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朱心欣，我看到国哥有个死亡笔记本，我们都在上面，接下来有杀身之祸、血光之灾了”。一条短信点亮了朱心欣的黑色老人机，初冬之夜，手指触到机身像在戳一块坚冰。她马上跟黄政伟回了个电话，对方挂断，又补了一条短信：“我在宿舍接不了电话，我每两个小时给你发条短信，没发了就报警国哥一定从我下手。”

朱欣心定定神，歪头想了想，又发出一连串问句：“说清楚，你们宿舍十个男生住一起，需要我来报警？死亡笔记究竟咋回事？国哥为啥要杀我们？我们是指全班人吗？他什么时候开始杀人？他杀得了全班这么多人？”

问号都打向了虚空，事实上这个夜晚黄政伟再也没回过她，而朱心欣也没报警——在这所一万多人的超级高中，深夜出警可是大新闻，超出她的想象与经验边界。再说了，班主任要求晚上回宿舍不能玩手机，之前她本来有一部智能手机，就是因为有一天上自习课玩手机被班主任梁老师抓到，才被更换成老人机的，朱心欣不想因为用老人机跟同学发短信再背个“屡教不改”的罪名。总而言之，不报警暂时也杀不到自己头上，报了警却是实实在在无法收拾。这是2012年的寒冬，隆冬之夜格外静，只有雪花在沉默中纷纷扬扬地飘落到人间——但朱心欣知道午夜时分会有客机的轰鸣声准时响起，猛然烧毁这片脆弱的宁静，因为学校毗邻着机场。睡不着，于是朱心欣索性不管手机，专心反刍起了关于国哥其人的点点滴滴。

国哥叫王国玺，朱心欣觉得这个名字实在是每一个字都充满了王霸之气 ，王国的传国玉玺，当年被秦始皇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让人很难不想到众生敬畏的眼神和权臣隐秘的垂涎——又要跪拜它，又要争夺它。而这个名字的主人不出现在《帝王本纪》，而出现在2012年的高中花名册上，总是怪怪的。国哥本人似乎是被这个沉重的名字压弯了——他很瘦小，总是弯着身子驼着背，他苍白的脑袋向地下垂着很少抬起，没有一点自我确信和辩护的意味，而像一个孱弱的问号，仿佛因为“名”与“实”的巨大落差而感到惊疑。

现在黄政伟说国哥要来个班级大屠杀，朱心欣说信也信，说不信也不信，但归根结底内心深处还是不信。说信是因为国哥这个人客观上的外形和举止：如果你学过高二历史，看过侵华战争中“百人斩杀人竞赛”日军军官的照片，或者看过韩国华城连环杀人案嫌犯画像，就大致能想象到国哥的五官气质了。要知道朱心欣现在的班级是高二文理分科后重组的，文科班统共就没几个男生，个个都被女同学背地讨论透了。国哥是个特例，她观察其他同学的态度，也和自己对国哥一样：疏远、客气，不可能没关注到，但从未走近。平时国哥总是穿套装，颜色是从深蓝色到纯黑色的渐变色卡，看不出来衣服是干净还是脏。他自带一个直径一米的高寒无人区场域，课间同学打闹营造出的浅薄快活的空气靠近他会发生反射，仿佛生物靠近了就会缺氧而死。唯一跟他有过紧密交流的，就是他的同桌兼上铺舍友，黄政伟了。

说不信也不信，现在班上同学跟国哥无冤无仇。朱心欣隐约听过国哥在原来班级遭遇过很多男生的霸凌，这不难想象，青春期男生对于“不是一伙儿的”同性个体本身就残忍。但现在这个文科重点班，大多数是爱学习，老实本分的女生，虽说人性该有的弱点一个不少，但总归表面和和气气，没有霸凌的土壤，从第一天起全班就尊称他为“国哥”。“要杀也杀不到我们头上啊？”朱心欣对自己说。再说回国哥本人，朱心欣搜肠刮肚翻找出不多的交往片段，自己给国哥借过饭卡，交过作业，没有一点不愉快。

难道还有因为冷漠疏远被杀的人吗？

当然，朱心欣不信的根本原因，还是这个信息来源，好朋友黄政伟。她想，如果是其他同学发这样的短信，她一定惊慌求助，但是黄给她发，就不一样了。朱心欣刚跟黄政伟认识时，他就跟人讲，隔壁班一个五官立体的女生自称是新疆某个部落的公主。二十一世纪还有公主？众人翻看了女同学的户籍资料，发现就是本市一个普通街区，自然认定女同学是撒谎精，背后传为笑谈。朱心欣也跟着笑，直到她看到当事人挂着泪珠儿找黄政伟对质，才知道新疆公主是他编排的。

