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后，我身体上看似已无大碍，但情绪没有缓过来。或许是我把自己认定为是个病人，当然在医学上，我也是这样。一个三十岁的病人，虽然表面看起来和常人无异，但对周遭的一切丧失热情。我行动迟缓，尽可能让自己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一切，但表现出的更多是冷漠。不是不想融入人群，可我又说服不了自己。一想到体内有数不清的病毒在滋生，我就无法做到把自己和其他人同等地看待。检查报告上的数据，说明我每毫升的血液有上亿的乙肝病毒。
半个月的入院治疗，让我之前厌食和呕吐的症状有所缓解，脸色也趋于正常，可总是会感到疲惫。出院时，李医生叮嘱我要注意休息，不要过于操劳，千万不能再喝酒，干扰素要隔一天打一次，一个月后看有没有效果。如果没有的话，再想别的办法。
打第一针干扰素会有不良反应，半夜我开始发高烧，却又感到冷。我躲在毯子里，身体不由控制地颤抖。我两只手抓紧床板，希望能控制住身体，床板也因此抖动起来。我握紧双手，绷紧身体，效果并不是很好。我勉强坐起来，拿温度计给自己测体温，不到四十度。我又躺下，头晕目眩，止不住地颤抖。如果每次打干扰素都有这么剧烈的反应，我宁肯不打了。以前没有机会，现在我才认清楚自己，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对于身体上的疼痛，没办法强装坚韧去忍受。我宁可放弃，也不想这么无能为力，像一只淋了雨在寒冷中颤抖的老鼠。
在头疼和寒战中，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过去的。醒来已经七点多，我起床，去食堂买了两个包子，只吃了一个。八点左右，护士来查房，询问我昨晚上有没有反应。我说，有。护士有些生气，问我为什么当时没告诉她，她指着床上的摁铃，这个不是摆设。不想打扰护士半夜休息当然是一个方面，更多是我不想把自己难堪和脆弱的一面展示在异性面前。尽管这个异性已经目睹过很多病患的不堪，而这也只是她的工作。过会，李医生来查房，告诉我有不良反应是件好事，可以进行干扰素治疗。我有些担忧，问是不是每次都会这样。李医生说，不会，不过你要是担心的话，明天晚上可以再打一针试试。我觉得没有再多住两天的必要，点滴输完，办理了出院手续。
出院的时候，我拿了半个月的保肝中药和干扰素。干扰素需要低温冷藏，我把它们放在冰箱里，然后在网上买了一个冷藏冰袋，出门带着药品会用得着。打第二针干扰素的时候，我去了住处附近的小诊所，尽管李医生说可以去医院打，可我觉得太远，挂号之类也过于繁琐。
小诊所的医生姓王，是个有些矮胖两个女儿的父亲。平时我都在他这里拿感冒药之类的，没说过几句话，但也算是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熟人。我去的时候，一个大妈正在拿药，在报销的问题上和王医生有些争执，上次拿的药还不能报销，要等多久。王医生说，上面的事，我也没办法。打发走了大妈。王医生问我干什么。我拆开冰包，把药递给他。王医生看了下药，问我怎么了。我说，乙肝，要抗病毒治疗。王医生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之前我听王医生提过，前几年他父亲肝癌去世。对我们这种患者，他会更有平常心。打完针后，我说，以后可能要麻烦他了。
五月底，天气开始闷热起来。回到住的地方，身上已没多少力气。出了一身汗，心跳有些快。我泡了一袋中药，很苦。剩下的那些，没再喝过，就放在那里。我把窗帘拉上，躺在床上。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想到每次打完针后，都这样虚脱，心情不免更加低沉。不知道睡了多久，张大林的电话把我吵醒，我看着手机，却没有多少力气去拿过来。混沌中，等待手机自己停下。我又睡着了，彻底醒来时，天色已经灰暗。我坐在床边冷静了会，然后拖着身子，坐在外面的沙发上，喝了几口水。
