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认真回顾一下，你大概也会发现身边总有一些这样的朋友：偶尔联系，很少见面；有时很近，有时很远；正是因为这种距离，彼此保存了某种神秘感，也不会刻意打探彼此的隐私。我跟孙晓梅，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她的职业，不知道她的籍贯，不知道她的确切住址，不清楚她的职业或是婚姻状况。能确定的，似乎只有这几样：女性；生活在广州；三十岁左右。

两年前，远走广州的前同事阿翔给我打电话，说有个女孩要来重庆，问我能不能招待一下。至于来干什么，他跟她什么关系，他没说，我也没问。这还用刻意表述吗？不然他给我打电话做什么？给朋友添脸的事不需太主动，但找上门你也不能坐视，无非就是管一顿饭嘛。考虑到孙晓梅是单身出行，为了避嫌，或不必要的尴尬，在见面时我顺便把叽叽喳喳的实习生小璐带上了。

孙晓梅和我就是这样莫名其妙接上头的。她偏胖，但脸显瘦，高颧骨和黢黑的肤色标注了她来自南方的地缘性。总的来说，正常又普通，没有特色，但也没什么明显的让你看不过眼的缺陷。第一次见面，我约在临江门的齐齐鳝鱼火锅。但凡外地朋友造访，火锅这一项是跑不脱的，大小是个形式——而且是热气腾腾的迎客形式。这种氛围能让陌生人觉得安全。当然，她其实也算比较容易相处，虽然话语不多，但爱笑。有时，笑声跟酒精一样，都有驱走陌生感的功能。

毕竟是毫无关联的陌生人，况且我不善言辞，那顿饭吃得较平淡，然后我们步行将她送回一畔的解放碑步行街——她入住在此地一家经济型旅馆——尔后告辞。两天后，她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她回广州了，说感谢我的“盛情款待”。说得我很不好意思，我确实没怎么“盛情”，相反，那晚送她回酒店后，我浑身轻松，觉得终于办完了一件差事，解脱了。

那晚在回家的出租车上，小璐突然冒出一句：“你这个朋友不大像是直女哦。”我很惊奇她有这样的看法，对这事也没发言权。我想女人有时过于信任自己的直觉，当然臆测也是每个人的权利。

之后我给阿翔打了个电话，他怪声怪调地，“送上门的粮食，你没打来吃？”我愣了一下，“不是你的吗？”“我还以为你晓得呐，这是我送给你狗日的福利，你自己没把握住，不怪我。”他哈哈大笑，“别人就是奔你去的！”

据他说，孙晓梅此行目的，就是为了见我。她通过朋友找到阿翔，要我的联系方式，阿翔很殷勤，很主动把活揽了下来。所以，事情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为什么呀？”我当然不信，“再说，既然是为了见我，那为什么见面后就踪影全无了？”

“我哪里晓得为什么，”阿翔说，“她就是这样说的啊！”

后来我才知道，孙晓梅确实是来找我的。准确地说，她是来见一下那只下蛋的母鸡的。作为一个忠实读者，她收藏了至少上百张我的摄影图片。也就是说，她是因为喜欢上那些蛋，然后才开始对那个母鸡产生兴趣的。当然，这些都是事后才知道的。

这里要提到，拍照是我的工作。作为一个都市报的摄影记者，我每天要拍几十张图片，绝大部分是“规定动作”，政府工作会议，有市领导出席的开幕式、闭幕式，各种当日大型活动，抑或突发现场……此外，我还需要配合文字记者，拍摄各种人物，场景，这属于策划性的构图，不管前者或后者，都是“摆拍”。我完全厌倦了这种工作，然而我也完全适应了这种工作。不过有一点我是清楚地知道的，这只是工作。吸引孙晓梅的当然不可能是那些东西，而是我为自己的兴趣而工作的那部分。

对于工作的乏味，焦虑和枯燥，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排解的办法，有人去远足，把闲暇扔在路上；有人在垂钓，钓的不是鱼，是内心的安静；有人去飙酒K歌，发泄胸中的块垒；有人宅在家，固执地下载A片，日复一日，似乎下载本身就是一种释放。作为我来讲，没有更多爱好，除了摄影。所以这也是我的问题所在，我难以将工作和生活彻底撇清。不过好在，我可以做到的是，合理地区分。我休闲放松的方式，也是拍照。正如前面提到的，这时我只为自己的内心工作，就不再是难以忍受的差事，而是享受。有一天我在体育频道看到记者采访从英国回到中超的孙继海，问他准备何时退役？他说，“踢到不高兴为止。年轻时我们为了理想，为了名声和利益踢球，但直到现在，我才可以说是在享受足球。”看看，各行各业其实都是一样的。人到一定时刻必然会考虑这点：我们是不是该为内心而工作。而正是那部分工作，让孙晓梅喜欢上并找到了我。

