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弟弟上初一，那儿已经开始发育了。

这不是色情文学或者乱伦故事，而是我们家的一个秘密。每周日傍晚，我们齐聚餐桌旁，不开灯，在餐桌上点燃蜡烛，花果香味道的蜡烛。无论谁有多忙，抑或天大的事情，都必须暂时放下。面前的一桌子菜，是父亲从早上开始就忙碌的成果，我和弟弟只是打下手。经过一天的忙碌，大家都饿得不行，每个人的筷子都变成百米赛道上打算破纪录的那个人。

彼时天空昏黄，太阳将落未落，我们隔着花果香气，看对方面孔的边沿会产生一层光晕。我近视三百度，从来不戴框架或者隐形，看人更是有一种模糊的错觉。于是我将这种时刻取名为狼狗时光，那是一种老时年间的讲法。意为远处过来一个物体，你只能看个大概，分不清是狼是狗。如果是狼，很抱歉你就要被吃掉，如果是狗，今晚加餐。

似乎我的家庭和别人并没有太多不同，只是更强调团聚和仪式感的意义。直到我上初一的时候，也就是六年前，那天的狼狗时光我印象很深。父亲让我和弟弟先不要动筷子，母亲有话要讲。

母亲是个小说家，但声音很好听，像阁楼里传来的钢琴声。她扑闪着黄蝴蝶一样细长的眼睛，希望能够得到我们的帮助，解决写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我和弟弟都不是文学爱好者，也从没有看过母亲的书，但无疑是愿意的。得到我们的首肯之后，母亲望了父亲一眼，父亲点点头，说道：

“让我们把衣服都脱掉，再开始吃饭。”

北京的九月很热，纵使是到了下午六点，太阳光都没有起身离开的意思。我当时穿一件粉红色外套，上面有樱桃小丸子，后来粉红色与樱桃小丸子我都不再喜欢了。我把外套脱掉，以为这就是帮助。父亲摇摇头，用行为告诉我们什么叫把衣服脱掉。他给我们做了示范：先是睡衣，短袖，睡裤，袜子，内裤，最后是眼镜，手表。

戒指没有摘，他和母亲约定过，一辈子都不拿下来，但母亲没能做到。

我和弟弟都没有讲话。我忘了自己当时的反应，但我清楚记得弟弟正在咽口水，似乎在说：“如果脱光衣服就能动筷子吃饭吗？”如果用烧陶瓷来比喻他的世界，他才到拉胚这一阶段，任何可能都会发生。但他没有立刻效仿，毕竟可没有哪个老师这么教过。

母亲也穿着睡衣，在脱衣服的流程中没有眼镜跟手表这两项，但多了胸罩，我忘了颜色。母亲瘦，高，平胸，不过穿衣服好看。那时候我还没有发育，用不着穿文胸。倒是常常会祈祷继承母亲那么多外貌上优点的自己，不要继承平胸这一点。有的女同学已经发育了，我们说起悄悄话的时候，自然会提到购买文胸的经历。我当时还喜欢粉红色，常常幻想自己穿上的样子。一定要在镜子前注视良久，让太阳为我鼓掌。如果用烧陶瓷来比喻我的世界，我想那一定是到烧窑这个阶段。陶瓷制品在窑里面经过一昼夜的高温火烤，一个批次里出现一两个烧坏的陶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起身，决定今晚不吃饭。

母亲并没有来房间找我。隔着门我听到他们吃饭的声音，但不是讲话声，是餐具和餐具的交流。也许是第一次这么吃饭，多少有些不适应吧。我想我能躲过一劫，运气好的话等他们吃完再出去吃，按理说他们吃完就会穿上衣服，我也不用看到父母和弟弟身体多余的部分。但我立刻意识到一点，下个周日的傍晚，下下个周日的傍晚，以及之后无数个周日的傍晚，我该怎么办。

我接受了这件事，参与进来，这件事也已经持续了六年。我上了大一，弟弟上了初一。时光飞逝，我们并没有产生心理问题。相反，在周日傍晚的家庭聚会上，我们畅所欲言，挥动身体。在晚餐结束的最后每个人都举起酒杯，弟弟的杯子里是果汁，祝对方下周一切顺利。

