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哎，我跟你说哦，那次女主角面试之后，阿良和“人类之爱”徐晃晃很快就搞在了一起。
阿良曾经教给过我他写小说的秘诀，那就是，在落笔之前，先在心中默念“哎，我跟你说哦……”，再开始往下写。他说这是检验一篇小说是否能让观众使劲儿往下看，最实用的方法。
“你比如《百年孤独》吧，哎，我跟你说哦，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一定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再比如加缪的《局外人》，哎，我跟你说哦，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是不是？默念‘哎，我跟你说哦……’之后，你就会非常明确写出来的那句话是不是废话，它到底值不值得被读者看到。”
在天山路消防队的大油漆红门旁边，在他租住的小屋子里，他是这么跟我说的。所以，照道理我应该把‘哎，我跟你说哦……’删掉，直接写上，那次女主角面试之后，阿良和“人类之爱”徐晃晃很快就搞在了一起。
我和阿良在网上发布完那张女主角招募海报之后，“人类之爱”徐晃晃第二天就来面试了。我们在海报上写的招募要求是：“寻找最放松的你：华人女孩，25-30岁样貌，围绕主题即兴对白者优先，有灵气，氧气型，科幻感。”
用阿良的话来说，“人类之爱”徐晃晃走在四月的愚园路，仿佛一个大大的、长着一双长腿的“美”字，踩着满地的金箔，直愣愣走到他跟前，当时他就软了。我们三个走到忠实新村工作室马路对面的咖啡店，点了三杯美式，然后在室外大沙发上一坐，在中午12点左右直直的大太阳光底下烤着，开始聊起来。
很多年以前，阿良从武汉大学计算机系肄业，来到上海专职写小说，靠每个月发表的小说稿费吃饭交房租。
很多年以前，我刚毕业，卖掉了几张创作的画儿，手上突然多了一笔钱，寻思着要不要学学昆汀，开家影碟店，卖卖黑泽明，卖卖《野草莓》。当时听人说宝山那里进货特别便宜，伯格曼、费里尼，还有塔可夫斯基，都论斤称着卖。
很多年以前，徐晃晃从表演短训班结业，靠着接拍一些平面和电视广告维持生计，并不停地面试剧组，一心想在表演上有所成就，一心想在一个角色里真正地活一次。
我们三个人的生活轨迹本来应该没什么交集，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我猜你们现在更想知道的是，阿良和“人类之爱”徐晃晃到底是怎么搞在一起的。
我们喝完三杯美式之后，去到忠实新村的工作室，排练了剧本里的某场戏。这场戏讲的是，来自未来的女主角，费尽心思穿越到现在，就是为了告诉现在还不认识自己的男主角，以后千万别搭讪一个绰号叫“美杜莎”的女人，因为他们俩会因“美杜莎”而相识、相爱，而在未来的某一天，男主角将会因为开车载着女主角去旅行而葬身于车祸。在排练的时候，徐晃晃念着台词，哭得一塌糊涂，搞得阿良都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
在决定让徐晃晃成为我们电影的女主角之前，我希望她能让我们看一下卸妆后的样子。趁她去卸妆的时间，我跟阿良商量说，基本上就定她了吧。阿良特别同意。这么说不太实诚，好像显得我们特别有选择余地似的，其实我们发出海报之后，总共就收到三份演员简历，其中有两个还是阿良的朋友，光看照片我们就PASS了。但话又说回来，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就算再往下招募，我们都不确定还能不能有幸撞上像徐晃晃那样充满热情又不计报酬的演员了，我们把这样的人都归类为“燃烧型”人格，对于我们来说，这特别可贵。
在这之后的一场烧烤和大酒里，为了这个小团队能够紧密协作，我们互相吹捧了一番，并且交换了一些彼此的秘密。那晚我们买了好多红酒和生的烤串儿，烤炉和木炭都是网购的，费了半天劲，才把炭点着。
