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97年，郑应海在一个苏北小城烟草专卖局的稽查队，那年我七岁，我们一家住在城郊。他每天早上七点多骑摩托车去市区，然后在晚上九十点钟回来，有时候看起来明显喝了不少酒，有时候看起来像是刚忙完都没来得及吃饭，刚进门就要我妈给他下碗面。他看起来相当意气风发，那几年都这样。这种意气风发不是霸道的气场，而是新时代好青年那样的意气风发，有点像第四套人民币面值一角的纸币上那个面带笑容的年轻人。他总是面带笑容，自信的笑容。

九零年代到千禧年是中国烟民爆发式增长的十年，香烟迅速成为民间通行的“实物货币”。这个人情社会很多事情无法直接地用金钱来实现等价交易，香烟便成了完美的替代品。甭管红白喜事，还是请人带个话、寄个信，烟总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因此他成了村里的红人，每天找他办事的人不少。有的在家里等，等到晚上九十点钟。有的第二天早上早点起，坐在路边等他的摩托车。有人专门来买稽查队收缴的假烟，有人再三叮嘱要“3字头”的软中华。就因为他总能搞来低价烟，我们家在村里的地位都水涨船高。帮村里人搞烟，他也不挣差价，当然最后忙完了肯定还是有代购费的——还是几包烟。

每周二的上午和周四的下午，郑应海可以不用出队。按照惯例，周二的上午会被他用来补觉，周四的下午则是我们父子交流感情的时间。他会开着摩托车带我去钓鱼，或者打水鸭和野兔子。他有一把气枪，还有一抽屉的铅弹。他说这铅弹打完了就不好买了，因此他打得非常小心，宁可不开枪，也不愿放空枪。这样的他在狩猎时显得非常有耐心，又老谋深算，符合我对猎人这个职业的期待。可是事实上他的耐心总是会磨掉我的耐心。 有一次我躲在他的身后，聚精会神屏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像一尊石像一动不动地瞄着猎物。我承认这样很酷，但是实在是持续太久了，我晃着他的肩膀催促他开枪，郑应海回头面露凶相，恶狠狠地说，别晃我！我被吓得不敢说话，又过了好久，我委屈地想哭，蹲在地上扒拉树叶子，突然听见“嘭”的一声，我从耳膜到胸腔都震了一下。抬起头，他像个英雄一样收起枪，刚才的凶相烟消云散，他摸着我的头让我去把他的战利品拿回来。曾经我是他的二号先遣官，一号先遣官是我姐。后来我姐上小学了，我也荣升一号先遣官，每次把躺在地上抽搐的战利品抓回来的人都是我。

他从我手里接过野兔子，说，得有五斤半，你说呢？我摇摇头，说，四斤。他说，那肯定不止四斤，你懂什么。郑应海说对了，我的确不懂，那个时候的我勉强能明白“四”是个什么量级的数字，但是属实弄不明白什么是斤。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学会了不懂装懂，每次他跟我聊我无法理解的话题，我总是尽量配合他。例如他经常拿出一包烟问我，这烟是真烟吗？我一般会说，不像。他这个时候不会肯定我，也不会否定我。

狩猎结束后他把气枪放在一个木盒里背在身上。这木盒是他用我们家院子里大枣树的一根枝条做的，他很喜欢那棵枣树，他说那是他出生那年，我的爷爷在院子里种下的。他多大那棵枣树就多大。他把我放在摩托车的油缸上，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煤油打火机，点燃一根烟，踩两脚发动机，摩托车发出厚重的咆哮，原路返回。驾驶途中他会用膝关节夹着我的屁股，以保证我不会从油缸上滑落，差不多起到一个人肉安全座椅的作用。回家路上路过一个杀猪的人家，他径直开进人家院子里，从蛇皮口袋里拿出皮毛已经被鲜血染红的兔子，扔在地上。那屠夫熟练地从猪脊上割下一块肉，用麻绳穿好挂在摩托车车把上。大家都换换口味，两全其美。郑应海一边在院子里掉头一边接过屠夫扔过来的烟，然后叼着香烟寒暄两句，扬长而去。

周四下午也是找他办事的人最多的时候，那天我们回到家，堂屋里坐着三个人，两个是村里隔了三四家的邻居，还有一个是陌生面孔。郑应海把摩托车支起来，脸盆里接一小半井水，一边洗手一边跟他们打招呼。洗完以后掐着我的胳肢窝把我抱起来，让我自己洗手。父子俩洗完手，盆里已经黑了。他出门顺手把脸盆里的水泼在大枣树根上，然后掏出烟，大家开始聊事儿。无非是想辙买几条烟的事情，郑应海得心应手。聊了半个钟头，三个人满脸笑容地起身出门了，到门口有个人脚步停住了，回头看着郑应海，说，是不是要升啦？

