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四十五岁，结婚二十年，有两个女儿，在田纳西经营一家音乐酒吧，酒吧生意不算差，邻里和朋友都常来照顾，有时也有游客照着旅行手册找上门来，指明要我弹奏某首曲目。这些年我已经很少亲自演出。但若有人要求，我还是会装模做样地苦笑一下，然后放下账目本，走到钢琴前。

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大女儿被纽约一所著名的音乐学院录取。不久，我们一家踏上了纽约的旅程。我已经很多年没去过纽约。的士从郊外的小机场开往曼哈顿，越接近市中心，道路越使我感到熟悉。渐渐，一股夹杂着亲切、怀旧、感伤、遗憾的复杂情绪在我心中升起。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以为自己永远不会离开这里。

那是在大都会博物馆前的步行道上，我的手指忽然痉挛，博物馆导览册掉到地上。小女儿跑来，帮我捡起，轻轻抚摸我的手指。我低下头，看到小册翻开的页面上印着一幅雷诺阿的美丽少女。

一瞬间，我被带回了二十五年前纽约的那个下雪天。

我坐在中城区一家常去的早餐厅，桌上摆着两只空杯，白色杯底留有浓黑的咖啡渣。服务生来了两遍，询问我是否需要三明治或煎饼，我只是要咖啡。我的黑色手袋放在餐桌靠窗一侧，里面只有零钱、手机、证件、一张单据和一个小方盒。

窗外渐渐飘起了小雪。

手机响了，陌生号码。

你好，这里是彼得金琴行，是否有兴趣做调音师呢？电话那头传来像全脂奶油一样甜美的女声。我挂断电话，心中升起一阵无名怒火。

女友离开前，没经我同意便把我的简历上传到网站。如今她不再回短信，也再不接电话，照着简历打来的无聊电话却一个接一个。

她是个出生在堪萨斯、银发、蓝眼睛的姑娘，喜欢在早晨用日本器皿泡一杯茶，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叫我起床。我们曾一起坐在公寓狭窄的窗台上，端着加乳瓜和羊奶酪的蛋饼，张望拥挤的街道和熙熙攘攘的人群。

真美。我说。越过商店、餐厅、教会、便利店的屋顶，可以看到几个街区外公共演奏厅的白色尖顶，在空中划出美丽的曲线。

真美。女友也说。

后来我知道了，她看见的是对街珠宝店闪闪发光的橱窗。

怒火渐渐变为悲伤。我叹了一口气，端起空咖啡杯送到嘴边，手指一软，杯子重重落到木桌上。在这嘈杂的环境中，根本没人注意到我。

不知不觉间，地上已经积了一层薄雪。

餐厅门上的风铃响起，一阵冷气涌进来。少顷，对面的椅子被拉开，旧椅子腿在地板上摩擦出尖锐噪音，我下意识地护住耳朵。转过头看，一位小个头女孩站在那儿，单手搭在椅背上，用探寻的眼神看着我。

她的上身穿着一件灰色棉衣，毛料已经起球，跟细碎的雪花混在一起。细长的脖子上，是一张常见的亚洲面孔，轮廓扁平，眉毛漆黑，同样漆黑的还有她如野草般茂盛的长发。她看上去十八岁出头，也许十五岁——我一向很难判断亚洲人的年龄。她的相貌普普通通，却有一双十分令人吃惊的眸子，清澈，胆怯，好奇，谨慎，仿佛某种幼兽。

我点头，示意她可以坐下。

她把一只巨大的军绿色旅行斜挎包摘下，挂在椅背上。好像觉得不放心，又取下来放到腿上。

服务员走过来，将一杯冰水放到她面前，又从腰际抽出菜单，恭敬递上。

今天早晨想吃点什么？服务员弓着腰，右手已在笔记本上准备就绪。女孩低头看菜单，没有回答。需要一些时间做决定吗？服务员又问。女孩抬起头，烂漫一笑，露出大颗的洁白牙齿。