黄政伟爱编排人并没有明确的恶意，只是因为他“有秘密”，朱心欣想。他以此缓解跟世界，跟几千年人类传统隐秘对抗的焦虑。黄政伟那时还太小了，尚未到达他后来在北京身体力行大鸣大放的猎艳旅途，还只能通过“出言惊人”来获得短暂解放。不过除了这一个缺点，黄政伟也没什么，尤其还聊得来，就够了。

贰

第二天黄政伟携带着更多有滋有味的细节来到朱心欣面前，他压低声，说国哥包里有一把很长的刀，寒光闪闪，他还说国哥近来每天都是熄灯才回宿舍，好像在酝酿什么东西。

“不如我们把这件事告诉梁老师吧。”朱心欣理智尚存地提议。

“没证据呀，他也不是每天都带刀，死亡笔记本我也只看过一眼。”

青春期狼奔豕突的骚动战胜了理性，也许朱心欣只有百分之一的相信，但国哥大开杀戒的想象已经在她的脑海中驾着千里马驰骋了，她回到座位后迫不及待就跟同桌和前后排分享了这个“秘密”。

黄政伟是比朱心欣效率更高的小广播，没有他散不出的消息。类似于法不责众，恐惧在被集体共享之后，反倒像鬼屋探险，能安全地感受惊险刺激。同学们课间三五成群窃窃私语的表情隐藏着坐过山车的兴奋，虽然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一班的教室里多的是一座一座的书山，盘踞在窄小的课桌上，使得教室层峦叠嶂，视线和音波都无法一马平川，书山间的谷地流淌的是流言的河流。上课太无聊了，做题太辛苦了，还是讨论国哥怎么杀人比较有趣。国哥不合群，现在他在同学的私密谈话中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奇幻细节：

“国哥在手臂上画过纳粹‘万字符’，崇拜希特勒。”

“国哥的父母以前是在新华书店上班，后来下岗了出去讨生活，就把他丢给奶奶，等于遗弃了，现在他家里啥都没有就只有一堆书。”

“国哥喜欢闻泔水的味道，高一时被同学欺负后他把泔水洒在对方课桌上…”

经过众人添油加醋的描述，国哥大屠杀很快变成了整个年级几十个班级共享的校园传说。在传言风行的日子里，朱心欣很兴奋，她不愿错过任何一个关于国哥的新鲜爆料和深度讨论，这些讨论也因她的旁征博引而更加有滋有味。但每当她在兴头上，总觉得脑子里有个刹车，对她说“停”。她知道，这是对传闻当事人国哥的不安，这种不安，让她的心情没法像黄政伟的兴奋一样尽情沸腾。

很多年以后，直到朱心欣也成了被窃窃私语的主角，她才能准确获得国哥当年的感受。她才知道人的名字就像一个魔咒，出现在别人口中时总是惊心动魄，绝无听不见的可能。而现在心中翻涌的酸与怒，让她恍惚觉得是国哥当年心潮的回声。

叁

梁老师接到了一个让他啼笑皆非的家长电话，说她儿子放假回家，说班上有个变态学生，扬言要杀掉全班同学，包里还有一把刀，寒光闪闪。梁老师教历史多年，是全省排得上号的学科名师，不管在收入还是在资源名望上，跟语数外比都不遑多让。然而这等怪事在他漫长的带班生涯中确乃头一遭。

历史经验告诉他：遭遇新事，要先退一步。退一步，可以观察。他打听到传言源头：黄政伟和朱心欣。高二这年正是梁老师和朱黄二人的蜜月期，这两个学生虽然有些自由主义，但高分就是豁免权。他期望这两人一年后考上北大，维持了自己“每年门下必出北大”的文科神话。梁老师决定对这两个造谣者采取怀柔政策，一派名师高徒，不胜依依的情形——朱黄和梁老师闹掰是十个月后的事，利益面前见真佛，梁老师收了另一个学生家长的礼，把本该花落朱黄二人之间的北大自主招生名额操作给了该生，该生后来利用这个机会，使北大降分二十录取，成功踏入燕园校门，朱黄也因此不理梁老师。

那一天，梁老师分别找了朱心欣和黄政伟到办公室单独谈话。自觉心虚，老师一问，朱心欣就一五一十从短信开始，把全过程都交代了。一直到她重述那些她之前亲口传的话，原来模糊的负疚感才从她心房里清清楚楚地破土而出（尽管她没必要说重述得如此详细）。恍惚中，她觉得自己是一位在神父面前忏悔的罪人。