郑应海愣了一下，然后连连摆手，说，这谁能知道的事情，没得谱的事情。

那人顿时一脸的怒气，拧着眉瞪着眼说，怎么这样说，不升你升谁？表达完情绪以后眉毛舒展开，脸上又堆满了笑容，接着说，啥时候升队长，我等着请酒！

郑应海只能点头附和道，一定一定。

2      

对于升队长的事情，郑应海表现得非常云淡风轻。用现在的话叫佛系，但我知道，他是假佛。后来的几天他回来得越来越晚，经常十一二点才到家，到家坐下来就开始用红色的座机打电话，有时候打的时间实在长，站在电话机旁太累了，就直接把电话搬到床头柜上躺在床上打，打完一通电话以后，床头的烟灰缸也差不多满了。跟他打电话那人我也见过，叫易元斌，是他高中同学，身高一米九，那个年代非常少见。他睡在郑应海的下铺，后来易元斌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易元斌的爸爸曾经是城里驻扎部队的参谋长，这事儿他们家稍微使点劲就会好办很多。

打完电话以后郑应海还是睡不着，烟肯定是不离手的，我妈会以烟味太重为理由把他赶出卧室。他只能去堂屋看电视，黑白电视发出诡异的光芒，穿过冉冉升起的烟雾，我有时候会陪着他看一会儿，能清晰地听见烟草燃烧的呲啦声。那天午夜的电视台循环播放滚石经典音乐现场，郑应海跟着哼唱，不记得歌词的地方就用哼哼带过。“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怕你难过转身就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电视里的陈升一曲《把悲伤留给自己》唱完，下面一大片人海齐呼“升哥！升哥！”。郑应海说，好兆头。然后就进屋睡觉了。

他没有关电视，也不管坐在椅子上的我——他根本不在乎我什么时候睡觉，也从不催促我去睡觉。郑应海享受夜晚，因此他从不利用父权剥夺我的夜晚。

一个星期以后，这事儿算是尘埃落定。易元斌打电话过来，语重心长地说，大海啊！他一直管郑应海叫大海。我说，易叔叔，爸爸在外面。易元斌一听是我的声音，换了个轻快的语气说，小健，上次你爸来我们家玩你怎么不来啊。我明白他是在寒暄，又觉得心累，那么大人了跟我一个小孩子都要寒暄，我说，叔叔我帮你去叫爸爸吧。易元斌说好好好。

郑应海正在院子里给大枣树培土，一听是易元斌的电话，扔下手里的铁锹一头扎进房间里，左手拿起听筒，嗯了几声，然后开始笑，笑得脸颊都炸开了。然后他改用两只手抓着听筒的姿势，继续应和。对对对，是是是，不存在的，好好好，这方面……对老爷子说得没错，行行行，你帮我问好。这说的肯定是易元斌的爹，那个常年住在医院的胖老头。五分钟后郑应海满脸笑容地挂了电话。看来他如愿以偿了，虽然我不知道升队长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发自内心地为他开心。

后来我才知道，成年人擅长用狰狞的笑容来掩盖自己的失落——他没有被升队长。稽查队的新队长是一个叫严春喜的知名混混，钱多关系硬。那个时候正式任用文件还没有下来，易元斌提前半个月知道了任用情况，给他打来这个电话报个信。这件事残忍的地方在于，在后来的半个月里，大家见到郑应海的第一句话还是听说你要升了，他只能无奈地摆摆手，没谱的事，没谱的事。

任用文件下来的那天正好是周四上午，中午郑应海回家吃饭，我妈说，真没升？郑应海点点头，又不耐烦地说，易元斌都提前半个月通知说升不上去了，这还有假吗？我妈说，这严春喜关系硬就是好。郑应海说，得了吧，你们家不是也找了关系，没人家找的关系硬就酸不溜秋的。我妈没有说话，又过了一会儿说，易元斌喊你晚上去喝酒。郑应海说，去他们家吗？我妈说，他没说，你等会回个电话过去问问呗。郑应海放下碗筷，有点无奈，说，不知道易元斌这小子到底使没使劲。

下午我按例跟郑应海去打猎。他今天对兔子没啥兴趣，只打鸟，可能因为心里有急火，明显没有往日那么沉稳，枪法失常。但是枪法失常也架不住开的枪多，一个下午他打光了一盒铅弹，收获六只鸟儿，四大两小。天半黑不黑的时候，我们返程。路上他问我，你喜欢易叔叔吗？我联想到今天吃午饭时的对话，说，不喜欢。他笑了一下，说，没有什么不喜欢的，人家帮爸爸办事，办好了你得感谢人家，办不好你也得念着人家的好，不能说人家给你办砸了，你就觉得人家没使劲帮你。这样不大气。我说，我就是不喜欢，我没有想这个。他说，爸爸也没有想这个，你晚上去不去易叔叔家吃饭。我说，不去。他说，你要去，你是爸爸的一号先遣官。