我没什么朋友。生活中有两三个，但这几年都来往不再密切，各自生活中都有许多要处理的事情。实际上，我没觉得自己此刻有多么的凄惨，如果孤单算是一点的话，也只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理应承担后果。现在，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只是后果之一。
张大林是我的网友，和我其他众多网友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和张大林见过几次面，这都是两年或者更早以前的事情，具体时间我记不太清。反正就是我在青岛的那一年多。张大林比我大十几岁，喜欢汤姆威兹的歌，个头和我差不多，但显得壮实一点，皮肤有些黑。和许多青岛人一样，他喜欢喝酒，但也不是那种令人讨厌的酒鬼。第一次见面是在朋友的聚会上，人多了显得乱，说起来也都是无效的交流。我和张大林碰过几次杯，互相说了几句话，当然主要是他问，我答。大概他会认为我有些冷淡，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很多时候我没兴趣了解别人。为了回避交谈上的尴尬，他们喝到中途没酒了，我出去给他们打散装的啤酒。总之，这是次异常乏味的聚会。晚上，在回去的路上，我决心以后不再参加这种活动，多认识几个朋友，在我看来也没多大的必要。
一个月之后，或者更久，我接到一个的电话，我问他是谁，他说是张大林，问我有没时间出来喝酒。我有些犹豫，却又不知怎么回绝。出于对长辈的尊重，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我赴约了。地点在台东附近的小酒馆。张大林身边有个小男孩，是他的侄子。他出来陪家人逛街，觉得无聊就坐下喝酒，顺便想起了我。但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可信，他给我带了本书，说明他早有预谋。书是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他说我应该会喜欢。实际上，我对这本书没感觉，回去后翻了几页就扔在了一边。
他的侄子在旁边玩手机游戏，我和张大林先各自介绍自己的生活，他说的详细一点，我大概聊了下。张大林高中毕业后，去工厂上班。按照他当时四十多岁来推算，想来学历在同类人中也没那么低。他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还未长成男人的时候，就去化工厂上班。工厂里几乎没有人能等到退休，都早早牙齿掉光生病死掉。张大林想活得久一点，在化工厂干了一年，积攒了点钱，就辞职了。他虽没怎么上过学，但是喜欢读书，自家的房子沿街，装点一番后，开了个书店。面积虽小，但书都是他亲自去北京挑选。没过几年，成了青岛有名的独立书店。
对于开店过程中的艰辛，他略过不提，总之实体书店没受网络冲击那会，倒是挺赚钱，后来又开了几家。我也说了些自己的情况，对工作没什么兴趣，当然缺钱是一方面，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年轻的时候生活困顿可以理解。我想，我那会大概更多的是一种对前途未知的恐惧，没想明白应该过怎样的一种生活，一直以来都过得有些混沌，尽管那时候也写点文章，大概也称不上是小说，没办法拿出来示人。而我恰好正是因为写作者的身份，进入了张大林的视线。
对于我的生活，他表现出与年龄相符的老大哥的担忧，同时又区别于其他人劝说我找份工作这样的迂腐。我想，这也是我对他不反感的原因之一。情理之中，他说了些鼓励我的话，虽然他根本没读过我的东西，即便是读了也称不上喜欢，出于对年轻人惯性的鼓励，认为我应该坚持下去，既然你真热爱文学的话。但是说认真的，我对一切都不是那么确定，我想自己可能是为了逃避生活在找一种更体面点的托词。不管怎么样，我们挺聊得来，双方都摆出一副倾听的架势。我们喝了许多酒，后来酒馆的人越来越多，不得不探出身子，贴着耳朵才能听清对方说什么。
