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每次上课都是一副慵懒的模样，蓬松的头发像从没打理过。晚到的他坐在最后一排，等到最后一个环节，所有人围成一圈手牵着手，念出“感谢生活赐予我的一切”，他才会走上前，对着口型。没有一次，我听到他的声音。
我和他认识，是某次上课结束后，在门口的吸烟区抽烟。他找我借火，我刚点完烟，打火机的火太烈了，一瞬间没熄灭，就顺势给叼着烟的他点着。他抽完第一口，对我说，“三十个人，站在一座孤岛上。”经常和我一块抽烟的大朝接茬，“冒昧问一下，你是一个诗人吗？”他吸了下鼻子，声音弱下去，“说一个人是诗人，不是冒昧，是冒犯吧。”我们三个都笑了笑。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杨征，问完大朝又问我。我说，就叫我小叶。我也不姓叶，看到烟灰桶旁边的假绿植，叶子绿得发亮，一时兴起给自己取的，名字都没想好。
我们加入了一个叫做“互相解救”的互助小组。组里的人来来去去，到目前一共有三十个人。每周六我们聚集在一起，学习有关心理的课程。这个城市有很多这样的互助小组。有些是会员制的，要办卡。我们参加的这个互助小组，只需要每次付一下酒水费。每个人上课前从组长的助理那领一瓶啤酒，有的人是可乐。可乐比酒便宜一些，啤酒30，可乐15块。“意思意思。”这句话是组长说的。“意思意思，都不容易，周末出门已经很辛苦了。”组长是一个四十岁出头的男人，以前在一所大学教书。大朝告诉我的。组长和我大学时的一位老师挺像，说话喜欢一顿一顿的。在我毕业前，那个老师准备去当和尚，剃了光头，穿着西服和我们一起拍照。大朝还说组长身边每隔一段时间换一个助理，那些助理都是他的情人。我只信一半，毕竟大朝有臆想症。
我是第11个加入互助小组的。那段时间，我深受失眠的困扰，脑袋像是一台坏掉的收音机，时不时传来“吱吱”的声音。我能感受到电子在我脑袋里流窜，合成一股，出现短暂并且强烈的卡带声。杨征是第几个加入小组的，我没有印象。他是少有的领可乐的人，即使我们搭过两次话，他也从不和我坐到一块。大朝对我说，“要警惕这样的人，他习惯将自己封闭起来，坐在角落观察，一旦他认准了倾诉的对象，他的感情是真实的。”我不明白，难道来这里的人不就是为了倾诉真实的感情吗。大朝明显地叹了口气，他是最早加入小组的人，比我更了解这些人的情况。“没有人在这里倾诉的感情是真实的，真实的东西往往令人恐惧，这里每个人的倾诉都带有表演痕迹，即使是抱头痛哭。”大朝说完，就轮到他起来倾诉。
那天，大朝讲了一个他童年的故事。他说他有一个双胞胎哥哥，两个人从小穿同样的衣服，他们喜欢玩一个叫“猜猜我是谁”的游戏。每次爸爸从工地下班回来，他们就围着爸爸转一圈，然后让爸爸猜，谁是哥哥谁是弟弟。爸爸每次都猜错。直到他俩上小学，大朝觉得这个游戏变得非常乏味，单方面停止了它。哥哥的成绩比他好，也更讨长辈和同学喜欢。大朝觉得他成了哥哥的陪衬，一个比镜子还要真实的对照物。十岁那一年，哥哥带着大朝去游泳，意外溺亡。在父母的恸哭声中，大朝没有表现出任何悲伤。他像是一个局外人，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哥哥死了，他从陪衬物终于蜕变成一个人。说到这里，大朝的眼角流出两滴泪。但他继续说下去。从那以后，大朝总觉得自己的皮肤上有一层蒸气，一年四季，他的身体都是冰凉的。就像是身体在下雨。大朝将手伸向周围的人，示意他们触摸，一个戴口罩的女孩触碰到大朝的手背时发出一声沉闷的尖叫。女孩开始发出喑哑的哭泣，组长这时站起来走到女孩的背后，轻轻拍拍她的肩，并示意大家围拢。我们一同念道，“感谢生活赐予我的一切”。