在忠实新村的工作室，红酒和烤炉逐渐熏红了我们的脸，在愚园路的夜色里，我们的语言和酒精交织在一起，互相干扰。
阿良听完徐晃晃的秘密后，动情地说：“晃晃，你把宇宙想象成一个母亲，你刚才那番话就是对母亲说的，你说妈妈，我曾经爱上过同性，你说妈妈，我希望爱和生殖从此断绝关系。这宇宙中有一双眼睛正看着你，它看着男人和女人从一开始为了繁衍而在一起，逐渐有了爱，而爱，又超越了繁衍，成了所有进化的终点。所以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和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在一起。晃晃，你那是人类之爱。像我们这种直男根本不配爱你。”
徐晃晃说：“我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的。”
“晃晃，这个世界肯定会好的。我想像你一样，每天准点睡觉，按时起床，这样的生活可真健康，不像我现在。要是真能跟你一样，我每天应该能写很多东西，不过退一步讲，就算现在我写再多，它也快养活不了我了，我该怎么跟你解释这回事儿呢……有一个比喻很恰当，拜占庭的一幅古典壁画上，描绘了一伙儿土著来到一个地方，他们在战乱中失去了一切，马车上只剩下两车农作物和肥料，他们就只能把这些农作物耕种下去，然后撒上肥料，但是这个农作物又不能一下子就成熟长好，所以他们就饿死了。每次想到这，我就很悲伤。你想一下，他们亲手施的肥，你如果说看着一片野生的麦子，你走到这儿，它还没成熟没长好，最后你饿死了它还没成熟，那也就算了。关键是你自己亲手种的东西，你还给它施了肥，完了你还被它给饿死了……你知道这有多浪漫吗？”
阿良说完，他们就吻在了一起。
我不在工作室的时候，他们时常看看彼此的眼睛，吃吃彼此的舌头，摸摸彼此的心坎，感受时空的颠倒，性别的差异。
“晃晃，我觉得‘小鸟依人’就比较俗了，因为这句话给人感觉就好像‘人’要高贵于‘小鸟’。其实这是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就觉得我是‘人’，你是‘鸟儿’，你只是配依着我而已；或者说你长得很漂亮，像黄鹂啊杜鹃啊，你只是个宠物或花瓶。所以我不愿意用‘小鸟依人’这样的词。我更希望用太阳和月亮，或者干脆就是两个星球，双星，懂吗？互相围绕、旋转。我们俩是平行的、是平等的。你一定要明白，我那种——心中怀着对你的崇拜和尊敬的前提下，对你的占有欲。”
“晃晃，你知道吗，其实我特别爱看你的大拇指，你的大拇指就好像是你的身体在跟你闹着玩儿一样，在你如此美丽的脸庞和躯体下，竟然有两根黄土高原一般的大拇指，这让我感觉到生命是如此的真实。这种真实感，让我想把你掐进自己的肉里面，有那么一瞬间还想把你关起来，拿手铐铐上，鞭子会比阳光还不可抗拒地就到了你的身上。”
他们俩搞在一起之后，阿良时不时就要抱着徐晃晃腻歪一些类似这样的情话，完了他们就看看彼此的眼睛，吃吃彼此的舌头，摸摸彼此的心坎，感受时空的颠倒，性别的差异。
“晃晃，我希望咱俩的关系是这样的： 你属于我吗？你属于。那你还是你自己吗？你还是。但你属于我吗？你属于。我属于你吗？我属于。那我还是我自己吗？我还是。但我属于你吗？我属于。“
阿良说完不忘回头问我一句，
“导演，你觉得呢？”
02
毕业后，为了好好活着，也由于一些偶然的机会，我接拍了好些商业广告。拍广告养着我，叫我过着在外人看来还算体面的生活。每一年，接案子的大体流程都差不多是这样：
