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今敏曾经有一部电影，叫做《东京教父》，写的是几个社会边缘人在圣诞夜救起了一名弃婴的故事：一名年老珠黄的变性人，一名酗酒赌博的流浪汉，以及一个离家出走的小女孩……如果今敏还活着的话，真的想看到他和三谷幸喜的合作啊……

这是我第一次得知日本的“边缘人群”的存在，也是我对他们发生兴趣的开始。

当然，谈到日本的“无家可归者”或“穷劳族”，随着NHK的纪录片以及各种资料被翻译为中文，在网上可能很多人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再深入一些，看看日本的这些“边缘人群”，会发现他们中间其实也分为“三六九等”。

我们假设有一名初中即辍学在家的青年，名叫小明，在家混了几年之后决定走上社会。如果他没有什么犯罪记录，身体正常，并且能够正常与他人交流的话，他是可以在加油站、便利店等等地方找到一份打零工的工作的。这样的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他也可以稳定地从雇主处获得工资，并且可以缴纳社会保险，这样的生活虽然辛苦，但仍然属于“一般社会”的下层。

处于“一般社会”，对于日本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线：一旦从一般社会脱离，那么这一生都很难再回到普通人的生活里来。脱离了一般社会，就可以理解为：你已经被社会抛弃了。

情况恶化了一些：小明在加油站工作时，与来加油的富二代发生了口角，他把人家的车划伤，被车主叫人打了一顿。警察来了以后各自处理，之后加油站老板辞退了他。然而当他去便利店应聘的时候，他发现店主都会调查他是否有闹事记录，并且拒绝了他的求职。这时，一般社会的大门已经慢慢对他关上了。

没办法，小明只得去建筑工地碰碰运气。那里的负责人告诉他，所有工地上打零工的工作，都是通过社区的职业安定所（简称“职安”，也就是职业介绍所）介绍来的。所以他就去职安登记排队，他发现，在他身边排队的都是一些神情木讷，精神恍惚，举止粗野，打扮邋遢的中老年男子。

不久后，小明得到了一份工作：在路面施工的工地附近负责车辆导引。工地发给他一件荧光外套，一顶安全帽，一双手套和一个交通指挥棒。他的工作就是站在街上，用指挥棒指引车辆前进或是停止，同时需要不停地对过往车辆鞠躬，表示谢谢配合工作。

从这一刻起，小明正式成为了一名日薪劳动者，与一般社会就此告别。

但是这样的工作不是每天都有：施工的工期从一天至几天不等，工期结束后小明就不得不再回到职安去排队等新工作。无论是在施工工地负责搬运水泥，还是站在路口维持交通，或是在街头派发小广告，都需要站立工作很长时间。不久后，小明就觉得腰腿酸软，这样的工作已经干不下去了。

小明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是毕竟还是有收入，而且还有自己租住的公寓，社会保险还在按时缴纳，所有的收入也都一一申报、缴纳所得税（一般是通过职业介绍所代扣代缴）。这样保证了小明在生病时，可以拿着国民健康卡去医院享受几乎免费的治疗。

小明的收入虽然少，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的聚会，自己不得不去。有一天，在跟朋友开怀痛饮之后，他走在繁华的街道上，突然被一名男子拦住了去路。

男子拿出了几张卡片，对他说：

“有兴趣的话就打电话找我，包你赚钱赚得手软。”

小明仔细一看，原来是牛郎店的招工广告。图片上的男子留着染成金黄色的空气刘海，白皙干净的脸上全是整容过的五官。

给那名男子打过电话后，小明对“月收入1000万日元”（合人民币60万）的宣传语动心了。只是陪女人喝喝酒聊聊天就可以有这么多收入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呢？

小明跟店里签订了一个“工作协议”：店里提供每月15万日元（约9000人民币）的底薪，每月25天出勤，个人销售收入的10%归小明。但是同时，每次迟到要扣掉当天的工资，缺勤和事假都要缴纳3-5万日元的罚款。每个月要至少获得一次客人点台，否则当月工资减半，连续三个月开除。

但是同时，如果能够成为店内销售前5名的话，销售提成可以提高到30%；当选店内No.1的话，销售提成会提高到50%以上——而且客人送的礼物都归自己所有，无论是玛莎拉蒂跑车，还是欧米茄金表，或是港区白金台的公寓。

