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大巴车里，等着去参加初中好友的追悼会。

空旷的车厢里，没有第二个人。我很满意，在我看来，第一个到达约定地点，无异于低调地向其他人强调着，我和死者关系的特别。我稳稳实实坐定，就像个体恤的主人，打开微信群，浏览着还堵车在半路上的其他老同学的抱怨。

好友叫周晴，初中临近中考那几天，莫名其妙被勒死在学校附近的公园里，尸体裸露着，竖在废弃的摩天轮支架上绑了一夜，第二天被打扫的清洁工解下来，凶手至今不明。十五年过去，她的名字上了报纸，上了电视，上了无数次网络搜索头条，成为一个著名的悬案。至今，我总是看着电视刷着微博，就碰到了她。

坐了一会，就远远看见当年的学生会主席，架着一台简易摄像机，一边拍一边走上车。“我们将乘这辆车一起前往周晴的老家，参加周晴同学的十五周年忌日追悼会”，他用标准的新闻腔，对着摄像机介绍道。等他走近了，我才注意到，他穿着一件滑稽的红色马甲，前后印着几个黄色的宋体字，“周晴慈善之行”。

我并不奇怪。社会上，以好友命名的各种慈善活动、正义小组并不少见，前不久，甚至还冒出一个“周晴公益基金”，说是要筹款专门用于这一类悬案的调查研究。对这些，这个学生会主席向来是积极参与的。他虽然已经年过三十，却和中学时一样，对集体活动有着几近亢奋的热情。他把摄像头对过来，让我说几句，而我并不想搭理他，只是打了个招呼，匆忙把脸转向了窗外。

过了某个时间点，那帮初中同学就一下子都到了。其实每一年，大家都会聚一次会，平时的微信群里也消息不断，话题除了叙旧和互通有无，自然也少不了回忆周晴，或是分享案子的新动向。进入社会以后，大家都和高中、大学同学联系渐少，反而和初中同学热络不减。我感觉这些年以来，周晴的去世，把大家紧紧地拢到了一起。这会儿， 车厢里马上流动起各种熟络的招呼声，倒像是一起郊游的同事。

天气还好。春天的样子刚显露出来，太阳不温不火，车子一路往郊区深入，有几扇窗开着，进来的也都是暖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明前一天还在准备中考。”跟我隔着一条过道的女同学开了口，“我们一起回家，一人买了一瓶汽水，急着回家写模拟卷子，一切都很正常，第二天就那样了。”

说话的女同学叫吴梦，当年跟周晴上学放学同路，虽然没有人亲眼见她们一起走过，但是每次同学聚会，她都会感慨地提起那段路程。“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条路有几个上下坡，树多，便利店多，我们两个总是停下来，在全家买芬达和寿司卷。”

她的邻座问她，“周晴出事前没有什么不对吗？”“没有的。”她若有所思，接着补充了一些细节，“她还说问我借一本辅导书呢，我让她第二天去我位子上拿，她挺开心的，真是一点也没感觉到，最后会出那种事情。”

上一回，在同学聚会的饭桌上，她补充的细节是周晴要到她家去，一起看一个电视剧，两人商量许久，决定作罢，等月考结束再看。她惋惜道，“我哪晓得再也没机会一起看了。”上上一回，又是周晴要跟她去江边吹吹风。

每一次当她说起这些的时候，所有人都盯着她，不发一言地听她说完，一边啧啧惋惜，似乎这些细节提醒了他们，周晴也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他们的反应，又鼓励了吴梦继续往下说，一直到聚会结束。

这次也一样。她似乎是精心搭配了衣服，乍一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但是耐得住细看，处处埋伏着亮点，头发也做过，看起来俏皮而年轻，脸上却披着不多不少一薄层悲伤，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听她，也看她。

我注意到，只有一个人，对这边的情况并不关注，一脸置身事外。他姓朱，是周晴的同桌，坐在后面靠窗户的一个座位上，不发一言，也许因为不怎么出席之前的同学聚会，显得生疏，没有人与他说话，他也不搭理任何人。但是，我还是把他认了出来。

