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在看电影的时候嘲讽道，现实中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只有电影里才那么演的吧。但我想告诉你的是，现实生活中绝对有可能上演电影中最不可思议的情节，且不可思议的程度与其衍生于真实故事的几率成正比。也许你看到这里会不屑地呲了一声，不过，先别急着做判定，等你听完了这个故事，兴许便不会不认同我的观点。

这个故事原本是一个秘密。我之所以选择在多年以后的今天说出来，原因有俩——首先，其中的涉事人员已不知所终，大抵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影响；其次，我自己一直深受这件事情的困扰，食不知味夜不能寐。曾经有人告诉我，假使当初让你苦不堪言的事情最终能够消化成一个故事，那一刻便是释怀的时刻。而且每多一个倾听者，痛苦就会减少一分。所以，我恳请你耐心地听完我的故事。

时至今日我仍清楚地记得父亲将他的秘密传述于我的那个夏天。

那一年，马英九连任，日本为钓鱼岛命名，二十五名中国人在埃及遭到绑架，命运的齿轮在动荡不安中有条不紊地转动着。那是二零一二年，整个世界都在宣扬末日说。而我大学刚毕业，除了带回学位证书以外，还顺道捎回了一个男友。父母很是欢喜，许久未下厨的父亲甚至还为此献上了自己的独创新菜式——三明治蛋饼（一种双层鸡蛋皮中夹着糖渍肉馅的煎饼，酥脆的饼皮搭配香甜的馅料，十分美味）。而今逢年过节的时候，父亲还是会给我做这道菜，菜依旧是那道菜，嘴里尝到的也还是当时的味道，但心里衍生的却已不是当时的感受了。

男友是早在大学之前便暗地里交往的本地人，由于生活背景的共通性，没有一丝尴尬便融入了我们这个三口之家。饭后，他还主动请缨帮母亲收拾碗筷，我回头做了个鬼脸以示赞赏，便与父亲移步起居室。

父亲在沙发正中偏右的位置坐下，然后拍了拍身旁的空位示意我入座。他从水壶中倒出热水，烫洗了茶壶、茶海以及两个浅口茶碗。完后取出茶叶罐，开始沏茶。

“哪儿来的？”父亲往茶壶中添了勺茶叶，然后朝我扬了扬眉头。

“定情信物，好看吧！”我伸手抚摸着脖子上的项链，得意地晃动着脑袋。

“是红珊瑚吧？”

“嗯。”

父亲把泡好的茶水倒进茶海，再分别盛入两个茶碗，并将其中一个稍微推向我。

“听过红珊瑚的传说吗？”

我摇了摇头，以食指和中指的指尖轻啄了两下桌面，然后双手捧起茶碗。

父亲徒手扣着茶碗呷了口茶水，顿了几秒后，再缓缓咽下，然后开始了他的讲述——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先辈栖居在海边的一个村庄。平日里，男人们出海打鱼，女人们深居持家，世世代代靠海维生，日子过得倒也算简朴安康。除了一件怪事，就是每年都会有新生女婴离奇失踪。传说那片海域中藏匿着一只邪恶的海妖，趁男人们出海的时候潜入村中，抢走刚刚出生的女婴，并把她活活地撕成一块块再吃掉，完后还把嚼不烂的骨头碎片串成链子佩戴在身上。虽然村民们已严加防范，但还是免不了惨案的发生。直到龟爷的出现情况才得以缓解。

龟爷，本名杨通，曾在出海时救过一只被困在礁石里的老海龟，后来这只老海龟便频频尾随他出海，因而得此称号。那一年，龟爷的妻子怀了身孕，为了防止海妖偷袭，他决定在妻子临盆前两个月就停止出航。然而，始料未及的意外就发生在停航前的最后一次出行。大约在离岸一个时辰后，海面上涌来了一群海龟，几十甚至上百只海龟将龟爷的渔船团团围住，纷纷用头撞击着船身，发出“叩叩叩”的响声。起初，龟爷以为是海龟们需要什么帮助，但仔细观察后，却发现龟群只是一个劲儿地把渔船往行进的反方向顶。龟爷扭头一看，阳光下，远处的村庄像星星一样在闪烁着，于是他瞬间领悟了海龟们的用意。

回到家中才发现妻子早产了，是女儿，孩子刚被抢走。龟爷顺着妻子的指向，只见一个瘦小的黑影朝着西南方跑去，以身型和举止来判断应该是女性。虽然距离不算近，但是速度非常慢，龟爷三步并作一步很快便追上了她。此时黑影正匍匐着攀上海崖，长长的黑发从头顶倾泻而下，包覆着她的整个躯体，看上去就像一只全身长满毛发的怪物 。龟爷伸出手拽了一把，岂料这东西却像活物般从他的掌心滑脱。他定睛一看，才发现那一缕缕油汪汪的黑发竟然是一条条手指般粗细的小黑蛇，上百条小黑蛇顿时扭动了起来，惹得长毛怪脖子上的白骨项链连连发出“嘎啦嘎啦”的声响。龟爷一个俯冲将长毛怪扑倒，并从腰间掏出祖传的十三鳞鱼刀，猛地刺向她的咽喉，喷涌而出的鲜血瞬间染红了崖石，长毛怪惨叫了一声，便瘫倒在地抽搐不止，头上的黑蛇纷纷脱落，继而化成一摊臭烘烘的泥水。龟爷拨开泥水，从中掏出了一个粉嫩的新生儿，而那串沾了妖血的白骨竟变成了红色的宝石——红珊瑚。于是，龟爷将女儿和红珊瑚项链一同带回家，自此便不再遭受海妖的侵害。