她看到不久后黄政伟也从梁老师办公室出来，头耷拉得像国哥。他们默契地再也没提起过班级大屠杀这件事。

梁老师用两个措施干净利落地收拾了局面，平息了闹剧。一是开了个主题鲜明的班会，开门见山说了国哥的传闻是无稽之谈，而班级正好也消费够了这个流言，参与者都疲了，这个班会好比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下子解放了同学们的思想，从此高二一班的天就是晴朗的天。二是找了班里的文艺委员，让她请国哥参与期末班级汇演，一定要和班里其他活跃的同学一起表演节目。文艺委员的亲和力和行动力都没得说，令朱心欣惊讶的是，她第二天就看到文艺委员和国哥一起坐在校门口奶茶店里亲切交谈了。

肆

距离期末考试还有两周，此时朱心欣最关心的不是备考做题，而是国哥愿意参加什么节目。文艺委员提议国哥和朱心欣、黄政伟一起表演个节目，具体内容他们自己商量，于是朱心欣红着脸走到国哥跟前。

“国哥，我看你之前桌上有本苏德战争的书，你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吗？”

“……”

“嗯…我也感兴趣。”

“没有，只是碰巧，我爱看俄国文学。”

“哇哦，国哥，我也喜欢俄国文学，我喜欢托翁和契科夫，他们的作品总能让我感受到高尚和理想主义…你呢？你喜欢哪些？”

“我刚看完《卡拉马佐夫兄弟》。”

“那期末汇演我们一起表演个那个什么卡兄弟…的朗诵好不好？” 

“随便。”

“国哥你有没有想朗诵的段落？”

“我都行，你们选吧。”

朱心欣捕捉到了王国玺语气中的欣然与配合，如蒙大赦。就这样，朱心欣、黄政伟两人连夜策划，在请示了国哥之后，决定在期末汇演上朗诵小说经典的尾声部分——阿廖沙在伊柳沙葬礼上的悼词。阿廖沙是书中主角，卡拉马佐夫三兄弟的老幺，身上流淌着家族残忍暴戾的血液。幸而他幼年进入修道院，被教育得一心侍奉上帝，好像一位“纯洁的基督”，用悲悯眼光看待世人。伊柳沙是个贫穷早夭折的学童，阿廖沙为他举行了巨石旁的葬礼，葬礼上学童生前的同学都来了，都受到了阿廖沙的净化，他们发誓永远相爱，永远记得友谊曾给他们带来的美好。

汇演那天，三人并不齐声，高高低低地朗诵道：

“不管我们会变得多么狠毒——但愿上帝保佑，别让我们走到这一步——但只要我们回忆起我们曾为伊柳沙送葬，曾这样聚一起友好交谈，那么，即使我们中间最狠毒（如果我们变成那样的话），他在心里毕竟不敢嘲笑自己此时此刻曾那么善良！不但如此，也许恰恰只有这段回忆能阻止他作大恶、闯大祸！”

“我这样说只是惟恐我们变成坏人，可我们为什么一定会变成坏人，诸位，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我们还将记住他的面容、他的衣服、他那双可怜的靴子、他的棺材。”

三人继续朗诵道：“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害怕生活！当你做了正义的好事，会觉得生活多么美好！按照教义，我们一定能复活，也能看到伊柳沙，一定能彼此相见，高高兴兴地互相讲述经过的事。”

旧俄小说的感叹号可真多，三人都觉得快喘不上气了，但他们的声音和节奏却越来越有默契：“我们走吧！现在让我们手拉手一起走！永远这样，乌拉，卡拉马佐夫！”朗诵完，三人真的挽起了手。

在满堂真诚的掌声中，友爱的氛围里，朱心欣和黄政伟都感到一块石头落地，此时他们由衷地确信全世界的人，包括自己，都是好人，万物皆备于我。只要自己诚实勤恳地按照惯性走下去，时间将会像机场的传送带，自动把他们送到想去的地方。