她的手指落到菜单某处。

好的，枫糖浆华夫饼，好的。服务员的手飞快记录着，那么水果配草莓还是蓝莓？

女孩的喉咙发出一声短促的“啊”，好像没听明白。服务员重复的时候，女孩紧紧盯住对方的嘴唇，顿了两秒，露出豁然开朗的神情，然后将双手伸入桌下，拿出一个巴掌大的线圈本和一支铅笔——我和服务员都愣住了。

只见她手握铅笔，在纸页上迅速移动，双眼因专注而眯成一条缝。十秒后，女孩递出本子，上面画着一只可爱、新鲜，还挂着水珠的草莓。

这时我和服务员（大概）才恍然大悟：她是个哑女。

服务员走开之后，空气又寂静了下来。我又要了一杯咖啡。一边啜着苦涩液体，一边看着窗外的毛毛细雪。肚子里空空如也，却一点也不想吃东西。路上走过的人们，个个都神色肃穆，我怀疑附近是否正在举行葬礼。我的目光又落到女孩身上，她的脖子冻得很红，棉衣右肩上破了个洞，露出白色的填充物。我打了个哆嗦，那使我想到化脓的伤口。于是我又将头转向窗外。

偶然间，我注意到她的吃相——上菜时，她将餐巾恭敬地塞入衣领，摘下手腕的皮筋绑好头发，双手合十，点了个头，然后拿起刀叉。她吃得那么认真，投入，脸上不时露出喜悦而幸福的表情。在行事匆匆的纽约，我太久没见到一心一意安静吃东西的人了。

通常，我不会跟陌生人搭话。你是个活在自己世界的人，女友走的时候，曾这样批评我。但是，今天特殊。我决定做一件好事。

你是来观光？我眼神扫过她放在桌面的一本旅行手册。我刻意说得很慢，发音清晰。

她抬起头，将最后一口食物咽下，向我投来戒备的眼神。

我想了想，从手袋里拿出一张带有照片的卡，推到她面前。我是去年毕业的音乐生，在纽约已经生活七年。我说。

她看看卡片，看看我的脸，表情松弛一些，指着旅行手册点头。

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七年。我重复一遍。说罢，不知为何，有些感伤地扫视了一周玻璃外下雪的街道。后面说的话连我自己都没想到——今天一天，我可以做你的导游和你的翻译。

我等着她拒绝我。

她明亮的眼睛盯住我，似乎要看到我灵魂里去。那目光如漫天大雪，冰凉，直接，柔软，使人无处躲藏。

然后她点了点头。

我们穿过热闹、繁华的第五大道，在无线电城音乐厅转弯，继而走上宽阔的第七大道。她想去中央公园坐马车。

踩滑板的黑人少年像风一样飘过，在人群中开出一条窄道。她下意识地抱紧挎包，好奇的眼睛却被吸引，转身凝视那逐渐变小的背影，看了好久。

你是做什么的？我问。学生？

她取出一本画册。打开，里面是铅笔速写，从第一页开始，画满了美国的街道、人物、自然风光。没有一辆车的加油站，街角的水果铺，眼睛旁边有疤的流浪汉，教堂，沿海公路旁的大海，插满水仙的花店，在墓碑前做祷告的牧师……

我不懂美术。那些画在我眼里，洋溢着某种令人愉悦和感动的东西。不仅仅是线条而已，不是那么浅显直白的东西。画面上流淌着语言的河流，充斥着情绪，饱含生命力。

雪花落到画页上，很快浸湿了纸张。我连忙伸手去抹，却越擦越花。这使我感到抱歉和沮丧。美好的东西都不长命。她接回画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指着她的双眼——没关系，我都记在眼睛里了。她似乎在说。