2

除我们四个人之外，没人知道周日傍晚的秘密。父亲特意交代过我和弟弟，让我们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亲戚朋友，即便以后有了恋人也不要讲。周日傍晚的秘密只发生于我们四个人身上，类似高级俱乐部，不对外营业，也不再增加人员。如果其中某个人因为不可抗拒力无法参加，蜡烛便不会被点燃。

所谓不可抗拒力，比如父亲出差，那样我们便会出去吃。我曾利用不可抗拒力逃避过几次，住在同学家里，却和父母撒谎学校里有活动云云。这都是初期的行为，后来我发现坦诚相待并没有多么不妥。我还听说过一种心理疾病，是患者如厕时需要脱光衣服才行。其实并没有打扰到别人，行为都是在隔间完成，但那个女生在风言风语里很快就退学了，第一站便是心理医生那里。

我把学校里盛传的这件事告诉父亲和弟弟，他们一致认为，那些谣传跟歪曲事实的人才需要看看心理。尽管我也这么认为，但说出这件事仅是为了表现我的担忧，如果哪一天周日傍晚的秘密被别人知道了怎么办。当然这样的几率很小，几乎为零。我们住在公寓大楼的顶层，三十层，周遭的建筑物发育不良，避而远之。即使餐桌面对着视野开阔的落地窗户，我们也从不拉窗帘，甚至会在吃完以后起身走到落地窗前，看最后一点阳光消弭，看脚下仍旧川流不息的道路。

我和弟弟走到落地窗前，所以我看到他已经发育了。本来他大大方方，直到发现我没有专注地看着车流与残阳，便略有羞愧地遮遮掩掩。我是过来人，当然知道弟弟心里在想什么，说由衷地为他高兴。性在很多家庭里是秘密，但在我的家庭里不是。

弟弟也很关心我，又问我和男朋友到哪一步了。

周冉并不是我第一个男朋友，从高中起我便开始谈恋爱。我瘦，高，皮肤白皙，梳刘海的同时会扎丸子头，一张细长的脸上五官匀称，两只吊梢眉的眼睛像两片柳叶，平胸。

我常常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感到那是一种刻薄的美，和母亲一样的品种。周冉之前的一个男朋友，我想过将来要嫁给他，然而很不幸的是我发现他在出轨。但我没有明说，他在跟我说分手的时候，提出的理由是“我太普通太平淡没有意思”。我听了直想笑，但必须保守周日傍晚的秘密。我跟他没有上床，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个处女，可能这一点才是主要原因。

周冉是个很无聊的人，他对我没有性吸引力。我们之所以谈恋爱，是因为他对我有吸引力。这不是病句或者逻辑错误，我邀请他周六晚上来家里吃饭，于是周日傍晚的餐桌上，所有话题都围绕着周冉。

像全天下所有的父亲那样，父亲对周冉很不满意。觉得他闷，谈吐普通，看上去也不具备什么特殊才能。弟弟则是夸奖周冉，认为他懂礼貌，吃完饭知道抢着去洗盘子，也洗得干净。

我知道弟弟为周冉说话，很大原因是洗盘子这件事归在他头上，于是我让他再讲两句。他话锋一转，问我和周冉一起睡过觉没有，我摇了摇头。他问得比较文雅，我理解在身体发育阶段，哪怕是一株仙人掌，都会异常渴求别人来给他浇水。所以我特地讲了我们还没有在一起睡觉的原因，单方面因为周冉想把那一觉留到我们生日那一天。

是的，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这算是一个对我有吸引力的理由。像我这样的人，世界上应该不多。我们的生日在五月。所以今年已经过去了。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明年的5月19日是周日。真到了那天，我会因为不可抗拒力而不出席周日傍晚的秘密。