伍

有的人的生活在朋友圈里，有的人的生活在加密硬盘里。

黄政伟去东京读研之前，盘点了这些年在北京取次花丛的莺莺燕燕，每年都是两位数，还不算那些一夜风流，囿于床榻上的缘分。最惊险的是一个前男友查出了艾滋，他战战兢兢地去了医院，好在怕发生的没发生，他因此守身如玉十天表达对命运的感激。从旁观的世俗眼光看，黄政伟一帆风顺：高考后去了一所老牌政法名校，凭借高明的做题能力一路通过了法考和公考，进入了某地司法机关工作。他那届之后院里招聘就只要硕士了，众人赞他运气好，老同志都喜欢这个做事细致，外形讲究，来自保守严肃教师家庭的年轻人，给他介绍女公务员，女教师。局外人都喜欢你，没有用，自己讨厌自己。体制内粘稠的、拥挤的人际关系，共同拥护着同一张铁一般的人生任务清单，拒绝怀疑，拒绝悲哀，忠实地走一条笔直的道路，没有旁逸斜出的可能。这些和他截然相反的人，他们的目光是他的苦刑。黄政伟如履薄冰地维持着上下班两个世界的平衡，不许两者有丝毫交汇。

黄政伟负责的案件类型是毒品犯罪，他见过太多艾滋病患者，他知道患者的下场是什么样，这使他总发誓要找一个健康的固定伴侣“上岸”。但往往爱上的，对方却不作长久之计，他有什么办法？而心碎往往需要更多的肉体之爱才能复健，他像一个戒烟的老烟民，遇到伤痛往往又会吸更多的烟，然后又再戒，是一个个徒劳的受苦循环。说起黄政伟最爱的，还是大一时在北京买衣服时遇到的导购，比他大四岁，皮肤白净，身形消瘦，鬓角理得整整齐齐，衬衫永远裁剪得体，活像个东京代官山居住的艺术家。黄政伟当场就购买了超出他财力范围的衣物，加了微信，一周后他们就搬到了一起。

不像异性恋，总在乎什么“第一次”，“第一次约会”，“第一次接吻”，“第一个男人/女人”，往往会被假模假样地收作永久谈资。这些对黄政伟都没有意义，他高三毕业的暑假交往过的对象就比很多异性恋者一生都多了，职业从蓝领到大学青教，年龄从17岁到47岁。只有爱对他才是有意义的。有人说，世界上没有一次恋爱可以替代爱情，黄政伟深信不疑，因为在他谈过无数次流水线恋爱后，他一遇到好看的，好玩的，心中第一个念头还是希望导购男友在他身边。尽管对方只是当他是过客，并为了不惹麻烦地摆脱他而跟朋友产生了几千条微信聊天记录商量办法，最后这些聊天记录被黄政伟看到，徒劳地闹了两场后，他还是静默地分了手。

让黄政伟下定决心辞职是一次酒局，一个外单位领导之前因为介绍对象未果和一些别的原因，跟黄政伟素有嫌隙。这位领导喝多了撒起酒疯，把一杯酒泼到黄政伟衬衫上，那一刻黄政伟觉得，这段持续两年的双面人生怕是过不下去了。

人的心真是一个巨大的储藏室，那么多老虎咬天，无从下口的怨恨，那么多人不知我的孤独，那么多有苦说不出的委屈，都附着在干涸的心房上。当容量到达极限，就不再是徐徐图之的扩容，而是马上捅破它，而避免让自己整个爆炸。

辞职后黄政伟自觉社会性死亡，前同事们目光如炬，讲究动机，洞察人心，很快就扒出了他的B面人生。传言在M城发酵得很快，现在爸妈不理他了，同学朋友也是没脸联系。省会的律所可以进，一个月两千，并且全省案源的蛋糕早被几个大事务所瓜分完了，新人进去混口汤喝都难，该怎么跟这些人交代自己的处境？但有一个人是例外，就是每天都聊天的朱心欣。

陆

如果说现代人之间的了解都是盲人摸象，彼此只能获知对方向你展现的片段，那黄政伟和朱心欣彼此应该能摸出大半个象。因为他们每天都互发消息联系。友情之所以牢不可破，一方面三观爱好相投，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都在世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回顾朱心欣成年以来的轨迹，说是一手好牌打烂都不足以形容，简直是一手好牌却把牌桌掀翻，然后把打牌室烧了。朱心欣高考失利，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是进了一个全国排名二十多的大学，并作死填报了中文系，立志终生与文学为伴，挽救当代中国早已沦丧的文学版图。黄政伟也喜欢文学，但他知道喜欢不能当饭吃，工作兴趣得分开，也和所有人一样劝朱心欣务实一点，报个金融、会计之类，毕竟朱心欣高考前家里也出了事，随着监管越来越严，她家里生意也黄摊子了，父母还清债务后，只落得一套养老房，这么多年算白干了。说起来也真奇怪，黄政伟身边很多同学家里都在07、08年因为“经济景气”突然变得很宽裕，又陆续在13年前后因为“监管严了”而打回原形。不过其中原委是社会学家去解释的事，彼时的世界对朱黄还是温情脉脉的模样。

