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脓包在三叔家。”
我刚说完这句话，父亲猛地抬起埋在饭碗里的头，嘴巴停止咀嚼。
“真的？”
冷冰冰的，充满怒气的问话，吓得我哆嗦了一下。我说:“今天下午我看到的。”
起初，我并不知道那个长着一张圆脸，个子矮墩墩的人是谁。看到他敲击地面的皮鞋尖，我才恍然大悟，他是大脓包。
大脓包是父亲的大姐夫，以前我们叫他大姑父。母亲还在家时，他常来我们家做客。他坐在靠窗的那把椅子上，总是抖腿，脚上的棕色尖头皮鞋敲击地面，发出哒哒声，我们曾经不厌其烦地盯着他的皮鞋尖看，试图找出声音里的旋律。他成为我们的仇人后，父亲叫我们不要再叫他姑父，我们家没有这样的亲戚。我说那我们该叫他什么，父亲说就叫他“大脓包”。
父亲把碗筷往桌子上一推，唰的一下站起来，围着屋子转，急切的脚步声听起来也是充满怒气的。他在找武器——可以置大脓包于死地的武器，那气势给我们的感觉是他今晚非杀了大脓包不可。父亲在门背后找到我们晚上用来关门的门杠——一根一米多长的木棍。他把门杠横放在手上，轻轻抛一下，掂量它的威力，同时试一下用起来是否顺手。他似乎很满意。
他回过头，看到我们还在吃饭，咆哮起来:“还在吃吃吃，就知道吃，”他扫了一眼我和弟弟，用手里的门杠依次指了我们一下:“大毛头和三娃子，找家伙，跟我走，二毛头看家。”他没有用木棍指坐在阴影里的妹妹。妹妹太柔弱，不适合打架。
我和弟弟放下碗筷，急忙在屋里寻找武器，弟弟眼疾手快，拿起另一根门杠。我本来也想像他们一样拿一根门杠，但我们家只有两道晚上用得上门杠的门。我还在焦急地寻找武器，他们就已经走出门了，我只好跟着走出去。我说:“爸爸，我没有武器。”父亲说:“随便拿根柴吧。”
我摸黑在柴堆里抱起一根柴。走到半路，才发现我抱在怀里的是一根有小碗碗口那么粗的柴棍，太重，不适合用来打人。找武器的时候浑身热血沸腾，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由于怀里抱了笨重的武器，走不快，我落后他们一大截。
莫名的荣誉感使我全身都充满了力量，我将与父亲一起战斗，打败那个我们恨不得把他撕碎的仇人，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啊……我扛起那根比门杠还威风的柴棍，加快步伐，努力跟上他们。最后我还是掉队了，走到三叔家门口，看到他们家的门已经被打开。父亲的咆哮声，饭碗的破碎声，众人劝阻的声音，小孩们被惊吓到的哭声……一齐从洞开的门里冲出来。
我身体里的热血瞬间冷却下去，呆呆地站在门里照出来的光圈之外，突然觉得肩上扛着的柴棍重得快要压弯脊背。我止不住颤抖，满头大汗。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大人们的战争，从来没有想过要用柴棍去打一个大人。
脑海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逃跑，但一想到逃跑就是对父亲不忠，就是白眼狼，就是对大脓包的仁慈……我不敢退缩。我重新鼓起勇气，憋住一口气，冲进屋子，嘴里似乎还喊着“啊——”，像战场上士兵冲出去杀敌时的吼声。
此时，父亲手里的门杠，一端被大脓包死死抓住不放，父亲拉着一端也死死不放，两人僵持着，像在拔河。父亲嘴里咒骂不停:“人贩子，杂种，狗日的……”唾沫溅射到大脓包脸上。大脓包一直重复着“有话好好说”这句话，声音温和得像哄小孩子，他嘴里的饭还没有完全吞下去，说一句“有话好好说”喉结就动一下。
