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忘记那张丑脸，他太丑了，丑得堪比现代艺术，嘴巴宽厚，鼻梁塌陷，雀斑横生，两只小眼几乎没有眼白，仿佛刀片在倭瓜上划出的两个小口，让人一度怀疑他无法看清这个世界。
比长相更奇怪的，是他的名字——周红霞。这是女孩子的名字，是地道乡下女孩子的名字，没人猜得出他父母的初衷，或许连父母都曾松过一口气：幸亏这不是女娃，男娃长成这样，已属家门不幸。他的同乡大勇告诫我们，不要叫他“老周”或“红霞”，“老周”是他爹，“红霞”他会急，从小到大他只认“大霞”这一个名字。
大霞与我同上县中，准确说是县里的三中，是全县教学质量最差的高中。这里收容的尽是没考上一中二中的小败类，也从没有人自这里升上过大学，惶惶学子，碌碌青春，不过是为了高二结束时的会考，会考结束，拿着一纸高中文凭走人。
大家第一次在宿舍相会，坐在床铺上群聊，孩子们认识方式很简单，每人讲一个黄色笑话。我显然不在行，憋半天，憋出“莎士比亚”的老梗，多数人面露憾意，应付性咧嘴了事，他却不懂，扭头问身边的人，瞪着小眼期待答案，然后狂笑不止。谁都劝不住，越劝他笑得越放肆，他也不许任何人碰他，一个嗨到极点的人，全身都是敏感的。
当晚，他贿赂同学调换床位，主动与我做起朋友，自此阴魂不散，自习课挪过来聊天，放学拉我一起吃饭，连晨跑都故意挤到我后面。我虽然不敢正眼瞧他，还是接受了这份情义，大霞其实人不错，有着山里人特有的仗义与豪爽，只要你开口，他什么都肯干。
周末，大霞从老家带来一袋粮食，准备去食堂换成粮票，同学问：“大霞，这么一大袋子，你抱得动么？”大霞愣一下，搬起地上的粮食抛向空中，一边抛一边咬牙切齿地说：“你看我能不能！你看我能不能！”宿舍里哄笑起来，叫好声此起披伏，大霞受到鼓舞，咧着大嘴将粮食抛得更高。突然，他停下来，丢掉袋子收起笑意，撅着嘴巴说：“笑你们个头，就知道你们是爱笑话我们山里人。”大家笑得更开心，噼里啪啦摔倒在床铺上。
熄灯前，同学问：“大霞，你老说你一米七八，你能脚蹬住这边的上铺手摸到那边的上铺么？”大霞放下手里的书坐起来说：“什么叫摸到？我能手抓住对面的上铺，不信你们把我托起来试试。”众人托起大霞，大霞完成任务，正待炫耀，门口传出女班主任的声音：“都几点了闹什么闹！”所有人第一时间滚回床铺，只留下撑在空中的大霞。班主任走过来问：“红霞，你干吗呢？”大霞汗如雨下动弹不得，喃喃地说：“张老师，我……我没干啥。”班主任说：“还不回你床铺睡觉去！”大霞委屈地说：“张老师，我……我回不去。”
春季运动会，大霞代表我们班参加三千米长跑比赛。他显然不懂什么是三千米，枪响一刻即开足马力奔去，龇牙咧嘴，挺胸昂头，将一干名将远远甩在身后，全校师生惊呆了，一个个站起身来，哄笑声叫好声回荡操场。一圈半后，大霞体力不支，步伐失去平衡，像只中了毒的螃蟹，名将们陆续将他超越，接着套了他的圈，他停下来，望望天边的红晕，径直走回自己的班级。
我问大勇：“这家伙一直是这样吗？”大勇笑着说：“怎么会，以前在老家他不这样，他家特别穷，爹没本事，是个瘸子，娘跟人跑了就再没回来，他爷爷奶奶都嫌弃他们家，一直住在叔叔大爷家养老，总之他们家属于抬不起头做人那种，现在出来上学了当然很开心，这边没人知道他的底细，也没人孤立他。”
我相信大霞是享受自己的“活宝”身份的，因为再傻的人也能分辨出那些笑声的真伪，可他始终如一扮演着二百五角色，且乐此不疲。
