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晚班。一个普通的夏夜。
我下班后骑电摩回家——当时夜里十一点，喧闹了一天的城市悄然睡去，偶尔驶过的汽车轰隆声清晰可辨，犹如城市的呢喃——刚走到村口，就看见高哥。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非常矮，但比我略高，死鱼眼，半秃，大肚子装满小肚鸡肠。他夏天总是穿一件松松垮垮的背心，灰白格子大裤衩，一双从洗澡堂子顺的、鞋尖铰了豁口的蓝色拖鞋。高哥招呼我过去，一偏腿坐在电摩后面。我是一名外卖员，电摩屁股上固定着一个饭箱，因此高哥的屁股挤上去，我被压缩得只能向前挺胸。这让我既尴尬又难受，但高哥是我的房东，他想偏腿我不让他偏，就显得我不懂事。我都三十岁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高哥家是一栋二层小楼，他们村的建筑大抵如此；一层家用，二层外租，因毗邻客运站，村里的租户相当集中，并拥有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我把电摩停在门洞充电，准备上楼，高哥把我叫到一楼客厅。我在他家住了两年，这种待遇还是第一次。客厅的装潢简单而念旧，一套木质沙发，木质茶几，笨重的电视柜上面蹲着一台笨重的电视机，房角矗立一台空调立式机，上面盖着一块白色镂空方布，并由一只塑料盆栽镇压。
茶几上摆着四样菜，拍花瓜、洋葱木耳、水煮花生、凉拌腐竹，以及一瓶呆头呆脑的劣质白酒。我受宠若惊，“高哥，有什么事吗？”他说：“你在我家住了多久？”我想了想，刚搬来时是个冬天，我记得手背上的冻疮，“两年半了。”他拧开瓶盖，空气中顿时逸满酒精味道。他给我倒了一杯，再给自己满上，举杯，“走一个。”我抿了一口，艰难吞咽，嗓子像塞了一把钉子。高哥说：“我这里来来回回住过不下一百号人，你是我觉得最实诚的。”我被那口白酒蜇得头疼，没听清，问了一句：“什么？”高哥以为我没领会他的措辞，只是修订了最后四个字，“最诚实的。”又说：“这两年多，我催缴过你房租吗？”我说：“没有。”这是实话，因为我每次都准时转账，没有给他表现大度的机会。
我突然有点自责，好像我坚持的主义伤害了他人利益，我顾不得嗓眼儿里的钉子，主动跟高哥敬酒，“让你破费了，你看，还弄这么多菜。”高哥不以为然地摆摆手，“打算请你下馆子的，但我常去那家拆了，其他又吃不惯，就因地制宜随便弄了几个家常菜。”我被因地制宜这个成语折服，没想到高哥看上去没什么文化，谈吐却不一般。他接着说：“你就安心住下去，不要听信那些风言风语，更不要跟其他两个租户学坏，打了一声招呼就搬走，太不实诚。你说是不是？”我说：“是，不实诚。”他说：“那你不会搬走是不是？”我说：“是，不搬走。”
我又喝了些酒，困意逐渐将我凝固。
高哥还在长篇大论，从他爷爷那辈开始追溯，讲述他爷爷当年参加抗日战争，他爸爸参加抗美援朝，而抗拆就是他的战争。我对他的抗战没有兴趣，听得昏昏欲睡。高哥却越说越兴奋：“我们高家的根基在这里，我同意拆迁，死后有什么脸面见列祖列宗？你说是不是？”我说：“是，没脸。”他说：“现在有这个家，他们的魂魄还能回来看看，房子拆了，他们去哪儿？就算我烧黄纸告诉他们新家在几栋几楼，他们会坐电梯吗？”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感到后背冷飕飕的，酒醒了不少。他站起来，振臂一呼，“打死我也不会签字！我要誓死捍卫家园！”他似乎不放心，又问：“你不会搬走是不是？”
他的怀疑并非杞人忧天。我嘴上称是，心里却不以为然，这又不是我的家园，我捍卫它有个鸟用；而且，高哥列祖列宗回来探亲，走错门就尴尬了。
我应该当场表态的。
高哥喝得尽兴，搂着我的脖子，说：“我新买了一个二手智能机，配备前置摄像头，来，我们合个影。”高哥摆了一个V字形，掌心朝内。
