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抽到一半的时候，护士打电话来说，有病人，已经到了。

这有点反常，我的病人都会提前预约，毕竟没有人会在挂号处点名说要挂“其他科”，哪有什么病应该到“其他科”诊治的呢，除非那个人是个疯子——就跟同事们形容我的说法一样。

所以我有那么一点好奇心，回到诊室，推门进去的时候像一个满腹狐疑的医学生，暗暗担心自己是不是选错了科室，然后一辈子都要和那些稀奇古怪的症状打交道。

他靠墙站着，大衣似乎不怎么合身，空荡荡的，让他看起来像一个挂衣架。

“你好，请坐。”

他磨蹭了一会儿，好像那张椅子是一道难以应付的数学题，最终坐下的时候，他已经满头大汗。

“热的话可以把大衣脱了。”我一边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一边说。

听到这句话，他突然抬起头，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说了什么冒犯他的话吗？

“要是不热就算了。”我用圆珠笔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数字，我喜欢给病人随机编号，“怎么称呼？”

“医生，我确实很热。”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衰弱，像是处于那种经历过天灾人祸的状态，我再次与他对视，发现他的眼睛有些奇怪，右眼没什么异常，左眼却布满血丝，流露着倦意，这两只眼睛就像是分别属于两个人一样。

“要不我把暖气关了？”他摇摇头，继而又点头。

“关还是不关？”他没有回答。

我能明显感觉到他的脚在地板上烦躁地踩踏，他心中不安，又或者，是神经质的表现？“你要是不介意，我可以帮你脱。”

“那麻烦医生了。”

我朝墙角的监控器看了一眼——听说男医生的科室里有女病人的时候，监控室的人都会特地挑来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是男医生，接诊的是男病人，我们两个长得都算不上好看，想必他们不会有兴趣。

他的身体有些僵硬，手也不怎么配合，难道是手臂肌肉发生了病变？我加大力气，费了好一会儿工夫，总算把他的大衣脱了下来，然后我才发现，他只有一只手，右肩以下的部分都没有。

“这是？”

“工伤，被机器绞的，厂里没赔钱。”

“左手也有问题？”

他张开左臂，抡了个圆，“没问题。”

只要稍加练习，凭借一只手也是可以脱衣服的，我见过一些肢体残障的伤者，所以——“那你为什么不能自己脱衣服？”

“因为左手不想，医生，”他舔了舔嘴唇，转头看着我，“左手不想脱衣服。”

“什么意思？”

“医生，你告诉我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明白，所以我来找你。”

我不会看面相，我所受的教育不允许我相信这套理论，不过我还是看得出来，这个人不像是来逗我玩的，我把他的大衣挂到架子上，想到嘴里可能还有烟味，便塞了一颗口香糖——被投诉吃口香糖总比被投诉抽烟要好得多，“除了不想穿衣服，左手还有别的反常情况吗？”

“医生，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会保密是吧？”

“严格地说，只有精神科或者心理科的医生才会这样，我嘛，怎么说呢，不管你讲什么，我都没有兴趣说出去，我是个怪人，你这样理解吧。”

他长长地“嗯”了一声，大概在掂量这句话的分量。

“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是你来我的科，说明你也没别的去处了，对不对？”

他点点头，似乎不太情愿，“这只手，”他抬起左手，盯着它的眼神就像这只手不是他的一样，“杀了人。”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说法，相信不管是警察还是罪犯，都只会说“这个人杀了人”，或者“我杀了人”，左手杀了人，那是什么意思？即便想脱罪，这个方式也未免太蠢了点。“不是你想杀人？”

“我不想！”他的声音提高了不少，“医生，我真的不想，我是个胆子很小的人，我看佛经的，五戒十善我都能背，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善是——”

“好了好了，不妄语，起码你不会说谎。你告诉我，左手杀了谁？”

他垂着眼皮，看起来似乎颇为难过，“厂长，左手杀了厂长。”

“因为他不赔钱吗？”

“他跟我说厂里有难处，还说这不算工伤，因为那天本来不上班，是我自己跑到厂里干私活，我觉得他说得有些道理，但心里还是不服，我操作没有问题，机器还是把我卷进去，说明是他的机器有问题，我不找他赔钱，找谁呢？我就跟他争，争来争去他说我再胡搅蛮缠他就要叫警察了，你说这一个厂子里的事，用得着叫警察吗？我就不想他打电话，把电话线拔了，把他手机抢了，都可以是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左手一把操起他桌上那个砚台，砸他脑袋上，砸了好几下，咣咣咣的，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没气儿了。”他一口气说完，虽然句句都有“我”字，听起来却是在讲别人的事。

“所以你并不想杀他？”

“不想啊，我一点都不想，我用得着吗？医生，你说我这个左手是不是中邪了？”

我拿出一张表格，写上项目，“鬼片看多了吧，先去做个核磁，检查一下脑子，你叫什么名字？”

“胡勇。”

