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下半年，我结束了做时尚博主的工作，带着许多阴郁且迷茫的情绪，一人住在上海前法租界中心的一间老公房里。那时我没有工作，屋子里堆满做博主以来积压的衣服鞋子包包。这些重达一吨的衣服在之后的两年中使我不断感到拖累，直到在19年4月底我将其全部送人前，我像是住在一个巨大的，崭新而精致的垃圾堆里。

而当我踏出这个垃圾堆之外，我看见的是宽阔，干净的淮海中路，精致到每一个毛孔都要用细腻粉底填上的薄薄嘴唇的女孩。纤细的腰肢，无论什么发型都显得柔顺的头发。

那段时间我每天不工作，早上起来以后便与朋友约着吃饭，下午去闲人做闲事的咖啡馆，晚上在外面喝酒闲逛，到一两点还在看得见云的清澈天空下压马路。

我约会了一个男生，他住在北京，而一天在回北京的高铁上，他给我发信息，让我去书架上看看。

我走过去，发现我的书中间夹着一本薄薄的书，是黑塞的《悉达多》。

“疲乏就像一道纱幕，一层薄薄的雾气，慢慢地降临到悉达多身上，每天都变厚一点，每月都变混一点，每年都变重一点。就像一件新衣服随着时间变旧，随着时间失去鲜艳的色彩，出现斑点，出现皱褶，衣边磨损，有些地方开始出现破绽那样。”

在黑塞的《悉达多》中，他的眼睛突然被打开，然后可以看见星星月亮和树一直存在于身边，却意识到自己对它们一直忽视。法租界的这些年轻人想必也看见了相似的色泽艳丽的景致，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在蔡国强的纪录片中，蔡国强在泉州的时候经常从早到晚都在大自然里作画。其实这对于一个从小就生活在农村里面的人来说，睁开双眼去感知并不是一种极大的奢侈，就像我们的父母在长大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空闲时间可以与自然相处。

法租界的年轻人成天与静谧的街道，美丽的法国梧桐相处。也许会被外界定义为是一种优势，一种有成本的浪费时间。实际上，这里的大自然都是被规划好的，这里的文化都是被规划好的。那是已经被列入社会层级的文化，而悠闲也是有代价的悠闲。在能买得起奢侈品的时候选择vintage和原创帆布包，使得在上海法租界的女孩们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的都要耐看和自在。

1.自由人

我的第一个饭友是一个四川小姑娘。我们之前通过工作认识，却没交流过几次。自由人有钱，有时间，也喜欢跟我聊天。聊了几次，我知道她工作的店是上海新天地的一家还没开张的日料创意菜餐厅。她是一个自由人，没有固定的工作，有满脑子的主意和用不尽的创意，还有一群去哪里都可以拉上为那处地点增色的朋友们。

在日料店，自由人带我认识了大陈。

大陈大概30多岁，算是一个“前法租界人”，他戴着鸭舌帽，蹦蹦跳跳地去组织和参加各种party。大陈不顾及外界的眼光和社会，他说流利的日语，没有结婚，手指上涂着五颜六色的指甲油。

挂着从美国买回、装裱完好的《2001宇宙漫游》海报的私人影院是餐厅的一处包房。没有最低消费，任何人都可以来包房里用餐。据说，前两天台湾某当红艺人就在这里吃了饭。

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自由人让我去与他们一起品酒。我们坐定，开始讨论酒单上的英文翻译。翻译是过得去的，就是鸡尾酒的质量还需要改进。总体而言，杯子不够奇特，淘宝上能买到的那种不行。可以用烧杯，化学教室里的烧杯，也要比普通的玻璃杯好。五原路上那些小酒吧里层出不穷的新品鸡尾酒都是些什么名字？十个里面有一个听起来还可以。不，那我们就要起十个里面十个都好听的。

几轮试酒之后，话题开始从鸡尾酒的杯子到名字，再转向一些八卦的议题。大陈开始有些厌倦了年轻人的挑三拣四，问我们的择偶标准。

自由人说，她可以选择去跟有钱的男人约会，她也可以选择去跟与她年龄相仿的创意人士约会，然而后者就代表了要承担这些心思细腻时间充裕热爱drama的男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比如，很可能你就有一天被无声无息地甩了。他突然开始不回你短信和电话，一点礼貌都没有。他可能出国了，可能又谈恋爱了，就是不会像你希望的一样——死了。