晚上大概七点多我们回到家，我妈知道郑应海晚上要带着我去易元斌家里吃饭，家里只剩她和我姐，母女俩不值得开火，索性带着我姐去二姨家吃饭了。此时天已经黑了，只剩西边最后一小朵发着亮光的云彩。郑应海支好摩托车，拔下钥匙准备开门。这时只听得一声巨响，从我们家院子里蹦出来一个胖子，落点离郑应海的摩托车不到两米。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又一声巨响，又跳出来一个，两个，三个，一共四个人，穿着黑色夹克，工装裤，解放鞋，两个人手里拿着匕首，两个人拿着铁棍和绳子，眼神湮没在夜里，只剩一个轮廓，还有急促的喘息声。那四个人看着我，又看看郑应海，一时僵持住了，没有人说话。十一月，秋意正浓，我打了个寒颤。我可以确定我没有在害怕，我是一号先遣官，先遣官不能害怕。

过了半分钟，郑应海掏出烟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果然还是一如既往，郑应海按照这四个人跳墙的次序依次扔过去烟。郑应海说，小健你过来。我跳下摩托车跑到郑应海身后，那四个人不置可否。我抱着他的腰，脸贴在他屁股上。伸出一只眼睛看着四个不速之客。

第一个跳下来的胖子抽了口烟，说，本身我们就不是要命来的……

郑应海打断他，不是要命来的，还带着刀和绳子？

胖子说，奔着要命来的，我还带着绳子干吗？

郑应海不说话。周围的杨树在风里作响。

胖子说，今天我就当是走空了，你也就当没碰见我。你家里能砸的我砸了，我得跟人家有个说法，你呢，以后行事也注意点，今天你老婆女儿命大，下次就不好讲了。

在胖子说到老婆女儿的时候，郑应海右手抓住我的肩膀，把我的头按回到他屁股后面。我环顾身后村庄，那个年代乡下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晚上五点多就吃晚饭，六七点钟整个村庄的灯就熄光了。我有点替郑应海担心。

胖子说，行，这样吧。你要动手，你一个人也弄不过我们四个。你要不动手，那我们就走了。

郑应海没有说话，胖子点点头，把烟蒂弹飞，然后往后倒退两步，其他三个人跟着他的战术撤退动作。胖子转身，皮夹克发出很有质感的摩擦声。

郑应海说，站住。

四人回头，一根黑色的枪管在夜幕中发着寒光，月亮东升，阴气逼人，我感觉郑应海的声音，坚定里带着颤抖。四个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仍然没有表情。郑应海的这支枪显然帮助他扭转了局面。一支枪的确打不死四个人，但是总能打死一两个，谁也不想做被打死的那个。局面再次僵持住。

郑应海把枪端到肩膀线上，歪着头瞄准胖子，右手食指放在扳机孔里，又和扳机保持1cm的距离避免走火。我从未见过他如此端正的瞄准动作。郑应海说，谁让你们来弄我的？

胖子说，陈七。

陈七是稽查队新队长严春喜的表哥，本地出了名的黑社会头目。郑应海说，操你妈的。我以为让了步了，队长我也不争了，还要搞我吗？

事情已经很明朗了，郑应海说，那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晚上不在家？

胖子说，陈七说晚上有人会约你吃饭，操他妈的陈七，他也没跟我说你他妈有枪啊！

郑应海把已经烧到过滤嘴的烟头从嘴里吐出去，最后一撮烟灰精准地落在枪管上，说，易元斌也知道这件事？

胖子说，那我就不知道了。大哥这事儿不好说，约你吃饭的人，可能知道陈七要做你，也可能不知道，我们只是见了陈七，他说晚上你不在家，让我们把你的老婆女儿带过来。

郑应海说，要干什么？

胖子说，这个不知道，但是不会出事的，无非是给你个教训，吓唬吓唬你。

郑应海说，我能被吓唬住？

胖子说，大哥你有枪，你说什么都对。但是也不能太横是不是，你有枪，枪能保护你一家人周全吗，你觉得能，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这事儿咽了吧，你放我们走，我们就跟陈七说没见着你家人，但是把你家砸了。你今天开枪要弄死我们，你也完了，陈七完不完还不好说。那何必呢？

郑应海说，刀，绳子，钢管，放下来，你们滚。

四个人齐刷刷扔下东西，没有犹豫。然后转身迈开步子，穿过村头小路，消失在玉米地里。

只有我知道，郑应海今天打光了所有的子弹。他放下那把空膛的气枪，掏出钥匙打开大门。家里里一片狼藉，电视，收音机，台灯，衣橱，还有他高中运动会的获奖证书，院子里的葡萄架，大水缸，无一幸免，只剩一棵叶子落得差不多的大枣树在风里摇摆。

郑应海站在卧室里，房间里只剩天花板上吊下来的一根电灯开关线。他没有说话，又抽烟。我说，爸，这是怎么了。

郑应海说，你刚才在怕什么？

我说，我很勇敢，我没有害怕。

郑应海说，你放屁你不怕，坐在摩托车上不敢动了，我不喊你你都不知道跑我旁边来。

我说，我不怕。

郑应海说，你应该跑的，有的时候跑了还能周旋，不跑只能死，无谓的伤亡是不会被歌颂的。而且你现在还小，可以跑。爸爸有枪，以后可能还会遇到这种事情，你能跑就跑，跑不了你就先来我旁边。