我每天都能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大部分人都很随和，甚至随意，但总会遇见一两款故意刁难的货色，恶语相向，我往往逆来顺受，担心自己流露出的烦躁表情会带来投诉。服务行业得有服务精神嘛。
这是一份顶无聊的工作，话说回来，什么工作不无聊呢？我出门就戴上耳机，一方面，骑电摩不便手持电话，另一方面，播放我最喜欢的张楚。音乐是感性的，喜欢和讨厌都说不出道理，不必强求，更无需强推。相比张楚名声在外的《姐姐》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我更喜欢《上苍保佑吃了饭的人民》，可能是因为，吃完了饭的人就不用点外卖，这样我可以少跑几公里。
我遇见形形色色的人，也见过许多美女，见过就见过了，不往心里沉淀，直到遇见她。
那是一个雨天。
我讨厌雨天，单纯从职业角度考虑。如果我可以坐在办公室观雨，或许我也会发表一些文艺惆怅的感触呢。但我不能，我必须穿着雨披行驶在雨中。雨天是送餐高峰。
她是一名前台。通过下单信息，我得知她叫陈婷。这个名字非常普通，但是配合本人使用就产生一种妙不可言的观感，我第一次见到，就被她的美丽深深折服。我在心里对她称赞道：“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美丽的姑娘？！”我在嘴上说：“陈女士您好，您订的外卖到了。”
陈婷经常订外卖，我隔几天就要跑一趟，后来我知道，大多时候都是她帮其他人订，她中午常去写字楼后面那条巷子吃土豆粉。我一直不理解，世上怎么会有人喜欢吃这种滑溜溜的东西？得知陈婷热衷于此，我便开始偷偷尝试。这不是味蕾的享受，而是心理的满足：坐在你心仪之人坐过的位子，品味她最爱的美食，幸运的话，还能使用她握过的筷子。
我想了很久，终于琢磨出下面这个比喻：
她就像电摩的车灯，在漆黑的夜里照亮我的行程。
光的存在不仅仅是提供照明，更重要的是，陪伴。
归根到底，我只是孤独罢了。
有时候，推销房子的女客服打来电话，我都舍不得挂掉，表露出一点我想买房子的意愿，她们就会热情地陪我聊下去，并且持续打来电话，直到她们发现我只是一个连百分之十首付都拿不出来的臭傻逼。幸运的是，这种电话层出不穷。
我三十岁了，一事无成。
我十岁时幻想二十岁，觉得自己一定会英俊高大，拥有惊人弹跳力，那时我正痴迷《灌篮高手》；二十岁时幻想三十岁，虽相貌平平，身高有限，但凭借聪明才智步入上流社会应该不成问题，那时我笃信成功学，将马云视为人生导师。现在，我三十岁了，一事无成，且失去幻想能力，不再（敢）去假设四十岁光景，或许我根本活不了那么久。有这个时间不如刷一会朋友圈，或者睡一觉；大家都这么做，我就没有负罪感。
某天开始，村子同意拆迁的住户骤增，一大半居民楼都被夷为平地；也不能说平地，倾倒的房屋尸体还横陈在杂草丛生的土地上；人们搬走不久，到处都长满草；它们也跟人一样狡黠，趋利避害，趋炎附势。村里只剩几十户还在坚守，原本繁华的商业街迅速凋零。
我准备尽快跟高哥道别。其实，我根本不用这么扭捏；城中村租客的流动性本来就很大，更不用说面临拆迁这种不可抗力。可我就是这样的人，畏手畏脚，瞻前顾后。那天我休息，买了几样熟食和凉菜，回请高哥。
高哥说：“喝啤酒吗？我去买。”我说：“我去。”结果是我们俩一边争抢一边同往。村口的小超市还在顽强营业。高哥说：“买一包啤酒。”店主问：“凉的还是常温？”高哥说：“这大热天，当然喝凉的。”店主说：“二十。”高哥说：“不是十九吗？”店主说：“常温的十九。”高哥说：“那就要常温。”高哥摸摸口袋，对我粲然一笑，“呀，忘了带钱。”店主不慌不忙，“支持微信。”高哥说：“手机也忘了带。”我连忙支付。高哥说：“怎么能让你破费呢？”
回到家，高哥把啤酒放进冷冻室，“放一会就凉了，还多收一块钱，这不是坑人吗，你说是不是。”我说：“是，坑人。”