“后来，便衍生出这项习俗——给新生的女婴佩戴红珊瑚项链，便可以保护她平安长大。” 

“传说都是唬弄小孩的吧。”我将半空的茶碗置于茶盘边沿，不以为然地评价道。

“世代相传的故事难免被神化，但是去掉添油加醋的皮肉，骨干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怎么说？”

“以上古神话为例，后人记载伏羲为人首蛇身的始祖。首先，那个年代的“文学形式”通常是口传叙述而非书写记录；其次，当时的人们大多以兽皮保暖，或许伏羲穿的正是蛇纹长袍，并且人心总是趋向偏离常轨，认定能为常人所不能者非常人也，于是不免在口口相传的描述中逐步神化了伏羲。比如，第一手叙述：伏羲，身着蛇纹长袍；后经润色：伏羲，着长袍身似蛇，最后演变成：伏羲，人首蛇身。”

“哈，那神农氏该不会是因为把牛角戴在头上作装饰，而被后人讹传成牛头人身了吧？”

“给记忆添油加醋是人类与生具来的本能。你看到的画面，听到的声音，都是经过大脑处理后的再次呈现，而非刻板记录。由于每个人的成长背景、知识层面，以及价值观念各有差异，便注定了每个脑袋中的处理器也不尽相同。因此，同样的事物在不同人的眼里，将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这样说来，好像每个人的脑袋里都住着一个大侦探。”刹那间，我想起了父亲送给我的十岁生日礼物。一枚镶着银色蝴蝶的发夹和一篇看上去很老旧的手抄版小说，来自柯南·道尔的《皮肤变白的军人》。

“所以，哪些是客观存在的，哪些是人为添加的，得根据自己的见识作区分。当然，经过筛选的答案也未必绝对正确，这个世界上唯一绝对的事情就是——”

“没有绝对。”还未等父亲说完，我便接过话头。

父亲耸了耸肩，给茶盘上两只半空的茶碗续上热气腾腾的茶水。

“那红珊瑚的传说在现实中有站得住脚的论据吗？”

“有。”父亲啜了一口茶水便接着说道，“首先，咱们家族确实世代靠海维生，你的一些远房叔伯仍旧操持着这门行当。还有，祖传的族谱中能查到龟爷的记录，而且也记载了当年的女婴失踪案。”

“为什么偏偏是女婴？”

“有些人认为，女性的生命磁场较男性来说更为强盛。女主阴，阴代表地，而地生万物。”

“强盛就要沦为牺牲品吗，太不公平了！”

“根据传说中的描述，海妖也极有可能是女性。”

“那……记录中提到海妖了吗？”

“这个倒没有，也有人说，所谓的海妖可能是海崖石窟里的穴居遗民。”

“石窟？”

“在老家南面的海崖沿线有很多原始的石窟，浅的纵深两三米，深的则达三五百米，有些甚至还从未被勘探过。而且石窟内部大多有地下水，只要有足够的食物，人便可以长期生活在里面。由于地势险恶人烟稀少，至少在那个年代，被发现的几率并不高。”

“可传说中的是妖怪，又不是人。”

“如果你在石窟里住上几十年，看起来也会很像妖怪的。”

“问题是食物怎么储存，这不科学。”

“曾经有人在石窟里发现一只形状怪异的土瓮，看上去颇有年代感，还以为里面装着什么宝贝，打开一看，却是一堆臭烘烘的东西，像是用某种特殊矿物质腌制而成的肉排。”

“能吃吗？”我吞了一大口茶水，然后端起茶壶给自己续上。

“分析问题的时候别忘了参考背景，闹饥荒的年代你奶奶还煮过树皮汤哩。”

“那世代相传的红珊瑚项链呢，咱们家怎么没有？”

“咱们家确实有一条红珊瑚项链。”

我疑惑不解地睨视着父亲，他随即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头，接着补充道，“不过，都丢了好几十年啦。”

“怎么丢的？”

父亲将茶碗轻轻地搁在茶盘中央，双手平摊在膝盖上，出神地凝望着前方，浓密的睫毛快速地扑闪了几下，像一台接到指令的计算器般迅速地从资料库中索引出提问者亟待的答案。我知道这又将是一个披着神奇色彩的故事，但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电影中虚构出来的人物，也不是民俗中被神化了的先民，而是真真切切的我父亲本人。

故事开始之前，父亲提了一个我以为自己早已知悉的问题。

“你知道爸爸有几个兄弟姐妹吗？”