自由人喝了两杯，说：不要去有人知道的地方，不要想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不要把每件事情都写在网上。买热搜？那等于剥了衣服把自己脱给别人看。gossip要在小圈子面传播才Q弹带劲。法租界的女孩都很在乎隐私：这件事情是我的，我跟你是有距离的。我站在我自己小世界的中央，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一点点生活，但这就是全部我给你看的——剩下的你可以猜，但是我也不在乎。

2.老板娘

在一个夏末的午后，我跟同住在淮海中路上的老板娘出门喝奶茶。走在武康路上，年过三十却保养得如二十出头，肌肤吹弹可破的她在路上感叹：我们这些女孩，不管是住法租界的还是不住在法租界的，都会有年老色衰的一天。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像现在一样有这么多朋友了。所以，她想开一个店。有了一个店，就可以总是把好朋友召集在一起，那就不会孤独了。

她说开店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吧。开店的人，比一般人更加惧怕衰老。

一种比玻尿酸和美图秀秀更好对抗衰老的方式就是不断地让自己沉浸在工作之中，沉浸在工作和创造带来的“活在当下”里，于是住在法租界的在家工作的年轻人有些也是工作狂。他们有做噪音音乐的，有写作的，有做翻译的，做花艺的。

其实这些工作与在上海其他地方的工作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只是一种比另外一种更加独立而已，更需要跟自己和那个坐标在乌鲁木齐路上的自己在一起。在法租界租房的年轻人把这种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生活的灵感一下渗入工作，工作的紧张感攫取着生活的意义，侵涉着面积30平层高4米的小房间。

在没有工作的时候，或者说没有固定的坐班工作的时候，这些年轻人的聚集地就是几个在晚上看现场的地方。咖啡馆和酒吧。在这些地方你总是能够碰见朋友。朋友的朋友，给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圈点赞的朋友。

人和人的关系如同蜘蛛网一样，复杂而又简洁分明。你知道谁住在高安路上，也知道谁住在湖南路上，然后他们中间隔了一个住在黄陂南路的女朋友，还有住在兴国路上某一个收集古董的富二代，和跟这个富二代一起合租，或者说合租而不付房租的中年诗人朋友。

就站在路口望着过路的人，走着的，骑车的，中年人，年轻人。你一眼就可以分出来，谁是选择住在这里的人，谁是出生在这里的人，谁是习惯了法国梧桐和小洋房的人，谁原来的家就在街道办事处楼上。就像她说的一样，想开一家店来减缓孤独。孤独是什么，老板娘去花园了，你等半天，她也不会回来。

半年后，老板娘在乌鲁木齐中路上开了自己的店。她的男朋友就在同一条路上工作，两人一周见两次。

3.纽约客

我与纽约客的相识，起源于一起读《悉达多》。

“他觉得，在最近的时日里，他已尝够了痛苦和烦恼，一直至绝望得要死。这样也好。不然他还会在卡瓦斯瓦密那儿呆很久，赚钱，挥霍钱，填饱肚子，却让心灵焦渴难忍。不然他还会在那个温柔的、软绵绵的地狱里住很久，那也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了：那个彻底失望和绝望的时刻，他悬在滚滚流淌的河面上，准备自尽的那个极端的时刻。他感受到了这种绝望，这种极深的厌恶，但是他没有被压倒。那只鸟儿，那快乐的源泉和声音，依然活跃在他心里。”

纽约客对于“法租界”这个称呼是抗拒的。但是她却没有办法离开她在湖南路上的小洋房。

应该是“老早额法租界”这个称呼。她说，此地已经不是法国人的地方了，此地是阿拉的地方，上海人的地方。

上海人纽约客从美国纽约回来没有多久，就直接搬到了法租界。工作的时候，她不会去一个咖啡馆，而是会去淮海路上的新亚大包里吃饭，观察来来往往的人。那是一家本地快餐店，售卖包子和各种碳水食物。从顾客到收银员大部分都是上海人。