回广州大概一周左右她给我发来第一封邮件，是一个文件包——接近4G的图片，只有一个景物，就是解放碑——跟一般游客拍摄解放碑时的冷漠和嘈杂不同，她的拍摄显现一种不寻常的唯美，甚至是充满感情的。奇怪的是，她镜头里的解放碑总是孤零零的，单一的，背景里没有人物——除了她自己。她好像很抗拒有任何人来分享这个景观，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似乎是被她刻意抹去了。

这一堆图片很快让我理解了，她为什么会留意并刻意来找我。

收到这个文件一周后，她再次发来邮件，谈了一些关于物体摄影的困惑，然后就是发问。我发现她言语总是很直接，这方面与我有点相似，不大擅长迂回，也不大会运用委婉的辞令。

“说说吧，为什么你跟我一样，有一样的小癖好？当然，我的疑问还有许多，比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刻意做这件事的？你拍解放碑已经有多久了？……”

应该说，孙晓梅是第一个发现并找到我的“同类”。这个说法出自她的原话，她在之后的邮件里提到了一部电影，《夜访吸血鬼》。这部片子我看过，但显然她的看法超乎我对电影的理解。我是那种被剧情推着走的观众，而她看到的暗示比我多。她说，吸血鬼就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暗示，吸血鬼就是边缘人的意思，因为它们的绝对数量很少，所以它们的终极任务除了艰难地忍受漫长的时间，还有就是寻找自己的同类，探求它们永生永世的宿命。而她和我，就是这样藏匿在都市里苦苦寻找同类的吸血鬼……我承认，正是这样一些话语使我对她产生了兴趣。

我开始尝试认真地给她回复。我告诉她，拍各种条件下的解放碑是我最愉悦的工作，这无关绩效，无关审核，更无关拍摄准则，在这时它是全部属于我的，而我可以选用任何形式来摄取。我在凌晨拍它，清晨拍它，下雨天，晴天或阴天，在楼顶俯拍，在远处拍，这种行动——始于我对媒体这个工作，乃至这个行业极度厌倦的时刻。我最初只是想试试，后来坚持了一年，接着是两年、三年，现在，我拍了快五年。由于叙述方便的原因，我选择了写邮件。

一个礼拜后，她给我回复了一封邮件：

“谢谢你拍了这么多有意思的图片，原生态的，非比寻常的角度……只是，我仍然不能理解，你为什么持续关注解放碑呢？我知道这有点冒昧和失礼，但你知道，很少有人，兴趣却是只拍一样东西，而且是一个被大众游客拍得‘过滥’（原谅我使用这样的词）的景观物。这里面或许藏着什么故事？我期待听到你的答案。”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但我竟然也没有什么恶感。有人赏识总是好的。另外我的确有一种喜悦，就像小时候在海边甩出漂流瓶——后来发现被人拾到的那种感受。我只能尽量用并不太擅长的文字来回答。

“至于是怎么开始，灵感又是如何产生，这是一个比较遥远也较复杂的记忆了。既然你有兴趣，我也很乐于与你分享。最初，拍摄同一事物这个想法，是受到了一个诗人的启发。他早年很著名，但将近二十年没出现在诗歌圈子当中，朋友们称他是隐逸诗人。至于他的名字我就不提为好，因为这可能比较符合他本人的意愿。很长时间以来，他不愿意发表或公开作品，只是偶尔发给信任的朋友阅读。我虽然见过他几次，但他并不认识我。不过我有一个同事跟他走得比较近，有一次，我在这同事家里看到了他的作品，是一首诗。呃，怎么说呢，是一首，但也不是一首。具体地说，我翻阅的这首诗，标题是《上石村笔记》（上石村是四川渠县的一个山村），是A4纸打印订装，大约有二十来页左右。但这二十页纸其实不是一首，而是十二首诗，但每首的标题是一致的——都是《上石村笔记》，我是在回头浏览时发现了那个秘密，我彻底震撼了——每首诗后附有一个日期，我从头翻到尾，发现，这十二首诗，是他每年在同一时间，返回同一地址，写下的。也就是说，看起来他写了十二首，实际只是一首。他写了一首诗，实际是十二首。毫无疑问，他是想创作这样一种作品，用庞大的时间，针对某个固定事物，混淆、调和出它的动与静，虚与实，远与近。他这首诗写了十二年，看来还不会结束——上述这个故事，就是我持续拍摄解放碑的灵感出处。我不是诗人，但那位诗人的工作启发了我，摄影师并不只是一个记录过去的人，他还可以发明过去。至于为什么选择解放碑，话说来就更长了。夜深了，明早还有一个会议新闻，改日再聊吧。其实我写这么多，是想感谢你，因为除了你，迄今还未有人发现，或说关注到我的这项工作。顺便说一下，你拍得也不错。”