还真是个憨厚的名字。

等着他回来的时候，我得空给妻子回了个电话，问了她现在在哪，她说在伦敦，也不知道那边东西好不好吃。

“医生，报告出来了。”胡勇走了进来，捂着头，我理解，很多人都会在做了核磁之后产生头疼的幻觉。

“好，我看看。”

报告有一股淡淡的墨香，我喜欢这种味道，一目十行地看完之后，我大概明白了面对的是什么状况，这样的病例极其罕见，罕见得由它带来的后果看起来像是什么诅咒一样，又或者，对于普通人来说，根本不会相信我马上要说的。

“你的工伤比你以为的要严重。”

“医生，我的右手都没了，还能严重到哪儿去？”

“断手断脚你看得到，更严重的伤你是看不到的，”我指着他的脑门，“这里面，还有一处伤。”
他摸了摸后脑勺，“我没觉得头疼啊。”

“受伤的是你的大脑，大脑是没有疼痛感的，就算我拿个勺子把你的大脑一勺一勺地挖出来，你也不会觉得痛。”

他往后退了几寸，“医生你不要说得这么恶心。”

“我只是打个比方。你知道大脑分左脑和右脑吗？”

“佛经里没说过这些。”

我也很难想象佛经里会画一张大脑解剖图，我从书架上拿过一本书，翻到一张脑图，“好吧，我就先给你普及一下，大脑分为左脑和右脑，两边的构造基本相同，它们联合起来共同控制我们的身体，两个部分也有所分工，左脑控制身体的右侧，右脑控制身体的左侧。”

“反过来？”

“对，反过来。”虽然我认为这是常识，但好像还是有必要和他讲清楚，不然他很难接受我对他伤情的分析，“但是人终究是一个人，人的身体各部分必须统一行动，绝大部分时候，我们需要同时动用左右两侧的身体共同完成一个动作，所以，针对这种分别控制不同区域的分管机制，大脑同时也进化出了一种决策机制，左脑和右脑会进行信息沟通，一般来说，左脑负责指挥，右脑服从左脑的命令，进而统一成一个意识，以免我们的身体不协调，而负责沟通左右脑的这个部位叫做胼胝体。”

“什么体？”

“胼胝体。”我一边放慢语速，一边把这两个普通人可能都不认识的字写给他看。

“我又多认两个字，然后呢？”

“你大脑中的胼胝体出现了严重的断裂，这种情况很罕见，反正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我只知道临床上可以通过手术切断它。也就是说，现在你的左脑和右脑之间已经无法沟通了，它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指挥你的身体两侧。不巧的是，你只有一只左手，它只能收到来自右脑的命令，而右脑现在和左脑失去了联系，它要用左手去做什么，你的左脑根本不知道，也没法阻止。”

胡勇好半天没有说话，大概是在细细消化我说的这些，他盯着自己的左手，仿佛它已经不再长在自己身体上，过了一会儿，他又抬眼看向我，“医生，你的意思是说，这是右脑干的，我却不知道？”

“我简单说吧，你的右脑指挥左手杀死厂长，等作为人体总指挥的左脑反应过来的时候，右脑已经得逞了。我们一般认为，左右脑都能思维，但对同一件事的看法和判断不尽相同，可能当时那种情况下，右脑认为应该采取暴力手段。”

“可是，这不太对啊，医生，不太对。”

“哪里不对？”

“你看啊，右脑杀了人，那它可以告诉你啊，它可以直接跟你说，是它干的，我们也不用这么费事了，做核磁还要钱呢。”

我一笑，他果然还是喜欢用钱来衡量这些事情，“我刚刚说左脑和右脑的构造几乎相同，但它们两个还是有差别的，其中之一就是，左脑有语言中枢，右脑没有，也就是说，右脑不会说话，它是个哑巴。”

我注意到他的左眼里有不一样的神色，像是突然变成了某个陌生人，是我的错觉吗？还是他的右脑正在窥视我，因为我揭穿了它的秘密？

“要是这样，要是这样……”胡勇不断重复着这句话，好一会儿才接着说，“那算是我杀了人吗，医生，算吗？”

我往后靠回椅背上，细细打量他的每一寸面部表情，两边的肌肉现在很难配合了吧，“在长期的进化中，为了生存，右脑被左脑控制，可能几百万年了吧，我不太清楚，有些时候，右脑会努力争取控制权，这种时候我们就会感觉有选择困难，但不管怎样，最后还是左脑拍板，左脑说了算，某种意义上讲，左脑才是那个‘我’。可是现在，控制的枷锁没了，你的右脑突然从言听计从的奴隶变成了可以发号施令的主人，它会去做一切它想做的事，说不定还要跟左脑对着干，至少从医学上讲，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意识。所以，从结果来说，我认为这也属于人格分裂的范畴。”

“人格分裂？”他的声音有些消沉，可能对他来说，这个名词听起来比断手断脚还要可怕。

“人格分裂是精神疾病的一种，我听说美国有一些免除人格分裂患者刑事责任的案例，好像日本也有，我们国家嘛，难说，我估计法院还是会判你有罪，即便我证明你有人格分裂，他们还是会惩罚你的肉身。”