纽约客坐在窗口，看着外面走来走去的人，转着笔，思考下一篇公众号文章。这家餐馆里面有中午就戴着耳机的上班族，也有穿着POLO衫，拿着红米和荣耀的，附近的工人。穿得好的是房地产中介，他们微鼓的小肚子从紧紧的衬衫中间突出来。当然还有来买外卖的实习生。

也有50多岁的上海夫妇来这里吃狮子头盖饭。他们一般声音不大，小口小口地喝着汤。时而站起来去拿一下醋。也有附近的保安成群结队地来吃饭。

在餐馆里的时候，纽约客就是一个人。她注意到这里的服务生都很用心地在打扫。她们戴着红色的帽子清理桌子。她吃完饭，就会在被抹布抹干净的桌子上读书写东西，但是纽约客不会把电脑带过去。她觉得，那是一个她暗中观察的地方。

她有时候穿得很花枝招展地走过去，看看大家对她的反应。她是这里受欢迎而又很不受欢迎的人。她觉得自己就在世界的分界处，坐在窗口，一边看着对面星巴克里的人，一边看旁边坐着吃饭的民工啃鸡腿。

夏天是上海最难熬的时候，冬天都没有那么难熬，只要有空调或者暖气一切都还好说。然而夏天的上海，粘腻的下雨的上海，是最难以忍受的。所以，当雨天一过，一切都变得明朗起来。

在法租界的日子虽然有酒和朋友，纽约客却仍然感觉孤独。

 

4.失业者

歌剧《波西米亚人》中的第一幕发生在一间阁楼上。两百年前的一个圣诞夜，巴黎拉丁区的一间破旧的阁楼里，诗人鲁道夫和画家马尔切洛为了取暖，决定烧掉鲁道夫最新的诗稿。

哲学家柯林抱着一堆旧书推门而来，那是他卖不掉的唯一家什。三个人围在微弱的火炉边一边取暖，一边互相取笑。

曾有一个晚上，旷旷也如此收尾了一个夜晚。狂风大作，屋外的闪电如同诸神大战一般激烈。她的四五个朋友聚集在屋内，放着Billie Holliday，一个晚上看了两部电影，听了三张专辑，叠着白白大腿的无业女青年旷旷刷tinder刷走了2000多人。还干了什么？

喝掉了几瓶酒。不，喝掉了一瓶半酒。啊，其中那半瓶等于一瓶。旷旷说。娇滴滴的。

还干了什么？看了几个脱口秀，给其中一个人找到了百分之五十靠谱的工作，相比起来，这是多么高效率的晚上。

有人说，这是失业33天啊。

不上班有什么不好的？我们每天吃喝玩乐。旷旷说。然而她也知道，这样的生活只是暂时的。

一个朋友在雨中打不到车，一群人给他发微信，让他正好买一盒纯牛奶过来，我们一群人好冲调咖啡。他淌着水敲开门，旷旷却发现咖啡粉没了。她娇笑着：有牛奶，没有咖啡，正好还能吃两块巧克力。

有时旷旷一群人会去亚文化地下室蹦迪，200元门票，穿牛仔裤都不敢进来。什么李维斯啊都滚出去吧。男生得穿裙子，要日本制造。长发要烫卷，披肩，渔夫帽戴上头，鞋子要是露趾运动鞋。要不然就寸头，耳环，容易撩妹的国潮风。得豁出去，LA风比日本风要难学。要vintageT恤，运动鞋。脏辫基本上是97后的标志，大脸盘子就别脏辫了。vintage绣花夹克要露着肩膀穿，挎着，露出里面的纯白T恤。T恤上只能有中文日文繁体字最佳不能有英语。鞋越丑越好，越老越好，袜子越高越好。

yo yo yo Shanghai you hear me make some noise.