弟弟被几个人从后面环腰抱住，动不了，但手里依然挥舞着正义的门杠，眼睛瞪得圆圆的，像一头愤怒的公牛。他是父亲的翻版，发怒的样子都与父亲很相像。
看到我冲进去，拔河比赛不占优势的父亲大声说：“大毛头，打他，打他，打他……”
我哆嗦着，想举起手里的武器，但力不从心，费尽力气也只能把柴棍贴腰抱起来，用一端去撞击和父亲扭打在一起的大脓包。我不敢太接近他们——仿佛面前燃着一堆大火，走得太近会被暴烈的火焰烧到。
大脓包手腕上的银色手表在灯光下极其醒目，我伸出去的柴棍有两三次撞在他的手表上。我用柴棍撞他的腰部时他都没有反抗——可能是因为力太小，他感觉不到痛，我撞击他的手表时，他突然伸出他的脚抵挡柴棍的进攻，棕色的皮鞋在灯光下泛着耀眼的光。
最后，纠缠在一起的父亲和大脓包被人们分开，父亲一直吼叫着“狗日的人贩子”，歇斯底里，时不时对着大脓包的脸上啐一口唾沫，愤怒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大脓包则沉默着，面无表情，他慢条斯理地整理刚刚弄皱的衣服，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小张卫生纸，擦擦脸上的唾沫，再弯腰擦拭并没有弄脏的皮鞋。一副文雅人的姿态。而我们，则像是冒犯了文雅人的野蛮人。
父亲咒骂着走出门，一步三回头，回头一次骂三句。离开屋子又对着三叔家的窗子骂了一通“狗日的人贩子”，骂够了才转身走回家。一路上，父亲嘀嘀咕咕念着那些单调的词，重复来重复去，不过就是“杂种”“花苞谷”“人贩子”之类的，他的身体里装满了这些裹着怨气的词，走一步就抖落一个。弟弟像一团黑影，轻手轻脚地走在父亲后面，我扛着笨重的柴棍，喘着粗气走在最后。走到门口的柴堆旁，我放下肩上的柴，终于松了一口气。心想，把这根柴劈开烧，够煮熟一顿饭了。
回到家，妹妹还在暗黄的灯光下慢悠悠地吃饭，她抬起一双茫然的眼睛，看向凯旋归来的我们。父亲坐回座位，继续把头埋进碗里，发出巨大的咀嚼声，筷子敲击碗发出来的声音极其刺耳。我和弟弟也坐回座位，继续吃饭。碗里的饭还冒着热气。
晚上关门睡觉的时候，父亲发现一根门杠不见了——拿去打大脓包忘记带回来了。他的脸唰的一下垮下来，下巴拉得长长的。他像以往一样吼叫起来：“明天，去把门杠给我拿回来。”弟弟颤抖着点头。
母亲离家后，父亲对我们说话都是用吼，哪怕是说一句“吃饭了”也要吼，“吃”字被他吼出来像一颗炸弹，后面两个字是炸弹炸响后的余声。他突然间爆发出来的吼叫声，常吓得我们肝胆乱颤。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帮我写的贫困生助学金申请书上，开头一句是：“母亲离家出走，家境贫困。”若说具体点，我们母亲是被大脓包带去邻省卖掉的。她是自愿被拐卖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离家出走。我认为，如果在申请书上写“母亲被拐卖”应该更能激起别人的同情，但我自己会写申请书后，也没写过“母亲被拐卖”。我写的是“母亲早逝”，心里的怨愤和羞耻被一种复仇的快感冲淡。次数写多了，连我自己都相信母亲早逝了。
大脓包爱喝酒，但喝一小杯就醉了，一醉就开始吹嘘自己干过的大事。若不是大脓包喝醉了酒，吹嘘起自己的辉煌事迹，大家都可能不会知道他拐卖了舅子的婆娘——也就是我们的母亲。