这之前，我虽然在青岛待了半年多，可没有一个交流的朋友。那天晚上，我们说了很多话，后来几乎都是我在说，张大林在听。走出酒馆的时候，我走路轻飘飘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更加清晰，举动有些夸大。张大林酒量大，正在舒服的时刻。后来，我身体糟糕，和那段时间在青岛的过度饮酒不无关系。我一直认为身体已经没什么问题，可是不知道，饮酒尽兴的这些时刻所带来的后果，都在未来等着我。
这次见面到我离开青岛回到老家，有半年时间，期间我和张大林又见过几次，他将我引进他的朋友圈，认识他的那些酒友和朋友，。但我并没有融入进去，主要原因在我，张大林的那些朋友在我看来都不错，热情有趣。无趣和冷漠的是我，对于他们的频繁聚会和在酒精作用下产生在友谊火花，我总是自觉排斥在外。我对酒没有任何的喜爱，独处的时候从来没有喝酒的念头。还有一点，他们在我看来都已经过了为生计过度焦虑的时刻，当然生活中还有其他的担忧等着他们，可无一例外都没有我生活的那么焦灼和无助。我和他们在不同的人生处境。
几年就这么过去了，中间我和张大林保持着松散的联系，对于彼此的生活状态有个大致的了解。我的情况显而易见，身体搞垮了，没什么乐观可言。写作也没有张大林说的那样在坚持，生活没有几年前那么困顿不堪，却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电话中，张大林先问我过的怎么样，我说还那样。他问我有没有工作，我说没有，在忙点自己的事。他又问我很忙吗，我说还可以。我这些模棱两可的回答，让张大林有些失去耐心，他叹了口气，道出初衷。张大林的父亲突发脑梗住院，医生说一时半会醒不过来。家里人都要上班，看护这事自然落在张大林的身上。这两年书店步履维艰，关了几家门店后，他开了家小旅馆，想让我过去帮忙。我推辞自己不合适，怕是不能胜任。张大林说很简单，有专人打扫卫生，我只需要坐在电脑前给旅客登记。
当天晚上，我坐火车去了青岛。张大林也不是一定需要我的帮忙，虽然他口中是这么说的，可是我清楚，他只是想帮我。对于张大林的好意，我心存感激，只是他的这些帮助并不是我目前所需要的，我最需要的是自救，现在呢，我已经不报太大希望了。我想，这也是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窘境，双方的获得和给予并不是刚好合适。
来到张大林的舒适旅馆，已经晚上十点多。旅馆在嫩江路上。繁杂如树根的青岛街道，让我费心找了一番。张大林的侄女坐在前台，正在昏睡中。对于我的出现，她有些怨气，没有过多的寒暄，给我开了客房，让我住下。放下东西后，我问她有什么吃的。她拿出一包方便面。在吃的过程中，她和我简单介绍了下旅馆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分工。一共十间客房。白天有人清扫。她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我下午五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因为她住的远，所以只能这样安排。我表示理解，问她需要不要今晚我值班。她想了一会，说今晚先休息，从明天早上开始。她和我说了下具体的操作流程，以及押金的问题，每天打扫房间的人会把换洗的拿走，带走新的，都不需要我担心，如果发现房间有东西损坏，有具体的赔偿价格表。她给我留了一张名片，是维修师傅的，比如马桶和电路的问题都可以二十四小时联系他。说完后，已经接近十二点。这时刚好有一个男的入住，他给客人办理入住，我站在一旁看流程。是挺简单的。这份其实算不上的工作，我能胜任。