黑暗中，他翻过身，静静望着我，我揉揉眼问：“怎么了？”他说：“莎士比亚……”然后捂着脸咯咯笑起来。
我们当初所在的那所县中，地处牛城郊区，毗邻火葬场，空气里终年弥漫着奇怪的焦糊味道。这种味道激发出青春期男生潜在的暴戾，从教学楼到宿舍，从校门到操场，每日杀声不断，几乎所有男生课余都在打群架。学校南门是主战场，逢周末，那里的群架动辄百人声势滔天，荒唐的是，这些群架多数以半娱乐姿态出现，同龄人间哪有那么多仇恨，大家不过是无聊，两三个学生的拌嘴片刻演变成一大堆闲人的群殴，只是为了精神层面的饱满。
大霞成为南门外的明星，不是说他身手多好，实在是参与度无人可比。各个年级，各个班级，只要认识他的都约他助阵，有时候两边应下来，不知怎么办，抽签决定帮谁，失败一方也不会恨他。大霞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出身不好，长相不好，成绩不好，甚至连个黄色笑话都不会讲，能够支撑自己在这个地方立足的，只剩下了仗义和豪爽，他期望自己无私的付出能够换来更多人的信任，然事与愿违，大家还是习惯将他当活宝，对他的期许，永远只是一阵缓解压力的笑声。
大霞开始挨打，各帮派火并规模越来越大，争相把握低年级新人，大霞成为这些新人们练手的靶子，他们有个共识：此君白打，不会记仇，不会告发。楼道里，食堂里，操场上，南门外，大霞和一个又一个男生动手，被一伙又一伙男生追打，他果真没放在心上，从未告发，他觉得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江湖恩怨，江湖上的恩怨，不算恩怨。
但他也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许别人打他的脸，每每失势关头，第一件事便是护住那张丑脸，任凭拳打脚踢就是不松手。我不理解，去问大勇，大勇说：“他爹当年就是被人打脸打懵了跌沟里摔断腿的。”也许是命运安排，大霞每参与斗殴总会被对方打脸，他的脸实在太大了，这种先天性的缺憾真是伤透了脑筋。
学校里最著名的地头蛇盯上了大霞，这次他无论如何是护不住了。他索性主动前去讲道理，义正词严地告诉对方：“过去无怨无仇，今后只想做个朋友。”地头蛇一路把他打出宿舍，再一路打到他的宿舍。最后，地头蛇打累了，嘲弄大霞，呼出一个耳光问：“今天打你的事，敢告诉老师吗？”大霞含着泪故作镇静地说：“你放心，我……我不会告诉老师。”地头蛇乐了，再捅大霞脑袋一下说：“那你说说我们这次该不该打你？”大霞委屈地挤了下眼泪，恢复脸色说：“是我的错，我……我以后不敢了。”宿舍里集体哄笑起来。
一般来说，遭此大辱，人的性格与行为会不同程度地发生改变，可这逻辑不适用于大霞，没过几天，他又和别人约架去了。支撑大霞对生活充满正能量的，是班上一个叫爱琳的姑娘，爱琳与我同桌，有几分姿色，外加性格开朗能够接受班上坏孩子的玩笑，是为数不多愿意跟大霞聊天的女生，于是大霞迫不及待地迎来了初恋。
一个月后，爱琳成为大勇的女朋友。
大霞心碎不已，通过我给爱琳送了封信，语病夹杂着错字迸发出山呼海啸般的爱意。大勇暴怒，指责大霞不义，大霞强硬回击，坚持自己有表白的权利，他大声告诉在场的人：大勇能认识爱琳是自己的功劳，他才是第一个认识爱琳的人。
