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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漆器厂老了，但还活着。如今它藏在宽窄巷子旁的民居里，它的窗口爬满藤蔓，它的墙上锈迹斑斑。四十年前它是附近最高的楼，三层，可以睥睨整个成都。那时新楼刚刚盖好，厂里张灯结彩。楼顶上挂了“成都漆器”四个大红字，鞭炮声中人人都觉得它会欣欣向荣。
漆器厂是在1954年成立的，到了1974年，改建了新楼，就是现在这栋。漆器厂六十来年的生命是跌宕起伏的—它曾在九十年代达到顶峰，那时厂里有两三百号人，整天热热闹闹的。而后漆器厂一夜崩塌，扯进官司，屡屡陷入停产。再后来，它奇迹般又活过来，只是元气大伤。2008年地震的时候，天花板的粉末纷纷而下，电灯摇来晃去。人们都担心这座快四十岁的老厂房要塌了，可质检员在表格上打上一个个勾，又扬长而去。
如今漆器厂仍不可思议地活着，如同任何一个活过自己期待的老人。轰轰烈烈俱成往事，它的呼吸躲在老城中央。它的器官仍正常运转，甚至出产的漆器也还源源不断，只是厂房老了，人也稀零，只有屋顶下的“成都漆器”四个字仍趾高气扬。如今老人们在路边乘凉，女人从隔壁屋顶探头晾上白色被单。两鬓斑白的保安从保安室里走出来，懒洋洋地问你，“喂，干啥子？”他的眼皮耷拉着，手中的保温茶杯是灰黄的，新泡的茶叶在水中上下翻滚。
“这是个老厂，很老很老了。”阿申告诉我。具体有多老，他也不清楚。总之，比他的年纪更大。他是90年出生的。他知道，厂的年纪比他还要大很多。
90年出生的阿申，有一张75年的脸。他的脑门挺大的，下面的轮廓却缩回去，像一门三角盾牌。他留着浅浅的络腮胡，头发基本都剃光了，剩下的和胡须连在一起。我见到他的那天，他戴着口罩，因为之前体检出有些肺粘连，要阻隔车间里的灰尘。“你猜我多少岁？二十六？嘿！被你猜中了。人家都说我长得太快！”
阿申是我在漆器厂里见到的第一个漆工。他待的车间叫漆工二组，一般有三个人，但今天只有阿申一个：周师傅看病去了；胡姐不知为什么不来，听说也不会来了—李厂长说，她怀孕了，她自己也不知道。
我见到阿申的时候，他正在用砂纸磨着漆碗，并不用力，但频率快得很。磨了一阵以后，他把砂纸在水里浸一下，甩干，继续磨。“漆器中最基本的就是打磨，最基本也最重要，”他说，“刷漆、打磨。做漆器就是这样重复的工序堆积起来。”
他的同伴们大多都离开了。他们或因喜爱、或因做活而前来，后来发现，喜爱无非弹指一瞬，而工资也低得可怜，故而年轻人来来往往，少有人真的留下。厂里的工作桌空了又空，只有阿申还坐着磨碗。有时，他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工作室。他想象自己像他崇拜的日本漆器大师柴田是真一样，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做出最精致的器物来。
“只有孤独，才能让人做出最极致的东西。”阿申告诉我，“柴田是真做的是最极致最极致的漆器，别人想恢复都恢复不了。现在他死了，再也没有人能赶上他了。”
阿申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漆器这么着迷。他的手一动起来，漆器仿佛就成了他的孩子，有了生命。他说，用的砂纸，磨的力道，甚至磨漆的心情，都会影响漆器最后的样子。所以，即使到了周末，他也时常来厂里加班加点。他的妻子叫如斯，也在厂里做漆器，到了周日，就随他一起过来，搬一个板凳，坐在他身边，给他打打下手。有时阿申会想起唐山的爸爸妈妈，童年的钢厂烟囱，公路边爸爸的修理铺子。他想起铺子里的铁皮墙壁，石棉瓦盖的屋顶，冬天爸爸嘴边吞吐的冷气。爸爸的双手在周围村子是出了名的灵巧，他总能让废弃的农用车焕然一新。阿申知道自己的双手也拥有相似的天赋，但他从未想过他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遥远的西部城市。他将远走他乡，他将继承一门古老手艺，他将去到成都漆器厂。