“就大伯一个啊。”

父亲摇了摇头，继而进入了沉重的叙述。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以下我将以第一人称来对此进行复述。

不算很久的很久以前，我的父亲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只身一人上省城闯荡。那时他才十三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本应跟着村里的老船夫出海学习捕鱼，可他偏偏不愿意踏上祖辈打下的老路。而事实证明，我的父亲的确是一块创业的好料，仅到中年便在省城坐拥四家商铺。虽然常年经商在外，但是对于寻求帮助的同乡，他从不吝于伸出援手，所以父亲在村子里的声望颇高。但恰恰是这些所谓声望，差点儿让他摔得站不起来。

“人怎么能那么坏呢？”直到现在回想起来，母亲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那些平日里笑脸盈盈的同乡，转眼间便成了凶神恶煞的霸王，闯进我们家，说父亲是资本主义的走狗，把能搬动的东西都搬走，而搬不动的便就地砸烂，势必要搜出给父亲定罪的铁证。那是一九六七年，父亲给打成右派关押了起来。白天，被捆起手脚塞进笼子里游街示众；晚上，被泼冷水等着轮番的逼供与教化，几个月下来，原本体格强健的父亲已变得形容枯槁。情急之下，母亲只好将商铺的房契给烧了，以至于后来平反的时候，这些铺面只能沦为无名铺而收归公家。许多年以后，父亲还带着哥哥和我去看过那些铺面。那条叫做博爱南的商品街，左起四号、六号、八号、十号，这四间相连的铺面都是我们家的，或许该说本应是我们家的。

那时候的我还很小，对于这一切并没有太深的印象。后来哥哥告诉我，当他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父亲被塞进笼子里推到大街上，沿途被人投石子、砸臭鸡蛋、丢烂菜皮的时候，他发现，人群里既有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也有昔日友好的街坊邻居，其中还有不少人是父亲曾经帮助过的。然而，他永远都忘不了的是，那些砸得最狠的，竟然是接受过父亲恩惠最大的人。

“人性，是丑陋的，经不起考验的。”哥哥不止一次这么对我说过。你以为，那些你曾经帮助过的人，至少会在你落难的时候展现出怜悯之心，但是，往往这些人就是最容易落井下石的人。

批斗告一段落后，父亲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的印刷厂进行改造。当时，除了省城以外，大多数地方都还没有通车。于是，父母亲带着哥哥和我徒步跋涉了七天七夜，才抵达所谓的改造之地。从此，我们一家四口背井离乡，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展开了新生活。

虽然当下的日子大不如从前，但是母亲却绝口不提从前的生活。她说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整整齐齐的就足够了。只可惜父亲在那时的酷刑中落下了病根子，以至于后来，苦日子好不容易到头了，却来不及享福就走了。

说到持家，还没人比得上母亲。那时候物资匮乏，有口粥喝就已经很不错了，根本不敢奢望配粥的小菜。天气好的时候，母亲会带着我们兄弟俩上山挖野菜。野菜吃光了，我们就把漫坡熟落无人问津的野椰子搬回家，母亲把椰子肉刮成细丝，用粗盐腌制好再晒成干，然后储存在罐子里。每天早晨煮上一锅白粥，盛上热腾腾的一碗，再从罐子里夹一点儿盐渍椰丝拌上，便成就了我们美味的一餐。经太阳晒过的椰子肉散发着一股奶油的清香，就像经磨难洗礼的我们家充斥着一股雨后的爽朗。

在我们落户的印刷厂宿舍，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是敞开的，人们有时候为了抄近道，从别人家横穿而过回到自己家是常有的事，过路时在别人家里倒一杯水解渴也再平常不过了，从来没听说过谁家丢东西。然而，这个彰显邻里间优良德行的习惯，在我们到来的第二个年头便被打破了。

那天早晨，母亲把父亲刚领的二十块工钱放到墙上的提篮里便前往供销社领口粮，生怕带着这么多钱出门会弄丢，所以放在家里图个安心。谁知领完口粮回到家，提篮里的钱却不翼而飞了。那时候的二十块钱，可是我们全家四口人一个月的开销。

“阿弟，妈妈出门的那段时间，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人经过咱们家？”结束了工厂里的学习回到家的哥哥得知我一直在家门前玩耍后便立即询问道。

“我看见隔壁的翁阿姨从我们家经过。”

“还有呢？”

“没有了，就翁阿姨一个人。”

“那一定是她拿走的。”

“不能随便诬赖别人！”

“妈，你想想，我们两家素无来往，而且她就住在隔壁，根本没有必要穿过咱们家。”哥哥再次向我确认，“阿弟，你确定没有其他人经过咱们家？”

“嗯！”上午大部分人都在厂里干活，游荡在院子里的人并不多。

“走，我们去看看。”

