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逊诉花旗银行案（1998），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初出茅庐之时参与的一个司法大案，曾经轰动一时，影响深远，如今声名狼籍，臭名远扬。
赛尔玛•罗伯逊（Selma Buycks-Roberson）是一位黑人女职员，家住美国中部伊利诺州芝加哥市郊区的库克郡广景镇（Broadview，Cook County），该地区85%的居民是非洲裔、拉美裔等少数族裔。1992年，罗伯逊女士两次来到花旗银行(Citibank)芝加哥分行，申请43,700美元的住房按揭重新贷款（Refinance），结果均遭拒绝。一气之下，她聘请民权律师，一张状纸把花旗银行告到了联邦地区法院。
可能有人纳闷，按常理，银行按揭贷款属于金融或经济领域的问题，为何与民权律师扯上了关系？
是这么回事，罗伯逊女士认为，自己年收入47,000美元，而且还有房产做为重新贷款的抵押，但居然两次被花旗银行拒之门外，个人尊严遭受无端羞辱，身心健康蒙受巨大伤害，气愤难平，饮食失常，夜不能寐。翻来想去，她认为，唯一可以解释的被拒理由，只能是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于是，罗伯逊以违反联邦平权法案和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等罪名起诉花旗银行，要求50万美元的巨额民事赔偿。
罗伯逊女士的指控，并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1990年度全美按揭贷款统计数据，不同族裔的美国人申请银行贷款时，遭到拒绝的比例确实存在巨大差别：黑人申请人的遭拒率高达34%，白人的遭拒率为15%，亚裔的遭拒率仅为13%；更有甚者，在申请人收入相同的情况下，黑人的遭拒率仍然明显高于白人。
罗伯逊的律师还指控，在按揭贷款领域，美国银行界多年来有一种“划地为线”（Redlining）“潜规则”，即来自非洲裔、拉美裔社区的申请人很难得到贷款。对此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现象，黑人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把“在按揭贷款方面惯常地、有系统地歧视非洲裔和拉美裔”的行为痛斥为“犯罪行为”。
天下竟有如此巧事，在代理罗伯逊起诉花旗银行“犯罪行为”的民权律师之中，有一位恰巧正是未来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他曾是一个没有背景、缺乏建树、满怀困惑、但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在芝加哥担任贫困社区的组织者，后来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在那里开阔了视野和眼界，确立了政治使命感。1992年法学院毕业后，奥巴马雄心勃勃，抱负远大，谢绝高薪聘用，重返芝加哥贫困黑人社区，在一家以受理民权诉讼为主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成为“穷人的代理人”。
面对起诉，花旗银行的律师团不甘示弱，当即出庭应战。辩方律师出示了大量的贷款程序和内部文件，列举人证物证，表明按揭贷款是一种商业行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赢利。一位客户是否能够得到贷款，主要根据个人净资产、首付款额、信用纪录以及工作资历，与肤色、人种以及所谓“划地为线”的潜规则压根儿就不沾边。罗伯逊女士确实有收入和房产，但是，若将其总资产额与总负债额相比，则净资产亏空巨大。这位女士花钱如流水，寅食卯粮，入不敷出，常年靠举债度日，而且信用纪录不佳，以前曾有欠债未还的前科。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次贷”案例。如果银行贸然放贷，显然风险过高，极有可能血本无归，最终拖垮银行。
说起人种和肤色，当时黑人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正在芝加哥公牛队打球，白人球迷们对他五体投地，顶礼膜拜，视若天神。乔丹在芝加哥市郊白人高级居住区购买了价值3,000万美元的超级豪宅。假如乔丹大驾光临，申请重新贷款，只会让花旗银行喜出望外，受宠若惊，巴不得将此事满世界大声嚷嚷。
那么，既然人种和肤色并不重要，为何统计数据显示不同族裔申请人的贷款遭拒率存在巨大差别呢？