好言难劝该死鬼，朱心欣还是去读了中文系，她在大学里写诗、写散文，考证、实习这类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事儿一律搁置，倒还自得其乐，总比很多男生天天在房间玩游戏强吧？朱心欣去做小官僚写材料，充当喉舌看来是不合适了，不过中国那么大，一份文学相关的工作总能找到吧。在学校搞文学那段日子，是朱心欣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最纯粹，也是最后的欢乐日子，一言以蔽之：和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是缘。

时间证明是劫不是缘。大学里的朱心欣在校园广播台做了一档“文苑畅游”节目，专门推荐一些新书好书。后来她想抽奖送一些新书给听众，就想办法跟一个出版社的营销编辑搭上线，对方答应赞助，每个月送两款书品，各二十册给这所名校用于抽奖。没想到朱心欣就此把自己搭进去，连带着她的职业前途，和她的第一次婚姻。

朱心欣大四那年没有像周围所有人一样找工作或者升学，而是去了编辑男友的图书创业公司去做策划编辑。办公地点是在男友自住房的客厅。这处位于地铁线终点站的房子朝向不好，阳光无法照进来。朱心欣工作和生活都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身心日渐萎靡。公司总共四个人，男友是老板，也是唯一能上手的编辑，他可以像流水线一样策划出一个个大差不差的选题，然后找便宜的写手团队去写。一个是流水线排版员，因为这些图书用一个模板就可以排完。剩下两个就是朱心欣和另一个菜鸟编辑，没有合同，没有社保，只有两千块的底薪。当然朱心欣和她不同，因为朱心欣还得兼任行政和财务——谁叫她马上就要成为老板娘了。是的，朱心欣一毕业就和编辑结了婚，那时她只能看到编辑的才华和对图书行业无限的憧憬。朱心欣真是一条容易上钩的笨鱼。

其实结婚之前，朱心欣就没有把握可以白头偕老，但这段婚姻存续期仅为一年，还是大大出乎意料。直到现在，朱心欣还是想不通，说什么也想不通，问题是出在上班时的厌倦还是下班后的琐碎？事实上他们从没发生过大的争吵和冲突。她发现婚后丈夫迅速冷淡下来，下班后总说有事而不和她共处一室，几乎把她视为空气，连一秒钟的眼神接触都舍不得赐予。婚姻的最后半年，丈夫一到周末总说要出去谈事情，她知道丈夫是躲在出版社前同事的家里打牌、喝酒，或是玩儿别的什么。朱心欣忘不了有一次去出版社同事家敲门找编辑丈夫，房主打开门，脸上是同情、怜悯和轻视三权分立的表情，然后对她说丈夫人不在他家，回去吧，注意安全。朱心欣立在门外一边消化这个表情，耳边一边传来屋内丈夫的谈笑声。

在工作中的老板和生活中的丈夫双重精神暴力之下，成长路上顺风顺水的朱心欣陷入抑郁，把之前二十三年欠下的眼泪迅速地补充到位。在忍受冷暴力一年后，苦苦求索原因而不得的朱心欣终于放弃挣扎了，她离了婚离了职，二十四岁就变成了失婚失业人士，连带着自信也被雨打风吹去，只剩下一纸重度抑郁诊断书，和午夜梦回那些精神虐待片段的突然惊醒。也不是没再找过工作，朱心欣第二份工作是在一个小国企做行政，入职信息表上她老老实实把婚姻状况填写为“离异”，迅速变成了隐秘流传的新闻。流言加之重度抑郁对她大脑造成的损害，使得朱心欣在人前讲话时总觉得头疼，来势汹汹，这是神经性头痛。无法继续了，朱心欣辞了这份短暂的工作，回到家乡过起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封闭生活。

黄政伟目睹朱心欣跌落的全貌，一方面心疼这位好友，一方面又觉得幸好她也失婚失业了。上大学，工作这五六年下来黄政伟和朱心欣已经不和当年成绩差不多的同学联系了——何必在那些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人生赢家面前上赶着寻求失落感呢？人都倾向于弱者抱团取暖，黄政伟内心深处其实无法想象朱心欣这种人会取得世俗的成功，因为她太天真了，带有无法消除的理想主义病灶。“所以我们两个见个面吧，趁我还有点钱，我们去国外玩玩儿散散心吧。”

柒

1948年6月19日，太宰治与情人投水自杀，这一天也被人们命名为“樱桃忌”。每年这一日，三鹰市太宰治墓地会举办樱桃忌。朱心欣和黄政伟来日本旅行第一站就是去樱桃忌，在当地小旅馆躺下，他们从文艺梦中走出，又回到了荒凉的现实。 