哥哥拉着我，直奔翁阿姨家，焦急的母亲像个小女孩似的，紧紧地跟在我们兄弟俩的身后。翁家的大门虚掩着，哥哥轻叩了两下，门便“吱呀”一声自行打开了。

此时，翁阿姨和自己的孩子——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孩，正端坐在一张小木桌前，津津有味地吃着午饭。我瞥了一眼，发现桌上摆了两只装得满当的盘子，里头不仅有蔬菜还有极其罕见的肉排。

“翁阿姨，您上午来我们家是有什么事吗？”

面对哥哥劈头盖脸的询问，翁阿姨迟迟不作回应，她的目光越过我们，扫向后方的母亲。

“是这样的，我们家丢了二十块钱，不知道……”

“这话是什么意思，看我们孤儿寡母的好欺负是吧！”还未等母亲解释完毕，翁阿姨便厉声抢话。

“不是，小孩子说瞧见你从我们家经过。”

“小孩子说的话能信吗！”

“怎么回事？”

收工回家的父亲循声来到了这里。于是，母亲便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事情的经过。

“阿弟说看见翁阿姨从我们家里穿过，她走过之前，钱还在，她走过之后，钱就不在了。”哥哥按捺不住地向父亲报告道。

“小孩子说的话能信吗？”翁阿姨再次重复道，不过这一次，她的语气明显缓和了许多，脸上也爬满了笑纹。

“我相信我的孩子。”父亲侧过母亲和哥哥来到我身旁，厚实的手掌落在了我的肩上。

翁阿姨的笑脸瞬间融化了，她先是面无表情地愣了几秒，然后像是被蛇咬了脚后跟似的，瞬间跳了起来，双手高高地抬起，再重重地拍在膝盖上，随即“扑通”一声跪坐到地上，伴随着夸张的哭腔大喊冤枉。她伸出双臂紧箍着自己的孩子，双眼骨碌碌地来回扫视着，好似周遭围满了食人的怪兽。不知是被自己的母亲给抱疼了还是吓坏了，那个男孩顿时“哇哇哇”地大哭了起来。

“你们一家人是要把我们母子俩逼死吗？”

这一幕似乎勾起了母亲先前所遭受的痛苦记忆。她摆了摆手，示意我们先回家再说。经过商讨，父亲认为还是暂且不追究为妙。由于没有切实的证据，再加上父亲的尴尬身份，所以，为了不节外生枝，这件事情只好作罢。

那时候的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如果错的事情没有经过改正，那么一切只会越来越糟糕。

学徒期结束后，哥哥去了电厂工作，每个月的工钱是十六块，包食宿。他留下四块钱当生活费，其余的都交给了母亲，还特别叮嘱她从中拨出两块钱为我购置图书和文具。平日里，母亲除了教我读书写字以外，还会到食品厂里做一些零工，比如制作面条或糕点什么的。有时候我也会到印刷厂里，领一些牛皮纸和糨糊回来，裁制成信封。我的最高纪录是一天裁制出四十三枚牛皮纸信封，四角和贴边完美对称的那种，只有这样的信封才能以两枚换取一分钱的手工费。

生活条件逐步好转后，母亲怀上了身孕。五月里，家里迎来了新成员，是个妹妹。洗浴礼后，父亲郑重地将一条宝石项链佩在了妹妹的襁褓之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一个小女孩，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通身上下粉嫩得宛若一颗初熟的桃子。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项链，红彤彤的圆形宝石，总共有三十二颗，中间还吊着一方蓝灰色的卵状坠子，仿若一串熟透的石榴籽间夹着一颗饱满的桃金娘。父亲告诉我们，这条祖传的项链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红色的宝石是红珊瑚，蓝灰色的是蓝珊瑚，坠子的里侧还篆刻着一个“杨”字。他还说了，这条红珊瑚项链能保佑妹妹平安长大。

我不知道这条红珊瑚项链三百多年以来曾保护过多少小女孩平安长大，我只知道我的妹妹并不是其中一个。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才当了九天哥哥的我，却永远地告别了这个身份。

那天下午，我准备把裁制好的信封拿到印刷厂里换工钱。出门前我走进里屋瞅了瞅，母亲有些疲倦，刚喝过母乳的妹妹也开始犯困了。我凑上前亲了亲这只小粉桃忽闪忽闪的长睫毛，然后将房门虚掩上，抱上信封带上大门，阔步前往印刷厂。

走进工作间的时候，恰好碰上了厂长叔叔。他笑容可掬地接待我，并亲自点算信封，完后递给了我一块七角钱。

“总共三百五十枚信封，两枚一分钱，那不是一块七角五分钱吗？”

“好几个都粘歪了！所以扣了尾数。”

厂长叔叔的笑脸瞬间凝固了，大手朝我挥了两下便信步走开。我没有再做争论便自行离去，虽然我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每一个信封，每一个折角，每一条接缝，我都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了。就算有误差，也不是单凭肉眼就能够看得出来的。五分钱，五分钱都可以买五支冰棍了！尽管吃了闷头亏，但我的心情却没怎么受到影响，我攥着一块七角钱蹦蹦跳跳地往刘婆婆家跑去，一心想着，做哥哥的人领了工钱总得给家里添置点什么。