第二天一早，从房间出来，她在吃早餐，问我吃不吃。我说，可以。她说，出门往右拐有个劈柴院锅贴。我问她附近有没有诊所之类的地方。她说，我对这周围也没那么熟悉，你自己找吧。
我出门，外面的街道上已经人流攒动。昨晚来的时候没看仔细周围的环境，现在才看清楚。旅社的前面是条Y字形的路口，左边的分叉路是条主路，右边的分叉是条小路，通往老城区。说起来，这个路口是新老城区的关口。我顺着路往上走，看到劈柴院锅贴，里面人挺多，我吃了一份，觉得不错。之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早餐都是在这里吃的。在老城区走了十来分钟，经过一片海鲜市场，问了下路人，才在一条僻静的小胡同里找到一个诊所。说明来意后，大夫问我为什么打这种针，又问我有没有医院的诊断证明。我拿出诊断证明，他又问我这药是不是真的。我明白他是在托词罢了。
我打了辆车，去了附近的医院，挂号，打针。在输液室，一个护士看了我的诊断证明后，表现出反感，和旁边另外一个护士说，这个我不打，你打吧。打完针，回到旅馆已经是上午十点。侄女有些不高兴，简单交接后走了。一上午，有两拨客人办理入住，然后他们问我这边离海边远不远，我不太清楚，让他们自己查地图。
其余的时间，我瘫坐在椅子上，找了个电影看了会，没什么意思。中午的时候张大林来了，给我带了些吃的。和几年前相比，他变化不大，憔悴当然是有的，其余的不那么明显。他提着散装的啤酒，独自喝起来，没有劝我。电话中我已经把自己的身体情况和他说过，他没表现出过多的反应，我觉得这样刚好，不要把我看得过于特殊，这是对我的一种起码的尊重。我大概也是需要关怀吧，不过我觉得也还好。
张大林问我怎么把长发剪掉了，感觉成熟了一些。我想了会几年前自己长发戴着发箍，一幅自以为是的讨厌样子，有点想笑。确实有点变化了，不仅是外观的，还有内心里的一丝东西，尽量平和一些，这是我的自我要求，实际上我知道，我只是不太对一些事情抱有幻想了，把不切实际的念头丢弃，以为这样会活得更加坦然些，其实并没有这样，甚至还更加颓废了。对此，我也没什么办法。我问了下张大林父亲的情况，他没太多谈，总之并不乐观，已经无法进食，在喉咙的地方割了口子，往里面注射流食。吃完饭，他走了，说最近也没太多时间过来。
打扫卫生的阿姨五十岁左右，性格和蔼，不太言语，清扫好房间后，我看到她的脸上挂着汗珠，若换做平常，我会帮她，只是现在我自己都有点体力不支，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下午有两个房间的客人退房，我去清点房间的物资，发现了垃圾桶里有使用过的避孕套。房间乱作一团。我有些厌恶，其余的倒没什么，自从身体不适以来，我没什么欲望，吃的药和打的针都有性欲减退的副作用。
到了晚上，我自己一个人，久坐之后，会在旅馆里走动一下。寂静的旅馆，从各个房间里传来的声音各有不同，电视机的声音，小孩的啼哭声，以及呻吟声。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我喜欢这种游荡在客房外的状态，像是一个夜间的巡视员，看关在里面的人如何生活。我有时会点上一根烟，更多的时候只是没有任何思绪地走着。走累了，我就在沙发上躺一会，我已经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想一些事情，我的孤独，以及其他的。
有时我会想起死去的父亲，在他人生最后的时光，住院的期间，也是这样的夜晚，在他入睡的时候，我想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忍着疼痛不发出声响。我走出来，站在走廊尽头，打开窗户抽烟，远处有零星的灯光，世界仍旧在运转着，而过不了多久，父亲就会死掉，没有他的世界和有他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我就这样想着，情绪低沉到仇恨整个世界，也想把一切都摧毁掉。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处在不理智中。现在，只剩下我独自去承担一切，却也对眼前的事物恨不起来，我真是希望众人都能如愿，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夜里我在沙发上醒来几次，不是没有困意，只是不踏实。醒来后，我在旅馆外面站一会，路灯还亮着，空旷的街道，任何的风吹草动只会让我更觉得凄凉。困意和疲惫，以及被遗弃的感觉，让我有些自怨自艾，我并不想这样。