我工作室的策划会用一个叫做“PowerPoint”的软件，横着写十几页StoryBoard(创意脚本)，再到图片网站找点参考图往里一贴，完了我的制片会带着我和她的MacBook Pro，跟客户开几次会，之后分镜师会坐着听我吹一通关于运镜思路和场面调度的牛逼，然后把StoryBoard(创意脚本)手绘成一格一格的ShootingBoard(分镜脚本)。之后，我的制片会召集一帮摄影师、灯光师、美术、道具、造型师、收音师、场记、场务等工作人员，让他们带一堆七零八碎的摄影器材、灯光器材，ARRI MINI、MP或COOKE镜头组、好莱坞镜片、拉丝镜片、GF轨道、DOLLY、稳定器、大监小监、摇臂、航拍等等等等……一切就绪后，制片会开车拉着我，到片场对着演员们喊几声“Action”和“Cut”，等收集到一堆假哭假笑的镜头素材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后期剪辑、原创音乐、达芬奇调色、特效合成、Online。最后上传百度云盘，跟客户催款。交片后就剩候着客户发朋友圈最后一道工序了，发了！他发了！给他去点几个赞，评论评论，转发转发，一个项目到此才算正式收尾。
我时常告诫我的剪辑师大头：“别那么玩儿命，留点睡觉时间，提高精子质量。这个点不睡觉，再过两年，早上起床就见不到晨勃了。憋再多尿也见不到了。要懂得享受生活，泡一壶刚刚好的茶，下一盘刚刚好的棋，栽一盆刚刚好的菊，都是人间美事。”
这时制片就会插嘴：“Deadline刚刚好要到了哦。”
我也会时常给大头出出主意：“你看啊，影片高潮部分，抽象点说啊，我需要你剪出一种……一种精尽人亡的感觉，懂吗？你现在剪辑上碰到的瓶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年纪轻，剪辑不能全靠火力旺，不能光靠力气，要适当讲究点技巧。你这样吧，回家洗个冷水澡，喝点凉白开，慢跑十公里，降低激素水平，要学会走走停停，看山看水，看花看草，要学会理解和安慰那些最叫人委屈的角落。记住，不要妄情，不要贪念，不要执着，不要耍无边无尽的流氓，只有这样，你才能在青山里找到风吹起的地方。行了，不早了，别研究小津和黑泽明了，也别看《挪威的森林》了，早点回家洗洗睡吧，明天加班。”
然而在这之前，在我还没有胡乱开始拍广告、开始用以上的流程赚到钱之前，我的父亲就特别担心我将来靠什么生活。其实我也一样担心，我甚至有一天梦到自己备了一套兰蔻彩妆，穿上小西装，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操一口台湾腔国语，混迹各大电视台，给妹子们化化妆，传播高光、腮红的手法技巧和要点。
画到睫毛的时候我瞬间惊醒，额上冒出细密的汗，恍惚间想起儿时对未来的憧憬：腰间配把青龙剑，行走江湖，四海为家。那时我大约十岁，夏天常在院子里学电视里的武术招式，渴了喝一种野菊茶，大搪瓷缸子盛着，一泡，再泡，却泛出兰花香。
除了拍片之外，偶尔也需要陪客户应酬，有一次请客户吃海鲜，导致尿酸飙升，左脚肿成馒头，一瘸一拐了两天，从片场挪到隔壁厕所平均要花上十来分钟，乍眼间看上去与这个世界特别格格不入。我时常觉得自己有特别格格不入的时刻，比如每次去KTV，大家会的我全不会，不会划拳，不会筛子，不会方大同不会卢广仲，翻来覆去，就着几首老歌，一口口干喝，总像是有多少想不开的事儿。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看到了阿良的那篇小说。经朋友介绍，我们见了一面。尿酸还没有完全降下来，我一瘸一拐拖着左腿跟他在咖啡馆见面。
“你的小说很棒，但它很明显不是一个商业性的东西，我们很难拉到投资。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只能自己出资，再请圈内的朋友帮帮忙，我工作室里还有一些简便的器材，咱们以最低的成本把它拍出来，做一个独立电影短片，你看呢？”
接着，我撩起肿成馒头的左脚问他：“我肿成这样了还来赴约，这样的精神算不算独立？”阿良说：“独立，贼他妈独立。”
我们一拍即合，很快达成共识。我以友情价买下他的小说版权，并且由他亲自来改编。后来我们都觉得，反正我们也没预算请演员，干脆由他自己来演这个男主角。
剧本写得并不顺利，我们反复改了好多稿都特别不满意。但在这种节骨眼儿，精神上是绝对不能认怂的，所以我们时常进行洗脑式的互相吹捧。