我觉得，在法租界居住的年轻人们并不是波西米亚人，因为，波西米亚的生活，顾名思义，是一种吉普赛人的生活，居无定所，非常简单，并不进入某一种规则和规律。

法租界失业者们的生活诚然有他们自己的运作方式，而且是一种在中国大部分地方都找不到的生活方式。

当法租界的失业者们找到工作时，她们往往要挥别同族，洒下热泪。马上就要回到一个残酷的动物世界里去了，在那个动物世界里，下午3点钟仍然要上班，一抬起头，看到的是飘霾的天空和门外的高楼大厦。 

5.家政阿姨

游走在一个个法租界女孩之间的不是男孩，而是阿姨。阿姨知道所有人的床下有什么，胸罩多少码，外卖加不加香菜。阿姨骑着电动车飞驰而过乌鲁木齐路，月净收入比任何一个法租界女孩的工资都要高。

给自由人打扫的阿姨今年快五十了，她的脸色表明，她的大好年华早就过去了。而她的穿着则表明，她不在乎大好时光已经过去。很后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三十年前她就曾住在我的这栋楼里，淮海中路上的中南新村甲2号。

80年代，上海三菱公司一个月是40块钱。她会告诉我。她也会说，那会儿我就欢喜看书呀。我看张爱玲，看普希金，看卡佛。妈妈说要去上班，找个稳定工作呀，但我可没有时间稳定工作。那个年代我没那么多钞票，能像你们那样子拿去度假去环球旅行。但是我要去跳舞的呀。

自由人说她自己才是真的没有时间找工作：“我要坐在床上，敷上面膜，把他发的短信分析一百遍。即使这样，时间也不能拿去工作。工作有什么意义呢？又不是缺那房租的几千块钱！”

工作只会让一个人变得更丑，而她是不能容忍自己变得更丑的！

但是人一旦有了一定的审美情趣，一定的生活要求，和一定的理想，她就会被其他人称为一个看不懂的“作”女。然而此时，反“作”的可能性已经为零。她已经牺牲掉了一些，已经选择了一种生活，就没有办法再变回去。变得“不作”，变得“亲和”，变得“接地气”。那并不是一个人能够接受的退步。

有一天，阿姨在自由人家打扫的时候，我正与自由人躺在一张床上，看一篇在上海传播很广的文章。那文章我的朋友也转给我看过，是一个30多岁自诩女神和白富美写的创业经验，她写自己的奋斗史，写到在外滩的豪华婚礼，写到爱自己的金发碧眼的外国老公，并以一种人生赢家的语气结尾。自由人从枕头那头伸出一只手过来，温温软软又很坚定地在我身上拍了一下：“喂，咱们俩要30多岁写这种文章的话，你杀了我，我杀了你。”

与阿姨相熟之后，她与我说，那天她看到这情景，甚是感动。她甚至停下了抹地，偷偷看了眼在床上笑成一团的我俩。她说啊，她当年也会这样。

阿姨说，这两年过来上海做家政，让家那边的小姐妹都惊呆了，干嘛放着好好的大房子不住，跑回到上海去。如果她们知道我去上海在做这个，那更要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我就是想看看你们年轻人哦，每天怎么过的，看到你们让我心满意足。看到小姑娘们每天莺飞燕语地飘来飘去，眼见是浮华的，然而进到家里，擦擦地板，洗洗衣服咯，就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了。

就像我做工的这几个姑娘，她们难以被满足，因为满足无法用白金信用卡换取，还需要更多隐藏在她们破旧的洋楼木地板里的书卷味和尘土气。她不会跟你解释她想要什么。

阿姨抬起头来看看我，眼珠流转，两片薄唇微微张开，头稍稍扭开到一边去：不能说破，说破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呀。

所以你说，像这些法租界女孩，如何去满足她呢？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复杂极了。你不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想要一种高质量的陪伴，但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男人都给不了她。她们最终想要的，是能跟她们有着一样挣扎的伴侣，如果她找不到，她会选择跟一群女孩子住在一起，住在一个邮政编码里。在那里，她独特的穿衣风格不会被侧目，她的生活方式不会被人称为“假清高”和“作”。她可以自由地去度过自己的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在有五十年历史的公寓里写作，插画，画画，选择不结婚，结婚，存钱或者不存钱。最终，至少在那，当她变得庸俗之时，她还可以让她的朋友来杀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