结束后，我和大朝在门口抽烟。他从刚才的情绪中抽离出来，脸上的泪痕沾着细小的沙粒。当天刮起很大的风，天空还是灰蒙蒙的，我们替对方挡了好一会儿，才点着烟。杨征是坐着直达电梯下来的。我进大楼前，明明注意到这个透明的直达电梯。从活动教室出来后，找了好一会儿都分不清方向，只好跟着人群走进老旧的货梯。他们都刚刚哭过，在电梯里面无表情，像被装进罐头里的沙丁鱼。
杨征走过来，身上带风，头发被吹得凌乱，脸上神采奕奕的。走在他后面的是互助小组的组长和他的助理，以及那个口罩女孩。我给杨征递火，他说最近刚戒烟。大朝说，“你可能是唯一一个在互助小组取得进步的人。”杨征笑了笑，问大朝，“你刚才讲的事情是真的吗？”大朝坦白说，“我有臆想症。”杨征问，“那故事的后半段呢，我没仔细听，睡了一觉，醒来发现你在讲话，刚听进去，就被那个男人打断了。”口罩女孩从我们身旁经过，她突然停下来，挤到我和大朝面前。“我也想知道故事的后半段。”我看差不多到了饭点，提议道，“不如找个地儿吃个饭吧，站在这说话够累的。”女孩面露难色，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成，不过我饭量不大，最近在减肥，你们吃，我在旁边听着，饭钱均摊。”话说到这个份上，不去也得去了。女孩缓缓摘下口罩，大吸一口气，顺手把口罩扔进垃圾桶。外面风沙大，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我心想，来互助小组的都不是常人，就没多问。
我们找到一家羊蝎子店，我问女孩能不能吃辣，她说她北方人，能吃一点。大朝说，“我都行。”我说，“那就点微辣吧。”我点了两斤羊蝎子，一碟花生米，一盘腐竹拌芹菜，一个蔬菜拼盘。大朝问，“要喝酒吗？”杨征和女孩都没说话。我想到家里还有半瓶红酒没喝完，现在喝酒，回去再喝一点，肯定会醉。我一喝醉，到了凌晨三点总要醒一次，起来接水喝，接下来一直到天亮，我又会陷入失眠。大朝见没人回答，找服务员要了一小瓶白酒。“一个杯子。”服务员应了一声。女孩朝服务员喊，“拿两个杯子。”摘下面罩后，女孩的五官看着格外灵动。“我跟你喝，我喊了朋友待会过来帮我开车。”女孩的声音不像北方人，倒像一只羔羊。
最先上来的是凉菜和白酒，大朝给自己倒了一杯，给女孩倒了半杯。“你去看过医生吗，人的身体只有出汗和流泪的时候才会有水分出来。”女孩拿起杯子喝了一大口，漱口似的咕噜咕噜两声，吞了下去。大朝愣了一下，赶紧将剩余的酒给女孩倒满。“医生说那只是我的心理作用，我把自己比喻成老天，只有老天才会下雨。”我实在有些饿，对他俩说的话半听半点头地回应，目光游离在隔壁几桌热气腾腾的羊蝎子上。余光瞥向杨征，他将脖子缩得很紧，似乎在打盹。我起身准备去一趟洗手间，杨征被我紧按桌子的声音弄醒，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对我说，“我也去。”餐馆的卫生间只有一个便池，男女通用。杨征让我先上，他不急，得接水洗一下脸，清醒一下。我撒完尿，在外面等他。杨征出来后跟我说，“我们在撒尿的时候，就是在下雨。”我哈哈大笑，觉得他是一个幽默的人。我问他，“你是为什么要参加互助小组？”他说，“我来找人。”我问，“找谁？”他说，“一个女人，不过还没出现。”迟疑了一会儿，他说，“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是互相救助，我是来这自救的。”我说，“你真的是一个诗人吧。”我们回到了饭桌附近，他没再说话。