侄女来替班后，我躺在客房里，不能很快入睡。房间在最角落处，窗户外面是个只能容下一个人的露台，有些积年累月从楼下落下的垃圾，编织袋，衣服和一些生活用品。我没有清理它们的想法，这个隐秘的角落，也确实适合它们。
我躺下后，睡眠变得艰难，总是辗转反侧，对外界的任何声响都很敏感，但脑袋却又是昏沉沉的。这个状态在接下来的几天都没有好转，一般下午两点多我就醒了，不想出去，在客房里看会电视，具体演的什么我也不关心。我只是不想见到侄女的那张脸，有时候我会在想，她身上的这种优越感是怎么来的，是她对任何人都这样，还只是针对我，我不免又反思了下自己，是我对人采取冷漠的方式导致她这样对我吗。表面上我总是摆出一幅客气的架势，也是对人保持一种距离，并不想过于那么亲密，这和我自身的病情不无关系，很多时候不是别人对自己另眼相看，而是自己先特殊。可这也没办法去解决，我也没想过去改变自己。假装去处理人际关系，也违背我的处事原则。交接的时间到了，我走出客房，侄女收拾东西离开。
一切平静如常过了不到一个星期，随着天气炎热，旅游旺季的到来。客房几乎天天住满。那天早上，侄女来替班的时候，和我说，想把客房腾出来，反正我白天也睡不了几个小时，可以在附近住个家庭小旅馆。从旅馆经营的角度，她说的很有道理。当天，我就搬到海鲜市场附近一家老宿舍楼的家庭旅社。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孩子都不在身边，两个卧室割成三间客房，赚点零花钱，不熟悉的人，也找不到她这个地方。老房子的缘故，湿气很重，空调的噪音很大。我躺在床上，觉得这地方更适合我一些。
我记得，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住进我之前客房的是一对男女。男的四十多岁，叫王胜利，女的年轻一点，叫周丽，在给他们办理登记的过程中，听他们谈话，我了解到，王胜利是食品公司的老板，周丽是她的下属。我说，只有一间偏僻的客房。王胜利有些急不可耐，一间就可以。然后，他们就去了。
我坐在椅子上，心情不免激动起来，一种体内的欲望，让我有些坐立不安。我只好走到外面抽烟，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把脑海中萌生出的罪恶念头去掉，可是没成功。王胜利出来，问人呢。我急忙回去。他拿了一瓶饮料，对我说，记在房费里。听到客房关门声，我没有片刻犹豫，把旅馆门锁上。从储物室的窗户爬出去，双手扒着墙沿，踩着空调外机，来到露台上。对面的居民楼上亮着灯，我不确定有没有人看到我，只要不被客人察觉就好。我脚步放轻，尽量不弄出一丝动静。我蹲下，靠在窗户边。房间里传来王胜利的说话声。我其实早就有这个计划，窗户也一直故意半敞着。里面的说话声清晰可辨。
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坦然面对内心的窥探欲，那些道德层面的谴责被我轻而易举地逾越。这让我彻底放松下来，并且忍不住笑了出来。但我没有故意去偷看他们的念头，生怕被发现当然是一个方面，更多的是屋里的两个人的身材并不诱人。
