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十几年前，一个大雪天，我坐火车，从东京去北海道，黄昏里，越是接近札幌，雪就下得越大，就好像，我们的火车在驶向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国家不在大地上，不在我们容身的星球上，它仅仅只存在于雪中；稍后，月亮升起来了，照在雪地里，发出幽蓝之光，给这无边无际的白又增添了无边无际的蓝，当此之时，如果我们不是在驶向一个传说中的太虚国度，那么，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就坐在我的对面，跟我一样，也深深被窗外所见震惊了，老妇人的脸紧紧贴着窗玻璃朝外看，看着看着，眼睛里便涌出了泪来，良久之后，她对自己的丈夫，甚至也在对我说：“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
我一直记着这句话，记了十几年，但是，却也爱恨交织。它提醒我，当造化、奇境和难以想象的机缘在眼前展开之时，不要喧嚷，不要占据，要做的，是安静地注视，是沉默；不要在沉默中爆发，而要在沉默中继续沉默。多年下来，我的记忆里着实储存了不少羞于说话之时：圣彼得堡的芭蕾舞，呼伦贝尔的玫瑰花，又或玉门关外的海市蜃楼，它们都让我感受到言语的无用，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羞愧。
害羞是什么？有人说，那其实是被加重了的谨慎和缄默。可是，人为什么要害羞呢？其中缘由，至今莫衷一是，美国人杰罗姆·卡格恩找了满世界的人做实验，最终还是无法确定害羞的真正缘由，或者说他已经找到了答案：任何存在都可以导致害羞。害羞竟然无解，难怪它席卷、裹胁了如此多的人群，“甚至害羞还没有来，我的身体就有了激烈的反应，心脏狂跳，胃里就像藏着一只蝴蝶般紧张不安”，杰罗姆·卡格恩的患者如是说。
不不，我说的并不是这种害羞，这是病，是必然，就像不害羞的人也可能患上感冒和肝炎；我要说的，其实是偶然——不单单看自己的体内发生了什么，而是去看身体之外发生了什么：明月正在破碎，花朵被露水打湿，抑或雪山瞬间倾塌，穷人偷偷地数钱。所有这些，它们以细碎而偶然的面目呈现，却与挫败无关，与屈辱无关，如若害羞出现和发生，那其实是我们认同和臣服了偶然，偶然的美和死亡，偶然的卫星升空和仙女下凡，它们证明的，却是千条万条律法的必然：必然去爱，必然去怕，必然震惊，必然恐惧。
所以，我说的害羞，不是要强制我们蜷缩在皮囊之内，而是作为一段偈语，一声呼召，让我们去迎接启示：世界何其大，我们何其小；我们站在这里，没有死去，没有更加徒劳，即是领受过了天大的恩典。
就像有一年，我去了越南，那一日黄昏之际，在河内街头，我目睹过一场法事：其时，足有上百个僧人陆续抵达，坐满了一整条长街，绿树之下，袈裟层层叠叠，夺目的夕光映照过来，打在僧人们的脸上，打在被微风吹拂的袈裟上，就像此地不是河内，而是释迦牟尼说法的祇园精舍；随后，吟诵开始了，这清音梵唱先是微弱，再转为庄严，转为狮子吼，最后又回到了微弱，当它们结束的时候，一切都静止了，飞鸟也都纷纷停落在屋顶，在场的人足足有二十分钟全都默不作声，就好像释迦牟尼刚刚来过，又才刚刚离开，但就在这短暂的聚散之间，地上的可怜人接受了他的垂怜。
袈裟，绿树，梵唱，夕光，还有羞愧得说不出话：此时言语是有用的吗？乃至我们去看去听的感官，难道不应该被取消吗？应当让这奇境和狂跳的心孤立地存在，像海市蜃楼一般地存在，如此，当我们回忆起来，才要一遍遍地去确认它的真实，确认我有过羞于说话之时。如果你没有忘记，那么，这些羞于说话之时，不管是寥落还是繁多，它们就是散落在你一场生涯里的纪念碑。
是纪念碑，不是一口口的井，如若是井，你就有可能跌落下去，那便是执迷，乃至是喧哗，害羞不值得供奉，值得供奉的仅仅是你的害羞之物，它们的衣襟里没有藏着刀剑，也就不存在奔你而去的役使和阉割：梵高害羞，在星空底下乞灵，求神饶恕他的罪，一转身便割掉了自己的耳朵；卡夫卡，这个害羞到怯懦的保险经纪人，一边迷恋刨花的香气，锤子的敲打声，说是这些才能令他感到安全，但是，当一次次的婚约逼近，他的拒绝也是几近凶残。这自然是极端的例证。再说今日，《生命之树》的导演特伦斯·马利克，说起这个人，他一生里可谓遍布着羞于说话的时刻，因为害羞，他几乎不肯站在任何颁奖台上，可是，当他在拍摄这部堪称杰出的电影时，害羞却变成了惊人的偏执和专注，火山的爆发，星云的漂移，潮浪的涌动，都被他绣花般记录了下来，若非如此，便恶狼般不肯放过自己。