我酝酿了片刻情绪，不料，我还没开口，高哥先说：“我们准备组织一次抗议活动，你参加一下吧。”我说：“抗议谁呢？”高哥说：“村委会和开发商，官商勾结，压榨老百姓。”我应该快刀斩乱麻，直接告诉他我要搬走，可是我却迂回了：“你们想怎么抗议？游行吗？”高哥说：“游行多累？我们静坐。横幅都打好了。其实也不用你跟我们一样投入，你就帮忙拍拍照片发到网上。现在什么事，只有通过网络才能引起关注，他们最怕这个。怎么样啊，就这点忙，没问题吧？”我苦笑一下，“包在我身上。”
迂回失败，反而把自己绕了进去。我就知道会这样。我就知道。
我请了一天假，跟高哥去村委会示威，结果只有我们两个人到场。这就难办了——如果我跟高哥拉横幅，就没人拍照，如果我去拍照，又没人拉横幅。高哥破口大骂：“妈的，一群软柿子，活该被拆！”最后还是高哥脑子灵活，把横幅一头绑在旗杆，一头拉在手中，我则站开一段距离拍照，好把整条标语十二个字都囊入框中。高哥看见镜头，习惯性地摆了一个掌心朝内的V字造型，我纠正他，“此时此刻，你应该摆一个愤怒的手势。”高哥说：“怎么弄？”我说：“把食指收回去。”
几天后，我从某小区送餐出来，看见高哥迎面走来。我一时以为自己眼花，他西装革履，提着两瓶礼品装的高档白酒。直到他主动跟我打招呼，我才敢相认。高哥说：“看什么看，没见过啊？”我说：“还真没见过你打扮得这么整齐。”高哥说：“我过来看望一个老人。他是我爸爸当年的战友。在战场上，他救过我爸的命。”我说：“哦，那你去吧。”高哥说：“你下单送哪儿？”我说了一个地址，距离村子不远，他说：“那你等我一下，把我捎回去，我省两块坐公交的钱。”又说：“妈的，公交车装什么空调，还要多收一块钱；人们也是矫情，打开窗户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我有点不情愿，送外卖最讲究时效，见我有点为难，他说：“我就进去问候一声，很快就出来。”他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等他出来，一偏腿坐在后座。
那天晚上，我跟高哥继续商量对策。
高哥盯着我发出微博，期待这张照片像一颗炸弹在网络上爆发，引起轩然大波，滔天巨浪。几天过去，只有两个转发。高哥说：“你这招不灵啊？”我委婉地提醒，“高哥，这是你的招。”高哥哦了一声，说：“怎么会这样？”我说：“要成为热搜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高哥说：“什么意思？”我解释道：“得有幕后推手。”高哥说：“看来这个办法行不通。你有什么鬼点子？”我说：“啊？”高哥改口道：“说错了，你有什么好点子？”我当时刚好看了《妖铃铃》，电影里有开发商雇人扮鬼以期吓跑住户的桥段，我想反其道而行。我说：“不，就是鬼点子，我们扮鬼，吓跑开发商。”高哥听完就笑了，说我想法幼稚，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能做这种蠢事，传出去让人笑话。但我们推敲细节，发现可行——主要是我们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如果我有那么多聪明才智，现在早步入上流社会，也不用混迹于城中村。高哥沉思片刻，叹口气，说：“事到如今，只有死马当活马骑了。”我说：“啊？”高哥有些不耐烦：“你老‘啊’什么？”我迫于高哥的淫威，不敢指认他的口误，只好说：“哦。”
我们从寿衣店买了一些道具，从机电城采购一只扩音喇叭。我听说，凌晨两点阴气最盛，便决定此时出门（上路）。我骑电摩载着高哥，两人身上披了一件墨绿色雨衣，高哥一手握着喇叭，一手抛撒纸钱。喇叭里播放的是我从某个恐怖片里截取的背景音乐。
我们连续三天装神弄鬼，第四天终于收到效果：