“导演，这一稿通了，铁通。我似乎都看见你得奖了，姜文给颁的奖。”
“姜文他说什么？”
“姜文说，这他妈才叫电影儿。”
“行了，看看你这一稿吧。”
“这稿我把男主角的人物性格完全按照我自己来写了。台词也全是我自己想说的话，演起来贼他妈顺。”
看着他一脸认真的样子，我突然想起一句话，这句话是我去医院检查尿酸的时候看到的，它被一个不知名的病友用拙劣的字迹写在医院的电梯广告单上：“我知道上苍安排这些病痛是为了考验我，但上苍又是为了啥？”
我能想象这个病友在写这句话的时候认真的表情，就像阿良现在的样子，我觉得这句话有点好笑，它能套用在任何一个情境里，就像现在，它特别像在问我和阿良，费尽心思要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是为了啥。
“你有没有听说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美国的。”我问阿良。
“没听说过。导演，我九零后，我才25岁。老一辈流行的东西我不懂。”
“那时候，战后的美国，60年代吧，年轻人基本上都感觉自己不被重视，很多人都消极、避世，所以那时候不有了很多的嬉皮士嘛，他们渴望平等、渴望和平和爱，几个年轻人就自己出钱并策划举办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一个关于‘人类之爱’的音乐节，举办的那个地儿在Woodstock，美国乡下。”
“明白，反战、爱情、和平呗。”
“咱们筹划着要拍这个短片，是不是也有点儿伍德斯托克啊？”
“咱们应该把这个过程也记录下来。贼他妈带劲儿。”
“当年的嬉皮士们都是抱着改变世界的想法去参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咱们拍电影是为了啥？”
“导演，明天把招募海报发出去吧，让答案在风中飘。”
跟阿良和徐晃晃排练的那阵子，我每天都要走过愚园路，去到位于忠实新村的工作室。有时会在董记面馆点上一碗虾腰面，在狭小逼仄的空间里，和那些上班族白领们围坐在一起，望着玻璃窗外急吼吼的行人，自顾自急吼吼地吸面。马路斜对面，富春小笼里的餐食也不错，它的后厨是开放式的，路过的人都能看到里面的员工穿着白色厨师服，认真包馅料的动作，在愚园路上梧桐树的映衬下，他们熟练的包馅料技巧，甚至能让我想起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黑帮杀手们，一颗颗往左轮手枪里送子弹的情形。
我对黑帮的想象，基本上来自那些老电影，比如《教父》和《美国往事》，在这些黑帮片里，总有一把浪迹天涯的手枪，总有一间满是现金的银行，总有一位一见入魂的姑娘，总有一段痴了半生也不能睡的情殇。所以那些海誓山盟，在光影幻化间，才显得永生不老，地久天长。
“也就是说咱俩在未来会相爱是吧？”阿良念着剧中的台词。
“嗯。”晃晃回应。
“也就是说我现在不相信你的话，我就会死是吧？”
“嗯。”
男主角最开始完全不能接受眼前这个女人来自未来。排练到这一场的时候，阿良总是笑场。最近这段时间，他常常莫名其妙就自顾自笑起来，他说他为了减肥，特地调制出了一杯无敌上头的秘方饮料：黑咖啡、伏特加、葡萄酒、金酒、黄油、椰子油、蜂蜜加一点胡椒粉。
“我早晨喝了一杯，到现在走路都感觉飘，偶尔还勃起。感觉自己电量溢出，能电死人那种，所以老笑场。 我这些天都在辟谷，每天都喝很多杯，你们俩要不要尝尝？”他问。
阿良在厨房开始调制“饮料”，我转过头对晃晃说：“但他最后还是相信了她，爱让人变得盲目，但好像爱也能解决一切问题。我后来又想了想，在这个剧情的中间，我会穿插你们俩作为一对恋人的真实空间，两条时间线来回穿梭在不同的时空里，无分真假，总能汇聚在某一个站点，不同时空的男主与女主，走出站台，互相问个好，然后各自上车，车继续开，不知东方之既白。”
“其实我很难相信命中注定这种说法。小时候看《大话西游》，我就觉紫霞仙子的爱情标准有点扯，拔得出紫青宝剑就是真命天子了？这也太当代艺术、太反人类了吧。”徐晃晃说。