我说，好。

郑应海显得很满意，他有一个听话的儿子。他摸着黑，凭着直觉找到了倒在地上的大衣柜，然后大喝一声一发力，掀起来一个角，咬着牙喊道，快来！拿子弹！

他用膝盖抵着大衣柜，衣柜和地面形成一个小夹角，我钻进去，拉开第二个抽屉，从里面拿出来一盒铅弹。他松手，衣橱发出轰隆一声，再次砸到地上，整个框架彻底细碎。郑应海看了看，叹了口气。然后带着我直奔二姨家。路上遇到了步行回家的我妈和我姐，郑应海把我从车上抱下来，说，你们三个今晚去他二姨家睡，凑合挤挤，家里出了点事，我要去办事。

我妈说，怎么了？

郑应海一瞪眼，恶狠狠地说，你问做什么？让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带俩孩子去睡觉。

我妈不再问，只是拽着我的手，把我拉到身边。郑应海调转车头，仿佛又想到了什么，说，过来。

我妈松开我和我姐的手，走过去。黑夜里我看到郑应海的背影显得有些单薄。他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我一眼就认出来是刚才缴获的战利品。然后他又从蛇皮袋里抓出两只鸟儿来，一大一小，示意我妈抓着翅膀。我妈茫然地依次接过来，郑应海说，注意安全，家里最近不太平。这鸟明天煮个汤给小孩喝，今晚你们娘儿仨先在他二姨家凑合，晚上等我回来再说。

说完郑应海拧了下油门，又停下来脚支着地，说，如果回不来，你就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

我妈眼泪刷啦就下来了，说，郑应海你要出事了你老婆孩子怎么办？

郑应海不说话，松开离合，背影融入了黑夜，只剩摩托车的声音在空中回响。

3      

郑应海被判了一年。1996年国家通过了《枪支管理法》，97年郑应海成了本市第一个因为持枪伤人被判刑的人。当晚他带着枪和鸟去易元斌家的小别墅赴宴，陈七和严春喜都在，大家表面和气，喝了四五斤白酒。郑应海从别墅里走出来的时候，是晚上十一点，他跨上摩托车，陈七此时站在别墅二楼落地窗前看着他。郑应海笑了一下，陈七也笑了一下，说你路上慢点。郑应海从背上抽出枪，陈七黑灯瞎火的没看见，等看见一根黑管瞄准自己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大骂一声“我操”，然后就捂着左腿就瘫在栏杆上。郑应海开完一枪以后没有立刻跑，而是继续瞄准瘫坐在地上的陈七，正要开枪，易元斌打开窗户，对着楼下喊，你疯了郑应海？郑应海没有回答，也没有开枪，严春喜跑过来把陈七从窗口拖走。郑应海收起枪，笑了笑，戴上头盔。

他骑着摩托车向西跑，路过火车站时停了下来，用车站的公用电话给易元斌打了个电话，易元斌说你太冲动了。郑应海说我不冲动，他欺人太甚，队长我不当了，他还要弄我老婆孩子，我他妈今晚应该连你一起弄死。易元斌叹了口气说，你快自首吧。郑应海说，我打中陈七了吗？易元斌说，陈七死了。郑应海像被抽了筋的猴子，蹲在地上。

陈七当然没死。郑应海挂了电话以后，就去公安局自首了，他信了易元斌的话，陈七死了，他必须自首，要不然他老婆孩子的日子不好过。郑应海人到了公安局，枪却没到。他说，跑路的时候路过一片洼地，他就顺手把枪扔在水里了。二十多个警察于是蹚着烂泥在洼地里找了一个星期，没有找到那把枪。那年代不像现在，找不到作案工具，案子也好结。考虑到自首情节，给判了一年。

98年12月，我已经上一年级。那天早上我妈很早就起来洗漱，换最干净的衣服。她拾掇完，天还没亮，我妈把我晃醒，说，你爸今天回来，你跟不跟我去接他？我说去，我要去。然后我就睡着了。我妈一看我又睡着了干脆自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出门了，奔着城西的第三看守所而去，大概要骑两个小时。

郑应海回来了，一点变化都没有，仍然是如此的意气风发。他掐着我的胳肢窝把我举过他的头顶，然后说我变高了。他回来以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搬家，他说要重新开始一切，一切都重新开始。

我们搬去了三舅所在的镇子上，离原来的村子大概100里路。信息不发达的九十年代，这种距离已经足够重新开始一切了。他租了一个小院子，租了五年，给了五千块钱。他把整个房子从里到外刷了一遍，买了墙纸、吊顶，还在卧室的床头贴了一张当时号称台湾第一美女的田丽的泳装照，相当火辣。

舅舅把他安排在镇上的粮站工作，周末的时候，他再也没办法带我去打猎，只能在家里看看电视发发呆。有的时候郑应海会坐在院子里的井沿上，翻看着他的邮票集——已经被时代的浪潮卷走的爱好。他说曾经——差不多十好几年前，他在读中专，那个时候每个人都会集邮。当从送信员手里接过来自远方的信件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把精美的邮票收藏起来。他说这些的时候我八岁，但我已经能理解这种情感。他的邮票很多都已经泛黄，我观察到他尤其喜欢泛黄的邮票。他跟我说，邮票会泛黄，记忆不会。