几天后，孙晓梅给我回复的邮件静静地躺在电子邮箱里。

“谢谢鼓励，尽管我知道跟你比起来，我的技术不值一提。‘摄影师并不只是一个记录过去的人，他还发明过去。’你说得真好，你讲的故事也很有意思。你的工作很有意义——绝非恭维，而是出自内心的。我对摄影谈不上更深的看法，但也有一点喜好之情，只是，我看到的关于解放碑的摄影，更多是……是一种滥用，是呆板和人工的痕迹，是一种道具需要……”

说实话，这种频繁的交流我几乎很少有过了——尤其当六年前我离婚之后，我说话的机会更少——与能说会道的文字记者不同，那部黑色尼康就是我全部的语言。这种交流使得几个月之后我和她已如老朋友一样自然，当然，我想这也得益于虚拟的环境。与此同时，我们终于也会谈论一些非关摄影的话题。比如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些没话找话的尴尬，天气，小面和火锅。但我们仍旧很少谈论私人话题。有一次，她问到我为什么会离婚。我回答说，既然你听说了故事的结局，那么你大概也知道过程吧。之后，她再也没有问过类似问题。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相似之处，除了爱好，还有那种冷漠的个性和严重匮乏的沟通能力。

如她所言，她远非一个摄影师，只是一个爱好摄影的女人罢了。我承认，我有点洋洋自得或想入非非了。虽然我甚至都不能清晰地记起她的样子。但对一个摄影师来说，身体性的重要远远不及对灵魂性的渴求，而对于一个秘密城堡的建造者而言，有崇拜者分享，虽然危险但也是令人迷醉的。我想我是有点魔怔了。在这种时刻，我们的问题往往也越深入，更私密化。当然，也更有卖弄的成分。比如有一天我向她谈起苏珊•桑塔格：

“她认为，相机的每次使用，都包含着一种侵略性。落脚到解放碑，它被过度地拍摄——也就是被过度地‘侵略’。我不是不知道这点，我所做的，正是想记录下它的状态，包括‘侵略’。逐渐地，我也感觉到，被侵略的不只是它，还有我。”

她的反应出乎预料，在回信里她贡献了一个新的论点：

“侵略？我倒不这样觉得，照这样说，我认为有个词更适宜，‘占有’。但是，请允许我辩解一句，它值得占有。不是么！我再次认真地浏览了你的照片。我关注的是它的美，而你关注的是它的丑。这算不算一点新发现？

当这种对话越热烈，我就对自己越来越书面化的回复感到羞赧，但结果就是这样，我没法篡改自己：

 “你的发现很有趣，但事实不是这样。每个人对美丑的感受不一定趋同。我并非关注它的丑，而是‘日常性’。摄影在美学上的本质特性是其‘纪实性’；而其过程的本质特性却是‘积累’。它既不放弃精彩的瞬间，也不漠视无奇的平淡。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意义就是使用。我收藏它的‘日常’，但不刻意区分它的美丑。当然，你说的也许有道理，因为有时人并不能理解或发现自己的主观色彩。我想，摄影师面对的最大困难是视觉疲劳和思维疲劳。然而，在不同时间段内、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同一物体。所传递的感受是慢慢的、持续的、沁入的。事实上，摄影最持久的核心，是它有能力在空洞、衰朽的事物中发现美。所以不要漠视平淡。关注解放碑的原因，我在前几次的邮件中提到了。当然，还有原因，就是便利，你知道，我单位在这附近，每天上下班，这是必须经过的一个位置。所以，日常性也是一种便利，不是吗？至于你说到它的滥用，我很赞同，那些滥用是人为的，强行的，也是侵略性的，是商业和政治化的。唯独不是它自身的。……现在，大概轮到我提问了，你为什么要拍它，这么热衷？”

