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之后，我到中环那排鳞次栉比富丽堂皇的写字楼里上班。每天早晨走到这里都觉得空气分外凛冽，要深吸一口气才有勇气踏入电梯。
我觉得在中环工作的人都没有心，他们从来都不笑，也不会哭，他们可以表面说着甜言蜜语，称赞你的裙子，替你买咖啡，为你开门，背后毫不手软就捅你一刀，他们为了获得金钱可以付出一切代价，包括时间，包括健康，包括身体，包括爱，准确来说，是假装的爱——没有心的人又如何去爱呢？
我上班的第一个月就要加班到凌晨，同事都觉得习以为常，没有人抱怨，没有人质疑，他们每天坐在椅子上岿然不动仿佛是公司买来的一件家具，他们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依然要化妆，打理头发，穿搭配好的紧身西装和高跟鞋，在踏入办公室的那一刻风姿绰约地一撩头发。
“要先穿着一双对的鞋，才能走一条对的路。”这句颇似偶像剧台词的话由我那个整日不苟言笑，弹指一挥间就签下一单大合同的女上司说出来，不仅没有一丝浪漫的味道，更像是战斗开始前的冲锋号角。她那四英寸的尖头高跟鞋就像兵器一样寒光凛凛。说话的时候，她嘴角抿得紧紧的，把一份写了修改意见的报表毫不客气地扔过来，限我在十分钟之内去打印装订成二十份，送到2101号会议室里面。
我的闺蜜张楚楚在中环如鱼得水，因为她不喜欢浪漫，只爱钱。
她的性格比男人更坚韧，做起苦活累活比男人更积极，她是可以赤手空拳勇斗恶龙的勇士，还能把男人保护在她身后。所以这么多年来，她的身边别说男朋友，连炮友和约会对象都绝迹了。
“人生苦短，赚钱都来不及，耍什么浪漫”是她的口头禅。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她是个有故事的女人。
张楚楚喜欢中环，因为中环和浪漫毫无关系，她常常嘲笑那些陷入爱河的人们，爱情让他们有了软肋，没办法再那么无情。我有一个平时毫不注重外表，永远都穿皱巴巴衬衫和肥大西装裤上班的女同事，有一天突然开始描眉毛画眼线，穿剪裁得体稍微有些透的白衬衫和恰到好处包住臀部的紧身裙，并不是因为她坠入爱河，而是她听说新来的老板喜欢看女下属画眼线穿裙子。我那个不苟言笑的女上司，为了让合同金额后面多个零，一顿饭时间对着客户的财务总监抛了无数个媚眼，一会儿装开不了矿泉水瓶盖，一会儿又抢着给客户拍去肩膀上子虚乌有的灰尘，她因为不好笑的笑话笑得差点把自己摔到客户怀里去，然后在合同黄了的那一刻突然恢复凶神恶煞的模样。
楚楚虽然爱钱却不让人讨厌，是因为她对自己抠门到了一个境地： 我们出门去逛街的时候，只要能走得到的地方，她绝对不会打车，有自动饮水机的地方，她绝对不会买矿泉水。有一次吃饭，老板多收了我们十块钱，她咄咄逼人地理论了半天，直到老板把整顿饭都免单了为止。
而且她在除了钱之外的所有地方都很善良大方，只要不用拿出钱包，她就笑容温暖像天使一样：她像个男子汉一样替我搬过家，我生病时煲过其实并不好喝的鸡汤给我，汤里面还加了各种据说补身子的草药，我失恋的时候，她在湾仔的酒吧找到我，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酒瓶，连哄带骗地把我塞进的士。
我并不打算探听张楚楚为什么对自己那么抠门。现实已经足够残酷了，我们总是聊些云淡风轻的东西，像孩子一样吃炸鱼和薯条，喝珍珠奶茶。
直到有一次楚楚突然就抱着一大堆酒来了我家，一进门，二话不说就坐下开始喝。她说了很多胡言乱语，流了很多眼泪，我也就知道了她的故事：楚楚原本家境很好，却摊上了一个爱赌博的爸爸。她从小住在沙田山上的大宅子里，门口有喷水池，对面有网球场，每天上下课都有保姆和司机陪同。直到她九岁那年，来讨债的大耳窿把喷水池砸了，把网球场封了，她家的墙上用红色油漆写满了辱骂和威胁的话语，一月的寒风从被砸碎的窗户吹进来，妈妈抱着她和两个妹妹哭得瑟瑟发抖。
她的父亲带着情妇去澳门赌博，欠下千万赌债，知道闯了大祸，立刻就买了机票飞去加拿大避风头，却让楚楚小小年纪就知道了人生的残酷。
