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从我来北京谈起吧。”正林点了一支烟，贪婪地吸了一口。有孩子之后，我的堂侄女不允许他抽烟，他们的孩子有支气管炎，对空气非常敏感。

正林是我的堂侄女女婿，一位商装设计师。结婚前，正林一直奉行“只恋爱，不结婚”，身边的女友一个又一个，家境在小县城也不错，所以，正林在北京的单身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爹妈担心他找不来老婆，又怕他名声不好，勒令他回穰县相亲。正林抱着完成任务和应付的心态回穰县，在相了十来个姑娘之后，遇到了我的堂侄女。

结婚之后，正林潇洒的单身生活结束，堂侄女和他一起到北京打拼，做了百万“蚁族”中的一员。在这期间，他们在城内搬了好几次家，又从城内搬到北京最著名的蚁族聚集区唐家岭，有了孩子以后，又从唐家岭搬到通州。

2011年12月24日，圣诞前夜，这一天是正林儿子两岁的生日，我们到通州正林的家里去。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客厅一角是一个怪异的弧形斜面，让人觉得这间房是建在一条抛物线上，很不稳定。斑驳的小桌子，20世纪80年代的破旧小冰箱，不能看的小电视，这小、矮、低和那过分高大的天花板形成非常大的反差。卧室里是一张超宽大的床，正林的苹果牌笔记本电脑放在床头两个摞起来的纸箱子上，旁边堆放着儿子的尿布、小衣服、玩具。正林的家，有一种奇异的空荡、寒酸和不搭配之感。

正林乐观、活泼，爱开玩笑，骨子里又是那种谨慎、保守的人，从不冒险，也会审时度势。但是，来北京八年，会盘算的他并没有“盘算”到特别好的发展。

“按年龄，我算是80后。2003年毕业于师范学院美术专业，大专，2004年来北京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培训，两年课程，我一年学完，拿到了结业证。那一年真是勤奋得很，上午学一年级课程，下午学二年级课程，晚上还学着画图，找个私活挣点钱。住地下室，一个月住宿费三百块钱。

2005年在亚运村那儿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一个小型室内装饰公司，试用期800元。过了试用期，一个月1200元，这是我人生的起步，心里很高兴。那时我住在东五环外东坝机场二高速路过那儿。每天上班要花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倒三趟车，房租一间房500元，俩人合住。在那儿干有十个月，2006年底跳槽到东四环一个室内装饰公司，有七八个人，一个月2400元，在这儿干了一年多。2007年底结婚，先在万寿寺住，离单位近，房租一个月1100元，感觉太贵了。换了好几个地方，后来，就搬到唐家岭。唐家岭现在已经拆了，说是盖廉租房，后来又说盖公园，把人又往更远的地方赶。从家到单位一个多小时，每天挤车像打仗一样。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唐家岭的车有多挤。网上有一个段子，说你要是拿一袋饼干上车，下车来饼干成面粉了，反过来，你要是拿一袋面粉上车，下去被挤成饼干了。夸张吧？其实你要是经历过，那一点也不夸张。早晨六点多点出门，有二三百人等一辆车，365次，挤不上车是正常，能上车才是运气。比咱们在家赶年集时挤多了。还有从窗户上爬进车的。城里面的开始还装着排队，一到来车时，都轰一下往上挤。排啥队？

2008年又跳到一个公司，是我们这一行里北京最大、最出名的装饰公司，工资3700元。干快四年了，工资涨到5300元，这还是税前的，感觉很没意思。坚持不下去了，过完年就跳槽。要生孩子，才搬到通州这里。这可远多了。上班时间单趟需要两个小时，一天在路上走的时间得四个多小时。早上六点十五起床，九点左右到单位，晚上八点半左右到家。亏得儿子睡觉晚，还能见上一面，要是睡觉早，我一星期都见不到儿子醒的时候。说‘披星戴月’一点也不为过。

怎么说呢？用一句话来总结：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却过不上一个体面的生活。出去坐飞机飞来飞去，住的是高档酒店，接触的也是国际奢侈品牌，咱给人家设计装修，都是怎么奢华、怎么高雅怎么来，每一个细节、每一种材料都讲究得很。出去见客户，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中国的香港、台湾，全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客户，还有翻译跟着，气派得很。我的直接领导也是德国人，出去吃饭一桌一万多，喝的是高档红酒，酒是专门从瑞士带过来的，吃的是西餐，偶尔还说两句英文。