孙晓梅并没给我直接答复。只有简短的一行字：

“不日将赴重庆，见面聊。”

一晃两个礼拜过去了。孙晓梅并没同我联系，我有些隐隐的失望。我承认我对她抱有好奇和好感，但同时也得承认，我们的话题始终限定在某个范畴，从未真正越入生活那一面。这之外的一切，我们对彼此都是一个空白的谜面。话说回来，沉默和出神，也是我工作惯性中的一部分。有人说我们这类人更善于等待时机。也许是这样。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孙晓梅的电话。在听到她真切的声音时，突然，那种默契和融和的气氛变了。也许是我的原因，也许在真实世界里，我们都不如在虚拟世界那么从容。我们说了一会儿，但核心其实只有一件，她本来早就要过来，但因为一件什么棘手的事儿耽搁了。她为这个致歉。说月底，也就是十一长假期间会到重庆。之所以专门打电话来，是因为怕我在假期会有其他出行的安排。我们没有就邮件上的任何内容进行交谈。似乎离开那个内容，我们就是一对陌生人。

十天后，下午四点半，孙晓梅如期前来，这次是我到江北国际机场接的她。当我注目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当我在人流中毫不费力地找到她，心跳剧烈起来。我有一种预感，但说不清是什么。

事先她在携程网订好房间，她告诉我，每次来重庆都会入住在位于解放碑的那间旅馆。停好车后，她带我去了藏在背街一个弯弯绕绕的老式小区，那间“火锅鸡”我竟然从未来过。正如她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再晚一刻钟，这个油腻腻的小苍蝇馆就不会再有位置了。她对此地的了解程度令我有点惊异。

晚饭后，我们从较场口拐出来，去“第三街角”——一间茶吧。这是黄昏，城市犹如矗立在一幅水墨画卷上，大批人群从你所不了解的地方涌出来，行色匆匆地穿行在画卷上那些纵横交错的窄小街区。

“这儿的黄昏真美。”她突然慨叹一句。

“如果你天天都生活在这，也许只会觉得它很拥挤。”

“那么，凌晨时的解放碑呢？”她问。

“跟白昼反差巨大的死寂。那也不是真实的解放碑，”我说，“解放碑不是一个生活区，更像一个展示区，所以它的真实恰恰是在有人的时候。没人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死海。”

“你是在隐晦地批评我吧，”她笑了，“你说过，我拍的解放碑好是好，但没有人。”

她笑得不是太自然，远没虚拟世界里的那种尖锐，从容。

“有你呀，”我笑了起来。“每个个体都有自己表述的方式。”

我们找了个角落，坐下来，叫了一壶绿茶。待服务员端着盘子走开，她切入正题——“这次来我有一个想法，想求你件事。”

在我们相处的这段时间我从未向她提问。她说要来，但我从没问她来做什么。

我啜了一口茶， “没那么严重吧？”

“是这样，我想借你一天时间，”她凝视着我，“整整一天。听了你讲的那个故事之后，我也萌发了一个灵感，我想在一天当中的十二个小时，分别跟解放碑合影。”

“嗯？”我觉得这个所谓灵感毫无创意可言，我觉得这是一个幌子。这是电视剧里那些女人擅长的。

“这算是答应了？”她拿着杯子跟我碰了一下。“那我先谢谢你，你拍摄会让我的构思更完美。”

我只得答道：“我按快门，其余你来做。”

这晚，我仍像上次那样送她回去，不同的是，我身边没有另外一个人。行至宾馆楼下，她突然回头，看着我说，“上去坐一会儿？”

“哦，”我立刻为自己找到了理由，“不了，你赶紧休息，明天不是要很早吗？”

第二天清晨，我到达解放碑时，她已经在那里了，穿一身白婚纱——是真的婚纱！ 头发没有刻意修饰，简单绑成一个马尾，但配了一条短头巾和珍珠项链，大大方方。

“震惊了吧！”她有点挑衅的意味。

我是有点惊讶，赶紧低头寻找镜头盖。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打扮。我想，她是否为完成某种仪式而刻意装扮成这样，纷繁的家庭情感类杂志不断提醒我们，这世界上有许多残酷的故事，许多男女只为一个承诺坚强地活着，抑或为了某人的心愿试图完成某种承诺的仪式。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什么——无论什么隐秘的原因都可能使她成为现在的她。只是我不知缘由。