“原单位的人应该知道我是同志了，M市那么小，说不定传言已经到我爸妈耳朵里了，我爸肯定会气疯，怎么办？”

“伟哥，从去大城市上大学起，我们的聊天总是两个关键词：‘为什么？’，‘怎么办’，我以前觉得可以回答，现在不行了，我发现世界变成了一个谜。”

“心欣，其实你真的可以振作，你辞职回家已经一年了，别越蹲越颓废。可以去省会找个工作，文员也好，客服也好，有了事儿做会慢慢好起来，不要再多作无益之悲。当然，振作不了也没事，你在家附近找个工作，以后如果我能买一个大房子，一定给你留个房间。”

“你的猜测是对的，我整天不出门都从我妈那儿听说了你的风言风语，连你高考完和同小区大叔约会的老黄历都被人翻出来了，你不要心怀侥幸，你现在是名人了，闲言碎语能把你说到自杀！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要让你难过，我酝酿了很久才说——东京通过了《同性伴侣法案》，同性婚姻在东京合法了，你去东京留学吧，然后留下来，虽然不代表你就能收获婚姻，但真的事情就不一样，你懂吧。”朱心欣异常平静，她继续回应黄政伟的第一个问题“而且关键是东京离家够远，远到那些期待伤害不了你，你拼命逃吧，而且你不是一直在自学日语么？你和你爸妈以后就各管各吧。”

为了省钱而找的小旅馆十分逼仄，窗外只有一条僻静的小巷和密密麻麻的电线，褪色的，惨然的灯光填满了间隙，见此情形，两人都有年华虚度之感。黄政伟感到心脏收紧，紧接着血液如梦方醒般周身沸腾，他说不出话来，反应过来眼泪已经在脸上流淌一片。

“心欣，以前你想象中的自己是什么样？”

“当个作家吃版税，顺带混个中产，混不上也没什么。再遇到一个欣赏我的编辑，帮我出书，还跟我结婚。一辈子就我们两个人，没别人…你呢？”

“具体职业倒没想过，什么来钱就干什么呗，最重要的是要和爱的人在一起，不然都没有意义…” 黄政伟接着说：

“我还是想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么坎坷，为什么别人那么轻易就能幸福，我们做了那么多，忍了那么多，却还是什么都没有？我也没做什么坏事啊？”

“硬要说没做过也不准确…比如说国哥那件事…当然，我也是从犯，我在家里蹲久了，经常梳理以前的事儿，越想国哥这件事心里越不是滋味。其实我们跟国哥挺有缘分的，我们三个的命运有共通之处，我们走的是同一个台阶，国哥已经在台阶高处，我们还在台阶低处，但本质相同，登台阶的感受不会相差太多。”

“国哥那件事叫什么坏事？世界上每天那么多人杀人、贩毒、强奸！之前我起诉过一个老头儿，儿子去城里打工，他把儿媳手脚都砍了，做成人棍儿，养在猪圈里！还有个刚成年的小杂种，借了同学六万块去赌博输光，为了不还钱就把同学骗出去杀了，杀完还把人微信钱包里三十块都没放过，这些才叫坏事，才叫犯罪！”

“那是你搞法律的思维，事实上逃过审判的罪远远多于被审判的罪，不是么？如果你能任意裁判，你会不会绞死那些背后嚼你舌根、看你笑话的人？而且他们说的还不是假的！”

“好吧…是我的黑历史，不过从那儿以后，我也再没有编排过人了。国哥应该也不至于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吧？其实汇演之后他反而比之前跟班里交流更多了，我那会儿还经常帮他买食堂的小笼包，带他打游戏，也算补偿了一些吧？”

“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国哥到底知不知道流言是我们传出去的，他有没有原谅我们，当时开班会的时候我不敢看国哥，不知道他是什么反应。不过升高三那会儿老梁把他甩到普通班了，平时见不着他，我也就忘了。

“说起来国哥去了普通班之后就完全没消息了，也不知道他最后去了哪个大学，他其实适合毕业去博物馆、图书馆上班，后来我看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看的时候总是想起国哥，他喜欢这本书，说明他平时一定很敏感，爱想事情，我当时真是犯浑，唉…心欣，之后你状态好点了我们去参加同学会吧，打听下国哥的近况。”

“好，我希望他已经变成人生赢家，有钱有房有车有娇妻，快意余生。然后我去给他当月嫂，混口饭吃。我一定天天给他的孩子朗诵文学经典。”