下班回来却是蜗居在城中村的小破房里。没有咖啡，没有红酒，没有地毯，落差太大，所以总是自信心不够，下班不想回家。我在唐家岭的那个小破房你也去过，不是有个老婆，真不知道日子咋过来的。场景和角色很难转换回来。

感觉压力越来越大，还没有挣一千多块钱的时候生活得舒服，那时候每个星期还能够出去吃个饭，二三十块钱都够了，现在两个人得一百多。感觉可累，没有意思。

我的职业还是很有前途的。我也喜欢这一行，觉得有激情、有想象力。我的职业规划就是自己将来单干，还是干专业。原来那个公司不行，一是离家远，二是觉得在公司该学的学完了。所以，我准备换一家新公司。在这家新公司，我可以去谈客户。自己独立核算，谈判、要价、做工，都是自己干，很锻炼人。原来的公司发展再高都不能跟客户接触。他不让你见客户，不让你接触全面的东西，你就是一个环节一个工具。

我现在准备去的公司全是我以前公司的精英，一个人走了，把我们这帮人全拉过来了。都看到弊病了。一个私人公司最后弄成大锅饭形式，肯定不行。前两年每年利润几个亿，去年要搞国际化接轨，CEO是美国的，CFO是新加坡的，还有德国的，花了好几百万请国外的专业管理人才，结果管理矛盾非常大。一是他们来了之后把一批元老给顶了下去。那批元老都是当年跟着公司老板打天下的。现在，给刚来的这些老外工资太高了，比他们高几倍。最低的给人家年薪六十万，而那批元老最高年薪不到二十五万。二是，来的人眼高手低，管理模式不一样。不能说人家不对、不好，关键是不符合咱这边的国情。他们是重视人，买材料是买好的；中国的企业是不重视人，买材料买次的，不重视工人的健康。新领导来花了一大笔钱，进行重建。结果老板自己坚持不下去了。蜜月期已经过去，估计老板又要炒他们了。

其实，如果全部朝国际化的方向走，可能也行，给元老们一大笔钱，全部走，建立全新模式，也可以。但是，老板自己又舍不得花钱，舍不得在工人和材料上花钱，抠得很。今年春节开年会，老板在年会上哭穷，说公司利润低，没有钱，所以大家多担待一点。年度奖金没有了，你能想象得出吗？每个员工现场发了二十块钱的红包！大家不光是愤怒，而是都很鄙视他。你公司赚钱的时候也没有给员工多发福利，赚钱少了你让大家分担，凭什么？！发二十块钱，连打出租车的钱都不够。那天晚上我打车回家，花了六十块钱。中国的私企确实还不正规，不拿员工当人使。

户口问题当然对我有影响。因为是农村户口，住房公积金都交得少。城市户口是工资的百分之十二，农村户口是百分之六，少一半，养老金也少将近一半，我的工资条都有。医疗标准都降低，是最低医保。我在那个公司还是比较正规的，到那些小公司，你要是农村户口，什么都没有，啥都不给你交。

我原来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北京人，有车有房，父母都操持好的，不用自己操心。人家挣一点都是自己花，轻松得很，逛逛街，上上网，看看电影，喝喝咖啡，谈谈朋友。咱哪敢去看电影啊，结婚前还进去过几次，结婚后连看一眼都没看。

前段时间我刚回咱老家给儿子办个农村户口，还是找人办的，请人家吃饭。生孩子时没有回去上户口，一直拖着。现在农村户口不好办，有各种补贴，有地，你可以不种，但得有。最关键的是，万一儿子以后混不下去了，还能回家，还有一亩三分地可以守住。倒不是稀罕这一亩三分地，主要还是有危机感。

前几年没有压力，从去年开始，感觉压力太大了。说实话，在职业方面，我一直很向上，我一直在进步。但是，没有感觉越过越好，是越来压力越大，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觉社会不稳定。坐公交车莫名其妙在想，这一车人，要是出事咋办？我现在每天在国贸那里倒车，看着人来人往，头晕、胸闷，莫名其妙地就觉得恐惧，感觉空气都是恐惧的。每天在办公室坐着害怕下班，在家里害怕上班，感觉危险。莫名其妙，感觉在家、在公司都危险。刚上班那两年挺高兴的。现在，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就好像是一条腿插进城市，另外一条腿一直举着，不知道往哪儿放。