我们拍到下午，很顺利。这是幸运的一天，解放碑平日几乎都是有用途的，政府活动，以及辖区内许多单位的颁奖仪式，以及无数商家为塑造品牌、推广产品而组织的明星交流会，演唱会，还有广场音乐会。不过，孙晓梅事先的案头工作做得好，她早得知在这个假期，尤其这天，没有任何官方活动。但临近黄昏，我们还是遭遇了一点麻烦。

第一个麻烦是骚乱：一群山地鸡——至少几十只，从临江门转盘飞蹿进来，引来路人疯狂哄抢，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将解放碑裹挟成皱巴巴闹哄哄的一团。我走近一看，几家都市报的记者都在，那辆运载货车以及醒目的品牌标示告诉我，这是一场精心组织的营销策划。

我回来告诉孙晓梅，巡警到达之前人群会散去的，让她不用担心。不到二十分钟，解放碑又恢复常态，骚乱似乎根本就未曾出现过。

拍摄到晚上七点——这是解放碑最繁盛的时刻，意外的状况又出现了。不知什么时候，我的镜头里，出现一个穿着运动装的男人，拿起扩音器嚷嚷，“重庆的朋友，你们好！我叫金双喜，来自鹏城，听说重庆的美女多，解放碑的美女更多，所以我来啦！我来重庆就一件事：征婚！”

孙晓梅皱着鼻子说，“这个人我好像在哪见过？”

“电视上，”我提醒道。

“是，哦对，就是。”她有些恼怒，“怎么跑到这里鬼扯来了。”

“你不也来了吗。”这个玩笑有些伤人，好在她并不在意。

小风波很快平息，就差一个镜头，我们即将完成拍摄计划。孙晓梅依旧精神，我却疲累得不想说话，觉得膝盖都要凝固了，跟凌晨的夜色粘连在一起。

凌晨时，广场上没有行人。地上的垃圾像是浮动在黑色海面上的油渍，现在是流浪者的时间，一群一群的乞讨者，流浪儿，以及晚归的扒手，小贩，捡饮料瓶的佝偻老人，慢慢从黑暗里浮现。

我慢慢举起镜头，看着她走上台阶，抱住沉重的石碑，贴紧自己的嘴唇，犹如亲吻一位死去的爱人。

 “说说吧，为什么这么老远跑来，非得用解放碑作背景？”凌晨一点了，通宵火锅店热气腾腾的。一顿猛烫，加上一瓶江津老白干，身体开始发酵了，关节都被一股热意贯通。我终于有时间来问这个问题。

“背景？”她愣了一下，反问我。“你觉得解放碑是什么？

“这很重要吗？”我说。

“重庆人把它称为‘精神堡垒’，”她笑了笑。

“不确切，并不是所有人这样想。而且，”我说，“你不觉得它日渐萎缩吗？”我停了停筷子，试着将隐藏在右脑那浩瀚的碎片合理地组织起来，编制成一个完整的具有逻辑思维的形象。“我小时候，它是27.5米——是渝中区最高的建筑物。现在它像一个重要的残骸，它是静止不动的，但四周却在不停生长。”

“你这说法很特别，”她颔首表示赞许，“也有很多人说它像个生殖器官。”

“器官——没错！是景观式的生殖器，它越来越衰老，”我补充说，“但周围的一切却越来越新。”

“它的意义就在这里！”她很激动。

“但它的无意义也在这里！”

“对，但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她毕竟已不太年轻，笑时，眼角的鱼尾纹细密地聚拢在一起。“但你难道不承认，它依旧性感？”

“你为这个而迷上它？”我们碰杯。

“呃，当然还有，”她喝得有些晕晕乎乎的了，“它是永恒的。”

“不，”我觉得今天的酒喝得比平常顺畅，潜意识里我已意识到这是醉酒的预兆，“没有永恒，它只是记忆，错乱的记忆。”

“记忆就是永恒！错乱的也是。”她说，“给你讲个故事。”

“在北极有一个老女人独自带着孙女生活，很艰难，有一次，她获得一个奇妙的咒语。念出它，她的阴道会变成一条滑雪橇，然后她的牙齿会变成一头头凶恶的雪地犬，头发会变成桨，然后她会变成这样一个男人出去狩猎。后来，她使孙女受孕的事被一个过客发现，带着小女孩逃跑了……我记忆深刻的是这个童话的结局，当老女人打猎回家发现孙女不见了，哀伤地说，只剩我一个人了，还要这个皮囊有什么用？于是她念出咒语，又变成了一个皱巴巴的老太婆。”