周冉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坐在他家的沙发上，才决定好晚上吃什么，他母亲今晚不回来。我跷起腿，用裹着白色丝袜的脚尖推了他一下，问是那时候我们已经分手了怎么办。他涨红了脸，连说好几个不会的，但仍旧坐在那里，就像落水的孩子，不停扑棱着水面，没人救援的话说不定就会被淹死。

3

我想有人看出来了，母亲在五年前离开了父亲，也离开了我们。

那本小说的名字叫《黄蝴蝶》，母亲出版的第十本小说。我们像往常那样，买了一百本放在书橱里，应该是母亲小说销量最大的贡献者。我和弟弟都看了，在母亲离开以后，我把她之前写的小说也全看了一遍，都写得不怎么样。

最让我生气的是，母亲并没有把周日傍晚的秘密写进小说，或者说有关狼狗时光的任何画面，也都没有在小说里出现。我和弟弟以为当初母亲找我们帮忙，一定是情节上卡壳，需要用现实的场景作为马车，拉动她在想象的世界里驰骋。

当我们怀揣着不满打算在周日傍晚的餐桌上问出问题时，母亲却没有出现，父亲也没有给出不可抗拒力的原因。母亲是始作俑者，她深谙规矩。我和弟弟不禁挤眉弄眼，开始期待母亲是不是要给我们什么惊喜，因为父亲没有带我们出去吃，而是一起脱光衣服坐在餐桌旁，点上花果香味道的蜡烛。

父亲喝了一口酒，告诉我们母亲和他签了离婚协议，什么都没有要，只带走了她自己的东西。恐怕以后也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更不会赤身裸体地参加周日傍晚的聚会。

周六傍晚，周冉曾在开饭前凝视了很长时间书橱。我和周冉讲起过母亲，将其描述为一个不负责任，薄情寡义的女人，和一个失败的小说家。如父亲所言，她再也没有与我们见面，也再也没有出版新的小说，似乎放弃了写作。但我们并没有改变书橱的摆设，里面仍旧放满了母亲的著作。严格来讲那不算是书橱，更像是陈列架。谁会把书橱摆在客厅，倒是会把最骄傲的东西摆在客厅，如今已落满灰尘。

周冉是五年来头一次打开书橱的人，我和弟弟还有父亲都撞见了他的举动，彼此互望一眼。毕竟书橱上面没有贴着“禁止打开”的封条，我们也会定期给书橱的外体做卫生，保持起码的整洁。所以我们没有阻拦，想听听我男朋友如何评价这个消失的女人，周日傍晚秘密的发明者。我们顺利把这个仪式延续了下来，但我已然不记得母亲光着身的样子。

周冉挑了一本《黄蝴蝶》放在掌心，摸索着封面，印有我母亲的照片，那是和我一样的品种。我走上前和他讲，《黄蝴蝶》是母亲写的最后一本书，写完这本书她就离开了我们，直到现在五年过去了，也没有再写新的书。周冉边听边往书里又翻了几页，咽了咽口水，才把书放回书橱，阖上一段历史。

当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事后追忆起来，才明白这是当晚周冉不善言辞的原因。我只有父亲，他只有母亲，当然我的母亲没有和他的父亲私奔在一起。周冉的父亲在五年前因病去世，无数人扼腕叹息，他要是没死的话，现在应该能当上银行行长。周冉想说的不是这个，他邀请我到家里来，是想告诉我他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在他的保险柜里没有发现钱，而是发现了一摞书。出于尊重周冉一直没有动父亲的遗物，只是对封面上母亲的样子有印象。

周冉把父亲收藏的十本书摆在我面前，最上面一本就是《黄蝴蝶》，母亲在照片里似有若无地望着我们。我浑身感到绵软无力，仿佛那十本书里飘出了诱人的青烟，引人昏睡。

周冉父亲是我母亲的忠实读者，每本都有看过，并用单位发的黑色笔记本做读书笔记。我们翻阅藏书的每一页，阅读笔记的每个字，直至狼狗时光降临。

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有母亲的签名。

读书笔记里夹着九封母亲的回信。

还有一封是周冉父亲写给母亲的。

我说你父亲才是母亲真正的帮助。

周冉没明白我这句话的深意，他坚持认为他父亲和我母亲，顶多是读者与作者的惺惺相惜，笔友关系。但作为同一品种的女人，作为有抓出轨经验的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但一方已经烧成灰，再去坚持真相也无必要。我安慰周冉，这恰恰表明我俩有缘，同时也替母亲高兴有这么一个忠实读者。我们一家三口都觉得母亲写的小说不怎么样，只是把她的书作为装饰品放在客厅书橱里。不像周冉的父亲，放进了心里，到死才让人知道。