“你们还以为她在娘家时……其实已经和另一个男人睡在一起了，哈哈哈……”哈哈声太高昂，他打了个酒嗝，藐视一切笨人，摇头晃脑接着说：“一个瞎眼男人，四十多岁了，无妻无子的，付四千块钱给我买她，还要我保证她没有做过绝育手术，计划生育嘛，你们懂的……哈哈哈，四千块。”
大家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但还是竖起耳朵认真听他说下去。“她厌恶我的那个木头疙瘩舅子，她是自愿被拐卖的，这不怪我，我这是解救身处水深火热中的妇女……哈哈哈……你们知道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歪着头，思索下一句他想说的话，“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哈哈哈，她真的帮我数钱……嗝，她只是数数看她值多少钱。”
和大脓包一起喝酒的一个戴灰色毛线帽的人，过后告诉父亲：“你婆娘被你姐夫卖了，他自己说的。”他顺便骂了一句：“那砍脑壳的，没良心，卖别家女人就算了，自家亲戚也整。”
父亲偏着头听他说话，没有表露太多的情绪，就像是在听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等戴灰色毛线帽的人一口气说完他要说的话，父亲才递过去一支烟，帮他点燃。
我们不关心灰色毛线帽带来的消息，我们关心的是他带来的那袋弯弯曲曲的糖——就像猫拉的屎，我们管它叫“猫儿屎”。这种糖表面糊着一层芝麻，味道香甜，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糖。我们在伙伴们面前炫耀：“比水果糖好吃，又香又甜。”他们似乎不关心糖，一本正经地说：“听说你妈妈被卖了，不要你们了。”低沉的语调满含同情。
灰色毛线帽走后，父亲才急匆匆地拿起门背后的门杠，走五六公里山路去大脓包家报卖妻之仇。我们躺在床上想象父亲揍大脓包的情景，把武侠电视剧里的武功招式都套在他的身上，想着想着就笑了。
下半夜，父亲黑着脸回来，手里的门杠上沾着露水。第二天，我们把这根门杠翻来覆去地看，试图从上面找到一丝大脓包的血迹，观赏父亲复仇的成果。看了大半天我们都没有在门杠上找到打过人的痕迹。这很令我们失望。后来听说，那天晚上父亲连大脓包家的门都没有进，只是站在房子外面乱骂了一通。
父亲把我们三个孩子叫进屋，关上门，郑重宣布，从此大脓包就是我们家的仇人。我们郑重地点了点头。同仇敌忾使得我们更像一家人了。
父亲说，迟早有一天他要杀了大脓包，我们也相信，父亲迟早有一天会杀了大脓包。我们说，就算父亲不杀大脓包，我们长大了也要杀。我们视死如归慷慨激昂的表现很令父亲满意。
我以前很恨村东头余家养的那条咬伤过我屁股的黑狗，现在终于可以把恨转移到大脓包身上，我的恨上升到了一定高度，与父亲的恨同步，我觉得我长大了。
大脓包从监狱里出来，三叔去为他接风洗尘——再怎么说他也是三叔的大姐夫。这事被父亲知道了，于是，三叔也成了我们的仇人。
有人说，我们母亲是大脓包合伙三叔拐卖的，那四千块钱，他们平分了，一家两千，三叔家的新电视机就是用这个钱买的。最先传出这个消息的人——或者说最先把这个没有依据的消息转化成语言的人，是徐大娘。
事情的开头是这样的，三婶偷割徐大娘家的菜，被徐大娘知道了，她去找三婶理论，三婶不承认，说她冤枉她……于是，两人伸着指头对骂起来，一个站在河这边骂，一个站在河那边骂。徐大娘说：“偷我菜就算了，还卖自家嫂嫂，真是不要脸，没良心……你天天和她待在一起，只差没同穿一条裤子，她去哪里了你不知道？分明是你怂恿她出走，让你男人合伙别人把她带去卖了，你家新电视机，就是用这个钱买的。”说完，她右手握成的拳头重重砸进左手掌心里，拳头使得这话更具有了分量。