等我和杨征坐下，发现大朝和女孩各自沉默，女孩面前的杯子空了，剩下几滴跟没有清洗干净的灰渍沾在一起的酒珠。羊蝎子端上来，我们开始动筷子。饭桌上安静的气氛一直保持着，很快，只剩下吮吸羊蝎子的声音。结账时，女孩让服务员算完钱，她单独付她那份。付完钱，她从背包里拿出一个新口罩，戴上后立刻就走了。杨征小声问我，“你能不能先帮我垫上，我身上没带钱，手机也快没电了。”我一个人付了剩下的钱，听到杨征诚恳地说了句，“谢谢。”一同去地铁的路上，我问大朝，“你跟她聊了什么，搞得不欢而散。”大朝有些失落，女孩向他倾诉，她之所以戴口罩，是脸上动了刀子。她说她喜欢互助小组的组长，她以前是组长的学生。上大学时，女孩跟班上一位长相出众的女生关系很好，她们一同选了组长开设的选修课，从来没有翘课。后来，组长跟自己的学生发生了一段不齿的关系，那个女生，也是她的朋友，不堪同学之间的流言，选择退学。组长也被学校处罚，保留职位但不再让他开设课程。口罩女孩说，“如果当时跟她发生关系的人是我，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因为我是真的很喜欢他。”毕业后，女孩花了很多钱去整容，她是最早加入互助小组的人，可组长却没有认出她。
由于时间紧迫，我们都没有问大朝跟他双胞胎哥哥的故事的后半段。也许后半段并不重要。杨征失去了最初的兴趣，他在吃饭的过程中一直盯着眼前的羊蝎子，他吃得很克制，但看得出来他的确很饿。“我以为是我吃饭的样子吓到她了。”杨征说。“我女朋友以前就说我吃相很难看，我们每次在外面吃饭，她都会跟我吵架。吵得最凶的那次，她中途摔完筷子离开，之后两天都没有理我。”大朝没理会杨征，他挺为女孩难过的，他应该要为女孩买单，酒是他主动点的。我问杨征，“你要找的那个女人是你女朋友吗？”杨征点头，“我已经找她半年了，为此我丢了工作，我必须要找到她。”我问他，“为什么？”杨征说，“因为她骗了我。”
从惠新西街到我住的地方有13站，中途要换乘两次。进入人声嘈杂的地方，我开始出现耳鸣。第一次换乘要经过一段长长的甬道，周围的人踏着脚步往前追赶，所有人都像脚底生风。仅有一次，我在换乘的路上遇见一位僧人，那时我刚毕业来北京，还没有加入互助小组。失眠还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僧人在甬道里走得很慢，我一看到他就想起了大学时的那位老师，他仿佛走在跟我们不同的一条道路上。到了第二次换乘，人少了许多，我站在车门旁边，终于可以舒展一下身子。下一站，上来一对男女，女人用夸张的声调说，“三连撞，也不知道中间那辆法拉利里的人是不是还活着。”男人说，“够呛，应该是个女司机。”女人夸张地将手抬高又轻轻拍在男人的胸脯上，“谁能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有人说是酒驾。”男人说，“是啊，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坐完一站路，两个人就下去了。我不禁想到那个女孩，但愿最后她是找朋友来帮她开的车。法拉利，我这辈子都买不起。
回到出租屋，隔壁房的大姐正在做饭，油烟弥漫整个客厅。她跟我打招呼，“回来了。”我欠下身子，点头，打了一下喷嚏。大姐才意识到要开抽油烟机，呼啦啦响起来，也没听清她说了一句什么。走进1902，打开灯，轻轻带上房门。房间里一览无余，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凳子、一个柜子，挤在不到十平米的空间里。我又连打了两个喷嚏，声音在房间里回响，大姐在厨房对着客厅喊，“不至于吧，厨房是共用的。我住卫生间旁边，凌晨洗澡吵得人睡不着觉，我有多说什么吗？”我没回应她。我的确不是故意要打喷嚏，房间里弥漫着酿酒的小麦味，刺激着我的鼻翼。桌子上的杯子盛着昨晚未喝完的红酒，红色沉淀为更深的红，成了果浆。房间外的声音小下来，大姐一深一浅地踩着拖鞋回1901——她的一只拖鞋脚后跟断了一截，穿了半年，一直没换过。