自此，小明堕入了灰色劳动阶层。

自信满满的小明马上开始了在牛郎店的工作。但是不久后他就发现，那些一掷千金的大姐们都完全被店里的头牌们占据着，只有偶尔会叫他来送个毛巾、开个酒。他借机会递给那些客人们的名片，都会被头牌牛郎们借机会揉成一团扔在烟灰缸里……在这种店里毫无出头机会，小明打算干满合约期就换一家店。

但是到了月底发工资的时候，小明却发现店里并没有替他缴纳社会保险——这样的牛郎店为了避免暴露店面的实际销售，于是便通过现金或者个人账户来发放工资。这样一来，所有的税金缴纳都落在了小明自己身上。他问了身边的同事，才发现大多数牛郎都没有社会保险。生病的时候，只能偷用家里父母的保险证去就医。

牛郎店里的工作中，也包括参加大金主出钱举办的大型聚会：店里的牛郎们要使出全身本领来博得大金主的欢心，唱歌跳舞这样的才艺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拼酒。那些头牌牛郎们为了不让自己喝坏身体，都会拉上几个小弟助阵挡酒。小明为了出人头地，替店里的No.1牛郎挡下了一轮又一轮。几个钟头过后，小明因为急性胃出血昏迷。同事们把他送上了救护车后，就继续回店里狂欢。

小明因为病假休养了半个月，15天没有出勤。尽管是在店里参加活动才导致胃出血，但店长说他还是要照缴罚款，因为是他自己平时没有调理好自己的身体。50万日元的罚款，小明一下缴不出来，在银行申请贷款，却因为他没有登记在册的正式工作，无法办理个人贷款。于是他只得通过地下渠道借到了这笔钱，缴纳完罚款之后，店里以”身体不适无法工作”的原因辞退了他。

小明借的是地下钱庄的高利贷，月息25%，最短借款6个月。所以尽管小明只借了50万日元，但半年之后，他却要归还150万日元。他没有办法，只得去找能够快点挣到钱的新工作。在灰色劳动阶层中挣扎的人，有些幸运的人可以通过工作赚到一大笔钱——譬如那些头牌牛郎，然而更多的年轻人，会慢慢堕入这一阶层中最为卑贱的职业:卖身。

与我们大部分的误解不同，日本的牛郎店里一般很少发生钱色关系，因为店长都会对手下的牛郎管教甚严。一旦牛郎与女主顾发生了性关系，那么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女主顾的男人打上门来——你可不知道这些女主顾背后，是不是站着真岛吾朗这样的大杀器。

所以说到底，牛郎其实只是个陪酒男。然而，真正给男人卖身的店面，也不是没有。

这些地方被称为“专卖”（ウリ専），是给男同性恋者提供性服务的店面。尽管小明不是同性恋，但在他跟高利贷债主说明白自己无力还钱的时候，债主便半强制地让他来到这家店“工作”，并且跟他说：

“你以为来这里卖的都是同性恋？十有八九都是直男。别太幼稚了，难道妓女都是因为喜欢才去卖身的？全都是因为钱啊。”

小明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开始了卖身生涯。每单的收费是14000日元（约850元人民币），但是小明只能拿到30%-40%，也就是4000-5000日元而已。为了还清150万的高利贷，并且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小明不得不在短短的5个月150天里，接下近500次卖身的工作。

因为身心上巨大的耻辱感，同时又怕家乡的父母得知自己的状况，小明开始了酗酒。每天不在“工作”的时候，他便用各种廉价的酒精饮料麻醉自己。5个月后，小明尽管还清了借款，但是同时也发现自己有了明显的酒精中毒症状：不喝酒时，人便恍惚困倦，什么工作也无法进行。他前去就医，而医生对他的诊断是“肝硬化，中度酒精中毒”，换句话说，他已经成为了一名丧失劳动能力的“废人”。

根据日本的社会保障方法，小明顺利地从区役所拿到了“生活保障”：每月由国家支付给他14万日元的生活费（合8500人民币），不用纳税，但一旦他具有了任何收入，这笔钱将被停发。