来北京八年，还是有奔头，比待在家里强，但是没有家里安逸。2011年以前我一直生活在生存线上，今年我会转回来，摆脱生存线，往生活上发展，再过三五年，估计能往优质生活上发展。

（那你想过有一天回穰县吗？）

真实想法是，我想回家，太压抑了。但是回家之前，我要先挣一笔钱。我与你侄女不一样，她喜欢竞争激烈的生活。如果不是和你侄女结婚，不是她推我，我还是过很安逸的生活，我是喜欢悠闲自在的生活，我从来不在乎穿，我在乎生活质量。

所以我比较喜欢回穰县，开个小卖部，抽个烟，喝个茶，晒个太阳，看着人来人往，就行。我自始至终还是想着挣一笔钱回家，没有想着在北京安家。因为它不接纳我，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户口、房子、交通，都不行。我想要的安逸生活根本没办法实现。在北京，就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要有机会我还要回去。不过，现在看来，指望我的工资挣大钱可能性还是不大，就看你侄女的服装生意怎么样。

我现在是没有一点休息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忙工作，到星期六、星期天更忙，得去照顾生意。但是，我又舍不得放下我的职业，虽然挣钱少，毕竟，那是我的专业，说不上是精神支撑，就是舍不得。如果完全辞职去做小生意，像现在的生意，每天乱糟糟的，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为几块钱在那儿吵啊磨啊，我是真的做不来。那些人素质都很低，老想把我们赶走，欺负你侄女。有一天，我拿着一把刀，有六七寸那么长，站在过道中间，骂，妈那个×，谁再欺负我们，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侄女最近在通州一家商场的地下室租了一个摊位，卖服装，生意还不错。说到拿着刀子在商场叫骂的时候，正林坐直身子，挽起袖子，用手比画着刀的长度，表情特别强悍，我不禁有些好奇：“你真能做出来了？”

“狗急了都跳墙，这是为生存而战。不这样你根本就干不下去。所以，我经常说，要是买彩票中大奖了，我就回俺们庄，弄个大房子，弄个池塘，养个鱼。我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我喜欢那种很安静、很清静的生活。人，总有一个梦想，因为我有这个梦想，所以我得挣一大笔钱。如果挣不来，我肯定回不去。我不会在北京住，我最终还是要回家。家乡的生活比这儿安逸，每次回家感觉呼吸都是舒服的，空气很充分，精神很振奋。”

其实，几年前，在闲聊的时候，我们曾经劝过正林，不如干脆放弃他的工作，和侄女一起去做生意，跟着侄女的父亲、我的一位堂哥到云南校油泵，那样，一年至少可以挣十来万元。以正林现在的工资，只能维持生存，永远不能买房，不能让孩子上好的幼儿园，不能去商场购物，不能相对放松地生活，发展的可能性很小。正林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我们的建议。他没说原因，我觉得，他连想都没想过，有一天他要在灰天泥地里挣钱。他是有专业的人。

正林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的堂侄女走过来，把他手里的烟拿掉，掐灭，扔到烟灰缸里，又把烟盒和烟灰缸拿走。正林没有反抗，连看都没看一眼，任凭老婆处置。

我又一次追问他：“真让你回穰县，你回吗？”

“回，肯定回。”

正林确定地回答了我，他的语气有点虚弱。“穰县”“梁庄”或许只是虚拟的一个理想之地，一个失落了的寄托而已。

从正林家出来，暗灰色的光笼罩着整个城市，阴郁、杂乱。要下雪了。回想坐在正林家的感受，有一种冷硬之感，像石头一样没有生机。恐怕正林自己也难以相信他能够实现那个梦想—回穰县，回村庄，坐在池塘旁边安静地做梦、发呆。因为所有人都有过这样的梦，但慢慢地，都把它遗失了。正林挤车的情形，他粗糙、仓促的家，他拿着刀在那个地下商场的叫骂，和他的奢华的、高雅的、能够展示城市内在活力和想象力的职业，刚好就是现代都市生活两个相反方向的端点。他每天就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端点里频繁转换，这使他的生活显得特别错位。我在很多年轻人那里都看到这种错位，还有因这错位而带来的卑微感和深深的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