我将房间的门打开，对面的门刚好关上，1903的门也打开了。1903住着一个中年男人，长期出差，一个月能见到一次。他手里拿着便当，往厨房的方向走。我端着杯子进卫生间，走到梳妆台前才想起水龙头因为前天持续漏水被1901堵上了。杯子里的酒荡出一些到手背上，我将剩余的部分倒进马桶里，按下冲水键，迅速形成一个红色漩涡，脑袋在这个时候又跟卡带一样，发出“呲”的一声。我想着自己应该去看看医生，也许真的是脑袋出了问题。临睡前，我倒了半杯红酒，新的汁液跟原先沉淀的酒浆混在一起，味道变得有些酣甜。和这半年里任何一个夜晚一样，我又陷入失眠。
一周后，我提前一个小时到达互助小组的聚会地点，由于早上被1901的做饭声吵醒，天亮后我就睡不着了。这次聚会的地点在城西，附近是一家艺术馆。这种不定期发布主题的艺术馆展览比较受年轻人青睐，但我一次没去过。我决定跟那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进去看看。展览厅不大，一眼可以望到出口，陈列着各印象派画家的代表作。年轻人都在拍照，聚集在每一个画框前。逛了十分钟，我就厌了，进来看展的人越来越多，只能看到画的边边角角。我往出口走，看到杨征正盯着最边上的一幅画发呆。那幅画我见过很多次，西装革履的男人，没有脸，上面是一个青色的苹果。我看不懂那幅画，只是觉得没有人会吃那样青的苹果。杨征看得出神，不顾旁边自拍的人，有人小声抱怨他挡住了位置。我没去打扰他。
到聚会开始的时间，组员陆陆续续进来，坐到我身边。我没看到那个戴口罩的女孩，大朝前一晚给我转账时说他要回一趟老家，让我留意一下那个女孩。杨征依然迟到，坐在最后一排。由于没有人跟我说话，从组长放完一段音乐开始讲话，我便陷入沉睡。到了互相倾诉环节，我被一个男人的恸哭声惊醒。“她骗了我50万，婚也离了。”我以为哭的人是杨征，看向教室后排，他正眯着眼，神情淡然。环顾一周，有一些新鲜的面孔，我确定戴口罩的女孩没来。
结束时，我站在门口一个人抽烟。组长也站在烟灰桶旁边抽烟，他认出了我，走过来对我说，“我好像从来没有见你说过自己的故事。”我有些腼腆，其实我说过。在我刚跟大朝熟识起来，他就鼓励我站起来说些什么。睡前喝一杯红酒，就是组长当时给我的建议。我想提醒一下他，也是为了求证一下，“喝酒疗法”对于失眠，到底管不管用。这时，我感到身后有人疾跑过来，组长顺势让开。杨征从我俩隔开的空间穿过去，往艺术馆方向跑。我和组长看向他，想知道他要干些什么。杨征跑到艺术馆门口，看到艺术馆已经闭馆，跟门卫急切地说几句话，比划了几下。“你认识这个人吗？”组长问我。我摇头。“我也注意到他，他从来没有喊出口号，我怀疑他来这里是别有用心。”组长掐了烟，递了一张私人名片给我，进了大楼，大概是去地下停车场。走之前，他还特意嘱咐我，“如果碰到了难以倾诉的事情，可以找他单聊。”
杨征在艺术馆门口待了一会儿，又折回来。我和他打招呼，他涨红着脸。“我刚刚看到她了，她刚进去，可门卫说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他盯着我看，仿佛是在求证。“也许是你看错了，隔着这么远。”杨征有些气馁，他恢复平静的样子，“大朝呢，他没来吗？”他摸了摸口袋，我以为他要找烟。“你不是戒了吗？”我用调侃的语气问他。“不是，我钥匙掉了，刚跑得太急了。”他朝四周的地面望了望。“你刚才疾跑的样子吓到我了。”他将兜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一个屏幕碎掉的手机，一张公交卡，一张揉成团的十元纸币，一张电影票，一张褪色的一寸照片。照片上的脸露出来，是一个短发女人。“是啊，我刚刚也被自己吓到了。”走的时候，杨征让我存下他的电话号码，他近期会打给我，请我吃顿饭，当作还上次的饭钱。