这样一来，小明便从灰色劳动阶层，进一步下降成为“生活保护者”。

小明每月可以顺利地从国家领到一笔生活保障金，似乎过上了随心所欲的退休生活。然而刚刚二十几岁的他，向往的其实是更为广阔的天地。他想要去国外试试自己的运气，便在偷偷攒了几个月的钱之后，打算买一张飞往泰国的机票。然而在办理护照的时候，他却被区役所的人拦了下来：

“你还有钱进行国外旅行，这是奢侈行为，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申领标准。”

这样一来，他的生活保障也被停发了，同时之前攒下的旅行经费也都被政府没收。在自己租住的房间里一筹莫展了2个月之后，房东因为房租欠费，将小明赶出了公寓。手里只剩下一个欠费手机，一台3DS，一个旅行袋，以及几件换洗衣服的他，顺理成章地来到了池袋西口公园，成为了默默无闻的无家可归者中的一员。

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记录，就是他曾经住过的那间公寓的欠费记录。从此之后，这个世界上便再也没有了关于小明的任何消息。即使是几年后，他喝醉酒后一头栽进了隅田川，警方在千住大桥下发现了他泡得肿胀的尸体，也只是在无名尸体的登记簿上增加了一个数字。

看着小明的故事，如同回顾了《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这部片子。然而这个故事中的每个片段，其实都来源于真人真事。

前几天跟朋友们聊天，也说到了这个话题：日本社会的界限。我们之前聊到过“御宅族”、“家里蹲”和“网瘾少年”，想要成为他们，其实都需要有一定的实力才行——如果没有家里留下的家业，哪个青年能够在家蹲上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

相对来说，普通人一旦掉下了“一般社会”的这条线，那么必须通过个人超乎寻常的努力，才有可能再次回到“一般社会”中来。如果运气不好的话，那么就只能拼命地维持，才不至于让自己越陷越深。

尽管这番话跟很多日本人聊起来，大家也都纷纷表示同意。但之后，随着我知道的越来越多，我才明白，这段话只是我理解得太浅的结果。

因为太多太多这些人群的“堕落”的原因，其实都是自己造成的。

所以下面才是正文……

1.只吃豆芽的地下偶像

“地下偶像”是一种日本独有的现象，大家可以理解为“地下乐团”+“偶像”。简单来说，一些怀有着“偶像之梦”的少女，拼命参加各种海选活动，然而却因为自身条件的问题屡屡被刷，于是便打算另辟蹊径：先攒粉丝再出道。

这些地下偶像少女，会通过Twitter、FB等等SNS平台运营自己，偶尔翻唱个歌曲，或者跳个舞卖卖萌，上传到Niconico（相当于Bilibili）上。获得收入的方法是在这些平台上公布自己“现场见面会”的时间和地点，一般是某个立交桥下或者秋叶原某路口——因为公园里禁止这样的活动。粉丝到场后她们会表演一些才艺，然后卖自己的CD、海报和照片等等周边，靠这样的不定期活动来获得经费。

然而，自己进行偶像活动的成本其实是难以想象的昂贵：制作演出用或者Cosplay的服装成本、印制海报、灌CD、购买简单音响设备等等，尽管有粉丝的支撑（往往也不过寥寥几十人或者上百人），但其实也难以为继。这些地下偶像少女们不得不一边打工，一边继续“演艺事业”。无论是住处，还是日常开销，都不得不格外节俭。

“豆芽菜是最棒的。”曾经聊过天的一名（自称）地下偶像的女孩跟我说。

“豆芽菜用水一煮就可以吃。富含维生素，而且还有好消化的大豆蛋白。”尽管这么说，但她明显已经有些营养不良导致的水肿了。“因为老家在农村，每年都会收到很多黄豆。所以就算不去超市，自己在家也可以发豆芽来吃。”

“如果豆芽沙拉、炒豆芽吃腻了话，把它加在发好的面团里，还可以烤豆芽面包来吃。当然，最好吃的自然是拉面汤里的豆芽啦。”

聊到吃的方面，她对豆芽几乎滔滔不绝。不知道这是出于她的自尊心，维护自己几乎每天都只吃豆芽的生活，还是真的觉得其他的蔬菜不合口味。然而，日本的超市里，确实豆芽的价格是最便宜的——便宜到打折时间里，一包豆芽只要10日元（约0.6元人民币）。