楚楚被从大宅子里赶出去，一家人挤在唐楼里面住。唐楼是用一套三室两厅公寓中的一个厅改建的，地上挖了个坑就算厕所，厕所上铺块板子，天花板上按个莲蓬头就是浴室，门口摆了个小小的电炉是厨房，鞋子放在捡来的冰箱上面，沙发摊开来就是她和两个妹妹的睡床。夏天的时候唐楼热得像桑拿房，楚楚说最热的时候，连蟑螂都爬不动，有气无力地缩在角落。
楚楚的脸上根本看不出来她有这样的童年，她很少显露情绪，最难熬的时候，也只是坐在一边不说话。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公关公司的高层，手里的客户都是法国或者英国的奢侈品品牌。她每天都在穿最新潮的衣服，面试模特儿，安排写手给新一季的衣服写评论，带着摄影师去拍六块腹肌的男模。
有的时候，她会把时尚品牌送来的零钱包和香水试用装送给我，有的时候她会把新品发布会吃不完的杯子蛋糕和酒打包带给我。我把她迎进家里来，看着她脱下高跟鞋，揉着红肿的脚趾头，然后粗暴地扯下假睫毛。她一举手一投足都美丽轻盈，但眼神却常常是黯淡的。
“还差五万块就够。”她查了查手机，“他妈的，今天股票跌了，不然就只差四万块了。”
楚楚的目标是银行账户里有三百万积蓄。我算了算，差不多正好够付一套一百平方米大的房子的首期。
楚楚的老爸在风头过去之后，又恬不知耻地回到了香港，天天上唐楼去找她的妈妈要生活费，她的妈妈又哭又闹，把家里所有的碗筷杯碟都摔得稀烂，但到最后耳根子一软，总是把钱包里的钱都给了她的爸爸，然后再像做了错事的小孩一样去求楚楚原谅，说怎么着也是夫妻一场，要同甘苦共患难。楚楚最后只好租了房子，把她妈妈接去住。等她爸爸发现，就再换一个地方。每次要填地址的时候，她都来问可不可以写我家的地址。
“因为我也不知道下个月我会住在哪里。”她非常平静地说，但眼底还是有深深的寂寞。
四月的时候股市大涨，楚楚打电话来报喜：“我攒够三百万了！”
“恭喜你！”我嫌发短信不够真诚，特意打电话过去。
“我辞职了。”她在电话那头说。
“啊？”我一下子愣住，就算首付够了，之后还要无穷无尽地还贷款。人们常常开玩笑说买了房子就像被判了监，从此一辈子都要做安稳笃定的工作，好确保每个月都有收入进账。
“我要去德国学音乐了。”
我知道楚楚喜欢唱歌，她在我家给我做饭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轻声哼唱，我也在不用加班的夜里，和她去过各种音乐会，陪她从爵士乐听到重金属，和她去仓库和废弃车库看过不知名的乐队彩排。每个人都有少年时代的爱好和未尽的愿望，我从来没想过有人可以真正实现它们。
“我在珠海给我妈买了间小公寓，剩下的钱，也够她花几年了。等她走了，我爸就再也找不到她了。”
“我的前半生，都是为了照顾妈妈，照顾妹妹，我九岁的时候，妈妈每天做三份工，我一个人出门给妹妹买牛奶面包，给妹妹洗澡，等妹妹睡着了再写功课。我原本可以去英国念硕士，但为了给妹妹赚大学学费而放弃了。我现在，终于可以试着为自己活一回。”
我挥手又替她叫了杯伏特加，并且体贴地转过去让她有机会擦掉眼泪。我习惯了看她大女人的一面，我们吃吃喝喝，把挫折当成段子讲，把伤口当成勋章。我不记得中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温情和忧伤，但重新想来，那些把自己伪装成男人甚至比男人还坚强果敢聪明能干的女人背后，是不是也有一段隐秘的故事和一颗柔软的心呢？她们穿着高跟鞋气势汹汹走去会议室仿佛走向战场，会不会也有脱下高跟鞋赤脚站在木地板上洗手做羹汤的时候？
“你还会回来工作吗？读完音乐之后。”我问她，大家总理所当然地觉得搞音乐搞艺术的人赚不到钱。
“不知道啊。”楚楚耸耸肩，“穿时髦的衣服出入高档餐厅过去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却不是我的生活的必需品。为了身外之物而忽略内心的所爱，岂不是本末倒置吗？”
很多人都喜欢中环，经手那些上亿元的交易让他们觉得自己很重要，看到自己为上市公司的媒体招待会贡献了一个数据，也很自豪。
