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脑十分诡异，记不住的东西很多，但是忆起某些特别怀念的重要片段，却能一下子把那些声音、光影、颜色、气味都叫回来。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向往着“连结梦想与现实”的Rocker专业，身为一个肤浅文青，我那时觉得进演唱会能走工作门、拿通行证、站在PA（音控）台附近，就代表着我是地球上最酷团体的一份子。
我念的大学在台北市新生南路旁，那边巷子里有一间录音室，我一逃课便会跑去那边，通常的情况是，大家都忙得没空理，我自己倒咖啡喝。我喜欢有人进出录音间时，猛力一拉开沉重的隔音门，震耳音乐就像突然逮到机会倾泻而出，里面正在全力冲刺的鼓与贝斯敲击着墙面地板，连杯子中的水面都起了波纹，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之间，当门随着反作用力往回一摔，称职的吸音海绵又将一切业务机密锁回密室内。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台北市的录音室、小型演唱会场、滚石/魔岩唱片公司的制作人办公室里，那些最酷的大人们，一杯接一杯喝咖啡，一根接一根抽烟，一片接一片播放那些未经筛选与雕琢、也不知道能否成为商品的Demo CD，有些来自陌生的创作者，有些来自邀约写歌的创作人，里面最多一两种乐器伴奏、甚至是清唱，有时交来作曲还未填词，作曲家会索性自己随意地哼唱曲调，充满纯粹美好。“真想就这样发片啊。”制作人说，“这样干干净净不用填词了。”是啊那样多好，但老板当然不会同意这样做。
Demo CD，中文里一般叫试唱带，有个“带”字就知道是卡带时代留下来的老词了。1990年代是模拟录音的卡带全面转向数字录音的CD时期，试唱带多半是DAT（数字音频带）或是CD-R烧绿片，白底的封套上用原子笔写了作者、歌名，或是这歌打算给谁的，那些后来如雷贯耳的名字，当时挂在白纸上，有眼不识泰山如我只觉得看来好纯朴，比方说谁呢？伍佰、五月天、顺子、杨乃文、张震岳、陈绮贞、MC Hot Dog……
当唱歌跳舞变成了工作，就跟砍柴种稻一样，每一天都得干活。音乐制作人要做歌手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阶段的老师。那时的魔岩唱片公司总是笼罩着一片清朗光明的新气象，他们欢迎一切有才或者（像我这样）无用之人串门子溜答。我经常旁听制作人讲习，看着青涩的创作型歌手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拿出这星期的作业，承受批评，自我怀疑，然后超越。
旁听制作人上课，常能听到很多注定不被纳入“正史”的琐碎细节，比如说伍佰，虽然事后看来他从地下King of Live成为平民摇滚巨星，是那么顺理成章，但在《浪人情歌》发行之前，因为他带有浓重台客腔调的普通话，内部人员曾提议应该发行台语专辑，而非走大众流行诉求。在台湾大学生已经大多不讲台语的情况下，如果当时真的做了一张台语专辑，《背叛》和《浪人情歌》便不会在KTV里疯狂传唱，之后超过十年普及全民的“台客流行文化”，可能就不会发生。
我还听说李心洁第一次听到张震岳写的《自由》Demo带时高兴的哭了，那是她距离畅销歌手、亚太影后都还好遥远的时候，那时她才拍过维他命C饮料广告、出过一场很平淡的唱片，她的事业正在着急，需要一首精力充沛又先声夺人的好歌把她一举推上璀璨舞台，而《自由》那首歌，一听就知道对了。
我是在2012年的霜降后一天搬到北京的，那天我去了王府井外文书店，店门隔壁有间卖碟的，正在大声放着Beyond的《海阔天空》，那首歌收录在1993年滚石发行的粤语专辑《乐与怒》，那是Beyond乐团四人时期最精华的表现，也是最后的聚首。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听见书店门口的年轻警卫顶着冷风，用北方口音唱这首粤语歌，如此自得其乐，想想那令人心痛的理由也已经过去二十载了。
迎来立冬那天，突然发现我在纽约的旧识有两人不约而同来到北京，在我们有如行星航行的旅途中，这是非常难得的相聚时光，于是裹上大衣夜奔朝外大街的KTV。身为台湾人，我本是KTV动物，但这两位友人一个是香港长大美国工作的中韩混血，一个是在新加坡和美国念书的重庆人，我们三个一起，到底该唱什么歌呢？
包厢门开，麦克风起，点歌键按下，前奏用来调音量对key，切歌键的位置先看准，一切步骤就绪，我的忧虑实在是多余的，原来世界各地的华人KTV用的是同一套歌本体系。嗓子还没开，先点首《爱之初体验》喊嗓，声量小又稍微娇羞时就唱《旅行的意义》，年岁渐长、心感沧桑，找个对手合唱《当爱已成往事》，想作青春可爱状就点首《志明与春娇》，要隽永又要连戏赶紧点上《新不了情》，大家开心地一起唱《朋友》，不需要什么原因也可以点《把悲伤留给自己》，要想破坏淑女形象就用流氓姿态大吼《爱情的尽头》……一夜下来，我这才知道，当我在相对封闭的1990年代台湾成长的时候，跟我同龄的孩子，在我所不知道的青春里，跟我唱的是一样的歌。
接近整点结账时分，朋友问：是不是该点一首“中国Nirvana”才算完整？
好主意。于是我们一起唱了黑豹的《Don’t Break My Heart》。屏幕上放的是一支户外演唱录像带，当时尚未与魔岩签约的年轻窦唯，面对着广大体育场草地上的数千人挥洒汗水高歌，听众或坐或站，穿制服的警卫公安、拿扫帚的环卫工人，也一起高举双手挥舞，那段副歌的反复记号彷佛永远没有终点：
“ Don't Break My Heart，再次温柔，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独自等待，默默承受，喜悦总是出现在我梦中…… ”
我们跟着唱了一次又一次。在这样寒冷的北京夜里，我突然想起另一个只有摇滚少女才知道的都会传说：上个世纪90年代，唐朝乐团与魔岩唱片签了约，录音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门口还有个武警，他们关起门来录音，一录就是40天，据说当他们从闭关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当时三十岁的制作人头发白了一半。
“台湾长大的年轻人，都知道黑豹吗？”朋友问。
“哦，不，只有我。”我说，“还有某些像我这样的人。”
我想起台北家里那卷黑豹乐队的专辑卡带，现在应该还静静地躺在那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