这个奇怪的故事，她说在一部西方童话里读到的。

为这个故事，我们干了一杯。

我问道，“有意义吗？”她笑了，“没有意义。”然后她带着醉意问道，“那你有什么故事可以给我分享吗？”

我不大会讲故事，给她说了一件不久前的事。那天在解放碑拍摄，遇见了两位老者在碑前合影，其中一位随行的年轻女士因为相机对焦不准，找我求助，于是我顺手给两位老者拍了几张。那女士告诉我，两位老人是青年时代的挚友，四十年代末，一位随家去了北方，离别前两人在碑前留影，相约每十年在碑下一聚。但这竟是两人离别后第一次回碑前相聚。“想来，也是最后一次了。”我告诉她，老人年长的一位都已八十六了。

“很感人，不是吗？”虽然我不善言辞，但她也听得入神了。“所以，它是有意义的。”

我不想反击。

那晚，我们喝到火锅馆打烊。芸芸众生，我们很难遇见一个这么相类的人。我搀她回酒店，将她慢慢放在床上，突然感觉像是回到家一样，几乎是很自然而然的，我也躺了下去。她含混地问道，“你要睡在这儿吗?”“不，不，”我马上清醒，起来踉跄后退几步，很狼狈地带上门，听到她迟缓地回应，“哦——”

翌日中午，我从宿酒后的头痛里醒来，花了一些时间整理图片发到她的邮箱后，我发了一道短信，邀她一起吃晚饭。她回复道：我已在返程中。谢谢你，再联系。

但她并没联系我。

第三天，第四天……都是如此。也许因为那晚，我觉得是。但我不知是否应该主动联系或致歉，我总是这样。

几天后，我跟着一个采访团重走“丝绸之路”，当历经四十天行程回来，我却看见她了。

那天，我在电脑上整理图片直到凌晨，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期待它能让我顺畅地入眠，恰恰相反，这一晚我都很清醒。我索性起来，摁开电视，拿着遥控器翻来翻去——这时我看到了她。

“事实上在古老的东方文化中一直就存在这样一个观点，那些看似没有生命的物体，也隐藏着灵魂，只不过，这要心灵上有着高度契合的人才能捕捉得到。尤其是知名的公共物体，”她停顿了一下，“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这是凤凰台的一档访谈节目，《说出你的故事》，主持人陈鲁豫用她标志性的手托腮的笑脸朝向孙晓梅：“那你麻烦了，婚姻登记处不会给你和它开一张结婚证。”

“没关系，事实上，他早就是我的伴侣了。”

“那，你觉得这样的‘婚姻’能幸福吗？”主持人继续发问。

“他让我感觉安全。与一个真实的人相处，比爱上他要难得多。对我来说，他无处不在，他懂得温柔地跟我讲话，他能安慰我，我们的性爱甚至也没有障碍。”

“所以……”主持人不知该如何接话了。

“我爱他，但不能完整地拥有他。他不仅是我的，还是所有人的。我无法购买他——就像男人可以用钱来赎回一个女人那样只属于我一个人，他还是公共和政治的。”

“那么，你的创意——这么说不知道是否准确——是怎么想到的？”

“一位朋友启发了我，让我知道如何合法地‘占有’他。首先，我得有一个仪式——类似于婚礼，我还需要一个在场的见证人。其次，我需要把私人性的行为变成公共性的，把公共性的物件变为私人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来上节目的原因。准确地说，这不是占有，我只是用这种方式‘收藏’了解放碑。”

这场对话很快结束，我掀开电脑，进入许久不曾开启的邮箱，的确有一封信躺在那里，她在一个月前发送的。我点了一支烟吸了几口，打开它。

“……我承认，这对你会是一种伤害，你觉得被利用了。对此我很抱歉。但是，你知道的，有那么一瞬间我也会期待一些其他的东西。”

她写道，“其实，你早就洞悉一切。你好奇的大概只是，为什么是解放碑，尤其——是你的解放碑。只能说，我们的伴侣恰好是同一个，我爱的是他的不变，而你爱他的变化。我们是相同的，是一块碑的两面。”

邮件最后，她说我们喝醉那晚，她回去后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他微微动了一下，然后他的脚趾头露了出来，他走下台阶，走出广场，在大街上游荡，他穿过每一个人，经过每一颗灵魂，但没人看见他。他走了很远回来，回到我的房间，静静地站在那里。我在暗处看到他躺下来，躺在我旁边，我轻轻地摸了他，他的身躯没有一丝重量。我搂住他，他哭了，哭得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