在中环的会议室里面，每个人都穿白衬衫，黑西装，从黑色公文包里拿出笔记本电脑和各种会议记录，财务数据，法律文件，用各种语言讨论，吵架，撕逼，并且在极少数的机会下达成共识。这里没有儿女情长，不管是你你是个情痴还是个人渣都没关系，没有人会过问你是不是单身，当然也不介意已婚人士爬到对方的床上，你有本事，签到了合同，赚到了钱，别管过程有多么肮脏，都会有人向你献上鲜花，掌声，和新鲜的肉体。
我们每天都一边享受着高人一等的感觉，一边抱怨生活的艰难和苦涩，其实现实所谓的残酷，有多大程度是因为生活本就是艰难的，又有多大程度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套上了枷锁？
张楚楚大约是辞职了分外开心，她把酒杯一推，跑上酒吧角落那个小小的舞台，从歌手那里抢过话筒就开始唱。她喝得太醉，唱歌根本找不着调，但她的眼神那么专注与灵巧，像初春时分跑过山涧的小鹿。她最终还是逃离了她的命运，摆脱了从九岁开始就背在她身上的沉重枷锁。
张楚楚走的时候把她这么多年来搜集的唱片全给了我。她要切断和过去的一切联系，开始崭新的生活。而我则把那些唱片带去公司，夜晚通宵加班的时候听。
每拆开一张CD的时候，我就能看到她写在歌词本上面的评语。字里行间的她和作为公关经理的她判若两人。我非常念念不忘和她在深夜喝掉的喝些酒，喝酒时说过的那些话，并且希望可以说多一点。虽然是很多年的挚友，平时戴惯了面具的我们，毕竟还在对方面前有所保留。但生命里的美好事物总是说不见就不见，寻寻觅觅也没有用，只好顺着生活大步向前。
有一回我和客户的律师汤姆一起起草一份文件，晚上十一点开完会，却要在第二天早晨把修改好的表格发给经理。
我用电脑播楚楚的CD，汤姆突然很兴奋，他拉着我的手，问：“你也会跳Salsa?”
我摇摇头，我只知道Salsa是一种酱汁。
原来楚楚给我的CD里面是Salsa舞曲，汤姆是Salsa舞迷，可惜工作太忙，跳的机会越来越少。
那一晚我们加班到了早晨六点，然后搭乘第一班飞机飞去东京和客户开会。我们从成田机场坐车去新桥，汤姆滔滔不绝说着他喜欢的舞者，他喜欢的舞曲，他凑过来给我看他手机里面的跳舞视屏，我闻到他脖子上的古龙水香味。车窗外樱花开得像一片大海，在风吹过的时候扬起漫天花瓣，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死气沉沉的生活裂开了一条缝，而下一个瞬间，我便又在豪华却嘈杂的会议室里面，听着无谓的争吵，在计算机上算出各项开支和盈利，客户有了新的修改意见，不仅仅是改掉一段话那么简单，连带着要修改整个结构和布局。我和汤姆连续几个通宵在会议室里加班，吃送上来的外卖，睡在外面休息室的沙发上。我们连樱花都没有时间去看，只是总是在盒饭里看到樱花季特供食品，比如樱花味道的冰淇淋，樱花味道的人形烧。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非常恐怖，简直和活死人没什么分别。”汤姆在满桌子的纸张中抬起头来，用他那充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没头没脑地说道。
我已经困得连回答他的力气都没有，他叹口气，挣扎着站起来，把西装披在我肩上。
临走那天，合同签好了，条件优渥，价值不菲，经理兴奋地邀请我们去代官山吃法国菜，我在汤姆的示意下告了病假，他带我去了六本木的一间小酒吧，那一晚上正好是Salsa舞派对。
我不得不承认汤姆跳舞的时候比他起草招股书的时候迷人很多倍。就好像我们跳完舞出来看到的黎明比通宵加班之后看到的黎明也美丽很多倍。加班时候看到的黎明总是昏暗的，然后突然变得光亮起来，跳舞出来之后，我和汤姆看到天际那一抹蓝色，由深到浅慢慢变化，中间还带有一丝黄色，继而是红色，大红色，富有情感和朝气。
他脸上有大大的黑眼圈，皮肤因为缺乏睡眠而缺乏光泽，但他的眼睛和笑容都那么明亮，简直要灼伤了我。
我想起多年前的照片上，我也有这样的笑容，年轻，冲动，对生命充满热忱的笑容，仿佛可以无往而不胜，然后我就被变成了中环流水线中的一环，所有带有个人特质的东西都被抹去，他们并不需要我有任何的才华与技能，只需要我为公司赚钱。