4

我把在周冉家发现的秘密告诉了弟弟，因为时间是某个周六，所以被我们称为“周六傍晚的秘密”。在那九封回信里，母亲就她的每本书，在信里讲了许多文学上的理念，写作技巧的探讨。正是这些内容，让周冉一口咬定两人只是笔友关系。

《黄蝴蝶》的扉页上还留有一串电话号码。我告诉周冉，那个留于五前年的号码对我和弟弟来说都是崭新的。

离开我们以后母亲换了号码，原来的号码现在是一个小孩子在用。一个号码如果停机三个月以上就会被回收，其间有的人会托关系要回原来的号码，没有要回来的号码则会在一段时间后重又流通到市面上。所以隔了一年时间，当我拨通母亲原来的号码时，是一个稚嫩的童声与我讲话。我和小孩子至今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我想很大程度上源于我是他免费的学前班奥数外援。今年他三年级，有些题目我已经力不从心，也不知道这份关系能维持多久。

现在我们有了新的期待。这种感觉像是通过无线电波与外星人通信，光在宇宙中走了很久很久，当我们收到回信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很多年。那封没有寄出的信，是周冉父亲对小说《黄蝴蝶》的评论。作为一个不求功利，专为一人书写的评论家，周冉父亲写了洋洋洒洒两万字，用英雄牌钢笔在纸张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我们还注意到，周冉父亲裁去了纸张的抬头和页脚，有关某某银行的踪影消失。

我们查到这个号码的归属地是北京，注册在母亲名下。也就是说母亲仍在使用这个号码，我们可以通过拨打得到一些真相。

我们一致决定让周冉来拨打这个电话，只有他没有和母亲说过话。其实这个理由很勉强，距离上次我们和母亲说话已经过去了五年。我完成了变声，弟弟处在即将变声的阶段。我们两个像童年看过的电影《变相怪杰》那样，脸上涂抹了绿色的油彩。母亲应该听不出我们的声音，但我们还是很害怕。

我们连台词都为周冉准备好，完全从周冉的身份出发，就以一个忠实读者儿子的名义，向母亲发出见面邀请。但很有可能，就像接无数个推销房产的陌生电话那样，母亲“啪”的一声将其挂断，认为周冉是骗子。我们无从推测母亲是否还记得周冉父亲，他在母亲心上的权重是多少，只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如果母亲听完周冉自报家门后没有挂断，我们打算让周冉念母亲回信的内容，以及如同花粉般的两万字，用来吸引黄蝴蝶。

当然周冉需要撒一个谎，来完成这次见面必要性的塑造。他要声称自己也是母亲的忠实读者，在父亲去世后整理遗物时发现，两代人不约而同地在阅读同样的文字。五年这个时间跨度有点棘手，不过我们可以用周冉父亲把书藏在暗室或者地板下来解决，直到最近家里重新装修，周冉才意外发现了父亲这个秘密。他感到从未有过和父亲这般亲近，又在书的扉页上看到一串号码，一封没来得及寄出的信件，宛如预见到父亲会做怎样的事情，会提怎样的请求。他想要见见母亲，不仅是仪式感地完成阅读小说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替父亲完成一个迟到五年的愿望。

弟弟说我才应该去写小说，而不是像父亲那样去研究天文，夜观天象是诸葛亮的事情。我说诸葛亮有一个聪明的妹妹，但不如我这般美丽。说完弟弟嘲笑我臭不要脸，但没法搬出胸大无脑的理由。我们打打闹闹，周冉却无比紧张。他把演讲稿攒在手心攒出汗来，一遍遍地反复练习。北京的四月已经开始变热，我抽空望他，如同望见国王。