“你以为全天下只有至尊宝才能拔出紫青宝剑？他能拔出，是因为紫霞爱上了他，她对他一见钟情。晃晃，你仔细想想，短短灯芯的岁月里，她要的，到底是至尊宝，还是孙悟空？她比我们都清楚，兜兜转转，这滴泪，其实从来都不是为了那只猴子。他再呼风唤雨，他再脚踏七色彩云，他再齐天大圣英雄盖世，终究也敌不过那一声紧箍咒，终究也躲不过排得满满当当的西游项目schedule ，终究也只能偷偷地扛着棒子，走在满是雾霾的都市里，像只灰溜溜的落寞的狗。所以，晃晃，傻孩子，你可千万一定要相信一见钟情啊！男人的棒子只有为你兴奋挥舞，那才是你要的爱情，哪怕它短一点儿呢。”
“那，导演，我穿越了五年的时间回来找到他，而他现在根本就不认识我，你说我现在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情绪呢？我该用一种怎么样的语言节奏来表演?我是说，我到底要用什么方式说服他，让他相信，我是来自未来。”
“你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
“哪件？”
“你爱他。”
“我爱他。”徐晃晃重复说道。
“对，你爱他。你要救他。”
我和晃晃接过阿良调制的“饮料”，喝下去，接着开始排练。我们在上海戏剧学院蹭过不少表演课，我提议大家一起试试上次那节表演课教的内容，然后打开手机开始拍摄。
晃晃拉着阿良踩上地毯，这张大地毯上到处都是我们以前不小心滴落的烧烤油渍和红酒渍。我对他俩说：“闭上眼睛，你们感觉到了吗？你们脚下的地毯，飞起来了。”
隔了一会儿，阿良说：“确实，它确实飞起来了。”
“这地毯飞起来了，我们都飘在了空中，好高啊！你摸摸看四周的云层，摸摸看，是不是湿漉漉的？”阿良顺着晃晃的指引，假装摸了摸周身的空气，说：“是的，是湿漉漉的。”晃晃接着说：“突然，狂风暴雨。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我们都快要从地毯上掉下去了。”
两个人在地毯上东倒西歪，然后紧紧抱在一起。
“你们快看，墙角那株郁金香，它好像在发光。”我说。
他们迅速跑去看墙角那株郁金香，两人都蹲了下来，直愣愣地看着。晃晃说：“它可真的在发光啊，好像有很多的精灵要冲出来，阿良，快吸气，快把精灵吸进身体里，不然他们就跑了。”
我的手机画面里，他们俩猛烈地对着郁金香吸气，大口大口地把“精灵”都吸进自己的身体。
“不行了，我满肚子都是精灵，他们在跳舞。他们要跳出来啦！”阿良说。
“不要说话。”晃晃说着就去吻他的唇，两人在我的手机镜头里肆无忌惮地热吻。
晃晃突然推开他，说起剧中的台词：“我们是在武汉回上海的动车上认识的，你主动跟我搭讪，让我把窗帘给拉开。”
“为什么拉窗帘？”阿良问。
“因为那时你在看书啊。”
“我看的什么书？”
晃晃费劲儿想了想，说：“忘了。”
“你看，一到这种关键细节你就忘了，你凭什么说自己来自未来。”
由于“饮料”的后劲太大，我的头开始晕眩起来，两人排练的身影变得逐渐模糊，声音依稀可辨，我向窗外望去，看见马路上成排的车辆尾灯刹刹停停，十字路口红灯闪闪变绿，绿灯闪闪转红。远处的车窗里飘出来一句歌词：单纯的蝴蝶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玫瑰要是不甜美了，蝴蝶还飞吗？飞吧，翅膀断了用触角飞，触角折了用眼睛飞，眼睛瞎了用灵魂飞，灵魂碎了用鸡巴飞。别停，飞着，玫瑰就渴不死、晒不干、美不完，生生世世。
我依稀记得那次排练是这样结束的：
男主角最终相信了女主角，他在手上写下“绝不搭讪美杜莎”几个字，并且吃下了女主角给他的“失忆药”。
“我觉得我确实应该吃下这片药，如果没有这片药的话，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接下来的时空。你是一个来自未来的少女，你穿梭于现在与过去之间，而我，却只能禁锢在眼前的、当下的这一秒钟里。吃下这片药后，我就再也记不得你，我也不会去搭讪“美杜莎”，所以也永远不会再遇见你。那我们发生过的爱情呢？它是彻底消失了，还是停留在某一段时空里呢？”阿良说出最后的台词。