一，开发商找来一个和尚做法，可能是觉得和尚功力有限，同时又请了一个道士，或者开发商想要上个双重保险，结果做法当天，和尚跟道士因为一个法器的使用方法产生争执，并发展为械斗。做法虽然失败了，开发商仍然没有轻易就范，他们新的做法是雇佣一群小混混，昼夜监视。如此一来，我们就不便在夜里蛊惑人心。由此可得，小混混比和尚跟道士以及他们背后代表的神仙体系管用。
二，我们之前蛊惑人心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居民又被吓跑几户。
我经常做适得其反的事，因此心里并没有落差，高哥却有些不能接受。我安慰他，“没事，只要你没签字，就是胜利。”高哥被我说得动容，眼眶红了，拍拍我的肩膀，“至少还有你陪我孤军奋战。”我不知道两个人能不能使用孤军奋战的成语，我只知道我当时想死的心都有。在把自己陷于不利处境这件事上，我从来不负众望。
又是一个雨天。
我跟高哥合体扮演亡魂之后，忘了把雨披收回来，只能淋雨。我不担心自己，只是祈祷电摩别出问题。骑久生情吧，我对这辆电摩非常有好感，它是一个忠实的伙伴，兢兢业业，一遍又一遍丈量着这个城市。骑在它身上，我才感到自己像个男人；也像个战士，于千军万马中冲锋。它是我最后的自留地。
我浑身湿透，但盒饭被保护得很好；什么是职业操守，这就是职业操守。滞留在我身上的雨水顺着衣服下摆滴落，我似乎比平时更加瘦小，自卑得不敢迈入大堂。事实上，没人注意我，人群跟往常一样出入，对我的狼狈视而不见，对我视而不见。我来到陈婷的公司，“陈女士您好，您订的外卖到了。”陈婷签收之后，掏出一包纸巾，“擦擦吧。”我说：“不用。”陈婷坚持，“都湿透了。”她把胳膊又伸过来一些，我只好接住，否则显得我不识抬举。我说：“谢谢。”她说：“没事。外面还下着雨吧，你等我一下，我跟你一起下楼。”
我定定地看着她，高兴得想要起飞。他拿起前台的电话，拨了几个号码，过来一行人领取各自的午餐，就像饲养员敲击铁盆，懒洋洋的猪崽子们就会拱过来用餐。
陈婷拿出一把伞，说：“走吧，我把你送下去。”
陈婷把我送到门口，说：“你能陪我去买点饭吗，然后我把伞借给你？”我下意识说道：“吃土豆粉吗？”陈婷一愣，“你怎么知道？”我连忙解释，“女孩都喜欢吃这个。”我不知道自己这么说是否可以澄清，避免露出更多马脚，我指了指不远的电摩，“我的车就在那儿，我跑过去就行。”陈婷还在坚持，“给你伞，路上用。”
我头也不回地跑入雨中。她已经给了我比伞更能遮风避雨的关怀。
我有生以来从没这么快活。
我淋在雨中，情不自禁地笑着，路边的招牌笑了，四季青也笑了，行人的伞笑了，公交车溅起的水花也笑了，雨水笑了，下雨的云也笑了……
晚上收工时雨停了，电摩大体没坏，只是刹车系统有些失灵，需要捏到底才能勉强制动。我心情大好，没有纠结这个细节，换作以往，我一定会心心念念一个礼拜。
我泊在陈婷上班的写字楼下，躲在门口的人行道。我不是第一次这么做——我太想见到她，可除了送外卖，我找不到其他出现在她面前的理由，只能偷偷尾随。我长这么大，还没做过违法乱纪的事，这是我最靠近犯罪边缘的试探。
陈婷跟几个同事一起出来，有男有女，他们高声谈笑，那么自信，漂亮，让我向往。有时候，我甚至希望陈婷遇险，最好是有歹人图谋不轨，这样我就能英雄救美。这是我能想到，靠近她的捷径。我一度想让高哥扮演这个歹人，但他的气质太过寒碜，只能作罢。
他们进入一家综合体，应是聚餐。晚上十点，他们陆续出来。这段时间，我抽完身上的烟，去便利店买了一包红塔山，还订了一份外卖。送外卖的同行看见我，眼内闪过一丝火光又迅速熄灭。
一个穿衬衫的男人扶陈婷出来，叫了一辆出租车。我紧紧贴上去。晚上十点，主干道不再堵车，但红绿灯很多，限制了机动车的风驰电掣。我不止一次在陈婷居住的小区门口徘徊，假装送餐。男人却没有走这条路线，带陈婷来到另外一处民宅。我心中有了不良预感，醉酒的陈婷可能要惨遭毒手。他们从车上下来，走进小区。我应该冲过去，拦下来，大声喝止。这是上天垂青，赐予我的机会。如果我搭救了陈婷，就算她不以身相许，起码也会对我产生好感。我拧动油门，冲了过去，靠近男人和陈婷时，我又打起退堂鼓，多年的怯懦此刻产生巨大的惯性，我转动车把，偏离了他们。车速太快，我刹车不及，撞上一棵槐树。那个男人回头看了我一眼，带陈婷离开。我躺在地上，恨不能举起右手抽自己耳光。我这么做了，却举不起胳膊。电摩也因此报废。手机报废了。我也报废了。