2
在最后几天，我才见到周师傅。阿申那阵子胳膊上长了疹子，去了医院，车间里只剩周师傅孤身一人，他正把黑漆涂到杯胎子上。他的肘抬得很高，使得动作看起来粗犷。
周师傅是漆器厂里最老的学徒，今年四十四岁了。关于他为什么四十四岁还愿意做学徒，厂里没人说得清。人们都说，只知道他年纪很大。周师傅的个子不高，肚子稍稍发福。他通常只说彭州话，说起话来腼腆羞涩，说不下去的时候，就低下头去自己笑。
“你是彭州人的话，和如斯是老乡吗？”我问周师傅。如斯是阿申的妻子，在三楼的大师工作室，有时也下到阿申和周师傅的漆工二组来散散心。
“哈，她在西门，我在东门。她在县城里头，我在县城外头。”
周师傅是去年十月份来的，如今，七个多月了。其实，他和漆器早有缘分。他的第一份工作便和漆有关，是去家具厂里学涂漆。那时他十六岁，只是一个毛头小子。别人做好的家具送来，他们一群伙计便给家具上漆。刷漆是一门手艺，要和师傅学的。那时的漆，都是大漆，从漆树上来。做这些大漆，很有讲究。许多老师傅，刷漆就刷了一辈子。然而在这个时代里，他们没有这个福分了。
“我十六岁开始做漆，学都没上完，做到二十岁，受到冲击。”周师傅说，“我们的那个大漆，被那个新出来的聚氨酯漆冲击了。它又便宜又亮，亮得像蛋清一样。我们的大漆没得做了。”
“聚氨酯的那个‘氨’，好像有个耳朵旁。”周师傅提醒我。
做漆家具的手艺很快消失了。聚氨酯漆便宜，做起来也简单。人们蜂拥进这个行业，大多数的人都一学就会。周师傅和身边人的活越来越少，到最后没了工资，只好离开。十六岁的时候他还以为大漆的家具可以做一辈子。
他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流浪生活。他尚且年轻，生命充满可能，但命运摆出的选择偶然又有限，他仿佛只能随波逐流。偶尔有人在水流里淘到金子，其他人大都顺着水势飞流直下。
“我出了四川，去过西安，到过云南、北京、新疆。其实也就这么多了。”周师傅说。
“做什么呢？”
“帮着他们。咋说呢？其实就是打工那样子。”
在西安，二十岁的小周在饭馆里配菜。
“你晓得啥子是配菜吗？就是点了菜，厨师负责炒。我们看了那个单单就要给他们准备好原材料。比如宫保鸡丁，就要鸡脯肉切成丁丁，花生粒、葱葱切成丁丁，莴笋也要切成丁丁。都要马上准备好。”
小周做了半年，心气正旺，很快就做到没意思了。他觉得自己不适合做这一行，还是怀念之前做大漆的日子。可是已经没人做大漆了，人们都在做聚氨酯漆，谁还挤得进去？他觉得西安的冬天好冷，温度比四川低好多。他不想长待了。
他去了云南。
这一年他还是二十岁，发生了许多事，时间却仍过得很慢。他在云南是做西装垫肩的。彭州的农村里，有几十户人家都在做垫肩，全球分工的浪潮里，这块特别的棉花莫名其妙地落在他们手中。
“村里好多人都涌去成都，我们就想向外发展。要找个大城市啊？就去了昆明。”
“和老婆一起吗？”
“那时不是，是帮别人一起做。”
小周随着老板去了昆明。老板在服装城边上租了一个出租房，买来海绵，做成垫肩，再拿去服装城里卖。小周不是出去吆喝的人，而是在出租屋里做垫肩的。为了进出货方便，出租屋一般都在底楼。老板租的是单间，有的有窗户，大部分没有。屋里没有家具，没有装修过，暗无天日。老板买来固定尺寸的海绵，他们就用烧红的电钨丝把它们切成小块，然后再做成垫肩。他们总是很精准，进去多少海绵，第二天就吐出多少垫肩。没有家具的房间像是一台简洁、永不止歇的车床。
做了一年多，老板的生意萧条了。他对小周说，“你另找人吧。”
“那我就只好走咯。”周师傅说，“不久，北京一个老乡找到我了。我就又去帮他。还是在出租屋里，还是一样的活。做了半年，生意不好，又不做了。”
已经许多年过去了，如今周师傅不再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他想起漂泊过的许多地方，但是记忆是黯淡的、贫瘠的。无论在厨房，还是在出租屋里，他都看不到窗户。他的漂泊是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其余的壮阔景色则由他人共飨。而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在从前，他都总想起十六岁时刷大漆的日子。大漆的味道浓烈，他的手上长满漆痱子。那时的日子很好。今后怕是没有那样的好日子。