刘婆婆家是整个县城里唯一一个可以用钱买到东西的地方，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我知道。

我买了一大包糖果，花了一角钱，这是给母亲的，她最近精神不太好，总觉得嘴里苦苦的；十小包酸豆角，也花了一角钱，这是给父亲和哥哥的，夏天就快来了，酸豆角泡水可以解暑气；还有一枚发夹，上面镶着一只银色的蝴蝶，看起来十分精致。刘婆婆说这个可是舶来品，所以比较贵，花了我整整一块钱，不过没关系，因为这个是给妹妹的。末了，刘婆婆还塞给了我一小叠布满手写字的稿纸，她说那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写的故事，晓得我爱读书，所以白送不收钱。

回家的路上途经印刷厂，又撞见了厂长叔叔，他示意我等一等，然后走回工作间捧出了一大叠用麻线扎起来的牛皮纸。

“小家伙，你的手工还是不错的！”

我点头致谢并接过牛皮纸。然而心中却暗自思忖，我当然知道自己的手工不错，而且是相当不错。不过，下一次得避开您再交工。

回到家的时候，我发现大门张开了一条缝（但是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出门时已把门带上了）。我疾步穿过厅堂，倏然瞥见一个瘦小的黑影从后门钻了出去。我立即追向前去，迅速穿过后门，然而却没有在外头捕获到任何身影。

此时，左侧传来了“咔嗒”的一声，我循声扭过头，只见隔壁屋子的后门底下露出了一截黑色的织物，我移步向前，那截黑色的织物便像是缩进壳内的蜗牛裙边般，“咻”地一下被抽了回去。

我返回家中，将前后门统统关紧并上锁。然后推开里间的房门，从缝中张望——母亲和妹妹还在睡觉。于是我回到厅堂，将牛皮纸摊在地上，开始干活儿。我得趁妹妹长大之前多赚点钱，好把刘婆婆家的稀罕物都给她买回来。

不知过了多久，房内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大抵是母亲醒了。我仰头瞟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已是下午五点半，我得赶紧粘好手上的这枚信封，才好去抱妹妹。

“阿弟，把妹妹抱过来。”

“嗯？”正在给信封中线贴边的我头也没抬。

“把妹妹抱过来！”

“妹妹？”我放下手上的活计，穿过房门来到母亲跟前，疑问道，“妹妹不是在床上睡觉吗？”

母亲伸头看了看床下，又抖了抖被子、再摊开那张我先前以为妹妹就被裹在里面的小毛毯，然而里头却什么都没有。

当我跑到印刷厂找到父亲，再同他一起回到家的时候，母亲已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嘴里还呢喃地叨念着什么。父亲将她安抚好，便把家里没有翻过的地方翻了一遍，而已经翻过的地方又再翻了一遍，结果还是没有发现妹妹的踪影。确定事情的严重性后，父亲吩咐我去告知厂长叔叔，好安排人去电厂通知哥哥。

虽然比起母亲，父亲看起来要镇定得多，但他说话时不自然地抽搐着的嘴角却出卖了他的乔装。而我则如同中了闪光弹似的，“轰”的一声脑袋里一片雾茫茫，什么都不敢想，只能行尸走肉般地执行着大人们给我下的指令。

待我随着厂长叔叔和父亲的工友们回来的时候，父母亲已把宿舍大院内外围都搜遍了，可还是没有任何一点线索。

“一个不会走路的娃娃，肯定是让人给抱走了，先从附近开始挨家挨户地查起来！”

厂长叔叔一声令下，大家立即分为两个小组，父亲带着我和两名工友叔叔，厂长则带着其余的人，兵分两路对院内的宿舍进行检查。然而，近百户的大院却没有一户人瞧见我的妹妹，或者其他可疑的行迹。这时候哥哥回来了，了解情况后，他认为我们应该去警察局报案。

“别把事情给闹大了！”

“一条人命的事情，本来就是大事！”

哥哥不理会厂长叔叔的阻挠，执意带着父亲前往警察局。民警叔叔随着他们回来的时候，已是晚上将近十点钟。虽然父亲已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过了，但民警叔叔仍坚持要亲自询问母亲。

“最后一次见到孩子是什么时候？”

“中午，我给她喂了奶。”

“几点？”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发现孩子不见了？”

“醒来的时候。”

“几点？”

“我……我……我不知道。”

母亲突然双手掩面，“呜呜呜”地哭了起来。一旁的父亲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在场的人们无不露出担忧的神情。

“下午五点半！”我插嘴道。

“嗯。”民警叔叔低头做了记录，然后转身将目光投向我，“你最后一次见到妹妹是什么时候？”

“下午三点一刻，我出门之前。”

“什么时候回到家？”

“四点钟。”

“这个时候你妹妹在家吗？”

“我以为妹妹和妈妈睡在床上。”我默默地低下了头，将两只手的手指交缠到一起，并接着说道，“直到妈妈醒来后，我才发现妹妹不见了。”

“从回到家直至发现妹妹不见了的这段时间，你在做什么？”