我躺在医院想明白一件事，男人不一定是歹人，也许是陈婷男友。她那么漂亮，没道理单身。是了，是这样，我从一开始就刻意忽视这点。可是护士们带来一则重磅消息，一个被上司性侵的女孩跳楼自杀。我的心一下子惊了：如同一壶刚刚烧开的热水浇进玻璃杯，瞬间炸裂。
我觉得自己是罪魁祸首，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如果——
我出院了，骨折的右臂还打着石膏，脖子上绑了一根白绳，石膏下面垫着一本专治妇科病的医院宣传手册。我回到住处。高哥跟我说：“你回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准备发起总攻，跟开发商硬碰硬干一仗。胜败在此一举，你也来吧。”我说：“我都这样了，不适合硬碰硬吧。”高哥说：“你这是优势啊，谁会忍心对一个废人动手呢？你说是不是？”我说：“啊？”高哥说：“抱歉，残废的人。”我说：“哦。”高哥说：“其实根本打不起来，我这次召集了很多人，绝对不会爽约；再者，一旦打人，不管谁先动手，都是他们全责。我们是弱势群体，法律会向我们倾斜。我们已经做了那么多斗争，现在放弃就前功尽弃。你说是不是？”我说：“是，必须坚持到底，捍卫家园！”
我三十岁了，一事无成。当然，这句话保有转圜余地，在我三十一岁之前，还可以利用剩下几个月向着什么起义。
我这三十年没做过什么牛逼的事情，我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我渴望能有一个奋不顾身的梦想，渴望像革命志士一样抛头颅洒热血。眼下，只有在这件事上，我才能发挥作用。这是我的精神家园。我要誓死捍卫。
我跟高哥来到村委会，他怀里揣了一把菜刀，我手持一根擀面杖，样子有些滑稽，不像去打人，倒像去丢人。我们再次来到村委，跟上次一样，我们妥妥地被高哥的口中同患难共生死的乡亲们放了鸽子，跟上次不同的是，开发商配合了我们，避免让我们唱独角戏。我不知道两个人能不能用独角戏这个词，但这从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尴尬。
开发商雇佣的小混混开着四辆面包车赶来，几十号人把我们团团包围。
我说：“高哥，怎么办？”高哥说：“见机行事。”
果然如高哥所说，对方只是围住我们，并没有下一步动作。
我以为今天就这样草草收场，心里还有些不满，我真想真刀真枪跟他们干一仗。高哥似乎读取了我的心理活动，突然大喊一声，“跟他们拼了。”他抽出菜刀，向最近那人砍去。假设他直接偷袭，可能会得手，错就错在他袭击前大喊那一声。僵持的平衡被打破。真正爆发冲突，我又怂了，掉头就跑；注意力都集中在小混混身上，没留神被什么绊倒。他们冲了过来，数不清的脚抬起来，踹在我身上。我举起胳膊格挡，石膏应声粉碎。我毫无还手余地。我的一只眼肿了，睁不开，另外一只也仅能勉强视物，世界在我眼中变得模糊。我看见高哥走向我，举起手机。我还看见他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我一直没舍得用的纸巾，敷在我的眼睛上。世界彻底消失。
我再次回到医院，从护士那里得知，开发商雇凶伤人的新闻在网络上火了。
高哥来医院看我，他头上绑着绷带，但是精神很好。我说：“高哥，我没给你丢脸吧。”高哥说：“没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开发商终于服软。”我说：“我们保住了家园吗？”高哥说：“不是，开发商同意多给两套房子作为和解的条件。我们这顿打，挨得太值了。你说是不是？”我一步一步后退，直退到悬崖边上，坠入无底深渊——我突然泪流满面，大声吼道：“不值！”高哥也不生气，站起来说：“值。”临走又说：“多给那两套，有你一份。”