在接到杨征的电话前，大朝先给我打来电话。那天是周五，晚上十点，我刚洗完澡，大朝的第一个电话我没接到。他在我的手机备注里是“互助小组—D”，我有猜测过他姓董。电话接通后，他问我在干嘛，好像我们已经很熟了。我说，“正准备躺下睡觉，今天加班比较晚回来。”我问他，“你回北京了吗？”他说，“周三就回来了。回去参加了一个婚礼，本来周一就应该回来，结果婚礼第二天一个亲戚去世了，又参加了一个葬礼。”我不知道跟他聊什么，更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给我打电话。也许他就只是想找人说说话。“我妈这次催我结婚，他们催不动我哥，就开始催我。”我惊讶道，“你哥？”他笑了笑，“是啊，我的双胞胎哥哥，他一直都在北京。改天可以约着一起喝酒，”他的口吻变得急促，“不过现在不行了，我们得删除彼此的联系方式，当作不认识。互助小组被查封了，组长因为涉嫌聚众敛财被抓。警察正在清查跟组长相熟的人，虽然跟我们没多大关系。但少一层麻烦就尽量避免，给你打电话就是通知你一声。明天别去聚会地点了。”大朝挂了电话。
门外传来争吵声，1901的女人与1903的男人在吵架，像是为了卫生间水龙头的事情。1901的嗓门越来越大，重复了两遍，“你看看你们这做的是人做的事情吗？”隐隐约约听到水柱冲刷的声音。我变得烦躁，想打开门让他们出去吵。1901叉着腰站在门口，头发攥得像个鸡毛掸子，面对着1903的门。1903的男人旁边站着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女孩，她缩在1903的身后，脸上满是惊恐，像一只被捕的小鹿，她轻声说，“我们走吧，今晚出去住。”从卫生间漫出来的水流到我的脚边，梳妆台前的水龙头像一只发怒的水怪，往外喷吐着白色的水柱。我对1903说，“你们快走吧，这样吵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我走进卫生间，准备拿我的沐浴露，1903走过来，手里拎着一个扳手，对我说，“帮下忙。”我摁住管道，他拿着扳手在水龙头的颈部使劲拧了两下。水止住了。那一瞬间，我觉得其实一切很简单，戴口罩的女孩让组长认出她很简单，大朝回去结婚也很简单，关掉一个水龙头也很简单。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甚至第二天一天我都睡得很好，直到我被杨征的电话吵醒，他说他没见我来参加互助小组，他不确定是不是上周听聚会地点时将地址弄错了。我告诉他，互助小组解散了。他问，“为什么？”我犹豫着要不要让他知道实情，他如果站在那里等，说不定会被人带走。“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骗局吗？”他的语气像是他一早就知道这件事。“差不多是这样。你不用在那等了，没有人会去那里。”我想继续睡，挂断了电话。晚上五点，我再一次被杨征的电话吵醒。他问我，“吃饭了吗？”我的肚子空瘪瘪的，整整一天都没吃过东西。“出来吃饭吧，我请你，就在上次那个地方。”我收拾东西出门，客厅格外安静，地板上的积水已经干了，灰渍被冲刷到墙角，厚厚的一层。阳光透过卫生间的窗户洒进来，墙角泛着光，我很久没有见到这一场景，竟在原地伫立了好一会儿。