3
“你知道大漆怎么来的吗？大漆是漆树上来的。漆树产漆，它的性状就是会分泌乳液状的液体。人呢，就要把树切开一个伤口，用树叶垫在那里接漆。现在，人们都用漏斗了。他们把木桶放在漏斗下面接着，接好以后，用报纸封好，隔绝空气。”阿申告诉我。说到兴起处，他直起身子，把自己比作漆树，用手掌在胸前切开一道口子，仿佛那乳白色的漆随即就可以顺势而下。
漆器厂如今仍用大漆做原料，所以成本居高不下。三楼的余师傅和他的胖儿子负责制漆，他们祖孙三代都在漆器厂里。爷爷余书云是上一辈里有名的制漆大师，好多年前就过世了。如今余师傅接过他的衣钵，常在制漆间里摆个小音箱，放红色歌曲。胖儿子因此总和他闹不开心，常常戴上耳机负气出走。
时代已经变了。好多厂开始用化学漆，如今它像曾经的聚氨酯一样风靡南北。雕图案也不用再找厉害的师傅，直接用丝网印刷就好了。漆器被摆上淘宝货架，人人皆可拥有，不再是“王侯将相”的专属物。
“可是我不愿意用化学漆。我用化学漆做，就像在做塑料一样。”阿申说，“有一次货急，我用了化学漆。它的光好刺眼，直接反射到我眼睛里，而且摸起来，也没有大漆那种柔和的感觉。我心情很差，虽然最后还是交货了，但是我想，之后再也不要用化学漆了。”
阿申告诉我，“漆器有一点很神奇的地方：无论哪一道工序出了差错，在后面都是可以补的。比如木头胎子出了裂缝，漆工就可以在下道工序里填上漆灰，涂上一层一层的漆后一点也看不出来，完美无缺。然后你买回家，放了一年，发现原来木头裂缝那里看起来居然有些塌陷了。可是你摸上去，完全是平的。没有任何问题”。由此，阿申总结出一条人生道理：“人心不也是这样吗？你做了件错事，没有人知道，谁也看不出来。你总能想办法掩盖。但它总会留下印记的。它从一开始就在那里了，从未走开。”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做出什么样的漆器。”他告诉我。
1990年，阿申出生在河北唐山。唐山的城里遍布煤矿和钢厂，里面的工人大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二十几岁的，不愿意做那些行当，总喜欢去外面闯荡。环境污染的排行榜上，唐山常年名列第一，有一次屈居第二，镇上居然挂起了喜乐的横幅。阿申住在家里的时候，黑色的皮鞋穿出门，回来就变成灰色的了。
“你知道的，化工厂多嘛。”
阿申有一个哥哥，如今在北京做飞机票销售。小时候，他们常在爸爸的铺子里晃悠。爸爸是一名修理工，农村里各式各样的车子和机械都是他来修。阿申并不喜欢修东西，但是看着爸爸的钳子和螺丝刀，耳濡目染，喜欢上精准的工业设计。
他以为自己会变成一个设计师的。高中毕业他去学了设计，后来在北京找了工作。然而他发现设计和他想象的并不一样，有时自己辛苦做了一个项目，每个人都说好，但老板和客户一句话就推翻了。凌晨两点，他发觉疲惫是他对自我的唯一触觉。
是在成都，他发现漆器是个多么美的东西。有次他负责漆器的胎底设计，来成都出差。交接图纸的时候，器型问题要找做木胎的去沟通对接。他走进工厂，看到安静做工的老师傅和学徒们，突然发现，原来漆器是这么有趣的手艺！
他开始有了兴趣。不久，他和老板说，“我想学漆器”。老板不同意。阿申不管，上班照样做设计，下班了，或者周末，就去学漆器。
“我想做漆器。”一天，他对漆器设计的师父说。
“关键，看你有没有那个心。”师父回答他。
阿申怔住了，半天没说话。
“当时好像在深思，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后来，阿申告诉我。
师父又说，“你先去做一段时间，到时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再来找我”。