出院后，我搬离城中村。高哥的房子还没有拆，但是已经人去楼空。我想找到他，跟他说，我不需要他施舍他的房子。一套属于我的房子能让我在这个城市彻底安家，但我的精神家园已经被毁灭了。
我换了一个城中村，一样的户型结构，一样的居住。只要支付两三百的房租，它就会包容我。
冬天到了，我比预计复出的时间早一个月开始工作。终日在外骑车，我的手背爬满龟裂的冻伤。可我一点也不觉得疼。
以往，我是公司的送餐达人，常常被领导树立成众人学习的榜样。现在，我的状态不再，总是丢三落四，引来众人投诉。我隔段时间都会来到陈婷工作的单位，即使他们并没有订餐。部门领导找到我，非常委婉但是毫无余地地劝退了我，他说这是为我的身体和精神着想，并提醒我不要再骑电摩了。他说得对。这几天，我好几次骑电摩时都感到恍惚，心里够不着，好像随时会从车上甩出去。
被辞退之后，我像一只牵线木偶，总是不由自主地来到陈婷生前工作的单位。我多希望能看见她，把从未说出的心里话告诉她。那些在我心里反复合成又散落的辞藻，成为我活着最大的煎熬和目的。
我可疑的形象和举动终于引起该公司的注意，他们叫来大楼保安。我说：“我是送外卖的。”他们愣了一下，把我轰出去。我最后一个身份认同也失去了。
我骑着电摩，漫无目的在大街小巷穿梭。过去两年，我几乎跑遍城市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我无比熟悉城市的脉络，可是我从来都不属于她，就像她不属于我。
我有些摇晃，车轮在柏油路上走猫步，我的脑袋也一片混沌，无法斥退自己的摆动。
不知多久，我来到寄居过两年半的城中村。我把电摩扔在路边，步行入村。村里好久都没这么热闹，一群施工人员正在热火朝天拆除地面之上的凸起。过去，我们管这种凸起叫做家，现在看来，更像是坟。
高哥的祖先会不会出现？也许他们九泉之下得知，正在高哥家中进行最后的家庭聚会；亡灵对着亡灵悼念。我突然很想看看他们；我不再害怕，反而觉得他们很可爱。抗日战争我们赢了，抗美援朝我们赢了，继承了他们优良传统的高哥也打赢属于自己的战役。只有我一个人被全军覆灭。我不知道一个人能不能对应全军覆没，有什么关系呢？痛苦的时候，谁会对定语锱铢必较。我必须痛苦。因为三十岁了，我一事无成。
我来到高哥家。这里已经只剩一个空壳，大门和玻璃都被卸走，房间布满垃圾，院中长满青草，大部分家具都被搬走或者变卖，只有二楼几张没人要的破床还在。
我听见脚步声，就藏在窗下。
钩机轰隆作响，我站在床上。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张楚的歌声几乎被淹没在钩机作业声中，天花板已经坍塌。
请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请上苍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
请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请上苍来保佑粮食顺利通过人民
我被埋在废墟里面，眼前是亮起的屏幕，一个陌生号码还在执着地请求通话。
我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想到两件事：
一，我有些想当然，或许陈婷只是离职，论据是被上司侵犯的女孩那么多，轻生之人很可能是其他受害者。这个想法很没有社会责任感，我应该为此受到谴责。又或许，这只是期待我从她们手里购买房子的销售人员之一，她还没有识破我的嘴脸。
二，我三十岁了，一事无成。这句话被他妈彻底坐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