到了饭馆后，杨征站在门前抽烟。店门被锁起来，玻璃上贴着：本店暂停营业。“换个地儿吧。”我说。杨征点头，他剪了头发，整个人看起来清爽许多。我们找了一家面馆，点了两碗面，两瓶啤酒。杨征吃着面，边吃边说，“我没想到你会来，原本我在那抽完烟就准备走的。我在北京没什么朋友，当然强行说你是我朋友，你会觉得不自在。但我明天就要走了，估计再也不会回来，想跟一个人一起吃顿饭。也是我欠你的。”我笑了笑，“你明天去哪？”他接着说，“回老家。我决定不再找了。我女朋友，不，我前女友。互助小组没有了，最后的线索也断了。我和她以前是在一个叫“让你的设计更好看小组”认识的，我是学设计的。她大学和我一个专业，那时她不上班，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就搬来跟我一起住。我留了一张银行卡给她，一开始她还说密码太难记。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她就消失了。拿走了我的钱包。我给她打电话，显示关机，一直到凌晨，我的手机频繁收到银行卡的取款提醒，成了一个炸弹，“轰隆隆”几声，把我的生活夷为平地。”
杨征喝了半杯酒，脸有些泛红。我怕酒不够喝，就喊老板再给我们上两瓶。杨征说，“一瓶就够了，我酒量很小。”我又朝老板比划了一个“一”的手势。“后来，我找到之前一起参加“让你的设计更好看”小组的人，有人说在其他小组也见过她。我又找到其他小组的人，就像是一场裂变，她参加了许多小组，可线索在两个月前断了。再没人见过她。我开始加入各种小组，却陆续爆出诈骗信息。我觉得我找不到她了。说我不在乎那些钱，你可能不信。我只是想找到她，我想问她为什么要骗我。一个人可以爱另一个人，也可以恨另一个人，可为什么要骗另一个人。我想不明白。”
我觉得杨征喝醉了，他将酒喝完，开始吃面条。我也喝了一杯，冬天喝啤酒，入口凉，肺里更凉。脸渐渐变得滚烫。杨征问我，“你也喝酒上脸吗？”我说，“是。”他说，“我也上脸，一直说不清是不是酒精过敏，喝一口就脸红。她以前还说我，脸红起来像一只猴子。”我说，“也有人这样说过我。”我们坐在对着门口的位置，有人进出，就有风涌进来，我感到身体忽冷忽热的。“你最近失眠好些了吗？”杨征又问我，他似乎已经清醒过来，说话格外冷静。“好些了。”他将兜里的一寸照片拿出来，看了看，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我以前听人讲过一个故事，说是一群猴子，每天到了晚上就开始失眠，无事可做，为了打发时间，就结伴去捞月亮。月亮在井底，猴子的尾巴挂在树上，他们齐心协力，一只挂在另一只身上，直到离月亮最近的那只可以够到井底，它伸出手，触到水面，月亮在它的手中停留，微微凉，又有些温暖。其他的猴子问，月亮真的是圆的吗。可它已经睡着了。”
酒还剩一瓶，杨征说他要回去了，还有一些东西要收拾。我们出了面馆，往同一个地铁站的方向走，走得很慢。我想着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就对杨征说，“我从来没有在结束的时候听到你喊出那句话。”他问，“哪一句？”但他很快就明白过来。那条路很暗，路灯昏黄，照在地面上形成小小的光圈，一截一截地连在一起。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们。我和杨征面对着面，向对方伸出手，握在一起，举到头顶，一同喊出：“感谢生活赐予我的一切。”我仰着头往上看，一轮明月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