在吴梦说话的时候，学生会主席一直举着摄像机，在拍。等她说完了，他就把摄像头转向了我。“你有什么线索吗？”他叫了一下我的名字，“你和周晴关系也是很好的。”

我当然是和她关系很好的。我们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笔友，无聊又寂寞的初中时光，我们通过信纸，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倾吐给对方，没有人比她更懂我，也没有人比我更懂她了。可以说，今天将要到场的同学当中，没有比我更为她的死而遗憾的了，包括吴梦。所以我说，“我早就感觉到了。”

我本来不想说。进入社会以后，繁复的人际关系使我觉得吃力，我逐渐养成能避免和人交集就避免的习惯，每一次同学聚会，我都不会多说。何况，我总觉得那是我和周晴两个人的事，我只会在一个博客里，日复一日写信给她，像那个时候一样，把我的心事倾吐给她，作为一种精神寄托。

但这次，我看了吴梦一眼，决定开口，“我们是笔友，什么都会跟对方说的，没人比我了解她。她那阵子情绪有一点消极，好像有心事，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我说。

人群一片哗然。他们肯定都看过我的博客，知道我们的关系，屏气凝神地等我说下去。

“但是她不像是有心事的人，也很少消极，她的死应该是偶然，可能只是碰上了精神病。”吴梦也看了我一眼说。

“应该还是有关系的，她心情不好，所以才大半夜跑去公园，看到了什么事，或者得罪了什么人，也许就是认识的人。”我说。

“我天天和她一起，还是很了解她的，她很开朗，你会不会搞错了。”吴梦并不罢休。

我们都觉得自己更接近真相，坚持着。人群有点迷惑，看看她，又看看我。我本来不想再说了。我说，“天天一起，也不一定就很了解。”

“就是说，写几封信就很了解喽。”她讥笑道。

“我和她是朋友，知己，当然了解。”我干脆说道。当然，我不说，所有人也都知道我们的关系。我没有说出来的是，“你并不是她朋友，朋友不会翻来覆去拿她生前的事来抢风头。”

“朋友，知己，那确实了不起。”她最后说，“你好像也没有别的朋友了吧。”

我没有再接话。在家里，在单位，在任何场合，我都是一个孤僻的成年人，但是没有人会说什么，他们都知道，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只是她死了，我就不愿意交新的朋友了，而并不是交不到朋友。

在我们的面前，是一片开阔的空地，很快又进入林荫，有人在劝和，我们各自扭头看向窗外，外面景色还是很美的，偶尔会闪过一片白色的花丛。

但我们的气明显都没消，当学生会主席架着他的摄像机，再次在我们面前晃动的时候，我们几乎同时爆发了。“你够了吧。”“有劲吗？”

我们都清楚，从中学起，他就屁颠屁颠，积极地协助警察调查周晴的案子，义务组建了各种论坛，活动，靠这个拿了不少品德奖励，大学毕业后更是依靠这些，美化自己的简历，拿到新闻工作。但我们似乎都不只是在骂他。

车子一路开向偏僻的深处，进入村庄，两边路上平房渐多，太阳还是不温不火。我们都不说话，均匀的颠簸缓和着车内的气氛，似乎刚才的紧张正在慢慢变稀。司机师傅松了松背颈说，快到了，还有二十分钟，让我们计时。

他显然忽略了我们这次行动，是以痛苦和遗憾打底，没人有心情跟他玩计时。越是接近目的地，车厢里就越是沉默。

过了一会，有个男生小声地提醒，“如果她还活着，就是走这条路回家。”我们看向外面，两边都是人家，偶尔闪过一些散漫的家禽，地面上长满杂草和野花，我们想象着周晴以熟悉的心情看到这些。

“她死的时候太可怜了，身上一件衣服也没有，冻僵了，还有很多伤痕。”另一个人说。

“何止是可怜，简直是残酷，挂在那么高的地方，赤身裸体的，所有人都看到了，谁受得了这种羞辱。”

“凶手到底是谁呢，如果有一天查出来了，真应该把他千刀万剐，凌迟。”

