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往返于早稻田图书馆和池袋的住所之间。冬天入夜早，新宿已是一片红海，走到霓虹背面，进入长长的鬼子母表参道，行人似乎一下子都不见了。同时不见的还有药妆店的广告声、商场里的音乐声、汽车轮胎擦过地面的声音、男人女人抬起脚时皮鞋弯折的声音，就连看了一天的书也全部抛之脑后。鬼子母表参道周围是日本传统的民居群，房屋各不相同，但都线条简洁，楼高不过二三层，门前有小小的庭院，要摆上别致的盆景和雕刻。
小道九曲回肠，稍不留神就会迷路，我也乐得到处看看。这片民居群总是出奇的安静，偶然碰到一个人，我们都吓一跳。我找到了一家极小的卖猫饰品的店铺，弯腰进去，店主点了点头，继续织有猫脸图案的杯垫。还找到一家豆腐坊，主人就把店开在自家的院子里，来往皆是邻里熟户。每次路过我都好奇，闹市环肆的街区里竟然可以存在一家手工作坊，而且它毫不客气地更贵，豆腐也只有一种款式。
每天，我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走回家。无论怎么绕，最终都会回到鬼子母表参道这条主路上来。鬼子母是佛教神灵，传说她生了五百个儿子，还要吃别家的小孩，佛藏起她的一个儿子让她明白母子之爱。鬼子母悔悟后便入了佛道，主授子、安产。晚冬的夜里，表参道上街灯惨黄，仅能看清来路。白天看学术文献，晚上走在一条以鬼神命名的黑黄的路上，是我在东京最奇异的经历之一。到了时间，恢弘的鬼子母神堂倏然出现在转弯处，数十盏大红色灯笼高悬，一旁如林的白色经幡默立，又热闹又肃然。神堂上伸出一展旗，上面一个大大的“鬼”字。
我知道我到家了。租住的房子就在“鬼”字不远处，是一栋木结构二层小楼。一楼有厨房和餐厅，英国男人杰克占据了唯一一个大卧室。他来日本旅行过一次，之后就搬了过来，目前在酒吧打工。有时候经过他房间门口，看见他的日本女朋友横在皱成一团的床单上，很奇怪，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的脸。二楼还住着一个法国交换生，经常抱怨自己在这里没有朋友，然后关起门来吃便当看电视。我第一次在旅行中有了长时间歇脚的地方。躺在榻榻米上，我知道不远处新宿正扑香歌舞伎厅的招牌，居酒屋的小火锅也煮起来了；池袋的阳光城直指向天，背后东武、西武连成看不见头的商海。但现在，我庆幸自己能够在东京汹涌的漩涡中有一只锚，可以不必为错过任何事情而焦虑。
1
在东京，每个外国人都会说一段自己的日本情结。我在早稻田的老师是美国人，他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来到日本交换，之后没有再回去，一留三十年。他记得最初被日本小城令人愉悦的平静、礼貌和安详所吸引，那是与美国激进的个人主义和进取精神大相径庭的文化。现在，他会在开门的时候为所有人服务，一口一个“duozo”。我在北欧时的邻居，一位漂亮的丹麦女孩，极度痴迷日本的流行文化，常年穿着有骨架撑起的蓬蓬裙、头上系着蝴蝶结。这种卡哇伊风格在极简主义盛行的北欧，绝对是眼球炸弹。他们都来到了东京。日本文化有和中华文化一样的东方神秘色彩，同时分享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这让它看起来像现代文明走向的“另一种选择”。
在日本，东京被概念化得很厉害。《作为思想的东京》说东京已经远超城市的意义，全国各地有作为的年轻人都要来到这里，连皇室都是明治维新后从京都搬来的异乡人。战后复兴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越来越集中于东京，如今东京占据日本十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的GDP。你在许多国家都能找到几个并肩竞争的城市，上海之于北京，洛杉矶之于纽约，但东京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住处和学习的地方都在新宿，这里成为我在东京的地图中心。1950年代，东京原都心三区千代田区、港区和中央区已经不能满足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政府提出建设副都心，即新宿、涩谷、池袋，新宿为首。如今新宿是大都市的典型样本，高楼摩肩接踵，街上人群密不透风。它最显眼的标志是车站。新宿站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大型商场、餐馆、旅店、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延宕到地下数层，不用出站就可以逛上一整天。站内有几十个出口，对应着新宿的不同街区，出来之后，车站内一切又重新出现在眼前，大型商场、餐馆、旅店、娱乐设施。新宿就像大城市套着小城市的俄罗斯套娃。每天，有将近四百万人次从套娃里进进出出。
之前去欧洲的城市，我习惯在街上闲逛，但在东京，我基本是在建筑物里穿行。好不容易出了车站，拐进卖奢侈品的商场，逛了一圈后找一家纪伊国书屋待半天；转一个街区，寻一家日料吃喝，再去车站的面包店买甜点。我有时会突然停下来，怀疑这路上的行人为何能笃定地前行，好像他们都知道自己的方向。对我来说，选择是很困难的事情，要如何才能知道街角的这家药妆店与别家有什么区别，我在这一家吃了晚饭，会不会与另一个特色餐厅擦肩而过。《海上钢琴师》的钢琴师说，“阻止我脚步的，并不是我所看见的东西，而是我所无法看见的。在那个无限蔓延的城市里，什么东西都有，可唯独没有尽头。”我本质上是城市爱好者，唯有东京，让我觉得完全无法理解它的复杂。它是一艘太大的船，一个太美丽的女人，一条过长的航线。