“我一直在厅堂里弄信封。”

“有没有其他的来访者？”

“没有。”

“嗯。”民警叔叔环顾四周，接着说道，“初步断定，孩子可能是在三点一刻至四点左右失踪的，重点排查一下这段时间周围的人流情况。”

我望着床上揉作一团的小毛毯，心中顿时衍生出一股懊恼的情绪。倘若我当时不那么执迷于信封，说不定就能早点发现其中的蹊跷。但恰恰是这股懊恼之情，迅猛地击散了我脑海里的雾气。于是，我的思绪也随之清晰了起来，关键信息便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了尖尖角。

“叔叔！”我扯了扯民警叔叔的衣角，不无激动地说道，“我回来的时候看到有个黑影从后门跑了出去。”

“看清楚是谁没？”

“没，但是看上去瘦瘦小小的，像一个阿姨。”虽然我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确定那个黑影就是隔壁的翁阿姨，但却不愿有任何一点指认的动机出自于偏见，哪怕只有区区的百分之二十。“我立马跟了出去，那个黑影就钻进了隔壁的后门。”

“隔壁？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

在厂长叔叔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翁阿姨的家门前。

厂长叔叔轻轻地叩了叩门，屋内没有回应。于是民警叔叔跨步向前，用力地敲击了三下门板，并朝屋里喊道，“民警办案！”不一会儿，里头响起了轻快的应门声。

当门打开的那个瞬间，我内心那百分之二十的不确定性便打消了。此时此刻，我百分之百确定，眼前这个身着黑色棉布长裙的女人，就是今天下午从我们家后门溜出去的那个黑影。

“是她！民警叔叔，我今天看到的就是她！”

“小家伙，这话可不能乱说。”厂长叔叔瞪了我一眼。

“我没有乱说。她一经过我们家，妹妹就不见了，就像以前的二十块钱一样！”

“欸，你这个小家伙……”

“没事儿，那就进来看看吧。”那个女人款款地退到一侧。

我们遵照吩咐跟在民警叔叔身后的一米开外，看着他逐一检查屋子内外的各个角落。那个女人则斜倚着墙面，一脸任你宰割你亦无处下手的神情。果然，我们一无所获。最后，民警叔叔将目光投射到里间的床上——上面歪七扭八地铺着一张被子，中间鼓起了一个人形小包。

“那是我自己的孩子。”那个女人主动走向前，扯了扯被子，里头露出一个熟睡的男孩，小脸闷得红彤彤的。然后她慢步移向房门，以一副下逐客令的姿态说道，“没问题了吧？”

母亲倏地瘫坐到地上，将挽着她的父亲也牵倒了。我和哥哥立马蹲了下来，一人一边搀扶着他俩。这时候，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闯进了我的视野。

“床下有东西！”我直指床底，冲着民警叔叔喊道。

“有完没完啊你们！” 那个女人尖声嚷道。

“床下真的有东西！”哥哥接声喊道。

“你们这些人到底要玩什么花样！”

民警叔叔抬手示意大家安静，并从腰间卸下手电筒，拧亮后屈膝蹲下，我们也跟着蹲了下来。那个女人笔直地站在一旁，将双臂交叉于前胸，指尖拍打着臂膀，眼睛斜睨着窗外。顺着手电筒的光束，我们一行人的十几只眼睛全都聚焦在那个黑乎乎的东西上。不一会儿，民警叔叔最先站了起来，他抚平制服上的皱褶，拧灭手电筒的光源，然后将它别回腰间。于是，我们也逐一地站了起来。

“只是一块石头。”民警叔叔细声说道。

“我就说了，小孩子的话不能信。”

我和哥哥如同丧家犬般耷拉着脑袋一句话都吐不出来。

“行了行了。”厂长叔叔用力地挥了挥自己眼前的空气，接着宣布道，“我看这件事交给民警同志来处理就好了！”

于是，在厂长的推搡下，大家陆陆续续地迈出了大门。跨过门槛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眼，瞥见厂长叔叔把手搭在那个女人的肩膀上，侧过脑袋轻声说了些什么，那个女人颔首点头，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十几天过去了，父亲和哥哥天天往警察局跑，可是一点进展都没有。母亲则日日以泪洗面，好几回哭着哭着就晕厥了。由于耽误了大半个月的工，父亲和哥哥不得已只好于今日午休后双双返回工作岗位。

父亲和哥哥离家后，母亲便决意上食品厂帮工，说是留在家里会受不了。我实在拗不过母亲，只得目送她离去。

我一个人回到房间里，从枕头底下拿出了我的宝贝们：一大包融得像怪物一样的糖果，十小包烂得像稀泥似的酸豆角，还有那一叠皱巴巴的稿纸，看上去像是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旧报纸。唯独那只停歇在发夹上的银色蝴蝶，还是如此神采奕奕，似乎只差魔法师的轻轻一点，便能幻化成真，扑闪着双翅飞出窗外。我忍不住又哭了起来，泪水汩汩地划过脸颊，落在那堆稿纸上，发出了“啪嗒、啪嗒”的声响。

