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报刊编辑和作者没有分别，他们都是作家，如果真有什么不同的话，差别或许就在于作者用键盘和笔书写，而编辑则利用作者来替自己书写。一个编辑用不着自己动笔，只需调动不同的作者，开发他们的潜能，型塑他们的风格，就能组合并装成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作品。当然，我们可以争辩，作者创作如臂使指，手到心到，编辑就没有这份控制作品的能力了，不可能完全掌握每一个作者要写的东西。所以，编辑的作品永远是不完整的，永远失控。然而，又有哪一个作者真能达到令每一字都处在自己的严密蓝图之中，恰如其分、刚好到位的地步呢？如果一本杂志就是一个编辑的作品，那么好杂志就应该要风格鲜明、气息强烈了，让人一看，就感到在这芸芸作者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其手艺抢眼，令人无法视而不见。

近几年大陆芸芸文化刊物之中，编辑的作家性格最突出的就是《万象》了。很多人说它“海派”、“小资”，比起北京的《读书》多了几分闲情，多了几分旧时颜色，更多了故事。其作者有现成名家如董桥、黄裳、迈克、林行止、刘绍铭和舒国治，也有许多在这里头养出来的新秀像恺蒂、毛尖和娜斯。但不论成名与否，是老或少，大家都出奇地协调，合作酿出了一股浓淡有致的清雅韵味。

这本杂志背后的作家叫作陆灏，有“沪上美男子，当代邵洵美”之称，可是《万象》没有他的玉照，甚至看不见他的署名，更别提什么编者前言或后记了，实在是低调得很有性格的编辑。他刚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万象》，转眼就出了一本雅致的小集《东写西读》。一个惯于躲在幕后的编辑要是亲自下笔，会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呢？一打开《东写西读》就见引文，陆灏放在书里的第一篇文章是《读〈容安馆札记〉》。《容安馆札记》是现代中国作者中最擅长引经据典、摘字取词的钱锺书的晚年笔记，全书除了引文还是引文。我以前少不更事，觉得钱先生只不过博学，总是东抄西抄，没什么自己见解。后来我才理解这样的书最难写，虽旁征博引，却环环相扣，让不同的文章和书籍在自己画出来的范围里相互发明相互碰撞。就像一个指挥正在驾御庞大的管弦乐团一样，你能说一个指挥不玩乐器就不算音乐家吗？整个乐团就是他的乐器。

陆灏这本集子也是他的读书札记，记的都是他读到的有趣故事。例如其中一篇提到一类喜欢毁书的读书人（专有名词叫biblioclast），佼佼者是达尔文，喜欢把一本厚书撕成两半，放进外套上的两个口袋，“认为这样方便携带”。大诗人华兹华斯要是进了朋友的书房，“就好像把狗熊放进了郁金香花园，会用一把满是牛油的刀，裁开一本伯克的著作，以致书中每一页都留下油渍”。同是诗家，雪莱的行动就诗意多了，喜欢折纸船，每见池塘，必从书中撕下几页折成小船下水，看它们浮游徜徉。

我想起20世纪德国大思想家本雅明一生痴迷收藏，不只写过许多谈收藏的文章，还为了藏书的嗜好犯穷，其最大心愿就是要“写一本完全由引文组成的书”，早逝的他当然成就不了这等伟大的宏图，唯钱先生庶几近之。至于年轻的陆灏，来日方长，不妨继续革命，这种写书的态度很像一个编辑，问题是它有意思吗？也是本雅明的话，碎屑散漫的收藏集合起来会产生“新的宏发性关系”，引述回来的故事也会爆发意想不到的力量。在《举人算得了什么》一文里，陆灏先讲了一堆民国学人的逸闻趣事，最后终于说到“文革”:“听朋友说，‘文革’中造反派找王瑶先生训话，不知什么原因，造反派就要动手打他。王先生一边绕着桌子逃，一边哀求：大王饶命！”此情此景，当然可笑，但它爆发出来的那股力量却又不是“笑话”二字可以道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