已经跟马夫谈好价格，我的手机又响了。如果是陌生的号码就按掉，我默默想。拿出手机，屏幕上却显示了蒂凡尼的名字。

喂。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女声。

喂，是谁？我问。

我是蒂凡尼呀。对方有些惊讶，随后干笑一声，怎么了，分手之后删掉号码，连声音也不认得了吗？

我也有点惊讶，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确确实实是蒂凡尼的号码。记忆中，她的声音明亮、温柔，像是法国南部小岛的挤奶女工的声音（在我的想象中）。而现在电话那边的声音，就像芝加哥女律师一样低哑冰冷。

什么事？我说。

我的面部按摩仪，落在你家了。

按摩仪？长什么样子？没见过这种东西，也没见过你用。

所以说，保罗，你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今晚来拿，几点方便？

今晚，我顿一下。今晚恐怕不行了。过几天吧，过几天你能拿到的。

我今晚一定得用。我不能没有面部按摩仪。

蒂凡尼——对任何人来说，世上没有非选不可的道路，不存在非它不可的东西。这不是你对我讲的话吗？

她沉默了片刻，说，保罗，接受现实吧，你不是天才。你跟布鲁克林贫民窟没念完小学的墨西哥人一样，需要喝水，需要吃饭，需要床和房租。梦想是喂不饱人的。

蒂凡尼，如果没有梦想家，你周末去音乐厅看谁的表演？

保罗，他们至少有乐团愿意录用。蒂凡尼叹了口气。我过几天联系你，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跟女孩坐上马车，马尾巴一翘，车身缓缓摇动起来。这时，我意识到，在这里生活了七年，我一次也没坐过中央公园的马车。我知道中央公园有马车，知道它是游客热衷的体验项目，但却一次也没动过自己来坐的念头。好像它是别人的老婆一样。

从马车中往外看，公园的风景也跟往日不同了。湖边围上了“请勿入内”的栏杆。我一度以为是常青树的树木，早就掉光了叶子，现在覆盖上了一层洁白的雪衣。小山丘外可以看到城里鳞次栉比的高楼，似乎从土里生长出来，生命力旺盛。这些是我不知道的风景。

一阵风吹来，雪渣被吹进眼睛。

我在雪天走过中央公园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仔细回想，竟一次也想不起来。还是钢琴系学生的那几年，每晚八点练完琴，我都需要从琴房穿过中央公园回家。但是，当时公园里有什么，发生过什么，我脑袋里浮现过什么，思考过什么，我一个都记不起来。

我可真是个混蛋啊。世界上多少个国家的人，千里迢迢赶来纽约，只为看一眼中央公园。

既悲伤又可笑。我在冷风中笑了出来。

这时，我转过头，看到女孩已经快完成一幅画。她的手被冻红了，画页上也落满了雪。她的眼睛像小鹿一样扑闪扑闪，眼珠灵巧地转动着，观察着四周，手一刻不停地补充着细节。画面上，是一对女孩，坐着马车在飘着小雪的林间道路上缓缓前行。

画毕，她将头仰起来，双手拥抱天空，喉咙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我仔细辨认了好一会，才听明白，她在努力说一个单词——Beautiful。她的绝称不上好听（甚至有些难听）的声音，那冻红的手和脖子，棉衣破洞里飘出的棉絮，这些竟使我眼眶有些湿润。

我想到了祖母。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坚持，坚持让我每天推她到花园中，看看她最爱的栀子和蔷薇。那时她已经近乎失明，却从身体的深处发出缓慢、惊讶、喜悦的赞叹。Beautiful。

往大都会博物馆走的时候，雪渐渐下大。路过一家售卖纪念品的移动店铺，女孩停了下来，盯着小窗上挂着的红色围巾，一动不动。围巾的颜色倒是好看，但MET的标志绣得歪歪扭扭，材质也差。小贩嗅到了生意，放下电子烟，招招手。来，买一条，看它多漂亮，正适合你这样的小姑娘戴。