张楚楚走了一年之后，我终于把她的唱片全部听了一遍。其间我大病一场，在上班途中突然呕吐不止，被地铁的员工送到医院里去。老板因为我突如其来的病假而大发雷霆，他让我在医院里保持阅读邮件，并且希望我提早结束病假回去做一个并购的项目。我想也不想就拒绝了，说出那个“No”字之后，我自己都吃了一惊。老板打电话到我的病房里，说走着瞧。
我索性把老板的电话给屏蔽了。
汤姆知道这件事之后冲我发了火，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话那么大声，我气得骂他：“你明明每天加班都比我更晚，还有脸说我。”
他叹口气，破天荒地六点钟就下了班，到医院来看我，他煲给我的汤比楚楚煲的好喝很多倍，装在一个昂贵的法国造的小汤盅里面。他穿着白衬衫，深蓝色西装，宝蓝色领带，坐在我的病床边看文件，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沙发的纹路印在脸上。
我回到公司的时候连辞职信都写好了，辞职信的样本还是楚楚给我的，楚楚告诉我，没什么大不了的，生活里面常常有无法预知的事情，但发生了也就发生了。我万万没想到老板突然对我很客气。她踩着高跟鞋走进来，用她通常和男人说话才会用的软绵绵声音问我，汤姆的律师事务所最近有没有接到新的项目，有没有什么可以和我们事务所合作的。
女同事都没有给我好脸色看，她们看到我坐下，刻意坐得离我远了些，仿佛我是某种病毒，她们用手捂着嘴交头接耳，却故意用了我能够清楚听见的音量。原本一起吃饭一起逛街的几个朋友，表面上不动声色地和我打招呼，暗地里却纷纷对我屏蔽了朋友圈。我依靠律师男朋友上位的传言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我都不知道是否发生过的事情，竟然在谣言里有鼻子有眼的。
楚楚在德国听到了这个，开怀大笑起来。她说，我会给你和汤姆写一首情歌，灌成CD寄给你，到时候你可以在你们的周年纪念上放。
托汤姆的福，老板批准了我的请假申请。我过去十五个月一天都没有休息过，竟然攒了一个月的假。汤姆也请了假，我们每天都在他家里听音乐，跳舞，有的时候去海边游泳，有的时候就窝在沙发上看一大堆老旧的电影CD。
他一边听音乐一边在桌子上敲着节拍，1234，5678，4和8的时候是空拍，他让我用手摸着他的身体感受跳舞的律动，每一块肌肉之间的连接和组合。
我们并没有在谈恋爱，我们在中环工作太久，没有了心，所以需要更长的时间来确定这是一段爱情还是一段艳遇。当然我们也没有想过就此辞职，一辈子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张楚楚耗费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攒够了三百万才得到了她想要的自由，而我银行卡里面的存款连她的一个零头都不到。
汤姆从厨房端着英国红茶出来，他是很精致的人，家里有上好的茶叶，银汤匙和骨瓷茶具。我们就坐在桌子两边，毫无浪漫和情欲地喝掉一壶加了柠檬的伯爵红茶。我们谈论音乐，跳舞，看演出的视屏，反复研究一个动作要如何才能做得好看。
律师汤姆反而讨厌任何形式的定义，解释，辩白。
而且，没有希望便不会有任何的失望，没有期待也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既然事情的发展总会和预想的不同，那么为什么不索性看岁月的洪流会把我们带到何处去呢？
我不讨厌中环，不讨厌唯利是图的老板，不讨厌冷漠的同事，不讨厌莫名的八卦和诋毁。世间本来就该如此残酷又冰冷的，我们常常误会了生命，觉得我们值得童话故事那般的结局，然后因为这些误会而伤心哭泣。我在中环学会了忍耐，寂寞，明白了平凡世界的艰难和苍老，又学会了收起锋芒保持谦卑。并且在可以的时候，唱一曲歌，跳一支舞，什么都不要去想，什么都不要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