我一直记得这一幕：香港电影《蝴蝶》里，名叫小叶的女孩子和名叫阿蝶的成熟女人并肩前行，空气里流动着情欲，因为青春总是容易叫人有恃无恐，小叶的挑逗几乎算得上蛮横，使得阿蝶的羞怯愈加突出，甚至引来了小叶的嘲笑，但是画面一转之后，在浴缸里，当真实的鱼水之欢上演，小叶就发现自己上当了，却原来，她才是被挑逗的那一个——害羞不光只是手足无措，它也可能是一幅挂在墙上的卷轴画，掀开它，墙壁要“轰隆隆”作响，一个辽阔的、崭新的洞府就在眼前。
此处的害羞，不是看轻自己，而是格外看重了自己以外的东西；此处的不说话，其实是要叫话语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能够匹配得上被它描述的物事，犹如我们的一生：不是一味地去战胜，也不是一经碰触便溃逃远遁，而是不断地想出法子，使之恰如其分；如果此时是恰如其分的，那就请此时变作行船，送我们去往他处，去迎接其他时刻的恰如其分。
无情对面是山河：羞于说话的人，往往最安静，也最无情，他既然可以忍受最枯燥的安静，自然也能接受必须穿越众多枯燥的无情：革命时的呼号，受冤时的哭诉，你们只管来，我都受得起，我都发得出声，切莫说这小小的情欲，无非是几声欢好时的叫喊。
可是，天分四季，月有阴晴，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人这一世，越是在反对什么，你就越是被反对的东西限制得更深，反之亦如此：但凡物事，你越是增添爱欲，它便越是成为你的救命稻草，但，活在凡俗的日常里，更多时候，我们要的只是一饭一蔬，而不是救命稻草，稻草多了，造化多了，都会压垮自己。
《欲望号街车》的作者田纳西·威廉斯如此回忆他的害羞生涯之起初：“上中学，几何课上，我走神了，往窗外看，正好看见一个迷人的姑娘，我盯着她看，没想到，她也在盯着我看，顿时，我的脸开始发烫，而且越来越烫，从此以后，只要有人盯着我看，不管男的女的，我的脸就开始发红，发烫。”
——实在是悲伤的事，到了这个地步，害羞已经不仅是害羞，它是病，是逆风执炬，必有烧手之患。我也是。“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十几年下来，当初那个老妇人的话，我一直都记得，而且记得越来越牢，到最后，它就变成了怪物电影里的猛兽：我先是饲养它，又再被它反噬。我越是想扎根于更多的羞于说话之时，那种纯粹而剧烈的害羞便在我身上黏附得越紧：说话的声音，翻动书页的声音，乃至碰杯的声音，都要小，都要轻，不如此便不能放心，日渐加剧之后，它便成了病，病一发作，就叫人紧张难安。
几年来，我一直都在写剧本，实话说吧，写剧本这桩事情并未给我带来什么痛苦，唯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每一次的剧本讨论会，每逢此时，我就如坐针毡，说到底，不过是十几年前听过的那句话又在作祟，时至今日，它已深入了我的骨髓：什么是写作？它就是写，沉默地写，不见天日地写，它怎么可以被说出呢？但我不说，自然有人会说，说桥段，说转折，我一边听，一边心惊肉跳；轮到我说了，我几乎已经心如刀绞，之前的全部生涯都变作一片即将崩塌的堤岸，我每说一句话，一块裂土就离开了堤岸，抢先落入水中。往往说到后来，巨大的虚无感降临，我便觉得我自己是个叛徒，我不仅背叛了此前有过的羞于说话之时，也背叛了写作，背叛了写作中的困难、神秘、不可捉摸和一切不能被说出的东西。
我还没有去写，就先说出来了，这使我看上去好似一只油滑的寄生虫。
这便是人活于世的诸多悲哀之一种：想嫁给皇帝的人勉强做了压寨夫人；练了十年长跑的人只能奔跑在送信的路上；其间还要夹杂多少明珠暗投，指鹿为马，直把杭州作汴州。或早或晚，我们要活成最厌恶的那个自己，既然结局已定，我们越往前走一步，便越是在背弃自己的路上更往前了一步，而得救还遥不可及，我们仍须丢弃害羞，去争吵，去斥责，去辩论，去滔滔不绝，唯有经过了这些，安静下来，想起自己如何度过了无数虚妄里的困顿和奔走，这才害羞，这才说不出话来；事实上，时代变了，你我也变了：世间照样存在叫我们羞于说话的物事，但它们不再是雪和玫瑰花，也不再是袈裟和海市蜃楼，它们渐渐变作了我们日日制造又想日日挣脱的妄念与不堪。