他的左手敲击着桌面，他很紧张，也很害怕，我看得出来，我只是看不出来这种情绪到底是左脑的还是右脑的，“医生，我会死吗？”

我把书放回书架，又拿起报告看了一阵，然后说：“我可以到法庭上为你做精神鉴定，但判决结果我不乐观，不过，”我拿过纸笔，写上一行字，“我会提议一种处刑方式，你把左眼蒙上。”

他蒙住了左眼，然后我把写下的话给他看，他明白了，右脑则一无所知。

后来的故事说简单也简单，无非是法庭上的辩论，媒体的探讨，还有大众的互骂，说复杂也复杂，法理上的事情，庭内庭外都是一个字眼一个字眼地抠，引经据典，每次开庭都要为一两个细节争论好几个小时，法律针对的到底是肉身还是人格？左脑和右脑要不要视为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行为主体？医学上呢，也不容易，这种被称为裂脑症的症状虽然并非没有先例，但要把它视为人格分裂的一种，还是很难在医学界获得共识的，基本上每天都会有同行发来邮件，要么支持我的观点，要么对我全盘否定，即使是医学院的老师，也建议我不要过于激进，没必要为这种事得罪太多人。

这两个领域，到底哪一个更艰难，我也说不清楚。

但我本来就是怪人，全人类都支持的事，我才不愿做，没人反对的事，做起来有什么意思呢？于是我跟着这个奇怪的案子，跟了一年，直到它被宣判。结果仍然是有罪，死刑。

这在我的意料之中，法律为第一个案例开口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好在他们最终接受了我提议的处刑方式，也就是胡勇的左脑知道，而右脑不知道的方式：处死他的右脑。

这是一种很精妙的手术，很少有人做过，不过医学界就是这样的，凡是碰上罕见的手术，越是难度大越是有猛人愿意尝试。

手术很成功，胡勇脑部的其他部分都没有任何损伤，右脑被完整摘除，作为偿还正义的代价。然后，胡勇被送到精神病院，他可能会在那里度过余生，这又是一个折中的方案，认为他有罪的人不想看到他自由，为他辩护的人又不希望他坐牢，中庸嘛，大家总是在追求这个。

其实对他也不算坏事，因为虽然光凭左脑他也可以生存，但还是需要一些医学照顾，而且脑科医生都对他很感兴趣，他毕竟是医学界的名人。

我去见了他一次，他的左侧身体完全瘫痪，面部也是，即便对我笑，也只是右脸在笑，左脸僵硬得像一块岩石。他跟我说了谢谢。

我说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实在承受不起这句谢谢。

他动了动轮椅里的右脚，说也还好，起码命保住了，能跟家人说说话。

我看着他，残破成这样的身体，他竟然还乐观得起来，果然读佛经还是有用的。

从精神病院出来，我感到非常压抑，总是在碰到各种各样的巧合，莫名其妙甚至诡异的病例，唯独这次，从头到尾都让我觉得悲哀。

我给妻子去了个电话，想感受一下她那边的清新空气，我问她在哪里，她说在墨尔本。

“真好啊，总是到处跑。”

“你以为我想吗？”

“回来的时候带点土特产什么的。”

“你啊，就不知道跟我说点浪漫的话，土特产，土得要死。”

“我的右脑挺浪漫，但它不会说话，左脑能说话，它又比较务实，要怪就怪进化论吧。”

“哼，我看左脑挺会说话的，油嘴滑舌。”

她在电话那边笑了起来。我却没有跟着笑，她的话将一个盲点暴露在我眼前。

我匆忙挂断，立即打给挂号处的护士，她还记得胡勇，毕竟这么有名的案子，她印象很深。
我问她胡勇在找我之前有没有看过医生，尤其是脑科医生。她说看过的，他就是被别院的脑科医生介绍到我这来的。我要了那个医生的联系方式，打了过去，他记得胡勇。

“裂脑症嘛，我给他诊断了，他还不信，我就让他去找你啦，你反正鬼点子多，肯定能说服他，你在法庭上的表现很精彩啊。”

我陡然感觉自己落入了冰窟，他看过医生，他知道，他知道自己的大脑有问题，他知道左脑和右脑的分别，也知道为什么左手不听指挥，他甚至可能知道我帮他分析的每一个字。

他为什么要装傻？

假如，他得知自己的左右脑分裂之后，想找一个医生为他提供精神鉴定。或者，在右脑杀人之后，他的左脑想要保住肉身，要找一个脱罪的方法，精神疾病是最安全最稳妥的，逻辑思维，这不正是传统观念里左脑擅长的吗？再或者，他的左脑和右脑都产生了杀意，为了逃避死刑，他同意牺牲右脑，我的方案简直正中下怀。

这里面任何一种可能，都让他有理由在我面前装傻，并一步一步把我变成给他脱罪的帮凶。
就为了保住一条命。

我们处死了一个有罪的人格，留下另一个更狡猾的逍遥法外。

他脸上左右不一的表情，到底哪边是真，哪边是假？

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看着一个一个在我眼前晃过的脑袋，意识到我忘记了一件事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忘记了左脑不仅能说话，同时，它还能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