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在浙江发生的一件灭门惨案，前段时间破案了，两个凶手被抓。这两个凶手，通过多年的努力，都有所成就，一个成了企业家，另一个成了作家。因为凶手的作家身份，这个新闻瞬间就在网络世界刷屏了，似乎，成为作家的凶手，又一次印证了“贵圈真乱”这个评价。

其实，如果我们愿意搜索一下多年悬案被破，或者在逃嫌疑人被抓的新闻，就会发现，他们后来干什么的都有，有的人有了亿万身家，有的人成了官员，有人甚至成为著名的僧人，就连浙江的这件灭门惨案，另一个同案犯，都成了成功的企业家。但人们并不会因此得出“商界很乱”之类的结论，唯独成为作家的凶手，让人们又开始考虑文艺圈有多虚伪有多伪善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写作者，面对这样的讨论，有悲有喜，悲的是，作家的门槛真低，当然，任何一种职业的门槛，也都有高有低，高有高做，低有低做。喜的有两点，一是，作家这身份，还能吸引注意力，二是，作家这身份，居然还有光环，人们对它还有期望，觉得它是一种“不能虚伪”、“不能伪善”的职业。

世界上的职业有很多种，面对这些职业，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要求，面对厨师，人们希望他健康安全，手艺在水准之上，面对医生，人们希望他医术在水准之上，唯独面对神职人员、政客和艺术家，人们在职业要求之外，还对他们有道德要求，希望他们真诚、表里如一、知行合一。

人当真能做到表里如一、知行合一吗？学者乔恩·埃尔斯特在阐述人们发表公开言论时的伪善时，曾提出“伪善的教化力量”这样一种说法，他说：“公众的存在使得纯粹个人利益的驱动变得不可能。……伪善的力量是公开性的一种效果。用‘伪善是恶行对美德的敬仰’来形容是非常贴切的。公开性不能消除卑鄙的动机，但可以迫使或诱使人们把它隐藏起来。”

经济学家第默尔·库兰则在《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一书中提出了“偏好伪装”的说法，指人们“在认识到社会压力的条件下，不如实地展现自己的想法”，甚至还会迫于无奈作出背叛自己信仰的举动。

而且，有时候，这种社会压力，只是一种假想出来的社会压力，比如《皇帝的新衣》，就是这种与这种假想有关的寓言，“人类个体总是为了寻求安全感而去猜测公共果观点，并根据猜测的结果决定自身的公开观点”，“ 人人都屈从于一个假想的公共压力，导致一个荒诞无稽的谎言却被社会当做真理而接受”

但这种成因复杂、后果难料的“偏好伪装”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伪善就是这种“偏好伪装”的基本形式，名人违背自己的意愿认错，就是“偏好伪装”的典型表现。“偏好伪装”是现代人经常要面对的心理门槛。

但“偏好伪装”带来的只是恶果么？伪善就那么不可饶恕么？尼采说得好：“一个伪善者，若总是一个样的伪善，到头来就不算伪善了。”秦晖认为，“伪善是社会很重要的功能”，是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的自我制约。       

显然，人是不可能彻底消除自己的卑鄙动机的，但这要看外在环境如何，如果社会给一个人提供了舞台，让他有了名，有了公众属性，有了社会压力，哪怕这种压力是假想出来的，是对外部环境的错误估计，这也就等于提供了约束机制，他们必须要持续地伪装下去，而持续的虚伪和伪善，也就是一种善了。所以，重要的是外部世界，会不会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那位参与了灭门案的作家，早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因为写作是最低成本的一种创业形式，但他始终没有收获，终于，他在三十一岁的时候，和别人一起犯下灭门案。但那之后，他逐渐获得发表和出版的机会，逐渐成名，也就走上了一个公开的舞台，这个舞台对他是有约束作用的，于是他开始持续地伪善，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心灵”“理想”“崇高”“高尚”这些大词。但这已经太晚了。

在更广大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每逢微博上的大V被扒，我们都会发现在，在他们成名前，有不少的黑历史，而且，这些黑历史，就那么光明正大地存在于他们过往的网络行踪里。但一旦成名，拥有了百万粉丝，他们就不得不开始约束自己的言行，揣摩社会的风向，并且反映到自己的行动里，制造各种正面的印象，真也好假也好，但他们至少在网络这个第二生命里，走上了一条持续伪善的路。

所以，善是有条件的，伪善也是有条件的，而那位杀过人的作家，在他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这种条件，他心中的恶，于是以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等到他得到善的条件之后，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在给自己和别人创造善或者伪善的条件，为了让自己获得“公开性”，获得自由的同时，也获得社会压力，从而去敬仰美德，接受别人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