我低声对她说，这里的不好，一会我陪你去梅西百货。

她仍然盯着围巾，看了一会，掏出本子写道：你帮我问问多少钱。

三十美元，小贩一分也不肯让。我想再次说服女孩离开，转过头，却看到她犹豫而憧憬的眼神。那红色快要把她的瞳孔染红。往后也不需要用钱了——我这么想着，从手袋里掏出现金。小贩笑眯眯地摘下围巾。女孩却忽然生气地拉住我的衣服，坚决地摇着头。

没关系，我送给你。我对她说。她依然摇头，急得跺起了脚，又提起挎包，示意小贩把钱还给我，她自己付钱。没有办法，我只好把钱拿回来，看着她从挎包里小心翼翼地摸出一团纸币（一张皱巴巴的二十美元和同样皱巴巴的十美元），仔细地抚平纸币卷曲的边角，拍了拍上面的雪花，然后递给小贩。

当她喜悦地把围巾戴到脖子上，我仿佛听到圣诞赞歌。

你一个人来这里旅行吗？这里，没有亲戚？我边走边问。

她先点头，然后摇头。

为什么偏偏来美国？来纽约？

她歪着头想了一下，嘴角泛起笑意，继而看向我，轻轻摸了摸自己的挎包，好像抚摸一个婴儿。

自己攒钱来的？靠画画？我问。

她又点头。

攒了多长时间？

她抬起左手，伸出五个手指。

五个月？

她摇头。

五年，我默默想。

五年以前，我作为天才钢琴少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顶尖音乐学院录取。夜以继日地练琴，坚定不移地相信，所有顶级演奏厅的大门都将为我敞开。曾从我指尖流出的那些美妙旋律，使人惊喜，使人流泪，使人颤抖，使人难眠。黑白键盘上寄托了我所有的梦想和野心。

五年后的今天，我等到的只是一场大雪。

女孩戳了戳我的胳膊，递上笔记本，上面写，你是做什么的？

我苦笑，抬起双手，在空气中弹奏起琴键。

钢琴？她又写。

我点头。

弹了很多年了？

我点头。

那你一定很喜欢弹琴了。

喜欢？当然喜欢。不过，现在钢琴是令我痛苦的东西。等等，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使我痛苦的？

这些话我没有说出来。提起这个话题，我的内心便被巨大的伤感吞没。身体里那只虫子又开始行动，它趴到我的胃壁、肝脏、肺叶上，吸食着我的血液，吞噬我的理智，从内部将我吸入无边黑洞之中。我摸摸手袋里的方盒，还在。指关节又一阵剧痛。

即使下着大雪，大都会博物馆门前依然大排长龙。长队从狭窄的入口起，弯弯绕绕，顺着阶梯一直延伸到公路旁。我看看手表，已经下午一点，五点半闭馆，不知几时才能进入。我建议女孩跳过博物馆，先去其他景点。

在工作日的早晨来，不需要排队就能进入。我说。

女孩摇头，从荷包抽出一张纸片。那是今晚十点从纽约到费城的巴士票。她今天就要离开。

一定要参观这里吗？还有帝国大厦，华尔街，自由女神像，百老汇剧院，现代艺术博物馆……很多地方可去。

女孩微笑。

我跑去附近摊位买午餐。摊贩问，热狗一个还是两个？一个，我说。回头看，围着鲜红围巾的女孩极其显眼，矮矮小小的一只，在人群中坚定、期盼地站着。烤架上的香肠突然飘来诱人的香味，我摸摸肚子，改口道，两个。

