友你好，朋友再见。玩乐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

门口的代驾司机把脚撑在踏板车上，对你说：“需要代驾吗？”

门口的小姑娘那一束玫瑰追着你，对你说：“哥哥买枝花吧。”

他们买着煎饼果子吃着烤冷面，一边聊刚才哪头猪勾搭了他的天菜。

你的专车司机打电话说他马上到了。

回去的路上你手机只剩一格的电，像是你的精力。

那个姑娘，拎着她两份牛肉面，偷偷把全桌的单买了。

临走了还要和我的朋友划两次拳。

她说:“我要赢。”

赢后她戏剧化地不说再见，转身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