阿申去学漆器了。学的过程里，同伴来来往往，然而最终都选择离开。他有时感到困惑：这个行业是不是不行啦？手艺是不是快失传了？他也理解朋友的苦衷，他们无非是碍于枯燥和工资不高。那么他自己呢？他一直想着师父的话，他有那个心吗？
一段时间以后，他有答案了。他也不必再和师父说什么，一切都不言自明。
“你觉得你的选择是对的，就去做吧！”爸爸妈妈听了阿申的决定，摆摆手说。
阿申知道，其实爸爸希望他留下的。爸爸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修理手艺。哥哥已经远走高飞了，他希望至少有一个儿子能留在他身边。可他不善于表达，说不出。
阿申也知道，妈妈支持他出去闯。妈妈是个独立的女人。年轻时，她从承德嫁来唐山，作为一个异乡人，很早就学会了察言观色，但内心里总有自己的主意。从小，妈妈就告诉阿申和哥哥：
“出去闯！如果连社会都融入不了，那还不如留在家里！”
如今爸爸妈妈两个人留守在老家的村庄里。唐山市里嚷嚷着要整治污染，许多农用车都被淘汰了。世道也变了—现在的人不爱修东西，旧了的就扔掉。爸爸的铺子上，生意越来越清淡。有时，爸爸在门口踱来踱去，看国道上的卡车呼啸而过。
爸爸并没有就此清闲下来。他动了脑筋，自己运来旧配件，去改造气动的翻斗车。改造完了，再自己运出去卖。爸爸的双手从来都忙个不停，但一直不喜欢说话。以前他抽烟，一直抽，不管什么时候都在抽。后来妈妈生了一场大病，爸爸下决心把烟戒了。妈妈托姨妈去城里给爸爸带了好些糖块，她说，你忍不住了就含着。
爸爸最开始是农民，攒了些小钱，和几个兄弟一起去东北投资开了钢厂。后来，大环境不好，钢价一直跌。厂赔钱，黄了。爸爸亏了钱，只好去唐山的钢厂里打工，就像如今那些无处可去的中年工人。他们呼吸着肮脏的空气，催促年轻人们远走他乡。
在钢厂里，爸爸负责在钢材从机器里吐出来的瞬间，牵着它。有一天，机器出了毛病，钢材直接飞了出来。它划过爸爸的肚皮，爸爸的皮肉都翻了起来，血粘在滚烫的钢铁上。他没法再做活了。
然而两个孩子就快要上学了，谁来养家呢？养好伤以后，爸爸打定主意跟着村上的打井队东奔西跑，学新手艺。人家师傅不肯教他，因为他不是徒弟。他就在旁边看着，等到师傅做累了，便冲上去说：
“师傅，累了吧，我来！你告诉我，怎么做？”
爸爸打井攒了钱，终于开起一个小铺子。那是一间用铁皮围起来的小屋子，上面用石棉瓦盖住。冬天，唐山冷得很。阿申记得，风会不停地从铁皮间漏进来，爸爸呼出的气都快结成冰。爸爸在这棚户般的小铺子里坚持了八年，直到又盖起像样的房子。
阿申最佩服爸爸的一点是，他一开始也就只是在工地上随着杂七杂八的人学了点电焊，修些小零件，只能在铺子里修修轮胎。过了些日子，爸爸不知去哪里弄到了有关机械的书，凭着自己认得的那些零星汉字，一页一页地翻。晚上，阿申要睡觉了，他总能看到爸爸坐在炕边，一边烧着火，一边翻书。到了后来，他能修农用车的电机，卡车的水泵了。再后来，他什么都会修了。阿申想，有朝一日，他也要成为爸爸这样的人。
如今他成为了吗？很难说。他和父亲所期待的自己南辕北辙，但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他2011年5月来到成都，今年已经五个年头过去了。
“哇，五年了！”阿申说，仿佛自己从没有想过时间，“来成都五年，就代表做漆器已经五年了。”
“我盼望着中国漆器什么时候也能像国足一样出线一把。”他说。
“还是不要像这个。”我劝告他。
阿申告诉我，他已经定好了将来的研究方向：他要做一色漆的漆器。他说，装饰再好，底子不好都是白搭。一色漆就是底子。
“很多人不喜欢日本，因为他们侵略过我们嘛。”他说，“但我接触漆器以后，了解了他们的匠人精神，对他们有了钦佩。他们就是，一色漆的漆器如果五个月可以做完，他们就会用十个月把它做到最好！”
在成都阿申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如斯。如斯是成都边上的彭州人，他们是在学漆器的时候认识的。去年十月他们结婚了。“结婚以后我胖了二十斤，”阿申说，“即使结婚忙着张罗，还是胖了起来。你看不出吧！我肉都藏在肚子上。”