这是我二十四小时内进食的唯一食物。淀粉混合着肉糜滑入胃中，在那里，筑起一个温暖巢穴。那份温度，往我意志的坚冰上凿出一个破口。这是我不想进食的原因。

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我常常发脾气。不是哭闹的类型，而是会一个人躲起来，藏到花园篱笆或海棠树后面。晚上，母亲在厨房煮好扁豆汤，烤好牛肉饼。保罗，她开始找我。保罗，保罗，她一遍遍叫，很快在老地方找到我。我不动，她便弯下腰把我抱起。再大一些我可抱不动了，她说。一家人坐在晚餐的木桌边，我打算继续发脾气，但所有生气的决心，都在喝了口热汤，配意大利面包咬一口牛肉饼之后，全部融化掉了。父亲伸手来挠我的胳肢窝，小淘气，他说。我一下笑出来，面包渣从嘴里掉出。祖母递来餐巾，淘气鬼，快擦干净，小时候掉饭菜，长大了可是要掉钱包的。

父母三年前离婚。母亲搬去加州，父亲搬去缅因。美国版图上最遥远的距离。

祖母两年前离世。她在病床上，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保罗，真可惜呀，还想去金色大厅听你演奏呢。

只排了一个小时便入馆。女孩明显兴奋起来，她摘下围巾，拴在腰间，在问询台领了一份导览图，迫不及待地查看起来。她的右手一直护着挎包，生怕重要的东西被人偷走似的。

我没有心情参观，跟女孩约好见面时间，便独自走去休息区喝咖啡。休息区在一层的空旷大厅里，中间摆放着许多希腊石膏像。逐渐西下的太阳，在它们身后投下层层阴影。那些雕像，仿佛一个个心事重重、沮丧又疲惫的人。

喝一口咖啡，我的电话又响了。为什么唯独今天电话这么多呢？

是父亲。

嘿，小伙子，最近怎么样。他用惯常的方式同我打招呼。

马马虎虎。我说。

纽约下雪了？

下雪了。今天是第一场。

保罗，下周末我和合伙人要开一个酒会，邀请了业界名流。斯蒂芬，你听过这个名字吗？专门跟中东人做石油买卖的商人。还有那个以聪明脑瓜子和酗酒闻名的路易斯。他们都会到场。我希望你来为我们演奏曲子，如何？正好把你介绍给他们，将来如果钢琴这条路走不通——我是说如果——你也能来接手我的事业……

父亲听上去兴致勃勃。

人们都说，我的个性遗传了母亲——内敛，敏感，固执。一点没有父亲开朗健谈的影子。开始我也这么想，但后来我渐渐觉得，性格不取决于遗传，而取决于职业。父亲是商人，母亲是音乐老师。如果小时候他们给我请的是数学家教而不是钢琴家教，也许我会成为完全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结局。

我大概去不了了。我打断父亲。

已经有别的安排了吗？有可能改期吗？

对不起，父亲，酒会恐怕去不了。我说。

哎呀，来不了呀，真可惜！专门租了一个高档演出厅做会场。可惜呀，想听你演奏一回呢！那头传来父亲拍膝盖的声音。

已经过了约定时间，女孩还没出现。下一个地点是自由女神像，需要坐地铁一路向南到滚球绿地，搭乘四点半的末班轮渡上岛。

我急匆匆地上楼找她。事实上，我不是容易着急的人。但此刻的我却（莫名其妙地）迫切希望这个女孩旅途顺利。去到她想去的地方，见到她想见的人。相识不超过六小时，我却强烈地感觉到，她身上有不能被放弃的东西。上帝无法放弃她，她需要好好活下去。

我在近现代欧洲绘画区找到了她。不出所料。有梵高、莫奈、塞尚、高更作品的这个区域，是博物馆最受欢迎的区域。她站在雷诺阿画作的前方，一动不动——

皮埃尔·雷诺阿的《钢琴前的两个少女》。白裙少女坐在钢琴前，优雅地翻动琴谱，粉裙少女亲昵地倚靠在她身边，同她一起阅读琴谱。

她的挎包开着，双手捧着什么东西。那是一个相框，也是两个少女。长发女孩穿着红色毛衣，搂住身旁的妹妹，笑容明亮，露出大颗而洁白的牙齿，妹妹是短发，眼神拘谨地看着镜头，肩膀微微耸起，脸上却也带着羞涩的喜悦。