后来找到了新的乐趣——去旁边高中踢足球。所有体育运动中我最讨厌的可能就是足球，第一是经常几十分钟没进球，第二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看郑应海踢球，场上十几个人，我光是分清他们到底谁和谁是一队的就几乎要花尽我所有的力气。说起这个球场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他在这里踢球，而是每次他们踢完了球坐在球场上喝水聊天的时候，他总是喜欢跟高中一个姓王的体育老师摔跤。最初应该是源于踢完球以后闲聊，他说摔跤是靠技巧，王老师说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不存在什么技巧。王老师肯定要给力量站边，毕竟他190斤，典型的力量型选手，踢球的时候经常刚分完队他就浑身是汗了。

于是周围人拉开了场地，郑应海和王老师练起来了。我显得很激动。我看到郑应海试探性地进攻了两次，第三次被王老师抓住肩膀，王老师伸出右腿绊住他的左腿，利用杠杆发力，把他绊一个大踉跄。王老师继续发力，用右手把他往地上摁，他利用腰部力量反抗，但还是无济于事，憋得满脸通红。在郑应海的肩胛骨被摁得离地大概10cm的时候，王老师会把郑应海拉起来，像慈悲为怀的佛祖那样终止了一场战斗。然后大家都笑笑说还是王老师劲大。一次比武就结束了。

没有人受伤，也没有人落井下石地讥讽，但我觉得他特别难过。他每次被王老师拉起来之后都会尽快地调整站姿，然后拼命地参与到大家的欢声笑语中，仿佛刚才的失败他压根没有放在心上。他把我抱上摩托车油缸上离开的时候说，打不过是因为我不行，我技巧还没到家，但是绝对来说，技巧是强于力量的。

后来郑应海多次挑战王老师，均以失败告终。多多少少成为了球场的笑谈。那个时候我特别替他难过。再后来他跟王老师过招的时候，我就转身往学校门口走。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一眼他到底赢没赢。

4 

2000年的夏天，易元斌给他找了个活，让他帮忙送两箱烟到镇江。这两箱香烟价值好几万，他显得非常兴奋。那时候我三年级，他决定带上我。

下午三四点，太阳不那么灼烧的时候，他在加油站给我买了个头盔，然后就带着我出发了。那是我第一次走出我生活的城市。我们在国道上飞驰，顶着大红色的云彩。那是一个没有导航的年代，我特别喜欢他在路口停车，然后展开地图，十秒钟后自信地收起地图的样子。像一个作战指挥官。我们路过很多无名的村庄，还有很多条看起来应该有很多龙虾的小河。我以为会路过大海、草原或者沙漠，但是其实都没有。镇江离我们镇子仅仅三百公里，不存在任何的大海、草原或者沙漠，只有渐渐远去的村庄，和稀碎的灯火。

晚上九点我们精准地抵达了连接镇江和扬州的润扬大桥。那个时候润扬大桥不是现在宏伟壮丽的润扬大桥，而是一条细长的索桥，但是仍然给了我非常震撼的感觉。

在润扬大桥的入口处，他停车抽了一根烟，然后说，这是连接镇江和扬州的大桥，本来应该叫镇扬大桥，但是扬州人觉得凭什么你就把扬州给我镇住了，后来中央决定改叫润扬大桥，镇江古代就叫润州。

然后我们上桥，结果遭到了阻拦，工作人员说摩托车不能上桥，他显得很意外，说我上次还骑摩托车过这个桥。工作人员说，你上次走运这次不走运呗。他据理力争了几分钟，最后无奈地问，那我怎么过江。那人说，你要等明天，坐汽车轮渡过河，摩托车应该8块钱船票。

郑应海听完囔咕了一句操你妈，工作人员明显是听到了这句咒骂，但是他没有说什么，他应该是判定郑应海这句操你妈不是针对他，而是为今晚将在江边度过一夜而恼火。

我们上车回头，然后拐进一个路口，五分钟后就到了轮渡口。他把车停好，有些内疚，他说，我们得在这里过一夜。我说，没关系。他说，你是不是还不知道这条河是什么河吧？我说，不知道。他说，这是长江。我恍然大悟，然后陷入了一种茫然的感动之中，原来这就是长江。长江长江，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金。祖国的大好河山像画卷在我心里铺开，我又想到了大海、草原和沙漠。