“看不出。”我安慰他。
阿申和如斯商量好了，要做丁克家庭。他们还没有告诉父母，打算先拖着。
“其实原来很喜欢小孩子，”他说，“但是现在看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疫苗之类的，我和如斯达成共识，还是不要小孩了。我们厂有个阿姨的小孩就赶上了那批疫苗，孩子发高烧，好几天才退。我还听说对智商也会有影响。”
“所以现在漆器成了我的小孩了，虽然这说起来有些夸张。”阿申说，“但现在除了家人，最在乎的就是这些漆器。其实我也想有钱，也羡慕那些每个月能挣五千、一万的人。但做了漆器以后，感觉这个想法不是那么重要了。如果能养活家人，我想把漆器一直做下去。”
“现代的社会啊，物品流通得太快啦！往往漆器刚做出来，别人就要买走。所以，为了呈现最后的亮度，就得用机器抛光。但那个光泽和漆器沉淀以后的光泽是不一样的。很刺眼，但不润。” 阿申告诉我。他终于磨完了漆，把漆碗都放在木板上。“漆器是个很好玩的东西。它刚出来的时候，漆色会越来越暗，但暗到一个程度之后，就越来越亮，润度也越来越高。你越是把玩，它就越是亮。到最后，它亮成镜子一样。然后，它会永恒地亮下去。”
许多时候，阿申的叙述都有戳穿时间把戏的力量，而他自己却对这种超越性浑然不觉。你会觉得，也许诚实的人都有这种品质，只是由于他们的数量稀少而显得难能可贵。此刻，木板上的漆碗在阿申的描述下仿佛真的有了生命，你想象它们褐红的皮肤渐渐暗淡下去，然后有朝一日又闪亮起来，如同宇宙坍缩又膨胀。到了那个时候，它的皮肤通透，它的血管发光。在红色的镜子里，你看到自己的脸庞，看到自己脸庞里的镜子。你看到虚妄的现实。你看到永恒的表面。你看到无限的自我和镜像。
“所以啊，我的想法是，你得对来年的时尚有预判，”阿申嘀咕着，“就是你要先把它做好了，晾在那儿，第二年等它自己发光以后，再拿去卖。”
4
1993年，漂泊的周师傅回家了。
这年他二十一岁。他已经去过许多地方，却仍对世界充满不安全感。在成都城里，他找到一个管理公用电话亭的临时工作。这是一份电信公司外包的闲工，整个成都市，只有十多个人在管理电话亭。小周一个人要管六十几个电话亭，纵横几条街。他负责清洁卫生，检验故障。每天他穿梭在电话亭与电话亭间，如同他往日的漂泊一样—世界无限宽广，他却只留寸土容身。
“这个做了久了。”周师傅放下手下的刷子，看着天花板数数，“哦哟，这个做了很几年！八年。”
也是在93年，他结婚了。他二十一岁，妻子是一个村里的人。
“从小就认识吗？”
“算是吧。”周师傅腼腆笑笑，“我们隔了一多里路。小时候还是比较保守，认识归认识，不可能在一起玩。大了，邻居就介绍。见了一面，觉得可以，就成了朋友关系了。有了更深一层的交往。”
95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如今，儿子也开始谈恋爱了。他并没有读大学，而是去了双流高速收费站做收费员。女朋友是儿子的中学同学。他们每天下了班就出去玩，经常是一起去网吧。
“我不干涉他，他愿意做什么做什么哇。”周师傅说，“但是我们那个年纪，下了班都得回家做家务的。”
在公用电话亭的日子里，他时常想念彭州的妻子和孩子。妻子在家务农的，那时候农村很少有电话，传呼机却风靡每户人家。有时，妻子有事要找他，便传呼一个给他，他收到便明白，立刻去电话亭打回给她。
“这个太方便啦。因为我们整天就待在电话亭里。”
周师傅打电话不要钱，因为存了许多IC卡。这些IC卡，都是电话亭里的人忘在里面的。周师傅和他的伙伴们把卡取出来，收集进口袋，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他们的出租屋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IC卡，像是孩子们吃零食收集的偶像图片，他们珍惜它，仿佛代表某种特殊回忆和特权。
八年以后，周师傅电话亭的工作丢了。这本来是电信公司一个小领导承包的活，后来，公司里的大领导把它承包给广告公司。广告公司想要亭子，因为亭子是玻璃做的，里面可以贴广告。