南门外，大勇领着几个手下围殴大霞，大霞流着鼻血滚在地上惨叫。我冲过去拉住大勇的胳膊喊：“别他妈打啦！你至于对老乡下这么重的手吗！”大勇停下来，望着我不做声。大霞爬起，脏手抹了把鼻涕，抓住大勇洁白的领口喊：“张大勇！你有种今天弄死我，你弄不死我，我就不算男子汉！”大勇一脚将大霞踢翻，招呼手下离去。
这个丑陋的、辛酸的、幽默的、可怜的男孩子再次哭了，这次，他哭出了声，他再不顾旁人的脸色，崩溃式嚎丧，他连哭都哭得这么难听，仿佛一只病入膏肓的豺狼，凄厉地，点燃远处的夕阳。
多年后，他告诉我，和大勇这场架是他前半生最痛的一段记忆，以往的种种欺负不过是些皮肉之苦，而这一次他感到心底有块柔软的东西被践踏了，这是一种无仇可报的屈辱，是一种透彻心扉的悲凉。
2001年秋，三中的学生在一次群架中闹出人命，随后检察院的车开进操场，学校南门竖起“派出所常驻治安办公室”的牌子，从此那地方再没有人敢打架，而远在城里学美术的我也渐渐失去了老同学们的消息，我只听说大霞被班上的坏孩子孤立了，在万分痛苦中度过一天又一天，会考结束他第一个离开了校园。
我进城前，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超子，你将来要是考上了大学，别忘了我。”
2009年春，我离开CBD前往崇文门附近一家企业上班，在那边的楼道邂逅卖便当的大霞。
当时我十分尴尬，接过他递来的打火机点烟，火苗蹿起一尺高，把前面留海烧掉大半。他望着我头顶升起的那团烟雾，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笑了足足两分钟，八年没见，我们第一时间就回到了熟悉的节奏。
大霞说，他2007年来京卖便当，先替别人跑了半年腿儿，表弟来京后合伙单干，他负责做，表弟负责送，忙不过来时自己也出门送餐，没想到今天第一单买卖就遇到了故人。下班后，我赶到大霞住处约哥俩出来吃饭，席间以一个专业营销人士的身份帮他们做产品分析。我告诉他们，想赚这一带白领的钱，首先要增加菜量，其次是样式，最好学学韩式西式快餐。大霞为难地笑了笑，鉴于哥俩的实力，我的要求显然高了。
当时最令大霞头疼的，不是拙劣的生产力，而是他的竞争对手二丫。二丫是个黑黑瘦瘦的关中姑娘，也做便当买卖，后台硬，舅舅在崇文门附近开餐厅，她的便当全部出自那里，口味花样远胜大霞哥俩。面对二丫这样的大敌，大霞没什么好办法，只能继续打价格战服务战，反正他不嫌累，表弟忙不过来他就放下勺子骑车送饭。
一个月后，二丫成为大霞的女朋友。
我不明白这两人是怎么在一起的，向他请教。他告诉我，他和二丫在这一带便当市场斗了很久，今天你赢明天我赢，直到有一天，二丫当街拦住他的车子向他道别。她说她舅舅要她回老家相亲，届时如果村长儿子点头，她就得嫁人。她不想离开北京，也不敢拒绝舅舅，她父母双亡，是舅舅养大了她还供她上完高中。大霞大惊，驱车杀到二丫舅舅所在的餐厅，拍着前台处的桌子嚷嚷自己要做二丫的男朋友。二丫舅舅现身，唤出后厨二百斤大胖，大霞气运丹田击出双掌，被大胖一脚踢出门外。大霞不忿，隔天再去，又被轰出。他干脆停下手里的工作，每日专挑午餐和晚餐时间赶往二丫舅舅餐厅扮演滚刀肉，大胖明显招架不住，二丫舅舅亲自抄拖把上阵，大霞把大脸平放在桌上让二丫舅舅敲，二丫舅舅大喝一声敲下去，大霞起身跑了。