这话恰恰被父亲听到了。
三婶加大音量：“你个满嘴喷粪的老太婆……说话要有依据，你敢跪在菩萨面前诅咒吗？若我没卖我家嫂嫂，你不得好死，活不过三年。若我卖了，我不得好死，活不过三年。”
徐大娘和三婶一路骂着去商店买来香和蜡烛，在那个石头雕刻的粗糙的菩萨面前点燃，然后跪下。
徐大娘点燃三支香，举过头顶，闭着眼睛说：“菩萨在上，若我冤枉了这个偷菜的烂人，我不得好死，活不过三年。”
三婶点燃六支香，举过头顶，闭着眼睛说：“菩萨在上，若我合伙别人拐卖了嫂嫂，我不得好死，活不过三年。”
三婶点的是六支香，比徐大娘点得多。徐大娘说：“不要脸，你点六支香是不是想贿赂菩萨？”三婶说：“我舍得花钱买六支，哪像你那么小气。你别又说我买香的钱是卖嫂嫂得来的。”
第二年，徐大娘被她儿媳妇气得喝敌敌畏自杀了。三婶还去参加了她的葬礼。以后，三婶逢人便说：“你看，她自己咒死自己了，说我们合伙拐卖嫂嫂，简直就是笑话，菩萨都看不下去了。”
大家都相信三婶是清白的，有菩萨撑腰，她将长命百岁。但父亲不信菩萨。
三叔家搬到河对面公路边之前，和我们家只隔着一间公用的堂屋。一听到他们家传出电视里的声音，父亲就在家里砸碗，弄出更大的声响，表示自己的愤怒。没有碗砸了，他便随便揪一个孩子出来，一顿暴打，让哭声盖过三叔家电视发出的声音。三叔家一放电视，我们就找理由离开家。
堂妹们晚上喜欢大声读书，父亲觉得这是一种声音的挑衅，也叫我大声读书，我不习惯大声读书，不愿意读。父亲气势汹汹地拿来菜刀，作势要砍我，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我真的要死在他的刀下了。我赶紧从书包里翻出书来，小声地念上面的字。父亲嫌声音不够大，把刀架在我脖子上，要我放开声音读……我带着哭腔，读了一夜的书。整个童年时期，我都觉得我脖子上架着一把冰冷的菜刀，它随时会割下我的脑袋。父亲叫我们抄起家伙去打大脓包时，我感觉到了脖子上的刀。
三叔家成了我们的仇人，但父亲没有说总有一天他要杀了三叔。他说：“人在做，天在看，坏人自有天收。”他认为，这笔仇天会替他报。
父亲不让我们和三叔家的孩子玩，上梁不正，下梁必定也是歪的，坏人的孩子就是坏孩子。有时候，我们和堂妹们说一句话，心里也会生出一种背叛父亲的罪恶感。遇到三叔家的孩子，父亲总是拉长脸，紧抿着嘴，瞪圆眼睛，做出一副要杀人的样子。被他吓得发抖的孩子走过他身边后，他才从喉咙里用力吸出一口浓痰，啪的一下吐在地上。
在三叔面前，父亲以各种方式发泄自己的愤怒，但从来没有拿起门杠去打过三叔。或许是因为三叔比他高，打架比他厉害。
与高大的三叔相比，大脓包简直就是一个侏儒，圆圆的头，圆圆的脸，圆圆的身材，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用面粉捏成的人形，只要有人轻轻推他一下，他就倒地滚起来。总之就是，一看就不擅长打架。
父亲每次在街上看到大脓包，都要怒吼着冲上去打他。父亲在人群中横冲直撞，眼睛死死盯住隔着一层人的大脓包，就像猫看到老鼠，生怕稍不留神他就跑掉。父亲穿过人海，来到大脓包面前，一只手揪住他的西装领口，一只手握成拳头，挥打在他的脸上。每一拳都伴随着一句：“狗日的人贩子。”大脓包用力往回扯被父亲抓在手里领口，顺势一拉，只顾着挥拳的父亲身体便失去平衡，往地上倒，大脓包也被拉倒。
坑坑洼洼，污水横流的街心，常有这样的情景：两个男人在地上滚着打架，头发上，脸上，衣服上沾满了泥巴，滚久了，大家都看不出两人的脸到底长啥样了。