“所以我们就失业了。也算不上失业，我们本来就是临时工嘛。”
2000年周师傅去了新疆，种棉花。他听朋友说，新疆种棉花好来钱喔，一年能挣好几十万！
“挣到了吗？”
“挣啥子钱嘛。真能挣，不都过去了。”
周师傅去了新疆，就开始播种。早上四五点钟他就要起床，太阳已经出来了，晚上十一点过了，太阳还挂在树枝上。在短暂的黑夜里，他总是无法入睡。新疆的天太热了，让他没法适应。他想起二十岁西安餐馆里的日子，那时是寒冷让他措手不及。他觉得还是四川好。然而好多年过去了，他仍是一个异乡人。
种棉花的时候，他并没有拿到什么工资。老板来的时候也没什么本钱，他说，等棉花种出来了以后大家分。过了八个月，棉花终于长出来了。大伙兴高采烈地把棉花送上车。棉花被收购了。老板说，拿到的钱里，得扣掉你们的生活费、伙食费，之前都是我垫着的。周师傅回家时，几乎没拿到什么钱。他觉得自己白
干了。
“所以，不要去新疆种棉花。”周师傅告诫我。你可以感觉到，他刷漆的手明显开始用力了。他的脸微微涨红，仿佛已经消失的委屈重又涌上心头。他重复了一遍，“千万不要去新疆种棉花。”
周师傅回来了。他约莫三十岁，是小说里某个冒险家出场的年纪。但他不想再出去了，不想再出四川。接下来的生活，是简历上一行字可以概括的—2001至2014，在成都的中国电信印刷厂，印刷工，印发票。
“也算是稳定了。”
“算是？”
“至少没有东一哈西一哈的。就在那儿干了十多年。”
儿子五年级来到成都上学，妻子在他去新疆时就开始在成都做家政。到了2014年工厂倒闭，已经没有人叫周师傅小周了。“周师傅”是他常听见的名字。如果你仔细回想，会发现这个称号来得是那么突然。是什么让他对此习以为常，像一个老朋友身后的呼喊？
印刷厂倒闭后，周师傅又去了外面的厂做包装盒。过了一年，厂搬走了，他又下岗。为何他总是那个被牺牲的人？为何总是他倒在尘土飞扬的车辙里？
“去漆器厂吧。”一个原先的工友劝他。工友在漆器厂的门面铺子里看店，他听周师傅讲过小时候刷大漆的经历，想他感兴趣。周师傅答应了。选择是偶然而被动的，但他在这无常里寻到某种线索，仿佛是命运补偿。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兜兜转转二十多年，他又回来做漆。
“有熟悉的感觉吗？”
“有啊，我一听说又是做漆的，就感觉很舒服。因为是自己做过的，不需要现学，就觉得没有压力，感觉自己做得到。”
“会觉得生活动荡吗？”
“不会，我是个没有追求的人，觉得有个活干，我就满足了。”
工厂给他安排了一个师傅，阿申。阿申比他小快二十岁，但稳重得不像个年轻人。周师傅来厂里的时候，阿申通常已经到了。他不说一句话，也可以安然自得地干活。阿申的妻子如斯常会下楼找他们聊天。装饰车间的云淇没活的时候也会过来散心。她二十多岁，长着一双娃娃脸。她总回忆起周师傅碰漆长漆痱子的日子。她说，“哇噻，你没看到啊，周师傅长的那个漆痱子，两只手肿得像猪爪一样！”
“还好，还好，没有我想象得严重。”周师傅说，“因为几十年前做漆的时候，我也长。那时又肿又痒，我以为这次会更凶，其实还好。就手指上长了水泡，不痒。我之前还以为全身都会长满。”
“有想过不干吗？”
“没有没有。我刷这个漆，感觉到很舒服，很亲切。”周师傅说，“我跟你说了，一二十年前做的东西，如今又重新来做了，我觉得很容易上手，也很顺畅，所以也不会想要放弃。”
周师傅四十四岁了。他让我猜，从我的直观来看，他多大年纪。他把肚子挺直，露出笑脸。牙齿黄了。他的皮肤黝黑、油亮，像是汽油稀释过的黑漆。你想象那个二十多年前的少年，少些皱纹，多些汗渍。老师傅教他们给家具涂漆，他以为自己也最终会成为老师傅。那时漂泊还未开始，更未结束。而如今在大漆里他嗅到过去的味道，嗅到隐秘的苦涩和藕断丝连的人生。
“我从没有想过我居然还能做大漆，我感觉很幸运。”
“我希望这个厂越来越好。”他说，“因为我想得到保障。因为我想长久的，一直一直在这里做下去。”
节选自孙中伦新书《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