坐在街头聊天也没什么可送给人家的，于是我去自动贩卖机买来了两瓶饮料：一瓶橙汁，一瓶无糖绿茶。问她要哪个，她不假思索地要走了橙汁。她开心地喝着橙汁，突然冒出了一句话：“你真好啊。”

“我有什么好的？”

“能随随便便就去自动贩卖机买果汁喝，简直是我的梦想。”

在接受了对豆芽菜的赞美和对橙汁的感谢之后，我就匆匆跟她道别了。脑子里只记得她看上去已经不太能走红的容貌，以及她说「再过两年，到了30岁我就放弃当偶像的梦想」那句话。

不知道她现在放弃了没有。

在我们这边，也许还能开个直播赚赚钱吧

2.为了卖身而搬家，为了搬家而卖身

我国游客大多数都听说过“新宿歌舞伎町”，而且大多以为那里是个性开放的天堂，满街AV女优，店里都是牛郎，拿笔钱拉个人就能跟你去开房。

然而并不是，新宿歌舞伎町是那种看上去很火爆，但是根本什么都碰不到的地方。因为这个地区太出名了，店面里警察管得严不说，来玩的又大多数是成群结伙的年轻人——根本没有单独作案的机会。真的有那种言之凿凿能带你去玩小泽玛利亚的，100%是仙人跳。

新宿真正有“料”的，是一个叫做“大久保公园”的地方。

大久保公园地处歌舞伎町的北部，从几十年前起就是“站街女”的战场。这几年为了迎接东京奥林匹克所以开始有所改观，但仍然是东京市内非常有名的一个暗娼据点。

随着这几年各种约炮软件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化，站街女也逐渐从“街头拉客”的模式变成了“网上约炮”，但是因为这附近的酒店多且便宜，很多人还是把客人约到这里来交易。当然，这是对于那些“容貌尚佳”的卖身女来说的。

对于很多十年前就开始从事站街生意的女性来说，尽管可以用PS过的照片在网上约到客人，但见面之后很可能会被要求“退货”。所以她们别无他法，还是只能在街上拉客，指望着喝多了酒的男性们在昏暗的街灯下看不太清她们的容貌，用超低的价格把他们哄到酒店里。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名街娼。

花子今年45岁，大约15年前开始站街。最初她其实有正式的工作，在一家企业里当事务员，收入只有17万日元。收入不高，但自己喜欢的东西又不少，于是她便尝试去陪酒店陪酒，赚一些零用钱。然而当年龄接近30岁的时候，她突然开始发胖，体重猛增到70公斤，陪酒店自然就开除了她。几乎与此同时，她在公司里交往了几年的已婚上司，也因为开始嫌弃她，又怕她闹得自己事业和家庭出问题，便用了点儿手段，让她工作中出了个大纰漏，借此开除了她。于是没有办法，她为了生存，只得开始卖身。

30岁左右的卖身女，其实并不少见，而且大部分会伪装年龄，声称自己25岁左右。但是花子因为情绪抑郁，染上了暴食症，体重逐渐上升，于是大部分的店面也不愿收留她。在偶然的机会里，她突然得知了大久保公园的“街娼”生意。原本住在东京东面的千叶县的她，差不多会隔三差五地来大久保公园这里站街。尽管站街每单的生意很便宜，但好处是不用给店里上缴，收入全归自己。然而有时候客人要求的时间太长，她也会不时错过末班电车回家，于是只能打车返回住处——一趟2万日元左右的出租车钱，基本上会让她一天白干。

一来二去，花子决定搬到新宿这边来住。一来可以省下车费，二来还可以用自己的房子当“营业场所”，省下了酒店钱。但是新宿的房价可与千叶不同：原本只要3-4万日元的房子，到了新宿会飙升到15万左右。

原本是为了方便卖身而租房，到头来却变成了为了支付租金而卖身。更可怕的是，随着她年老色衰，卖身的收入每况愈下，然而新宿的地价却悄然升高。尽管几乎每天都执拗地去站街，但是能够搞上的生意可是越来越少。45岁，单身，烟酒不离手，在这样的生活里，她几乎攒不下什么钱，更不用说养老的准备了……