“你快看！窗外……”晃晃突然指着窗外说。
“我看见了，云里，有马车，有麦子，还有肥料。”
“你想对它们说什么？”
“复活吧。”
“太远了，他们听不见的。”
“复活吧！”阿良扒在愚园路工作室的黑色钢窗上，声嘶力竭地向着云层呐喊。
03
多年后的一天，我正跟广告美术师电话沟通作业，正讲着，电话突然串线，瞬间冒出一个女声：喂，你是谁？你找谁？重复多声，音色妖娆。面对这种问题，往往叫人瞬间懊恼，我其实很想骂两句脏话，因为很多时候，哪怕对着镜子，我也根本回答不上，我哪儿知道，我他妈到底是谁，我要找他妈谁。
冬天了，深夜走出酒吧，吹在身上的风冰冷刺骨。这些年，总体上，人类还是在进步的，比如我现在喝再多马天尼，神智都不容易涣散了；喝再多伏特加，都不会急着把一生都告诉别人了；喝再多威士忌，回家路上都能数得清司机找的零钱了，这真的很叫人欣慰。
不过，依然有很多问题，时刻困扰着我，比如，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比如，这酒喝下去，过1小时变成了尿，被撒出来，它还是原来那口酒吗；比如，为什么阿良和徐晃晃排练完最后一场戏之后就走散了，这一生都成了二次元空间的两条平行线；再比如，为什么往往最好喝的，永远是最后一口。
我给阿良拨了一个电话：“一直忘了跟你讲，美国没有正宗的麻辣锅，没有清明雨后的西湖醋鱼，没有老菜坛子里浸泡过的臭豆腐，更没有懂得中文之美的非典型美女，你说你那么着急移民干嘛。
我知道，戒什么都挺难的。我从去年冬天开始戒烟，直到现在，都不敢理直气壮看一眼太阳底下咖啡桌上的烟灰缸。不晓得你戒晃晃的时候有没有这么难，你走在大马路上，还敢不敢多看一眼同样带着长腿的大大的‘美’字？
这些天，我喊了无数条Action和Cut，现在咽口水喉咙生疼。这些天，我听莫西子诗的《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每每唱到“阿姐撸，阿姐撸”的时候我就感慨，你看少数民族生活那么清淡，精神却那么嗨，再简单几个音符，依然可以点起火把，手舞足蹈唱一个通宵。以前看完《Fight Club》我就有同样的感慨，大卫芬奇和他的编剧，这帮兔崽子们，拍片前后，一定嗑了老多药，他们一定窝在纽约某个会所里，哼着简单的几个音符，眼前升起无数火把，一秒钟构思十个场景……
每次开车路过愚园路，都能想起那些我们一次次借着酒意吐露的困惑，这些马不停蹄的纷扰和困惑在每一年的冬天集中来临，逼着我们彼此对视，彼此喝口马天尼，彼此问两声怎么办。我最近吃了好些素，他们都说我看上去整个清瘦了不少，我建议你也吃素，你从一个两百多斤的大胖子，瘦成现在的韩风大帅哥，你得珍惜啊。多喝水，多吃素，我不在的时候，跟你的白人女朋友，看看彼此的眼睛，吃吃彼此的舌头，摸摸彼此的心坎，感受时空的颠倒，国度的差异。
上海现在是深夜，你那边几点了？你还写小说吗？咱讨论过的人物，会自己走道儿了吗？”
其实我很想跟他说，我后来遇见过徐晃晃，在一间叫做“PETER CAT”的酒吧里。那天我约了客户一起喝酒，从进门处到底，有一个很长的连体吧台，我一眼就望见徐晃晃在吧台里调酒，她穿着酒吧统一的黑色西裤，加上背心和白色衬衣，混杂在青一色的男调酒师中。
她的调酒手法很独特，招招干脆利落，带有独属于她自己的那份灵动。她技法娴熟的转身、点火、甩杯，一个女性的身体里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感，吸引了很多目光。
我穿过人群冲上去跟她打招呼：“晃晃，好久不见啊。你去哪儿了呀？后来都找不到你。”
她转过身打量着我，说：“不好意思。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特别诧异：“你不是晃晃？徐晃晃？……我们以前在一起排练了一部戏啊，你忘啦？排完最后一场戏你不是就失联了么，怎么也找不着你。阿良他后来一个人去了美国……”