最后一个说话的女生，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她似乎哭了，身后有人安慰她，很快，安慰她的人也哭了。车里此起彼伏，全是抽泣和叹息声，一开始我觉得夸张，但那天的情景历历在目，我竟也忍不住有些哽咽。

余光中，我感觉吴梦颓然坐着，在流泪，泪珠完整地顺着脸颊往下落，她并不去擦，而是任其被新涌出的眼泪补充，形成更大的珠体悬在下巴尖处。她一定觉得这个样子好看吧，但明明我才是最应该哭的人啊，迟疑了一会，我便也酝酿了一些眼泪出来。很快，我发现吴梦开始耸肩而泣，纤瘦的肩头一起一落，整个身子颤抖着，颇有些楚楚可怜的意思。至于吗，我想，怎么也不至于这样吧。我有些烦躁，擦干了眼睛。

“那个谁。”邻座突然问，“为什么就他不哭？”。我和她周围的人一起转过脸，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她在看那位坐在窗边的朱姓同学。他依然面无表情，甚至戴上了连衣帽，屏蔽掉大家的声音，把自己隔绝在外。

“他不是和周晴是同桌吗，为什么好像没反应？”邻座满脸不解。

“你要知道，世界上是什么人都有的。”她的身后，有人用阴阳怪气的声调回答道。“不然，也不会有杀人凶手了。”

几个人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慢慢开始挖掘更多对他不满的地方。如何在毕业后再也不和其他同学联系，如何直接挂断同学会邀请的电话，如何在任何社交网络都找不到他的踪影。她们目光一致的凶狠，斩金截铁地总结道，这通通源于他的冷漠，源于一种人性的恶。

大巴车停了。周晴的家就是一路平房中的一座，看起来并无特别，因为已经有几个男同学，带着大家买的东西事先来探望过，招呼过，我们跟着他们走过去。她的父母在门口迎接我们，笑容拘谨，把我们引进家里，引进堂屋。

家里倒是不穷，家具是新的，电视机是新的，冰箱空调也有，她的爸爸说，是社会上的人捐赠的。他特别强调，前几天就有另外一批同学来看过，还硬拉硬拽请老两口去了大酒店，也打过钱，所以我们真的不必再买东西。事先来过的男同学或许是遭过推脱，悄声不屑，小学同学也能有那么深的交情？

堂屋宽敞，已经摆好照片，摆好我们买的花，安置好座位，大家坐下来，她的父母坐下来，摄像机也开好了，学生会主席开始主持。

“我们首先向叔叔阿姨致以最真诚的慰问，你们是最伟大的父母。”他说。他的脸上涌起阵阵激动的红晕，初中毕业典礼那天，他站在台上发表获奖感言，也是这个样子。“其次，向我们可爱，美丽，善良的同学和好友周晴，致以我们的思念和祝福。”

我们就自然地看向她的照片。照片裱在相框里，挂在墙上，并不是黑白的，却有着一样的灰色调。照片里的人是小女孩的样子，稚嫩，畏畏缩缩，似乎还是她儿童时候照的，因而并不能立刻认出来。

他发完言，就是他身边下一个同学发言。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长串的稿子，打印出来折在口袋里，或者存在手机的备忘录里。她的父母对这种事，似乎有些木然，并没有太大反应，只是看着我们进行。

我又去看她的照片，我打算细看一遍，找出一点她的轮廓。照片也许真的太久了，颜色有些晕染，但还是能看清楚她的眉眼。脸盘是小的，下巴有一些婴儿肥，眼睛不大但是很亮，鼻子和嘴巴该在哪里就在哪里，并不突兀，一张脸算得上标致而平淡，说是任何人的童年，也是可以对上一二的。我奇怪的，是她嘴角旁边那颗黑痣，辣椒籽大小，算不上大但是显而易见，我搜遍记忆，也找不到这一颗痣。

我的好朋友，有这样一颗痣，而我竟全无印象？这真的是她的照片，还是弄错了，甚至，我们根本就是找错人了，找到了另一个周晴？我想向身边的同学确认一下，一抬眼，就看到吴梦坐在身前，饱含深情地看着照片中的人，眼神如泣如诉，那必定是特别亲密的人之间才会有的。我马上住了口。