周丽先去洗澡，王胜利躺在床上自言自语说些什么，基本上还是围绕这次失败的展销会。周丽洗澡出来，让王胜利去洗。王胜利不想去，让周丽给他按摩后背。周丽给王胜利按摩后背，说起他们公司里新来的一个叫赵挺（音译）的女同事。说赵挺对工作不积极，给经销商打电话的时候态度不好，有几个已经投诉她了。对于这些话王胜利没怎么表态。周丽开始撒娇，说赵挺欺负自己，和同事一起孤立她。王胜利有些不耐烦，说你在公司里不早就被孤立了吗，这和赵挺有什么关系。周丽有些委屈，质问王胜利是不是看上赵挺了。王胜利笑起来，你放心，我就算喜欢赵挺也没用，她和你不一样，她是正经姑娘，也不会看上我。周丽生气了，你是说我不正经吗。王胜利笑起来，我就喜欢你这种不正经的。周丽发出一阵娇喘，你先去洗洗的。王胜利说，洗什么，干完再洗。过程中，周丽只是轻微呻吟了几声。事后，周丽说她母亲生病了，需要钱。王胜利说，这个月的绩效我给你多提点。周丽说，这是我劳动所得，你别觉得我欠你的。王胜利笑起来，我知道。周丽说，今晚上还做不做。王胜利说，不做了，累了。随后，电视机打开，两个人没再说话。
这天晚上我被兴奋的情绪笼罩着，感觉自己不同以往，我掌握了其他人的一些隐私。如果我内心再邪恶一点，可以拍摄下来。我及时打消了这种念头。我只是渴望了解他人的生活，但不想更多去介入。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自己可以主宰一些东西，不再是无能的，这激励着我。我躺在在沙发上，睡得很踏实。
我的情绪明显有了好转，甚至以关心的口吻让侄女早点回去。她走了，我觉得旅馆是属于我的。我有意将那间客房留给我想窥探的客人。这天，来了一对体面的中年夫妇，崔正浩戴着金丝眼镜，皮肤白皙，穿着一身休闲服，身上有种我讨厌的圆滑和狡诈。谢华留着长发，穿着长裙，脸上化着妆，五官因平时的精心护理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举止是令人感觉距离的端庄。她的身材不是那种消瘦的，但也不是中年人的迟缓。崔正浩是个自私的人，对妻子十分冷淡，登记完毕后，自顾去房间，让妻子一个人提着行李箱。
坐在露台上，我看着对面的居民楼，那些亮着灯的窗户后面，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崔正浩抱怨妻子没有提早预订酒店，只能住在这个破旅馆里。妻子没有回应。一会，卫生间响起了洗漱的声音。崔正浩走到窗台边，打电话，声音很小，但离我很近。对方是个女的，崔正浩说过几天回去后再找她，说了没几句话，他就匆忙挂了。那些对话中不时出现的亲爱的，让我明白，与他们光鲜的外表相比，这不是一对婚姻美满的夫妇。崔正浩自私冷漠，对身边的妻子缺乏关心。他们没有做爱。我想，我一定不会对待像谢华这样的女人。
这天夜里，下起了雨。我站在外面，看到清新的雨水落在灯光照耀下的地面上，一切都是破碎的，包括我的内心。
我对房客们越来越失望，起初窥探的神秘感在逐渐消失，替代的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颠覆了我原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那些人类道德上的不堪，人性上的丑恶，在狭小的空间里像我体内的病毒一样滋生，同样的，没有任何药物能杀死他们。
初次约会见面的网友，完事之后，男的对女的恶语相加，责怪她做爱的时候躺着像具死尸。男的说她根本没有照片上长得好看，头大腿短，如果不是他随便，根本没有人会和她上床，她应该感谢自己的饥不择食。女的哭了起来，不是那种剧烈的嚎啕大哭。我强忍住暴打这个男的的冲动。退房的时候，女的眼睛红红的，男的早就走了。实际上，这女的并不丑，甚至称得上可爱。我想对她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希望她能善待自己，尽快遇到能欣赏她的人。
还有一次，刚高考结束的两男一女来住店。他们在房间里喝了许多酒，然后在床上做爱。女学生的呻吟声很疯狂，让我有些担心对面的楼的人闻声看过来会发现我。我第一次有伸头去看的冲动，我闭上眼睛，脑海中想象着他们年轻富有活力的身体。完事之后，他们开始畅想未来，完全没有成年人性事结束后的颓唐和冷淡。混乱的男女关系，虽然一时让我有些难以接受，却也在另一个层面上说明他们有勇气去尝试新鲜的事物，而我已经到了总是不经意用批判的眼光去对待他们。我知道，是我可耻地成熟了。