我们俩沉默了很久，我问他，那么多水往那边流，这水哪来的？怎么那么多？是从这片大海流到另一片大海吗？

他说，这应该是青藏高原的雪融化了。

我听到青藏高原又很感动，仿佛已经置身拉萨。我想，那里得有多少雪啊，能化成这么多的水。这得不停地下大雪才有可能化成那么多的水。祖国幅员辽阔，太神奇了。

郑应海说，你信不信我能游过去。

我看着汹涌的江水，我说，我相信。但是你不要游。

他笑着说，我不会游的，我游过去了你怎么办。

我突然就哭了，不过没有发出声音，准确来说应该是突然就流眼泪了。我在想，对啊，他游过去了我怎么办。

晚上我们在渡口收费处的廊檐下，我躺在他怀里，他靠着墙坐着。我觉得他的姿势肯定很难受，但是他居然很快睡着了。夜里我醒了好多次，因为真的很怕他真的游过去。

第二天早上五点，我们坐第一班轮渡过河。他靠在摩托车上，手放松地掐着腰，嘴里含着烟。我觉得他彼时彼刻无比的平静，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的平静。凌晨的江面上大雾弥漫，江水打在船上激起不小的浪花。他撅起嘴，用嘴里的香烟指着远方，说你看。我循着香烟看过去，一排红色的灯在雾气里闪烁。他说，那就是我们昨天没上去的那个桥。我说，好长的桥。他没有说话，过了几分钟，他灭了烟，咂咂嘴说，还没靠岸，长江真宽，弄不好还真的游不过去。

我说你别想了，我不会让你游的，我永远也不会让你游的。因为我游不过去。

他说，是的。你游不过去，这么宽的一条河。

烟送到以后我们当天返程，他带我去了易元斌家。我两年都没有回来过，易元斌说我长高了，说两年没看见我了，非要给我补两年的压岁钱。我没要，他坚持了一会儿也没坚持，然后给了郑应海1500块钱，所谓的跑腿费。郑应海没有拒绝。最后留我们吃晚饭，郑应海也不能那么不识眼力见，婉言拒绝了。

回去的路上郑应海说，你看，易叔叔还在帮衬着我们家，朋友就是这样，互相帮忙。

我说，你跟我说过朋友之间不应该谈钱。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再教你一个道理，没钱的时候不应该谈朋友。

5    

又过了几年，郑应海慢慢的不去踢球了，摩托车也越来越少骑。易元斌生了场大病，在省城的医院，他骑着摩托车一天的时间来回开了700公里，回来之后就腿疼，关节疼。于是骑得更少了。后来易元斌康复了，回来以后就把房子都卖了，就留那套别墅，没事就跟老婆孩子出国玩。后来直接把孩子送出国读书了，每年一半的时间都在国外陪孩子。江湖上再也没了易元斌的传说，很多人都不再记得，这个男人曾经借着他父亲参谋长的余威，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钱权双收，一直以为都是当地最为圆滑的一座大山。

2007年，我高一，住校。那一年我身体飞速生长，一年长了十几厘米，身高将近185公分，体重150斤。在发现自己力量上的优势以后，寻衅滋事成了我每日行程的重点。高一基本上已经很少有人能跟我比划了，我只能跟高二高三的兄弟们在一起比划，闯祸无数，其乐无穷。

那天体育课，我们和高二的一个班共用一个操场，我看到王胖子，他还在做体育老师。我突然很想跟他过过招，这种想法在十七岁的我脑子里一闪而过，就再也忘不掉。我跟大莱说，你信不信我一只手就能整死王胖子。大莱是我的女同桌，因为发育得早，胸部很大，所以很多男孩叫她大奶。苏北话前后鼻音不分，大家实际上都叫她大莱。她看着我，说，不信。

我一时语塞，本来是指望大莱能劝劝我，没想到她上来一句不信。她要说信还好，她说不信我就必须要出手了。我起身走到操场那边，很多高二的小混混眼神凶恶地看着我。王胖子正在打乒乓球，我走到他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老师，咱俩来练练呗。

被一个学生当众挑衅的王胖子怒火中烧，气急败坏地说，我弄不死你！然后立刻伸出右手钳制住我的肩膀，我向右甩开。然后往前踏一步做个假动作，他立刻往后躲闪一步，肥硕的身材显得非常滑稽，周围一帮高中生哄堂大笑。

我没有分神，和王胖子逆时针踏步周旋，寻找机会。他终于按捺不住了，往前一个大叉步，又抓住我的肩膀，我发现他只会这一招。当年跟郑应海过招的时候使的也是这一招，我身体重心往下，然后绕到他身后，抱住他的腰，往上发力，然后左腿一绊，很轻松的把他放倒在地上。他啐了一口，骂道，我操你妈。然后跳起来又要抓我，我转身跑掉，然后回头大喊，胖子！你他妈怎么输不起呢！身后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我知道我肯定不能呆在学校了，就算学校不处理我，王胖子也肯定要扒了我的皮。我三步跳上围墙，翻了出去。

我回到家，郑应海在午睡，我妈在楼上打麻将。我脱掉校服，换上郑应海的衬衫和工装裤。然后从他的包里拿了50块钱，还有摩托车钥匙，扬长而去。

我用极快的速度在镇上穿梭，不知道去哪，最后风吹得脸都麻木了。下午五点半，我调整方向转头去学校，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正好放学铃响了。一会儿我看见大莱背着红色的书包走出校门，我站在摩托车的脚踏上，挥舞着右手，我喊，大莱！

大莱看到我，跑过来。我说，我就说王胖子不是我的对手。她说，但是你现在怎么办，老师给你家里打电话了。我说没事，我都回过家了，衣服都换了没看到吗。上车。大莱说我们去哪。我说我们去兜风。