公寓门口，大霞望着二丫傻乐，二丫放下行李说：“我舅不认我了，我也不想再跟着他干，既然大家是做便当认识的，那就一起做吧，我有手艺，炒的菜比你好吃。”自此，二丫成为便当小分队大当家，大霞也再次做起职业送餐员。
大厦一楼大厅，物业经理发现我与大霞交谈，走过来问：“这就是给你们公司送饭的那个人？”我说：“是，正和他商量我们那一层的订餐情况。”物业经理转向大霞，仰起下巴露出鼻毛说：“我告诉你卖盒饭的，以后你们这种人少用大厅这边的直梯知道吗？你们这种小个体经营者，连身像样的制服都没有，我们这边上楼下楼都是有身份的人，你以后上楼用拐角处那个直梯。”
物业经理走掉，我看着大霞，期待他找补面子式地向远处骂上一句“傻逼”，可他没有，他缓慢地卸下笑容，憨厚地抿了抿嘴，接着又笑起来说：“那就这样了，我和我弟十二点送过来，我先回去帮二丫炒菜。”
即使有了二丫的手艺，大霞的便当生意依旧不好。园区做快餐的越来越多，多是韩式西式口味，菜量虽不如大霞给的多价格也偏贵，可女白领们喜欢，现在的女孩子已不在乎午餐价格，她们喜欢新潮的口味，也生怕自己吃得太多。
大霞没什么挫败感，相反精神头比以往更足，早上奔波各处发放传单，中午奔波各处送饭，下午还要拜访那些习惯加班的广告公司。他奉行着和早年类似的人生哲学：自己什么都没有，没学历，没身家，没后台，有的只是使不完的力气和一腔的执着。他似乎总有一种超然的乐观，相比其他同龄人，自己已经收获了爱情，并在为娶那个姑娘而奋斗，市井中的嘴脸与刁难就算了，那都是些小坎坷，事业上的坎坷，不算坎坷。
为了给大霞抹平一些坎坷，我支出损招，告诉他以后每个月给这边大公司的前台姑娘们两百块钱，即便是大公司的前台，实际工资并不多，两百块同样值得尊重。大霞采纳了我的意见，销售业绩开始增长，一季度下来，聘用的临时工上升到两个，半栋楼都能闻到二丫饭菜的香味。可好景不长，一家以数字开头的知名快餐企业入驻园区，人家既有实体店又附带送餐服务，送餐员还都是水灵灵的小鲜肉。大霞的两百元政策失宠，送餐员恢复到他和表弟两人，渐渐地，表弟也用不上了，他的便当生涯走到了尽头。
新年过后，大霞打来电话，告诉我他迎来转机，二丫舅舅终于认可他与二丫的交往，并答应借给他们八万块大洋。他们转投郊区，在职大南门附近的平民市场开了个小餐馆，经营早点与油泼面。
地理原因，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复往日，彼此间联系愈发的少。直到2010年夏末，我搬到女朋友家所在的三间舍社区，才与大霞有了第二次团聚的机会，他和二丫所在的市场与三间舍相隔不远，步行不过十几分钟路程。周末，他亲自下厨招待我和我女朋友，坐在桌边笑嘻嘻问我：“觉得怎么样？我媳妇儿老家的秘方，别看就一碗面，我学了一个多月才出山。”
可惜，大霞的境遇从来不会像他做出的饭菜那样美好，他们的生意刚刚有了点起色就面临关门歇业的危险，他们招惹了三间舍最著名的一个混蛋。
当年的三间舍，地痞丛生，很多无所事事的本地混混以欺负外地商贩为乐，其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叫做老虎，老虎和他的手下很好辨认：光头，纹身，出入乘坐一辆红色马自达。这帮人专门在职大附近收取外地商贩保护费，且专挑证件不全的下手，老虎自称上面有人，不给钱就捣乱，扬言一个电话就能封店抓人。