二十多天的颠倒作息，让我的身体和情绪都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张大林的父亲身体恢复的不错，尽管离出院还有一段时日。我让张大林提前找个人选。张大林问我遇到了什么事。我说没有，只是想尽快离开。
卫华邦和小舒，是我在离开之前，窥探的最后一对。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是晚上八点多。卫华邦先走进来，问我有没有钟点房，我说没有，只能住一晚。他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又回来，把身份证给我，然后又出去。我给他登记。过会，他领着小舒进来。小舒穿着一身黑衣服，显得皮肤更加的白，五官看起来十分舒服。目前为止，我没在现实中见到这种类似的舒服。需要说明的是，我不知道小舒具体叫什么名字。我问小舒要身份证，她说没带。我问她身份证号，她告诉我。电脑系统很慢，我输入了几次都没有成功。这个过程中，卫华邦和小舒站在一旁等着。我有些不好意思，甚至额头上渗出一层汗水。我没办法判断卫华邦和小舒是何种关系，可以肯定不是夫妻，她俩都显得年轻，但若是说情侣的话，他们又显得过于含羞。或者，是第一次开房的情侣。
尴尬的等待让小舒的脸羞红了，只好低着头看手机进行掩饰。倒是卫华邦站在一旁，想起此刻的窘境，莫名笑起来，问我好了没有。我说，再等一会。我抬头，看了眼小舒，她的羞怯顿时让我的心也跟着加速跳了起来。卫华邦说，要不我们先去房间吧。我说，好。把房卡递给他们。
怀着对小舒盲目的爱意，我靠在墙边，窃听客房里的声音。激动之外，我不免有嫉妒。并且把自己幻想成了卫华邦。卫华邦问，要去洗洗吗。小舒说，你不是有话对我说吗，你说，我听着。卫华邦笑起来。小舒说，你笑什么呢。卫华邦说，我不知道现在该做些什么。小舒说，我们聊会文学吧。卫华邦说，好啊。
我躲在窗外，他俩即将发生的一切让我沉浸在无望情绪中。我试图离开，巨大的窥探欲又让我动弹不得。后来，他俩不再说话，紧接着，小舒开始娇喘，不对，是他俩一起急促的呼吸。在做爱的整个过程中，两个人不停地说着甜言蜜语，他们都很投入，他们深爱着彼此。伴随我的，只有无边的夜空和脸上的泪水。
至今我也无法忘记，这一晚的经历。归根结底，我也在寻求一种安慰。想投入到一个女人的怀抱中，去被接纳。我始终在寻找，却不得。作为不光彩的可耻的窥探者，我感受到了爱。而这份爱，又让我坠入深渊。我想，我可能永远也不会遇到像小舒这样的女人。后来我查询过卫华邦，他是个作家，我买过他的书，用充满嫉妒的心态去看，没办法做出公允的评价。我曾冒出过伪装成他的读者，联系他，并了解小舒的念头。但也只是想想而已。我知道，我还要忍受这一切。自己一个人。
一年过去了。我的情况是，三个月干扰素的注射最终证明效果不好。检查报告出来的当天，我的心情糟糕透了，那每隔一天就浑身疲惫肌肉疼痛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同时，我又为结束注射干扰素的繁琐，感到一丝的放松。我开始吃药，每天一粒。我对未来没什么奢望，克制着去生活，其他的一切都不是我能改变的。在药物的副作用之下，我开始脱发，偶尔会感到疲惫，但一切看似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我确定，这只是难得的平稳期，更坏的局面永远在后面等着，逃不掉。
在舒适旅馆的那一个月，让我找到了人生定位，蹲在窗外的狭小的露台上，被孤立在世人之外，听着众人的隐秘故事。那些肮脏不堪或者真情流露的时刻，都深埋在我的内心中，让我觉得并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