电话拨通，我们一直等到接听声结束。

我们再次拨打，再次拨打，依旧如此。

我让周冉放下电话，事不过三，算了。

我想起来母亲讨厌声音，她会把一切发出声音的电子设备静音。所以她也许是正在忙没看到电话。我们没开灯，在餐桌上点起蜡烛，透过落地窗望下去，车辆在街道上缓慢游行。母亲说不定就坐在某辆车里，等她堵车堵烦了，总会拿起手机看一眼。她会看到三个陌生的未接来电，归属地是北京，但应该不会回拨给我们。所以我们考虑明天再打，我和弟弟要好好追忆一下，过去在哪个时间段，母亲不会像现在这般容易漏掉电话。

我拉上窗帘，用灭烛钩挑灭蜡烛，准备出门，这时周冉收到了母亲的来电。他已然将号码备注，名称是黄蝴蝶。要放在民国时期，这多半是特工的代号。

我立刻关上门，示意弟弟连多余的呼吸都不要有。黑暗中我们手忙脚乱，找不到灯光开关，找不到演讲稿。我让他脱稿演讲，赶紧先把电话接了，我们可不能做错过电话的蠢事。

周冉开了免提，母亲第一句话便是：

“我等这个电话响等了很久很久。”

周冉刚说完“你好，我叫周冉”便被母亲打断。

“我知道你是周先生的儿子。”

周冉愣住了，望着我，我想这是奇异博士也不曾看到过的结局。

“我只把这个号码留给过周先生，五年来它第一次响。”

见面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甚至是母亲主动提出来的，明天下午在咖啡馆见面。我心想不仅是见面，感觉连上床都没什么问题。当然这话不能讲出来，实在是太过于超越人伦。更何况，5月19日就要到了。

5

我们让周冉把手机屏幕朝下放在桌面，挑选咖啡馆僻静的角落，见到母亲后便打开弟弟在手机里安装的非法软件，你可以理解为窃听装置。我和弟弟就在街对面的快餐店里，除非特殊情况，否则我们不会出来。

我们不想与母亲见面，但我们有一系列问题需要代理人去询问。比如《黄蝴蝶》这本书在创作过程中遇到过什么问题，最后怎样解决；又比如这五年间为何不再写作，是不是生活出现了什么状况。我们最想问但最不能直接问的是，母亲为什么要离开父亲，为什么要离开我们。

周冉把这些问题背得滚瓜烂熟。当晚他没有离开我家，我们三个最后都累得直接睡在客厅沙发上。我们排练了很多次，弟弟作为导演，我扮演母亲。每个问题，每句措辞，每个动作我们都精心设计，就像是在拍摄韦斯·安德森的电影。那封信尤其不要着急给，要留到最后，吊足胃口。我甚至模拟母亲的口吻，进行各种各样的回答，尝试在小径分叉的花园里挖掘到更多信息。

黎明时分，我处于半醒半寐的状态。弟弟睡得像死猪，周冉睡在我身旁。我听到他说话了，不是梦话，不是自言自语，而是专门说给我听的。

“母亲离开了对你们来说也是解脱吧？”

“毕竟你们觉得她写的小说不怎么样。”

我没有回他，假装睡着，但呼吸声有明显的急促迹象。醒来后我们俩都没有再提这件事，我也没有告诉弟弟。

下午，我和弟弟坐在街对面的快餐店里，点了一些食物。弟弟狼吞虎咽，这是我们从接到母亲电话以来的第一顿饭，而我依旧没什么胃口，只喝了点水。咖啡馆在快餐店的正对面，中间相隔的车道是双向四车道，算上两条非机动车道，两条人行道，我们距离母亲的距离大约是三十米。如果算上我们的位置到快餐店门口的距离，母亲的位置到咖啡馆门口的距离，恐怕又得多个五六米。