至于逃出这种生活的方法，我想不到，不知道大家能想出什么来吗。

3.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但是却失去了人生的一切

第三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男性。

他化名叫做山形土子，原本是一名搞笑艺人。因为又会变魔术，又会模仿秀，所以在当地的活动上很受欢迎，月收入也很快超过了50万日元（3万人民币）。在这样顺风顺水的环境下，他与韩国籍妻子结了婚，生下了两个儿子。

4年前的2012年，日本的外交关系骤然恶化。与中国因为钓鱼岛问题纠缠不清，中国很多大城市都爆发了反日游行。与此同时，日本与韩国也在“独岛／竹岛”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在一次看电视新闻节目的时候，山形说了几句向着日本的话，却让韩国籍的妻子勃然大怒，夫妻两人当即开始拌嘴。“别以为我嫁给你们日本人，就是卖国奴了！”当晚在山形睡熟之后，他的妻子用木槌狠狠砸向了他的脑袋……

事故之后山形被砸瞎了一只眼，眼眶凹陷，而且出现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容貌的改变，以及创伤后的后遗症，让山形无法再从事演艺事业。同时，妻子对他的暴力行为被定义为家暴，而没有当作故意伤害处理。在他向法庭申请离婚后，韩国籍妻子表示可以接受离婚，但因为他已丧失一定的行为能力和劳动能力，要求由女方保留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他一方面惧怕妻子的暴力，另一方面也确实无力抚养两个儿子，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同意协议离婚。但在之后，妻子提出因为自己没有劳动收入，孩子的生父应当承担法定抚养责任，在两名儿子年满20岁，达到成年年龄之前，都由男方支付抚养费。否则便要将这两个儿子送入孤儿院，自己回韩国。

山形土子不得不再一次对法律低头，将自己之前从事演艺事业的积蓄几乎都拿了出来，支付了两个儿子的抚养费。而这样一来，他自己的生活也就捉襟见肘了。今年45岁的他，不得不用已经严重伤残的身体，强撑着去送报纸、送牛奶打零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却失去了人生的所有。

当然，他也可以就此罢手不干，去申请“生活保护”。然而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下面我们讲一个与“生活保护”相关的故事。

4.监狱外的监狱，不是犯人的犯人

故事的主人公是三名女性：A、B、C。

三个人有着共同的背景：都是服刑期满，从监狱里释放后，申请了“生活保护”的人。

然而三个人的背景又彼此不同。

A今年52岁。28岁时跟男友结婚，两人当时都没有正式工作，以打工为生。但是两人都热爱旅行，而且喜欢买名牌。因为钱不够用，于是A趁着自己在超市收银的机会，窃取了几张信用卡信息。通过地下渠道复制了这些信用卡之后，两个人去欧洲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旅行，大肆采购名牌。飞机刚一落地，夫妇两人便被拘捕，并以诈骗罪判刑。

5年的监狱生涯之后，男方销声匿迹，A回归社会却四处碰壁。一段时间里她以偷窃自动售货机为生，屡屡被抓，最后被再次送交警方，从重处罚。周而复始，从30岁第一次进监狱开始，她在监狱里总共度过了12个年头。

B今年39岁，年轻时长得相当漂亮，但是现在看起来已经如同59岁的人了。她高中辍学，在当地成了一名飞车党，有不少小地痞为她大打出手。20岁时，她认识了一名在横须贺美军基地服役的美国大兵，两个人马上搞在了一起。房事之余，美国兵开始带着她注射毒品寻求刺激。几年后，大兵回了美国，留下了她和她的一身毒瘾。

为了搞到买毒品的钱，她抢劫、卖身，失手打死了出租车司机。警方将她逮捕后，先进行了几年的强制戒毒，随后在监狱中服刑期间，她被查出患上了宫颈癌，不得不摘除了全部生殖器官。

因为是过失杀人，所以她的刑期并不长。在达到监内服刑期后（日本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人，在监狱中服刑满1/3的刑期后就可以申请监外服刑），她回到了监狱外的自由世界。然而因为还处在放疗期间，她仍然需要服用抗癌药物，并且定期接受放疗。

C今年只有29岁，但早在15岁时就已经离家出走。离家后不久，她就被不良少年团伙控制，强迫卖淫——因为她不满法定成年年龄的20岁，所以不良少年们先放她出去钓鱼，等嫖客上床时再推门而入，拍下裸照后以报警为威胁，敲诈勒索中年嫖客们。