“谁是阿良？”她问。
我丝毫没在她的眼神里看出来任何伪装的痕迹，就好像这些事真的没有发生过一样，又或者她真的不是徐晃晃。我一时语塞，愣在那里。
“你好，我真的不认识你说的晃晃，抱歉，我到下班时间了。”说完她转身跟酒吧经理打了声招呼，随后把长发扎起马尾，我一眼瞧见她耳朵上戴着的耳环，那是一对银质的蛇发女神美杜莎。她进到员工休息室，出来的时候换上了一件纯棉质感的象牙色连衣裙，脚上穿了双长筒的黑色皮靴，手里托着厚厚的橘色外套，准备出门。
我突然想起来，急忙掏出手机追上去：“晃晃，你看，之前我们在愚园路忠实新村工作室录的排练视频……”她停下脚步，好奇地凑近看过来。我翻着手机里的相册，怎么也找不到之前拍摄的排练照片和视频，这时我才反应过来，上个月我刚换过手机，那些排练的视频都在我那部旧手机里，可能在家里电脑桌的某个抽屉里搁着。
她看了我一眼，露出一个无辜的表情，然后走出酒吧。我跟出酒吧，没再上去追问，我站在愚园路上，眼看着“人类之爱”徐晃晃慢慢地消散在夜色里。
我晃荡在夜晚的愚园路，富春小笼和董记面馆已经早早地拉上了卷帘门，东北人开的烤鱼店里有很多食客正吃得热火朝天，网红咖啡店门口，依然有很多走进走出的男男女女。十字路口，红灯闪闪变绿，绿灯闪闪转红，来往车辆的远光灯，把梧桐树的树叶，倒映在斑驳的围墙上。
过了良久，我突然收到一条短信，上面这样写着：
“导演，对不起，我跟阿良决定以这样的方式作为告别。‘不同时空的男主与女主，走出站台，互相问个好，然后各自上车，车继续开，不知东方之既白。’这句话是你指导我们排练的时候说起的，记得吗？所以，那天我们决定，在阿良吃完那片药之后，我们就再也互不认识，包括你。你不是总说不想再拍假的东西了吗，假的情感，假的微笑，假的信任，这些假的东西，你说统统都不要留在电影里，现在这个结局，能不能让你多多少少回答自己，我们费尽心思要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是为了什么？
阿良跟我说过，他说每两个陌生人类，都是潜在的生死之交，只不过我们之间还没有那些必要的回忆。所以导演，考虑到回忆的虚无性和可篡改性，你就当男主已经吃下了那枚‘失忆药’，你就当女主也已经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时空，你就当我们三个已经把这部电影拍完了吧。而我，终于在一个真正的角色里，活了一次。”
看完短信，我随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司机用上海普通话招呼：“先生您好，请系好安全带。请问要去哪里？”我系上安全带：“往前开吧。”
“好的。”司机特别礼貌。
没过一分钟，他又问：“先生，您要去哪里啊？”
我看着窗外，没作声。
“先生，您是不是第一次来上海？呶，我们再往前开一点就是静安寺了，每年烧香的香客多得不得了，南京西路那里么也蛮繁华的，吃的，喝的，卖衣服的，全都有，兜兜么也蛮好的。再往前开么就是人民广场和外滩了，好多人都欢喜去黄浦江边上轧轧闹猛。先生，您……”
“伍德斯托克。”
“哪里啊？”这个上海老司机被我莫名其妙给到的地名搞晕了，在他的人生轨迹里，从来没有被一个陌生人要求开车去往一个如此陌生的地名。在他女儿用剩下的二手IPHONE安装着的“高德地图”里，他搜不到这个地名；在他满脑子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陕西南路、茂明南路、江杨北路、共和新路、世纪大道、衡山路、华山路、天山路……这些令他引以为傲从来不会开错路的街道上，他竟再不能用他的上海普通话骄傲地脱口而出“好的”这两个字。
所以我只能再次轻轻地重复一声：
“我去伍德斯托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