二丫说老虎要的不算多，一个星期三百块。可大霞表示心疼，他是卖便当出身的，知道这三百块来得有多不易，何况自己和女友舅舅间还有份巨额的债务，他害怕老虎那帮人，也知道这地方很多做生意的都在交钱，但他就是不愿意。
他站在门口，看着老虎和手下进去轰掉吃面的顾客，踢翻滚烫的汤锅，二丫和表弟站在原地不敢动弹。老虎返回门口，用力扇大霞一个嘴巴子说：“小子，明儿还这点儿，有种你就开门。”自此，大霞和他的店成为市场的明星，每天早上成堆的闲人围在外面欣赏老虎踢馆扇人，从没有人报警，大霞也不许别人报警，他大喊：“谁报警我跟谁急！”
二丫找到我，要我出面劝大霞交保护费，她不心疼这个钱，只是没想到自己男朋友这么傻。二丫流着泪说：“你认识他最久，你告诉我，他一直是这样的吗？”我说：“算了，还是报警吧，或者你们干脆换个地儿做生意，他现在不见我，电话也不接，看样子是铁了心。”二丫哭得更加厉害，抹着脸说：“我想报警，大霞不让，说现在报警，生意就真没法做了，老虎他们最多拘留几天就会放出来，出来还是不会放过我们，我也想过搬走，可开这个店大部分钱是我舅舅的，我舅妈一直在逼着我们还债，离开这儿，我们怎么还啊？这该死的大霞，早知道这样当初我就不该来找他。”
漫长的一个月过去了，大霞的店早已没有顾客上门，窗口的玻璃渣被淅淅沥沥的秋雨一点点敲到地上，他每日里准时来到市场开门打烊，端坐在椅子上注视来往人群。老虎来闹的次数越来越少，他对这个丑八怪愣头青厌恶到了极点，这小子无意之中拆穿了那个“上面有人”的谎言，至少所谓的“工商局关系”始终没有出现。市场里其他商贩陆续开始拖欠保护费，他们给老虎的理由是：“那个卖油泼面的活宝什么时候交钱，我们就交钱。”老虎向大霞发出最后通牒：保护费降为每星期两百块，或者两周内关张走人，十月份的最后一天，他会带全部人马来做个了断，害怕的话，可以报警。
我不知道他哪儿来的勇气，事实上在我有限的记忆里从未见他有过真正的胆识，他就是那个外表豪爽仗义骨子里仅仅靠蛮力筋汲汲于生的素人，他早就习惯了被嘲弄与欺负，也忽略了诸多嘴脸与刁难，他默默无闻的人生躲避着各种波澜与变数，苛求的不过是一隅之安。
早上七点，他来到市场，在众人注视下重新打开那扇残破的门，瞪着小眼站在自己店前，一缕阳光从棚顶滑过，燃起人间无数个不屈的灵魂。
我急匆匆向单位请了假打车赶到事发地点，没有找到大霞和他的家人，整座天棚下都是交头接耳看热闹的人，警车呼啸着从人堆里穿过，小贩们伸着脖子对着车窗后座叫骂。
老虎留了大霞一条命，只打折他一条腿，大霞的余生将成为一名瘸子，就像他的父亲一样。警队队长也当场打折老虎一条腿，老虎逃跑时暴力袭警并试图抢夺一辆三蹦子，队长只好拔枪相向。子弹击碎了老虎的膝盖，他摔倒在路边的泥水里，在干警按压下像只待杀的肥猪发出凄厉的惨叫，届时所有人明白过来：他在警局也没什么人。
我跟着二丫走进病房，对绷带护体的大霞说：“干吗收老虎家里人的钱？”大霞转动眼珠子说：“你小声点……过来说。”我挨着床头坐下，说：“你看新闻了吗？检察院在公诉老虎那帮人，政府要一口气端掉三间舍所有的混混，你是主人证之一，你张嘴，他一准儿出不来。”大霞咧嘴笑笑，说：“我就是不张嘴他也出不来了，其他人已经联名举报，市场管理处的干事也被抓了，他和老虎的手下把老虎以前的案子全供了出来，里面还有劫运钞车的事情，你想，他还出得来吗？”我说：“这谁告诉你的？”他说：“给我做笔录的警官说的，我把店里这一个多月的录像资料都给了他，他还是训我，训我不早点报警，训我不配合他们工作。”