如果我问了，那么就表示我对周晴的童年毫无印象，但谁都知道，周晴是我最好的朋友，这肯定会让他们笑掉大牙吧。我只好像吴梦一样，饱含深情地看着照片中的人。我想，应该不会搞错，地址是我们向初中的班主任反复确认过的，周晴就是这个周晴，照片应该也不会有假，她的父母就在这里。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我太久没有见她，生疏了她的样子，一定是这样。

我便在脑子里搜寻周晴的样子。隔了太久，初中的很多记忆都已经模糊，她的相貌也是。我按图索骥，从头开始梳理，奇怪的是，每次开始想她，我记起的只有那些信件上的内容，而她的样子，我试了很多次还是一片模糊。

我看向大家。他们还在发言，学生会主席不知什么时候用笔记本播放起了轻音乐，一个女同学在音乐中抑扬顿挫，她的声音富有感染力，很多人都听得入了神。他们都还记得周晴的样子吗？

我们发完了言，吃了饭，在周晴父母的百般阻挠下还是留下了东西和钱，临走的时候，她的妈妈领我们几个女生看她的房间。房间里的东西还保留着原样，我们看过了破旧不堪的奖状，码得齐齐的辅导书，床头几个简陋的玩偶，就开始看她的影集。

从小到大，从幼儿园第一张入学照到小学毕业照，竟然真的每一张都有那颗痣，而照片中的人，我通通没有印象。我不露声色，只是跟着大家往下看，接着，就看到了那张初一郊游合照。照片上方烫金着学校和班级的名字，那不是我们的母校，照片上的同学，也并不是我们。

我便想起她爸爸说起的，上个月来过的另一批同学，或许不是小学同学，而正是照片上的这些初中同学。我们这群人，真的认错了人，找错了地方，并且到现在为止还浑然不知？环顾四周，没有，并没有错，这是她的家，我曾经在三个不同的刑事新闻中，就看见过，尽管有些变化，房子还是那个房子，她的父母也是她的父母，网上都是依稀搜得到的。哪里出了差错？

她的爸爸过来送我们，他的脸上或许有些疲惫，或许是不耐烦，他横冲直撞地问，“你们是她转学之前的同学，还是之后的同学？上一回我就忘了问他们。”

人群安静下来，被他突然扔过来的、猝不及防的信息震住。我们被迫要去面对的，是一个久经回避的事实：周晴是转学生，初三的时候因为户籍的关系，调到我们班来备考。我们都以为自己已经忘了，早就忘了。但他丝毫没有在意到我们的面如死灰，追问下去，“都说是在自己班上出的事，是哪边呢？”

大家都沉默着，房间里只剩下呼吸声。我看向吴梦，吴梦也正在看我，我们的目光接触后，迅速弹开，像碰到了不该碰的东西，各自忌讳着。

我通通都想起来了。我们和周晴，只是两个星期的同学而已。这两个星期内，她被安排在后排的一个空座位上，成为没人愿意与之同桌的，成天忙于制造各种混乱的搅屎棍朱同学的同桌，又被挡在堆积成山的辅导书和模拟试卷后，中考逼近，谁也没有心情绕过去看清一个陌生人的长相，去和她做朋友。说到底，除了她的同桌，这个班上没有一个人认识她。

我们也根本没有人见过她死后的样子，等所有人放学赶去，现场早就清理完毕了。但是十几年过去，我们就都见过了，都能在人前人后细致入微地描述当时场景，为她流下多多少少的眼泪。

离开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她的父母把我们送到门外。不远处，朱同学在她家的周围踱步，时不时停下来，发一会愣。他安静的表情让我想起多年前，他跑来找我，吞吐地问，“你和她既然是最好的朋友，能不能告诉我，她知不知道我喜欢她？”他满脸迷茫，像在寻求一个永远丢失了的答案。

远处的树和房子隐进暮色里，路上空无一人，几批瘦狗在相互追逐，村庄显出静默的面貌。他蹲下来，久久地抚摸那些草叶，像是要最后一次，抚摸到她的气息和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