我未能甘心。多少滔滔不绝的间隙，我还是想念札幌郊外的那场雪。《五灯会元》里记录过这么一段——僧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东海浮沤。”曰：“如何领会？”师曰：“秤锤落井。”好吧，我既无法重回到十几年前，暂且就不再将那羞于说话之时看作中心，看作一段行路的终点，而是看作浮沤，随缘任运，无所挂碍，随处漂流，时有时灭。说不定，到了最后，那些沉默、震惊和拜服反而会像秤锤般结结实实地落入了井中，就像十几年前的那列火车，它没有停，穿过太虚国度之后也没有停，一直开进了我此刻的生活，只要我还能发现、遭逢和流连羞于说话的时刻，我就可以拿它们作为车票，不断朝前走，一直不下车。
譬如几年前在祁连山下。半夜里，道路塌方，数百辆车全都堵在了一起，我下了车，在山路上闲逛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一群哭泣的羔羊。却原来，卖羊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赶进城里，怕时间来不及，于是，便寻了一块空地开始了屠宰。天上的星辰伸手可及，青草的香气在旷野上飘荡，香气里，又夹杂着血腥的气息，数十张被剥掉的羊皮就摊放在公路边，也摊放在待宰的羔羊面前，它们除了流泪，甚至都不敢不踏过血污，走向屠宰场的中心，但它们全都在流泪，月光寒亮夺目，我看得真真切切。
终究有一只羊发出了哀鸣，其后，暂且还拥有性命的羊羔们全都一起哀鸣起来，而月光照样寒亮，青草的香气照样飘荡，此时让人羞怯的，不是美景，而是生死。但，在生死的交限，我，羔羊，乃至杀羊的人，却都是无能的，我们既不能叫月光黯淡，以匹配死亡，也不能叫血腥之气消散，以抵御哀伤；不仅如此，就算离开这里，我还要在更多的地方，长街和小巷，穷途和末路，我还要在更多的地方变得更加无能，一如那群羔羊，哀鸣不能使它们离开死亡，反而让它们离死亡越来越近：我，我们，竟然置身在如此乖戾的一场生涯里。不自禁地，我又想起了那句话：“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
——只是这一回，要再说一次：让人害羞的，说不出话的，不再是美景，而是生死，是面向生死的无能。无能的羔羊和屠宰，无能的月光和青草。无能的八千里路和十年生死两茫茫。
又譬如更早一些时候。汶川地震之后，我们一行几人，买了足足三辆车的食物和药品，穿州过省，去往了距离汶川几十公里之外的另一座小县城。可是，当我们躲过了一路的余震、塌方和随时从山顶崩塌的碎石，终于赶到目的地的时候，竟然找不到可以交接的人，我接连去了好几次官员们办公的地方，但是，每次都被推说人手不够，没有人帮助卸货，即使卸了货，也要自己负责看管，而另外一边，却不断有受了灾的人来到我们的车辆边求取药品，如此，我的心里便生出了怨怒，横竖不管，开始就地卸货，再给那些陆续涌来的人群发放药品。
没想到的是，来了一位官员，不光横加阻拦，还要喝退求药的人们，说是赈灾货物非得要统一发放不可。到了这个地步，我就再也无法忍住横冲直撞的怨怒了，我拽住他，跟他动了手，对方当然也不会善罢甘休，叫来几个人，追着我往四处里跑，越是往前跑，我就越是怒火中烧，终于停下了步子，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准备迎过去，我偏要看看，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
终究没有。我不仅没有跟他们继续殴打，而且还迅速地、满面堆笑地跑回去，向那个官员认了错，然后，一刻也不停地，搂紧了他的肩膀，叫他再不要出声，他似乎也被这突至的亲密吓了一跳，懵懂里，竟然变得顺从，之后，再顺着我的指引，跟我一起看十步之外的景象：一个孩子正在捕捉萤火虫。月光下，蟋蟀在轻轻地鸣唱，灌木丛随风起伏，一个孩子的手正在离萤火虫越来越近。但是，这个头上缠着绷带的孩子却只有一只手。如果盯着他看一会儿，甚至能看清楚他的鼻青脸肿，这自然都是地震带来的结果，除此之外，地震还带走了他的另外一只手。现在，这仅剩的一只手正在从夜空里伸出去，越过了草尖，越过了露水，又越过了灌木，正在离那微小的光亮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当此之时，言语是有用的吗？悲伤和怨怒是有用的吗？无论你是谁，亲爱的，让我们沉默下来，不说话，去看，去听，去见证一只抓住光亮的手，看完了，听完了，我们还要再将此刻所见告诉别人，只因为，此刻所见既是惯常与微小，也是一切事物的总和，它们是这样三种东西：天上降下了灾难，地下横生了屈辱，但在半空之中，到底存在一丝微弱的光亮。
——亲爱的，如果它们都不能让你羞于说话，那么，你就是可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