二丫无话，坐在床边含泪剥了只香蕉，大霞放下香蕉，侧脸望着我说：“超子，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们是穷人，穷人做不了什么大事，不是吗？现在这样，已经算最好了，我拿这个钱不亏心，这原本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辛苦钱，有了它，二丫舅舅那边就还上了，我和二丫还可以去其他地方开个像样点的店，还有，你跟你朋友搞的那个培训班再干起来吧，关了多可惜呀，谁做生意没败过，接着干吧，我借你钱。”
我心头泛起一阵酸楚，擦眼望了会儿窗外，回过头笑着说：“大霞，跟你说个事儿，你还记得当年在学校里带人打你的那个地头蛇吗？咱们老同学说这小子被判了死刑，他帮一个竞选村长的人闹事，结果死了人，跟他一起混的你那个同乡大勇为这事也进去了。”大霞摆正脸庞，望着灯光说：“我知道这事儿，前天爱琳在网上跟我说了，她说她不想受连累，要和大勇离婚，唉，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都是命。”
从医院出来，我趁着夜色走在路上，静静回忆了当年我们上的那个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县中，我觉得大霞赢了，他输了二十多年，却一朝赢得这么彻底，这些都跟命没什么关系，不过是人情使然，活宝们一旦聪明起来便很少人再是他们的对手，因为他们拥有我们不曾拥有或不敢拥有的东西。
2014年夏，大霞的瘸子父亲死在了牛城三院，他花费二十多万在老家办了有史以来最风光的一次葬礼，各种铜鼓洋号、露天电影、杂耍大戏整整折腾了小山村半月有余。出殡那天，队伍里开着裹着白布的豪车，风中飘荡着金箔制作的花片，大霞举着孝幡走在众人前面，始终高昂着头颅。
他的快餐店发展到三家，引起同行关注，最终他选择了以数字开头的那家企业合作。店面重组后，旗下员工开始戏称他“周董”，大家喜欢这个称呼，也发自内心地觉得喜感。周董发福，圆润的大肉覆盖了大部分不雅的棱角，他不再像当年那样恐怖，多数人惧怕的肥胖，却成了这种人的福利。周董的太太也发福了，简直又黑又胖，她不见我们这些老朋友，即使一窗相隔也不肯出来，大霞告诉我，二丫就是这个脾气，早年他也没看出来，她恨我这样的人，我这样的人当年曾看不起她的丈夫，现在她也不需要看得起我们。
“干吗非得还钱？”他扶着栏杆说，“你朋友不是说那个培训班正需要钱吗？接着干啊，钱不够再说话。”我说：“算了吧，自己干的班儿自己清楚，知道你现在不缺钱，还你钱是为了断我自己那份念想，我不是个做生意的料。”我转过脸问他：“听大勇说你现在在帮他老婆的忙？怎么回事？”他说：“算不上帮忙，爱琳挺不容易的，带着孩子跟着丈夫来到北京，半年多都找不到个像样的工作，我借了点钱给他们，他们去安贞那边卖油泼面了，听说生意挺好的，孩子也马上要上那边的小学。”我笑起来，说：“你是个好人啊大霞，好人……对了，我以前说过你是个好人吗？”他说：“没有。”我说：“你是好人，真的大霞，比我们这些人都好。”他也笑起来，说：“我算哪门子好人，我只对自己喜欢的人好，他们知道，我就知足了。”
PS：送给牛城将军墓的二妮和大芬，祝生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