我们这一次彻底逛遍了整个小镇，发廊街，总是很脏的菜场，还有小老头开的照相馆，镇西的麦田，还有麦田更西边几百亩的鱼塘。车在镇上的路口没油了，我想起搬家那年，郑应海就在这里点燃一根烟等我和我妈乘坐的货车。我推了一个小时才把车推到加油站，大莱花了100块钱加了油。我们又出发了，去吃了两碗长鱼面。面馆里没什么人，只剩一个快要被油灰熏黑的大吊扇。

大莱说，今天是我生日。

我脸一沉，说，你怎么不早说。

大莱说，我本来也没想说，但是跟你一起过生日挺开心的。

我想了几秒钟，说，你要喝酒吗？

大莱说，你喝我就可以喝。我去柜台挑了好久，最终选了一瓶300毫升装的白酒。我拿了两个一次性杯，给大莱倒了半杯，然后自己倒了满杯。正好倒完。我说，大莱，我们作两口喝完吧。大莱想了想，说，好。这是我第一次喝白酒，没有我想象中的难以下咽，也没有我想象中的容易醉人，我并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不适，直到走出面馆的时候腿一软踉跄了一大步。我甩甩头，大莱说你没事吧。我说没事。

我努力振作起来，骑上摩托车，大莱跨上来，手揽着我的腰。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女孩子的手可以这样的白皙，像是可以被昏黄路灯的光刺透。大莱的脸贴在我背上，隔着衬衫我都能感受到脸颊的滚烫。我放慢车速，路灯把我们俩的影子拉长又拉短，初夏的晚风把我解构。此时我似乎能理解，郑应海站在润扬大桥轮渡上的那一份平静。我唱起陈升的歌：“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无论你在天涯海角，是不是你偶尔会想起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

彼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大概已经夜里十点来钟了。我送大莱回家，在楼下我倚着摩托车，拥吻了大莱。这是我的初吻，我后来一直后悔的一件事是我不应该喝酒，初吻应该伴随着晚风和清香，白酒的辛辣破坏了这一切。我说，你的莱莱真的很大。

大莱说，你早点回去吧，注意安全。

我说，好。然后松开手，大莱转身进了楼道，没有回头看我，这让我有些失望。这些年来因为小镇经济腾飞，餐饮和娱乐业发展得红红火火，整个街道灯红酒绿。我缓速穿过街道，几个穿着风骚的女人倚着门看着我，我不敢多看，怕她们叫我。

在即将驶出这条街道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瘸着左腿的人，一步一颠儿地迎面走来。这人我见过两次，都是郑应海打持枪伤人案官司的时候见到的，他叫陈七。看到陈七我就想起这些盘踞在城镇里的势力，黑白势力在觥筹间交错。后来国家严打，反腐方面重锤出击，这些黑道白道都成了旁门左道。严春喜心心念念的稽查队长做了三年就退了，又过两年上面开始翻案宗，好几宗贪腐案都跟严春喜里里外外的撇不清，到底是没逃过牢狱之灾。

易元斌也退了，当年郑应海在他家开的那一枪让他那两年收敛不少。又过几年他爹的一些犬牙死的死病的病，易元斌更是彻底失去了蹦跶的资本。江湖已不是那个江湖，炒房，互联网，刘翔，油价，北京奥运会，世博会，这些概念慢慢取代了曾经风靡城镇的丛林生存法则。易元斌在生病的时候曾经给郑应海打过一个电话，他说他很轻松，什么都不想管，儿女都高学历知识分子，他很满足。郑应海听后很从容，没有任何表情。易元斌说，当年的那个稽查队长，害了你我，要不然我早能明白这些事。弄到最后，毁了你的前程，毁了陈七一条腿，严春喜也进去了。郑应海说，有道理。

易元斌退了以后，这些跟着吃饭的小兄弟们彻底没了活路。陈七作为其中代表，不学无术，日子自然不好过。

我看了眼陈七，想停车，愣了一下，车已经跑出去十来米，于是干脆没停。擦肩而过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没有任何表情，完全认不出我来，这畜生还真是记吃不记打，当年郑应海就是骑着这辆摩托车对着他开了一枪，不认识我都无所谓，居然能不认识这辆车。

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陈七，想起了那天四个从我家跳出来的男人，还是那把亮闪闪的匕首，还有捍卫了郑应海的一切，也毁灭了他半生的那杆枪，那杆据说被扔到了洼地里，但是二十多个警察找了一个星期也没找到的那杆。我加速，上了国道。

6    

半个小时以后，我抵达一个无人的村落。八年没有回来过了，村子里的人都搬光了，几乎都去了镇上或者市区。四下寂寥，只剩随风起舞的稻子沙沙作响。我站在摩托车上，轻松地翻进围墙，地坪的裂缝中生出绿芽儿来，房顶瓦片的缝隙中开出了黄色的花。曾经找郑应海办事的人络绎不绝的院子，现在成了野草园。我有些难过，皮肤上凝结了一层粘粘的霜。院子里的大枣树还是一如既往的郁郁葱葱，我记得郑应海说过这是爷爷在郑应海出生那年种的树，这枣树多大郑应海就多大。我从院子背面墙根找到一把锄头，锄头的木把儿已经烂了，只剩铁锄头，我拿着开始刨枣树根。