同时为了控制C，不良少年团伙强制她吸食冰毒，让她上瘾。这样一来，C便完全沦为了这个不良少年团伙的奴隶。当警方破获这个团伙时，C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幻听、幻视症状，并且对所有的陌生人都抱有强烈的敌意。

就是这样看似废人的A、B、C三人，在被监狱释放后，走投无路的她们决心彼此支撑，于是便在一起租下了一间大房子，开始了“自由的新生活”。

到这里，看似很励志的故事要开始了。然而并不是。

出狱后的三名女性，首先面临的就是生存压力。原本的家人早已抛弃了她们，相依为命的她们还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A有严重的酒精中毒，B的癌症尚未治愈，C有幻视幻听和恐惧症。三人先后申请了“生活保护”，并且成功拿到了每人每个月14万日元的生活保障金。看似可以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申领“生活保护”的要求，是不可以有除这笔保障金之外的任何形式的收入。而且，领取生活保障金的人，也不可以在生活中有奢侈的行为。

简单来说，生活保障金的发放对象是“丧失了劳动能力，或者无法获得劳动收入”的人群。为了防止一些人冒领生活补助金，同时还打零工赚钱的现象，政府规定了这些申领人必须接受不定期的强制家访：政府会派人前往这些人的住处，观察他们的生活，以判断这些人是否真的生活需要“保障”。

举例来说，政府工作人员会在每次家访时详细记录每件家具的摆放以及新旧程度，如果因为天气太热而购买了额外的电风扇的话，或是换了新型手机，那么工作人员会做出“保障金发放过多”的判断，从而减少之后的发放金额。A曾经在路上捡到过一只小狗，因为可怜便带回家里养。但是在工作人员视察后，认为“养宠物是奢侈的行为，超出了生活保障金的覆盖范围”，于是便将小狗领走进行了安乐死。

同时，被定义为“任何形式的收入”，除了打工之外，也包括了不可以买保险，不可以去游戏厅（因为有推金山等等有奖励性质的游戏），不可以买彩票，甚至不可以存款（因为有利息）。每月政府会跟踪生活保障金申领者的账户，一旦发现有结余，就会在下个月扣掉结余的部分。

所以尽管三个人本来想一起开一家小酒馆，但是一旦开业的话，三个人就都会失去生活保障金——这对于三个蹲过大牢的女人来说，实在是太不可能了。

这样一来，A、B、C三个人只能每天无所事事，要么憋在自己的房子里，想要去郊游也只能乘公交或者步行——三个人都不能申领驾照。唯一的乐趣就是玩免费手游，看看电视，或者买来便宜的散装酒喝个烂醉。政府发给她们的生活保障金，目的似乎不是让她们早日自力更生，而是“早点儿活腻了去死吧”。

这就是申请“生活保护”的现状。

5.为了男神，卖身吧！

看过《暗金丑岛君》的读者们一定记得，那个因为喜欢上牛郎，而自己去卖身的姑娘。很遗憾，《暗金丑岛君》的故事里，很多东西都是真实的。

柴田幸子，今年24岁，宫城县人。卖身历史：10年。

从小跟母亲一起长大，作为独生女的她，性格格外好强，尤其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绝对不会放手。同样作为独生子女的你我，一定能够理解吧？

母亲开着一家小酒廊，所以幸子的童年可以说不穷困，但也只是一般家庭的水平。性格大大咧咧的母亲从小就对她说“我可是靠着出卖身体来把你养大的”，所以她对卖身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羞耻感。因为从小零花钱很少，所以幸子一直盼着可以“自己卖身挣钱”的日子，对上学完全没有兴趣。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在学校里跟其他女生的关系并不融洽，于是幸子开始辍学，后来竟跟着在援助交际时认识的男人回家，开始了同居生活。母亲虽然每天都会发短信来问候她，但是绝口不提让她回家的事情。所以她也就想：

“也许我不在家的话，妈妈能更方便地把男人带回家吧。”

跟她同居的男人除了提供一个住处之外，并不给她任何的零花钱。所以缺钱的时候，她就去网上约炮。在家乡待到18岁，她便独自一人来到了东京。谎称自己已经20岁的她，找到了一家在歌舞伎町的保健店落脚。