19世纪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有句名言：“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统计数据。”
其实，只要稍微花点儿时间和精力，稍有头脑的人都会发现，美联储公布的统计数据，水准低劣，以偏概全，误导民众，不足为据。因为，它虽然列出了贷款申请人的族裔、收入水平和遭拒率，但没有列出个人净资产、首付款额、信用纪录、工作资历等其它至关重要的数据。乍眼一看，不同族裔的不同遭拒率确实暴露出种族歧视现象，令人怒发冲冠，拍案而起。但若爬梳剔抉，条分缕析，深掘原因，便会发现统计数据背后秘而未宣的三大奥秘和玄机。
首先，黑人和白人申请人在在收入水平和净资产方面存在很大差距，这才是遭拒率出现差距的关键性原因。
其次，如果考虑到申请人的信用纪录和首付款额存在差距，那么收入相同的黑白申请人的遭拒率出现差距，实属正常。
最后，白人申请人的遭拒率高于亚裔美国人，系因亚裔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收入和储蓄率高于白人，不可能由此推导出白人遭受种族歧视的奇谈怪论。
关于“划地为线”政策，美国经济学界中立客观的研究表明，其原因主要并非种族和肤色，因为一些白人贫困区也被划在“线内”。在绝大多数非洲裔、拉美裔低收入贫困社区，犯罪率、失业率、贷款违约率、房屋失修率、单亲家庭率、学童掇学率高得吓人，学校质量极差，环境卫生糟糕，居民游手好闲，黑帮招摇过市，毒贩出没无常。诸多错综复杂的非种族因素，令银行界望而生畏，退避三舍。
但是，罗伯逊的律师团死死抓住肤色、种族、“划地为线”等问题不放，煽风点火，蛊惑人心，鼓动和代理更多的黑人客户，蜂拥而来，群起而攻，愤怒起诉花旗银行，案子越闹越大，狮子开大口，要求天文数字的巨额赔偿。更要命的是，审理此案的联邦法官卡斯特罗（Ruben Castillo）于1995年做出裁决，特许此案以“集团诉讼”（Class Action）的形式正式进入司法程序，罗伯逊等三人被列为首要诉讼人。整个案情的演变和前景，出现了对花旗银行非常不利的态势。
想当年，罗伯逊诉花旗银行案并非孤立和偶然。1992年，在加州开业的五家日本商业银行，皆因违反联邦民权法的罪名，被黑人客户告到了美国联邦法院。日本银行家初来乍到，孤陋寡闻，对美国国情和民权法案所知甚少。他们严格地遵循经济和金融规律办事，贷款放债，墨守成规，只看财力和信用，无视人种和肤色（Color Blind），结果无意之中，给自己招惹来了一大堆涉及种族歧视的法律官司，最终差一点儿被美国法院的判决踢出了北美大陆。
在此背景下，花旗银行决定，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低头服软，于1998年与控方律师达成了庭外和解。据法庭公布的和解文件，控方律师名利双收，财源茂盛，赢得95万美元的律师费。奥巴马初出茅庐，初战告捷。在此案中，他工作了138小时，大约17个工作日，时薪为165美元，共获利22,770美元，相当于罗伯逊女士的半年薪酬。
相比之下，此案中数百名黑人原告所得到的赔偿，相形见绌，自叹不如，总共只有区区54万美元。罗伯逊女士等三人因系诉讼案的发起人和首要诉讼人，每人赢得了6万美元的特殊赔偿。其余数百名原告，瓜分剩余的36万美元，根据各自遭受伤害的轻重程度，平均每人拿到了500至3,000美元赔款。因与起初要求的50万美元赔偿相距甚远，罗伯逊女士深感不满和失落。令她特别来气的是，在此诉讼案中大获暴利者，居然是那帮“穷人的代理人”。
结案后，奥巴马等民权律师们大肆夸耀，胡乱吹嘘，声称替天行道，主持正义，帮助穷人打赢了官司。其实，这个案子只是庭外和解，谈不上法律意义上的胜负输赢。花旗银行否认任何种族歧视的指控，坚决拒绝道歉和认错。
在美国的民事诉讼中，律师费一般是客户赔偿总额的三分之一。可是，在罗伯逊案中，那帮号称“替天行道”的民权律师，对客户的赔偿费并未作出特别努力，反而趁火打劫，营私贪利，敲诈勒索，节外生枝，迟迟不肯签署庭外和解协议，最终勒索了高达95万美元的巨额律师费，令花旗银行目瞪口呆，匪夷所思，心冷齿寒。
更为严重的是，罗伯逊案为后来美国银行“照顾”低收入阶层，无视个人资产和信用，滥放按揭贷款，最终引发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危机的2008年“次贷风暴”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其恶劣影响一时难以估量。
前法国总理、法国社会党总书记白里安（Aristide Briand）曾经精辟地指出：“如果一个人20岁时不是社会主义者，那是没有良心；如果一个人40岁时还是社会主义者，那是缺乏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