郑应海埋得并不深，这和他老谋深算的猎人本质有点违和。我接着刨，一个矩形的木盒子完全裸露在月色里。我松松土，把盒子拿出来，他还上了一把锁。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脑回路，这盒子都从树根里被人刨出来了，你上不上锁还有什么意义。我举起锄头砸向锁，锁没坏，木盒倒是被砸得稀碎。我取出被塑料纸包裹好几层的枪，那么多年，他已经没了光泽，但是沉重的握感还是彰显着他过去辉煌的荣耀。木盒里还有两盒铅弹，我取出一颗子弹上膛，对着天空放了一枪，枪声在院子里回荡，枪管发出嗡嗡的低鸣，和小时候打野兔子时发出的声音并无二样。我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把枪塞进后背的腰带里，紧了紧腰带，一个助跑就翻了出去。

易元斌家大门紧闭，门口和院子里都没有停车，他们家养的那只德牧也不在，窗户关着，窗帘也拉了起来，完全看不清里面的情况。我绕着别墅跑了三圈，甚至没有找到任何别墅里有人的线索。我等了十分钟，依然没有任何动静，我仍然没有任何情绪，没有失望，也没有气急败坏，默默转头往回走，摩托车被我停在两公里以外的电线杆下。

走出了将近一百米，我突然看到一束暗淡的黄光照过来，我的影子落在了面前，操，我跳进路边的河里，伸着头看别墅里的情况。

二楼的灯亮着，窗帘上印着一个人影儿，来回走了两趟。这人影是易元斌，一米九，没得跑。他佝偻着背，听说上次生了场大病以后，身体越来越差。也不奇怪，易元斌从高中跟郑应海上下铺的时候，就学会了抽烟，后来两人各自成家，在一起吃一顿饭要抽三包烟。郑应海要不是戒得早，这俩不抽得同归于尽都对不起现代医学。

易元斌又走了两步，然后走到那个落地窗前，十年前陈七就是倒在这里，这人也属实不长记性，还敢站在这个窗口。我从河里爬上来，慢慢地摸过去，差不多还有30米的时候，那个人影突然消失，然后灯影一闪，窗户里一片漆黑。我愣在原地不知道该往前走还是往后退。这时屋子里的人拉开了窗帘，打开窗户。一颗小火花在黑夜中绽放开，然后一根烟被点燃了。

我直起身，从后背上抽出枪来，瞄着那个窗口燃烧的红点。夏天夜晚，各种鸟叫蝉鸣，像是与我的呼吸协奏。那个红点一闪一闪，一阵阵烟雾在热浪中氤氲开。

我想我不具备一个狙击手的性格，我努力地想要集中精神，但是还是无法控制地想起好多事情。我想起那年那个晚上，那四个消失在玉米地里的男人，还有严春喜，陈七，想起最多的还是郑应海。想起他举起枪的样子，他放下枪的骄傲，他看着长江，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逃命的那个夜晚，他蹲在枣树下埋葬他的武器，他被王胖子摁在草坪上，他把我抱上摩托车的油缸上。他曾经很认真地跟我说，父子一世也只是缘分的一种，只要是因缘际会，都要接受终有尽时。那年在长江边上，他说，如果我真的游过去，你也不要哭。我也不知道我游过去了你怎么办，但是人生不是都有答案的，不知道怎么办，该办也还得办，我终于有一天会游过去，你会理解爸爸的。

别墅里的那个男人突然剧烈地咳嗽，然后从二楼吐出一口痰。他说，大海啊！开枪啊！

他声音不大，但是足够厚重。我没有说话。

易元斌说，犹豫就不像你了，当年打陈七多潇洒。我到现在也没怪过你在我们家开枪打陈七，敢在我家开枪的你还是第一个。我知道，如果那枪你不开，你不会想明白那么多事。

易元斌接着说，听说你烟戒了，好事儿啊，我戒不了，我女儿让我戒，我戒不了，每天夜里偷偷抽。易元斌说，你要打就打吧，事就是那么个事，你也没想错。陈七让我喊你吃饭，说新队长任用的事情既然已经定了，大家一起吃个饭喝个酒，杯酒泯恩仇嘛。结果你到楼下了他才告诉我，他安排人去弄你家人了。我想打死他，一想又没下手。钱我挣了，他弄你老婆孩子，我何必过问呢，惹得一身的骚。你怪我是没错，只是我没想到你这会儿才想起来打我。

我有点羞，脸很胀热。易元斌知道这里有把枪对着他，尚且如此云淡风轻。而我手里拿着一把上了膛的枪，竟然紧张得呼吸困难。

易元斌说，咱老哥几个这辈子毁就毁在这个狗屁的队长上了。

我点燃一根烟，窗口的那个人看着我，我也看着他。

他说，你不像是大海。

我说，易叔叔，你知道青藏高原到底有多少雪吗，能化成那么多的长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