父亲用一半的力气和大脓包打架，用一半力气的对着围观的人群喊：“他是人贩子，他是人贩子……”他是正义的斗士，希望得到人群的支援，但直到嗓子喊哑，也没有人关心他嘴里喊的是什么，围观者只顾着观看这场精彩的打斗，就像看斗鸡。
“灰衣服只要翻身过来，压住黑衣服的腿，就赢了。”父亲穿的是黑衣服，大脓包经常穿的是灰色西装。
“别看灰衣服矮胖矮胖的，打起架来还真是灵活……用手抓对方的脸，哈哈哈，这看起来就像是女人的招式啊。”
“不要扯着衣服不动啊，滚起来啊！”
“你说最后是黑衣服赢还是灰衣服赢？”
“我觉得灰衣服会赢，只要他翻身起来，压住黑衣服，黑衣服就动不了了。”
“我赌一支烟，灰衣服赢。”
“我赌两支烟，黑衣服赢。”
……
有人认出父亲和大脓包，走上前去劝架，把两人分开。此时两人都没有力气再撕扯了。
大脓包站起来，整理整理衣服，对着人群微笑，稍稍弯腰低头，一副演员谢幕时的样子，“大家见笑了。”说着从衣服口袋里拿出烟盒，把刚才打架时揉得皱巴巴的烟分发给看热闹的人，然后依次点燃人们嘴上的烟。
吸着他烟的人，在烟雾里眯着眼睛说：“一看你就是一个体面人，为什么在街上跟一个莽夫纠缠？”
“受伤了吗，要去医院看看吗？”
……
大家都围着大脓包，表示关心。大脓包保持微笑，用两个指头从裤兜里夹出卫生纸，慢条斯理地擦拭脸上的泥巴。
父亲站在街边，抬起下巴冲人群喊：“他是人贩子，人贩子，狗日的人贩子，专拐卖别人女人的人贩子。”人们转过头来，嫌恶地瞟一眼满身泥巴的父亲，然后又把头转过去，关心大脓包的伤势。
父亲回家来，脚还没踏进屋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我打了大脓包一顿，嘴巴都给我打肿了，要不是有人拉着，我非打死他不可。”他在河里已经把脸和衣服洗干净。
弟弟说：“下次上街，爸爸应该带根门杠，遇到大脓包就用门杠打。”
我说：“应该带上菜刀，遇到大脓包，就砍他脖子，一刀就解决了。”我模仿父亲把菜刀架在我脖子上逼我大声读书时的架势。
父亲把脸垮下来，横我一眼，说：“我用刀砍死人，去坐牢，谁照顾你们？别以为我不敢砍人，要不是要养你们几个，我早砍死那些人贩子了。”我们觉得父亲是英雄。
我们去三叔家打过大脓包后，俨然也成了英雄。弟弟说：“要不是他们拉着我，我早一棍打爆大脓包的头了。”他向我们描述我到达战场之前的情况：“爸爸一脚踢开他们家的门，一棍打在大脓包背上，大脓包的饭碗都被打落到地上……”说到激动处，他还跳到屋子中央模仿父亲当时的动作。
我说：“你拿的门杠应该给我用，我去的时候没人拦我，我有机会胖揍他，我带去的那根柴太重了，用起来不顺手。”我认为坏人就不该戴那种看上去很贵重的手表，又说:“我打了他的手表，应该打坏了，哈哈哈。”
“对，就该打。”
妹妹突然插一句:“打人你不打重点，打手表他又不痛。”
我说:“闭嘴，你咋不去打？胆小鬼。”
妹妹没有参加战斗，没有发言的权利，沮丧地蹲在角落里。我们故意当着她的面你一言我一语地渲染我们的英雄事迹。
第二天，我去上学，发现学校里的人居然知道我扛着柴棍去打了一个大人。一群同学围过来，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哈，你太厉害了，居然敢打大人，以后我都不敢惹你了。”
就在那一瞬间，我心底突然涌起一阵耻辱感。耻辱像决堤的洪水，淹没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