保健店是最多只提供“撸一撸”的店面，所以收费自然比卖身要便宜一些。幸子虽然年纪小，但是在卖身方面可已经是老师傅了，于是凭借年轻靓丽的外表，以及豪放大胆的工作态度，她马上就在店里做到了头牌的程度，月收入也达到了80万日元（4万8000元人民币）的水平。在歌舞伎町初来乍到的她，马上就被一名帅气非凡的男性所吸引，而那个人，很不幸，恰巧是一名刚刚开始走红的牛郎——阿政。

走红牛郎的身边不缺女人，尤其不缺有钱的女人，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然而喜欢上这名牛郎的幸子，却认为美女就该配俊男，阿政身边的女人都是老大妈，根本不配和阿政在一起。于是她为了和阿政的那些金主们争风吃醋，也来到阿政的店里大摆阔气。普通售价3万日元一瓶的唐培里侬香槟，在店里会卖到20万以上——尽管幸子是保健店里的头牌，但她的月收入也仅仅够喝上4瓶的，跟那些一打香槟起喝的富婆们还是没法比。于是幸子想到了，既然已经出来卖了，干嘛不做得彻底一些？

于是幸子跳到了东京吉原的一家高级妓院，这里提供的服务是“无套”。因为没有了安全套的保护，于是店里的价格比普通妓院高上了几倍之多，幸子的月收入也飙升到了200万日元（约12万人民币）。这段日子里，她下午和傍晚在店里接客卖身，晚上便去歌舞伎町把卖身钱全部挥霍在阿政的店里，只为了一个目标：

让阿政一个晚上都只能陪我说话。

阿政也自然惊讶于一名20出头的小姑娘，竟然出手如此阔绰。但毕竟是情场老手，阿政在短信里与她卿卿我我，但是到了店里永远是一副职业作风：大金主们来了的时候还是会丢下幸子去陪酒，也拒绝在店里跟她有过多的亲热行为。

幸子的嫉妒心被燃烧到了顶点，她为了让阿政知道她的决心，通过自己店里店长的关系，借了1000万日元（约60万人民币）的高利贷。在阿政入店1周年的庆祝酒会上，她买下了5瓶店里顶级的库克黑钻香槟，浇了个香槟塔送给阿政……

然而金主大婶微微一笑，用一袋子现金买了5打60瓶。阿政的笑容似乎飘到了天上，而幸子的高利贷却背到了5年以后。

借的时候是1000万，还的时候却是4000万。而且还高利贷的钱，直接从她在店里的卖身收入里划走。从那天起，幸子过上了“免费卖身”的日子。为了能够尽快还清欠款，让尚未年老珠黄的自己可以换个地方再挣些钱，幸子每天从店里申领的生活费只有500日元（约30元人民币）。

不用说，自从不去阿政的店之后，阿政就再也没跟她联系过。

“现在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客人叫我出台去唱卡拉OK。这样我就可以在卡拉OK店里点炸鸡块，吃个够。

如果不能在27岁前还完欠款的话，我的人生就完了。过了30岁别说干一番事业，就算卖身都不好卖了。

都是干皮肉生意的，我能理解阿政。一点儿不恨他。他身上肯定也有说不清的故事，也有着不得不拼命挣钱的理由。这个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在自己生日的晚上，对着电脑码下了这么多让人看完后心生郁闷的文字，我觉得这挺自虐的。但是对我来说，这样的故事看得越多，也就越在内心中提醒自己，不要轻易堕落到那样的地步，不要走到无法挽回的世界里。

有句话，我不知道放在这里是不是合适：“人生并不是随时可以重新开始的。”

比如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些“裸条事件”，大家可能很难理解那些为了借几千块钱就拍裸照的女生们，但话说回来，那些女孩子们，没有一个是在一开始便决定了要拍裸照去借钱的：都是在消费、追求、享受、排场的陷阱里，一步步自己越走越深，回头一看，才发现爬下来的梯子已经被人撤走了。

所以这次长达半个多月的日本之行，让我感触最深的一件事，就是看着大都市街头那些熙熙攘攘奔波在商场促销打折店间的年轻上班族，以及那些远在乡下山村里过着简朴生活的年轻手艺人，我心中一直在想：

究竟谁更幸福？又究竟谁更羡慕谁呢？

而我们，又终将变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