我拿起其中一张，发现好几处被浸湿的地方已经洇开了。刹那间，那句奇妙的句子便闪现在我眼前——

“一旦你排除了所有的可能性，那么剩下的，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一定就是真相。”

这句话像是一条入侵大脑的寄生虫般即刻攫获了我的神经元。

直到现在，我还是弄不明白，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促使我去做这件事情。当时的我就像一头上了犁具的水牛，只顾得上埋头耕地而无暇思索。

我的本能告诉我：此时此刻，那间屋子里阒无一人。于是，我从父亲的工具箱中找出了辅助的器具——那是一把不锈钢制的锉刀，一头是带有磨砂的锥形刀体，另一头是阻力十足的橡胶手柄。我小心翼翼地将锉刀塞进裤兜，再攀上那间屋子的后窗，悄悄地潜了进去。

我径直地穿过厅堂来到里间，一鼓作气钻到床底下，近距离地观察着眼前的这颗大石头。它的直径约莫三十公分，外表凹凸不平，呈不规则球状，看上去像一颗巨大的释迦果。我用指节轻轻地敲了敲这颗石头，再将耳朵贴紧着它的外壁，便听见里头荡起了一阵“嗡嗡”的回音。

这颗石头竟然是空心的。然而，它的周身却是紧密且封闭的。不可能，既然它是空心的，那就说明总会有一个开口。我灵机一动，往它的侧面使劲儿一推，这个浑圆的怪物便摔了个九十度的跤。果然，蹊跷就在底部。

我以全新的视角再次观察眼前的东西，发现它根本就不是一颗石头，而是一只奇形怪状的土瓮。土瓮的开口设在底部，内凹的盖子紧紧地嵌在瓮体之中，仅露出一圈细如发丝的缝隙。我小心翼翼地把锉刀的尖端楔入缝隙，然后从平行的方向捶击着手柄，将单薄而坚硬的刀体一点一点地嵌入瓮中，当锉刀的三分之一消失于瓮体时，我便换以垂直偏斜的方向使出最后一击。盖子“嘭”的一声弹开，随之传来了一阵浓烈的恶臭味。

我曾经闻到过类似的味道。有一回，我在院子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只倒扣的大碗，周围散发着一股奇臭无比的味道。我很好奇里面究竟是什么，于是便找来了一支木棍将大碗挑开，愕然发现底下躺着一只巨大的死老鼠，稀疏的毛发间露出了青白的皮肤，腐烂的吻部暴出了黄色的尖牙，原本是眼珠的地方只留下了两个黝黑的洞孔。最不可思议的是它腹部，鼓胀得像一只小皮球，而且还在隐隐地蠕动着。我用木棍轻轻地戳了戳，薄如蝉翼的肚皮便瞬间爆裂，涌出了一堆白花花的大肥虫，臭味也愈加浓烈，一度让我感到呼吸困难，就像此时此刻瓮中传出来的味道。

我凑近土瓮的开口，发现里面堆满了黑乎乎的块状物，我用锉刀刨了一下，其中一块便滚了出来。我戳了戳这块掌心般大小的东西，感觉它既柔软又富有弹性，好像是一块腌肉排。对了，就是曾在那个女人的餐桌上出现的那种。我将锉刀探向土瓮深处搅了搅，感觉好像碰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我试图将它钩出来，可是随之涌出的臭味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我开始感到头晕胸闷，于是只好将锉刀抽回。这时候，我发现刀尖上似乎挂着什么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串珠，在微光中闪烁着红色的光斑。

我顿时弹了起来，后脑勺重重地撞到了床板上，但是却没有感觉到一丝疼痛。眼前的景象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个十岁的孩子所能承受的范畴，于是，我的身体便进入了自动航行的模式，本能地按下关闭痛觉神经和自我意识的按钮，将一切能量倾注于运动神经，以最快的速度逃离当下的情景。我倒退着爬出了床底，手脚并用地跑出房间，像一只壁虎似的迅速地贴上窗台，从顶部的空洞钻了出去。触及地面的那个瞬间，我便如同一只瘪掉的气球，倏尔瘫软在地。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意识开始逐步苏醒了，山崩地裂的痛感顿时自后脑扩散开来，翻江倒海的浪潮即刻从胃部涌上喉头。我强忍着不适，双手撑地一跃而起直奔印刷厂。然而我踏遍了所有的工作间，却寻不着父亲的踪影。突然，一只有力的大手将我的肩膀攫住，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厂长叔叔。

“你跑哪儿去了！你妈出事了，你爸找不着你就先去医院了，你赶紧也去吧！”

我撒腿就跑。出了印刷厂大门左转直走，过两个路口再右转就是医院了。我抛开所有的杂念，将精力集中在双腿上，得跑快一点儿，再快一点儿。区区千余米的距离，平日里几分钟就能跑完，可是对于此刻的我来说却是无比的遥远。