过了好一会女孩才注意到我。她吃了一惊，看了眼时间，连忙对我摇头抱歉。

我指着照片上的短发女孩，问，是你的妹妹？

她一愣，继而摇摇头。她写：那是我。旁边是我的姐姐。

我再一看，姐妹长得很像，眼前这个女孩，倒既像姐姐，又像妹妹。

姐姐在哪里？美国？我问。

女孩露出笑容，那是跟照片上长发少女一模一样的笑容。她指了指天上，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

我的表情僵住。

爸爸妈妈呢？

她还是指天上。笑容没有变，眼睛里亮晶晶的东西却流了出来。

你的姐姐是个漂亮的孩子。我说。照片背景是简陋的砖墙，但是，大红色毛衣把姐姐的脸映得红彤彤的，喜气洋洋，仿佛节日庆典上的精灵娃娃。

姐姐喜欢红色？我问。

她点头，幸福地摸了摸腰间的红围巾。

然后她从背包里掏出个东西。一本画册。跟之前的不同，是一本更小、更旧的画册。她翻开给我看，里面是斑斓的水彩画。完全大胆的用色，活泼却成熟的笔触，画着花朵、天空、船只、蔬菜和田野，还有两个女孩的画像。有一幅临摹的雷诺阿，就是眼前这幅。

这本画册让我大吃一惊——那些线条和色彩，无论如何也不像是儿童的作品。我相信如果那女孩来到美国，最负盛名的艺术学院也会为她抛出橄榄枝。她应该也是从小被称作天才的那类孩子。

世上的相遇真是奇妙啊，我心里一声叹息。

顺着女孩的手指望向天花板，空空的，似乎什么都没有。但我知道上帝在那里。

是出了事故？我低声问。

女孩将两个拳头撞在一起。车祸。

她的脸颊湿漉漉的，嘴角却一直在笑。

她在本子上写：姐姐说，当我微笑的时候，她就在我身边。

我们没有赶上前往自由岛的最后一艘船。

五点，雪停了。天已经完全黑下来。黑暗和寒冷使气味更加清晰，远处的餐馆飘来培根和黄油的香味。我们搭上同一班地铁回中城。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想带她去吃我最爱的一家餐厅。

回去的地铁上，发生了一个意外。

地铁很空，我们隔了些距离站着。忽然传来一声怪异的叫声，我转头，看到一个高个子拉丁裔男人抢过了女孩的挎包，急切地等待着列车停站。男人向我投来恶狠狠的眼神，意思是别多管闲事。女孩双手绝望地拖住包，咿咿呀呀说不出话来。

迄今为止二十年的人生中，我曾多次目睹不公正之事的发生，但一次也没站出来过。不知怎的，今天的我一阵怒火上涌。我知道那个包里有女孩的画册，有女孩姐姐的画册，还有她和姐姐（或许是唯一）的照片。我破天荒地骂了一句脏话，猛地从手袋里掏出方盒，抽出里面的东西——

一把冷冰冰的、泛着寒光的刀片随即被架到了男人脖子上。

放开她的包，不然，在你脖子上开个洞。我咬牙切齿地说。

关你什么事？去酒吧来两杯威士忌，看场球，轻轻松松地过个周六不好吗？男人低声说，语气镇定，眼白却已经充血。

指关节忽然疼痛。糟糕，痉挛又要来了。我紧紧握住刀片，控制手指不让它颤抖。

她是我女朋友。我说。

车停下来，车门打开。拉丁裔男人盯着我看了两秒，骂了句西班牙语，甩开挎包跑出了车厢。

我把刀片收起来，扶自己坐到椅子上。手指剧烈抽搐着，像是洪流里河床上的水草。

我们到了餐厅，灯光昏暗，爵士乐队在台上演奏着音乐。

乐队的钢琴手是个年轻的小伙子，穿着白衬衫，打领结，指法相当学院派。也许他曾是我的同学？我努力回想着。音乐学院就是这样的，一个年级三十个学生，如果不能持续参加国际大赛、获奖，被大师相中、收为弟子，毕业后便只能草草收场：做音乐老师，组乐队，参加商演，在琴行做调音师，给马戏团配乐。某一天，厄运的魔鬼降临，我从天才沦为普通人。