周冉启动了非法软件，手机屏幕亮了，我和弟弟各佩戴一只蓝牙耳机。

一开始的寒暄我没必要赘述。但不得不说母亲打乱了我们的阵脚。即使换作是我坐在咖啡馆的另一端，恐怕也会招架不住。母亲开始讲她年轻时候的故事，如何从一个文学青年变成一个写小说的人。这在过去，是我和弟弟听都不要听的故事，所以母亲也从来没有讲过。但我们今天听得格外认真，格外仔细，并且我和弟弟都拿出笔进行速记。其实非法软件具备录音功能，但我们仍旧信不过，像两个严肃的史塔西官员。

周冉找到一个空当，主动出击，问出的第一个问题和《黄蝴蝶》有关。

“家人帮了我。”

第二个问题是为何停止了写作。

“因为没人看。”

母亲如此惜字如金，我想她还是有些警惕。这五年来，父亲也许背着我们找过她，或者有别的事情羁绊住她。她东躲西藏，她疲惫不堪，她没有离开。难道理由真的那么简单，只是弦断有谁听的无奈吗？

我不信，所以我点了一下耳机，这样我说话周冉也可以听见。

“问她家人的事情，她要是说她离开了家人，你就问她为什么要离开。”

这有些鲁莽，但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母亲又占据话头，开始讲她在新书发布会上与读者互动的回忆，自然包括周冉父亲。这些我始终不感兴趣，所以我一次都没有参加过新书发布会，也未见到每本书都上台让母亲签名的周冉父亲。我错过了母亲赖以生存的方式与荣誉，我突然意识到她五年前离开父亲离开我们，是对客厅书橱里塞满书本的最好回敬。她不想成为装饰品，那她想成为什么？

母亲向周冉说了实情，承认自己离开了家人。她终归还是选择相信周冉，毕竟这是评论家的儿子，手里捏着一封她或许魂牵梦绕，一直想读想讨论的信件。说不定读了这封信，母亲会像整片枯萎的土地被复活节女神亲吻，电光火石间覆盖上绿色的植被。所以面对问题她没有欲盖弥彰，相信这些问题都带着周冉父亲的影子，是一个评论家在履行工作职责。我想母亲一定不晓得周冉父亲的本职工作，那不重要。

我看不到画面，咖啡馆里没装监控，所以我只能凭借想象。没准周冉那时候已经哭了，但忍着哭腔没让我们听出来。或者说周冉在纸上写字，像谍战片里那样告诉母亲实情。总之他的行为出乎我意料，但似乎在母亲的意料之中。他说：

“我在和你女儿谈恋爱。”

接着，周冉摘掉耳机，关闭手机里的非法软件。

我和弟弟都懵了，相互望着，缓缓摘掉耳机。弟弟先反应过来，问我趁他们现在还没有离开咖啡馆，要不要冲进去问个究竟。我没说话，弟弟以为我是在思考我们面对母亲时我们应该谈论什么。其实我单纯是大脑一片空白，如同被人抽了三魂七魄。弟弟伸出双手使劲摇晃我的肩膀，我这才清醒过来。

短暂的大脑空白后我似乎有些改变，仿佛被人篡改了情感后台。我变成了仁慈的刽子手，打算再留半刻天光给将死之人。我说我们在快餐店门口等着就好，他们出来的时候一定会看到我们，给他们点独处时间。也许周冉有话想对母亲说但不想让我们听到，也许母亲有话想对我们说但不想让我们听到，也许——

我和弟弟站在快餐店门口的过程中，我们都没有看时间。没有煎熬的感觉，没有度日如年的感觉。我相反感到很轻松，这五年来的困惑，不解，无助终于要在今天有个了断。就像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它们坚持不懈，在我的身体里终于跑到尽头，将在残阳下变成莫名的物体，让我看不清楚。

母亲从咖啡馆里走出来，尽管我们五年未见，但我们都是同一个——这种自嘲的侮辱性玩笑我都开不出来了。我看到她看着我，她看到我看着她，母亲化作花果香味道的蜡烛，闪耀着动人光芒，穿越三十米长的黄昏距离。