次日，二人来到东京。黄政伟置身于涩谷十字路口，内心似悲似喜。这个被称为“全世界最大”的交叉路口，是世界上人流量最大的路口，每分钟约有3000人通过，每天约有250万人在这走走停停。而且这里同时支持四个绿灯，汹涌的人潮从四面穿过马路，彼此裹挟，旋即又互相擦身交错，不会真的同路。他想起小时候在机关幼儿园、机关小学上下学的情景：校门一开，就像开闸放水，所有人从一个大门出来，走向同一个单位宿舍区，就像水不需要思考流动的方向。现在，他这一束漫过集体主义堤坝的水流，要独自在这个无限大、无限深的新世界寻找河道了，是漂泊选中了他。

“我接受你的建议，我回去就准备材料，写文书，准备来东京试试。之后到了东京，假如我很久没回你消息，记得报警啊，说不定我已经病死在单身小公寓几天了，尸体都臭了。”

“也可能你是因为风流债被人杀死，这比病死可能性还大点，不过你放心，我会替你报警的。”朱心欣答。

捌

黄政伟去东京前一个月，朱黄二人果然等到了同学会。两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高材生，如今无钱无业无对象的三无产品，居然一口就答应了同学会的邀请，连组织者都没想到。本来预想的是他们两人不来，还可以在席间尽情八卦一下朱心欣的离婚和黄政伟的留学出柜的，结果当事人一到，反而只能矜持地顾左右而言他了。

席间的主旋律是一轮一轮地敬酒，桌上的饭菜很少动，花花绿绿交织，像一桌没有色香味的模型。朱黄悻悻地埋头玩手机，小口吃菜，像两块凝滞的冻肉。有了白发的梁老师酒量还是不减当年，酒过三巡，他感慨道自家人大毕业的女儿，毕业之后换过好几份工作，一直没稳定下来，让他放心不下：为什么现在好些名校毕业的孩子，混得还不如他们父母呢？朱心欣和黄政伟不语。

梁老师顿了一下，说“以前一班有人很恨我，希望我死。”接着看向朱黄二人。

二人瞬间交换了慌乱又疑惑的眼神——恨他是不假，但希望他死倒不至于，最多只是希望他倒霉而已。老梁真是人老了，说话也爱夸张，哗众取宠。

梁老师接着说：“高二结束时，我按照惯例把班级倒数前三名的学生请出了重点班，其中有一个学生是王国玺。”

满屋子人都静止了，都虚化为背景，朱心欣和黄政伟只看着梁老师的嘴一开一合，像做英语听力一样努力抓住他说的每一句话。

“后来我也没管这件事了，带高三毕业班就够我一天天忙得脚不沾地。然后你们这届学生大一的寒假，我收到王国玺的短信，说都是因为我把他被踢到了普通班，他没办法适应新班级，新班级的人都说他曾经想杀人，不跟他说话，在背后笑他，所以他一天也学不进去。”

朱心欣喝干了杯中白酒，一条燃烧的手臂顺着她的喉咙伸进去，仿佛魔鬼要抓住她的心。她父亲生意失败之后经常酗酒，朱心欣见到就要大吵大闹，然而，她自己也抵御不了酒精。

“王国玺最后连三本都没考上，在年级都是倒数，但他没有复读，自己选择去本市一所专科学校上学。结果读了一学期，不晓得怎么想的，开始给我每天早中晚各发一条死亡威胁的短信，一会儿说要把我捅死，一会儿说要把我扔进学校下面的河里淹死，说自己是为民除害。”

“为民除害和国哥有什么关系，人贱自有天收，不是他该做的事呀。” 朱心欣听了不禁钦佩黄政伟，不愧是呛口小辣椒，又是马上要远走高飞的人，挤兑人的话信手拈来，见缝插针。

梁老师噎了一下，还是继续沿着刚才的话说：“我开始还回短信跟他详细解释了学校末位淘汰的政策，给了他学习建议，让他不要自暴自弃，没任何效果。过了几天我烦了，不想和他纠缠了，就报了警，提交了这些天的短信记录给警察，公安局说这个只能算寻衅滋事，不能当杀人案办，最多只能行政处罚。结果，你们猜不到。”

“结果怎么啦？”众人问

“警察找到王国玺的时候，让他把手机拿出来对一下那些短信，没想到啊，他打开包拿手机，警官一下看到他包里有一把刀！警官后面说，寒光一闪啊，小畜生居然随身带着，我要是报警晚了，说不定真被他害死了！”

“…那王国玺后面怎么处置的？这是犯罪预备，连未遂都算不上，不是什么大事，对他影响大吗？”黄政伟首先打破沉默，这件事本身太离谱，他又有好多“为什么”要问，眼下却只能从一团乱麻中捡起自己最想知道的那一条绳头。