女孩留神看乐队演出，忽而想到什么，从包里翻出铅笔。线圈本不见了，也许是刚才在地铁冲突中掉落了。她朝我比划，她需要一张写字的纸。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袋，没有本子。目光落到那张单据上，犹豫了一下，把单据拿出来，翻过背面给她。她写下一行字。

可以为我弹奏一曲吗？

吃完主菜，喝了点霞多丽白葡萄酒，我绕到台侧，跟看上去是头头的萨克斯风手耳语了几句。白衬衫小伙子把钢琴前的位置让给了我。

我的手触摸到还留有温度的琴键。深吸一口气。按下了第一个音。

也许是我的错觉——餐厅里的空气静止了。绅士放下了刀叉，酒保停下了脚步，灯光不再闪烁，太太们的耳环也不再晃动。拉夫曼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那是我七岁第一次在爱荷华举行的少儿钢琴大赛里获奖的曲目。一首悲伤的曲子。我其实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摸过钢琴。此时，音符从琴键顺着我的手指流入体内，再从我的身体流淌出去。指关节偶尔痉挛，轻音变为重音，短音又被拖长，我没有在意，只是顺着旋律一个一个音符弹奏下去。

台下，女孩微微颔首，十分专注地聆听音乐。如果不那样认真，她是听不见的。

我的眼眶渐渐湿润，并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喜悦——好像已经有很多年，我没有感受到钢琴和音乐本身，带给我的愉悦享受。

一曲结束，台下直呼安可，我又演奏了一曲肖邦和德彪西。

女孩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偶然瞄到她，似乎看到她用唇语说，Beautiful。我哽咽了。

离别的车站，我和女孩拥抱了一下。我们的脚下湿漉漉的，雪已经融化。她从口袋里掏出方才借去写字的纸，谨慎地递给了我。在那行字下面，有一幅速写人像：舞台上的我陶醉在音符之中，眼睛看向空中，好像那里有什么东西，一个十分值得憧憬和追逐的东西——梦想。

右下角署了她的名字。多年以后，我知道了那是“栀子”的意思。

拿着那张画，我心里忽然落下一个包袱。

我半开玩笑地问女孩，早餐店那么多空位，为什么坐到我对面？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伸出两根手指，在眼睛下比划。

——因为你看上去很悲伤。

踩着雪水，回到公寓。拧开灯管。我的手里一直攥着那幅画像。翻过面来，这一侧印刷着我的诊疗结果：颈段脊髓受损。昨天，医院终于给我下了最后判决——指关节抽搐将会终身伴随我，一个曾经前途无量的钢琴家。

浴室的浴缸里已经放满了水。早上出门前，我就拟好了计划——出去，看一眼纽约的街道，回家，进入浴缸，用刀片结束自己短暂而悲惨的一生。

只是天花板的上帝给我开了一个玩笑。

也许是祖母送来了一朵栀子。

我把浴缸的水放掉，把装着刀片的方盒扔进垃圾桶，然后倒了一杯酒，在窗前的台灯下把纸铺平，对着那幅画像看了许久……

爸爸，你在想什么？小女儿天真的声音传来。

我，想起了一件在纽约发生的往事。我摸摸女儿的头发。

什么往事？

一个下雪天，有个女孩，救了我一命。

天空十分晴朗，没有起云的征兆。我却好像感到雪花一片片飘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