狼狗时光，会让人分不清远处过来的物体是狼是狗，三十米正是一个容易产生错觉的距离。很长时间里我闭上眼睛，反复追忆今天这一画面，竟然无法确定过来的人是周冉还是母亲。母亲穿上高跟鞋和周冉差不多高，周冉也和母亲差不多瘦。我近视三百度，从来不戴框架或隐形，在这一刻显得尤为着急。

我没有去询问弟弟或者周冉故事的答案，有时候模糊一点反而会带有美感。无论是周冉直接被车撞飞，还是周冉推开母亲自己被车撞飞，事实就是周冉被车撞飞。

6

我把插在蛋糕上的蜡烛点燃，向黑暗里招了招手。

弟弟看到了我的动作，这代表一切都忙碌妥当，我们可以坐下来吃饭了。我和父亲都已经坐定在位置上，弟弟推着轮椅来到餐桌旁，把轮椅放在我的对面，那是以前母亲坐的位置。

今天是我和周冉的生日，5月19日的傍晚，周冉勉强可以出院。他今天心情不错，俏皮地问我，这就是我说的周日傍晚的秘密吗？我说对，我们不开灯，隔着蜡烛交谈，连窗帘都不拉。周冉说好棒，就像一个家庭剧场。

父亲说，许愿，吹蜡烛吧。

我和周冉都双手环扣放在胸前，闭上眼睛，没过多久睁开。弟弟说，我数一二三，你们就一起吹蜡烛。我作弊了，倒不是我提前吹，而是我没有吹，想把所有蜡烛留给周冉来解决，想把所有好运都留给他。他憋了一大口气，但没有将所有蜡烛吹灭。因为他的轮椅和餐桌中央的蛋糕有些距离，他需要稍微站起来一些吹才行。但他做不到，他这辈子都做不到。

我站起来替周冉吹灭蛋糕上的蜡烛，力道使得过猛，差点连餐桌上的蜡烛都要一齐熄灭。周冉看到我的胴体，看到我长毛的地方，微微低下头不好意思。今天还是我们约好一起睡觉的日子，弟弟和周冉熟识以后，曾揶揄过他这个浪漫的想法。

但已经不可能了。周冉丧失了性能力，需要坐一辈子轮椅，他对我真的只剩下吸引力。我们没有分手，却经历了一个冬天般的笑话。

周冉说，你们一定很想知道我和她在独处时，究竟说了些什么吧？这么多天我一直没说，其实是怕你们不相信。因为在那个时间碎片里，我感到我不是我，也变成了旁观者。有人在用我的皮囊挥舞，我的嘴巴说话。那个人是谁？我相信你们能猜出来，就是我父亲！他说了一大堆，哦不对，是我说了一大堆。从第一本书说到最后一本书，从第一次交谈说到最后一次交谈，从第一个细节说到最后一个细节。信我已经给她了，我还收到了她的回信，一会儿给你们念念。

周冉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记得你所有的事情，我记得你所有的故事。”

我想那一刻，母亲就像我们身处的这座庞大城市，来来往往灯红酒绿。进来的人，出去的人，充斥着玩弄，欺骗，薄幸。而周冉就像窗沿上的猫，是整个城市里最不起眼的生物。在这个瞬间告诉她，我记得你所有的事情，我记得所有的故事。她会产生一瞬间的温暖，这一瞬间的温暖不是爱情，而是文学的拉高与飞行。母亲活成了文学，所以她停止写作，离开我们。文学不会嫁给任何事物，也不属于任何秘密。

一只黄蝴蝶飞了进来，停在我的酒杯边沿。我们住在三十层，这是蝴蝶不可能到达的高度。那一定是家里就有，我问他们三人，最近有没有学变黄蝴蝶的魔术。他们都摇摇头，看来只有一种可能，黄蝴蝶是从书橱里飞出来的。

我们举起酒杯，今天破例也给弟弟倒了一点酒。黄蝴蝶绕着我们不停飞行，打转，就像腾空而起的梦境。我们大声说话，祝对方下周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