抵达医院的时候，母亲还在进行手术，父亲和哥哥则等候在手术室门外。哥哥告诉我，母亲在制作糕点的时候晃了神，连手带面卷进了制面机里。我又如同中了闪光弹似的，“轰”的一声满眼雾茫茫。我曾经见过食品厂里的制面机，比我的身高还要宽，比哥哥的身高还要高，别说手了，把整个人卷进去的力度和空间也是有的。

待母亲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窗外的天空已挂起了殷红的霞光。医生说，母亲的两只手掌呈粉碎性骨折，皮肉都被压烂了，所以手术过程比较繁杂。筋骨已经接上了，但是关于能否恢复到正常使用范畴的这个问题，目前还不能做出判定。

我们仨默默地站在病床边，守着还未脱离麻醉状态的母亲。她的脸色看起来红润得不太正常，脸庞也肿胀得有点变形了，两只像是戴了拳击套的手被高高地悬挂在一个不锈钢的架子上。父亲转向一侧，用袖口来回地揩着脸，我知道他哭了，而我和哥哥也早已泪流满面。

过了一会儿，父亲吩咐我们先回家收拾收拾，他则留在病房里等母亲醒来。于是呆若木鸡的我便被哥哥强行拽离了病房。

走出医院大门后，哥哥松开了手。我踉跄了一下，一屁股摔倒在地上，这一摔便唤醒了我脑海深处的某一组神经元。

“哥，那个不是石头！”

“什么？”哥哥回过头来，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此时此刻，我心中的愤怒与悲恸总算挣脱了恐惧的钳制，我告诉哥哥我是如何闯进那间屋子，然后发现那个秘密的。我的嘴如同卸下保险杠的重型机枪般，扑哧扑哧地向他投射出连珠炮弹。说完了，才发现自己的牙齿在打颤，身体也在摇晃，若不是哥哥的两只手紧紧地扣着我的上臂，我可能连站都站不稳。

“先别和爸妈说。”

“为什么！”

“我们现在就回去看看。”

回到院子里，我们发现隔壁的屋子和我们家一样，沉浸在一片漆黑之中。哥哥带着我先回到家中，从斗柜里翻出一支手电筒，再从灶台边拎起一把小斧子。然后来到那间屋子的后门处。

“门没关！”

正准备带头攀爬窗格的我被哥哥拦了下来。他快步向前，一手举着电筒一手拎着斧子，我则紧紧地跟在后头。我们穿过后门走了进来，发现厅堂的中央斜立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一些油兮兮的盘子，还搭着几只长短不一的筷子，地上零星可见点点黑色的污渍。我们穿过厅堂走进里间，发现这里更是凌乱不堪。一团团肮脏的衣物随处散落在地上，靠着床沿的斗柜里还拉出了一张破烂的被褥，一坨油黑的棉絮从裂口中喷涌而出，看起来像是一只巨型的飞蛾幼虫。我们接着走向床边，哥哥停顿了几秒，回头向我扬了扬下巴，于是我们几乎同时屈膝蹲下。

黑黢黢的床底下，手电筒的光束犹如火舌般巡回扫荡着，但却迟迟未能捕获它的既定目标。我们匍匐着钻到床底下，木然发现原本安放着那只奇怪土瓮的地方，只留下了一个同样奇怪的印迹，旁边还有一把脏兮兮的锉刀。

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父亲的讲述就此结束。

厨房里传来了汩汩的水流声，本应东西对流的穿堂风却丝毫不见其踪。我身上的棉布衬衣早已被汗水给沁湿了，可我不仅没有感到一丝炎热，反倒还觉得有点儿冷，像是一只躺在冰箱里的烂柿子，一边淌着腐热的汁液，一边冻得瑟瑟发抖。

“后来呢？”

“后来这就成了一个绝口不提的秘密。”

“为什么红珊瑚不保护……”

“可能是我们离家乡太远了。”父亲双眼失焦地涣散着，然后接着问道，“小翁他爸爸曾经也住过印刷厂是吧。”

“……嗯，四十年前。”

“这几十年来住过印刷厂的翁姓人只有一家。”

我没有接腔，但却隐隐地意识到接下来的对话将会超出自己的承受范围。

“翻翻你项链上的那颗蓝珊瑚坠子，看看是不是刻了什么？”

我下意识地拽住了脖子上的项链。不用看我也知道，上面篆刻着一个“杨”字。我认为，至少曾经认为那是男友以我的姓氏而特别定制的。

我回头望向厨房的方向，只见妈妈独自一人呆呆地站在门框边。

“他呢？”

“……刚刚拎着垃圾跑下楼了。”

玄关处塞着袜子的运动鞋静默地躺在地板上，看起来似乎它的主人很快就会回来了。然而，他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在整个县城里，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父亲与我的谈话，也不知道如果他听见了会对此作何反响。我从来没有机会向他询问所谓的真相，而他的不告而别似乎演变成了无需多言的佐证。

倘若有机会相遇，你仍会看到那条在我脖子上闪闪发亮的红珊瑚项链，圆润饱满的红珠子间挂着一颗透着蓝光的坠子。真的是一条非常好看的项链。

图 | lina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