“按治安条例处理的，拘留了几天。不过我以前有学生在王国玺的专科学校任职，我认为有必要跟学校反映一下真实情况。学校经过研究，也觉得这种反社会人格的学生不能继续呆在学校过集体生活，征求了王国玺本人意见之后，把他劝退了，后来就不晓得他去哪里流浪了。哎呀，做了这么多年老师，我算是什么人都见过了，真让我心寒。我按规矩办事。当时他在我班上时，我对他不好吗？努力让他融入，他精神有问题的事情，我也是今天才跟你们说！”

“精神问题又是咋回事？”

“当时你们传王国玺杀人的时候，我也单独找了他了解情况，很委婉地问了他笔记本和刀的事情，他埋头又不说话，我只能翻了他书包，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嘛。结果没想到，当天晚上十一点了，学校宿管给我打电话，说我们班有个学生下自习很久了突然要回教学楼拿东西，他放他出宿舍后越想越奇怪，就跟班主任报备一下情况，最好去教学楼看看他。我马上从家赶回学校，看到王国玺一个人在教室里，桌上还有酒瓶，黑灯瞎火在教室里自说自话。一看到我就怪叫，一会儿说要回乡下，去照顾奶奶，一会儿说要去北方找他父母，一会儿又说他要回修道院找神父，去洗清他的罪，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后来送到精神病院，才知道他喝了酒就会精神分裂！”

镹

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时，他的笔筒掉到地上，滚到柜子底下，他在搬柜子过程中用力过大，结果导致血管破裂，当天就去世了，所以这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根据陀氏留下的笔记，第二部的内容大要是：“纯洁的基督”阿廖沙在婚后，又受到其他女人的引诱，丢下了妻子，过着荒淫的生活，甚至参与了弑君行动。经过了数年暴烈的心灵斗争，阿廖沙最后又逃到修道院，在寂寞中度过一生。陀氏小说主角总是一条贱命，却要忍受环境的试炼。如果说托尔斯泰笔下的洁白是高山上晶莹的白雪，质本洁来还洁去。那陀氏的洁白则是经过高温焚烧后灰烬般的纯白，需要层层的考验才能获得。

朱心欣想，或许有的人命定就是要接受命运的拷问磋磨，才能归于本质的色彩。她把这本书读了很多遍，自从发觉黄政伟、王国玺和自己的命运有着奇妙的相似，她最想与之交流读后感的人就是国哥。她迫切想知道国哥现在的生活。

黄政伟去东京是从M市的机场飞到上海，再从上海转到东京成田机场。他走的时候爸妈都来相送，妈妈发出惊天动地、抑扬顿挫的哭声，黄政伟默然不语，他同情母亲，三年前她因儿子考上本地公务员而满面春风，儿孙绕膝的图景已经在她眼前展开。现在她却要送儿子踏上无限期的流亡之途。其实他不知道，当下的母亲在经历大的失败之后才真正做到了无所求­­——她现在只希望黄政伟快乐。

机场就在他们的高中旁边，那时候上完自习朱心欣和黄政伟在操场散步，飞机低飞的黑影伴着巨大的轰鸣出现，朱心欣经常说“人生真是颠沛流离，大半夜还有这么多人要离开家。”黄政伟想起那时候朱心欣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学霸少女，人生始于平安顺遂，没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记忆，但性格中忧郁的一面已然浮出水面，所以她之后的“风刀霜剑严相逼，一朝漂泊难寻觅”的精神重疾，也是不难预知的结果了。

飞机起飞，机场越来越小了，母校映入眼帘；母校越来越小，渐渐地看不见了；渐渐地，M市也看不见了，最后陆地也看不见了，只有云端两茫茫，黄政伟感到了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朱心欣在自知治愈的不可能性之后，反而变得更平静。在家里蹲十五个月之后，她终于收拾行李去了省城。遵照医嘱，她需要做一份心理安全区以内的工作，所以最后去省城一家书店做了店员。有时候迈出了第一步，会发现其实没那么难：书店里不停地走动和搬运的体力劳动，减少了她夜里惊醒的次数，睡眠变得深沉；书店忙时人流涌动，闲时自得其乐，她感受到了一种无人理会，无人窥视的自由。

工作之余，朱心欣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和线下聚会场合打听国哥的消息，无果。她想，十六岁就在教室里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王国玺，现在大概也还爱着文学吧。他会找到掩藏在罪恶之下真正的洁白吗？她开始在省城和M市的各大书店写下留言，贴上便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