我第一次去东京时住在比较传统的日式民居，每次从新宿回来，都觉得很“穿越”。但这并不是说，东京鲜明地分成了商业区和传统区，西式建筑与和式建筑。东京是个均质化的城市，各个地方差别不大。如果沿着某条线把北京切开，横切面上有国贸这样现代化的地方，也有城中村这样前现代的地方。东京有不同功能的分区，但发展水平很均衡，银座仍有挂着明治维新思想“和魂洋才”旗帜的百年面包店；无论多么偏僻，走到哪里都能看见自动售卖机、便利店和严格分类的垃圾回收。
东京地图的单位不是“张”，而是“本”，每个车站又都可以取到本区域的分地图，信息因此变得无用。它的驳杂，最适合绘制私人地图。皇宫重要，但对许多人来说只是遥远的一瞥，城内其他以“侘寂”风格闻名的建筑更令人有共鸣，隐而不扬，朴素和谐。我对鱼生的好感度一般，却意外发现东京的甜点在口感、造型、想象力方面十分惊人，欧洲大多数店里卖的甜点因此看起来像锤子砸过一样。杂司谷站附近有夏目簌石的墓地，离我住处很近。我感激这种巧合，他写的《我是猫》是我读过的第一本日本小说。浅草寺是东京最古老的寺院，德川家康曾将这里指定为幕府的祈愿所，围绕浅草寺的闹街上曾有吉原妓院和歌舞戏院。川端康成写《浅草红团》，风月场上卑微的男人女人，用“像刀锋一样锐利而易于挫折的忧郁”形容弓子。战后妓院关闭，戏院也逐渐衰落，混小子北野武不愿意逛这种“过去的街区”，他去新宿、涩谷玩得不亦乐乎。但最终他想做一个喜剧演员，又进入浅草，从开电梯做起，得到的第一个角色是人妖。现在浅草卖得最好的小吃是人形烧，北野武会说出什么样的笑话呢？
回到住处，一切抛诸门外。这片民居楼与楼之间间隔极窄，邻居的猫不时跑到我的阳台上来。进门脱鞋、净手，室友们已经睡下了，我不得不轻手轻脚上楼。传统日式民居是木制结构，内里装修也都是木头，一点压力都会发出吱呀的声响。我不禁想到，如果这是家庭，每个人难掩隐私和秘密。小津安二郎拍日常生活，有一个“榻榻米”视角，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会理解“榻榻米”视角实际上是人的视线交汇而形成的剪辑路线。它提示着日本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过度暴露而略微拘谨，但又不失亲密。
东京奉行节能的环保政策，冬天并不集中供暖。走廊不可久待，但屋里也不暖和。我常常等不到身体回温，就昏睡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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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京的最深刻印象之一就是孤寂。我的经验中，在大多数城市，哪怕只待几天，都会与其发生联系。东京却很难。享受它提供的服务是很容易的，走近它的过程就像剥洋葱，每一个步骤都碰到热辣辣的不情愿。最可怕的是，剥到最后，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的大团圆结局，双方还是并行不悖。中村拓志设计的原宿东急广场上，通往商场“Omohara”的入口处是如同万花筒般的镜像通道，置身其间，服饰、草木、广场上的游人在三角镜里影影绰绰，仔细看却只是自己一个人。这就是东京最好的隐喻，那样有质感的意象，都是敞亮的幻觉。
东京无疑是世界上最适合单身人士生活的城市。想去任何地方，地铁线路四通八达。《欲望都市》中的纽约，男人女人会因为争抢出租车而调情，在东京，这样的版本是“痴汉”和“电车男”，他们有欲望，但几乎没有发展亲密关系的能力。如果不想见到男人，还有大把的女性专用车厢可选。东京对自动贩卖机的态度简直疯狂，你可以在上面买任何东西，饮料、食物、车票、香烟等等。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生活，东京就是天堂，每天从睁眼到闭眼，不用说一句话。单从经济发展水平解释，无法在纽约、伦敦、巴黎这样的大都市身上找到同样健全的设施。精神分析学家土居健郎在《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曾提出过著名的“娇情”概念，认为“娇情”是日本人际关系的基调。土居所说的“娇情”，一言以蔽之，就是“想要被人爱的依赖愿望”。我们都听过如下对话：“饿了吗？”“不饿。”“吃一些吧。”“好的。”“娇情”的一方对表明自己的利益有所克制，但内心期待对方可以利他一些。中国人对“娇情”并不陌生，日本却更加极端，整个社会体系都建立在对“娇情”的模拟上，即自我克制与他人之情的交换关系。拿自动贩卖机举个例子，它代表着“我有需求，但不能去打扰别人”和“这是给予你的方便”两重意思。
想要被人爱的愿望，也隐含着怕别人讨厌自己的不安。东京就是这这样一个敏感的少女。现代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隔绝了依赖心理实现的可能。当城市越来越便利，对他人的需要就越来越少，原本恐惧分离，最后真正做到了分离。
我刚到东京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的注意力全部被美食、街景和神社吸引了，尤其记得站在东武商场地下的美食礼品街，其食物精致美艳的程度，让我几乎哽咽。那时我在欧洲待了一年多，最常吃的东西是自制炒意大利面。更不用说药妆店从眼睫毛关心到脚趾甲，文化遗址从街头排到街尾。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我都处在亢奋的状态，每天逛到深夜才回。后来渐渐平静，奇观矮化成生活，东京开始显露它巨兽的一面。
当时我正在新宿散步，已经可以一眼辨认出歌舞伎厅的牛郎。走过一个街角，突然人都不见了，我在建筑丛林中迷了路。四周是百米以上的摩天大厦，一栋接着一栋，天空被分割成几何形状，钢铁和玻璃冰冷地堵住去路。人行走其间渺小如一只蚂蚁，整个城市像《千与千寻》中的无脸怪兽一样，沉默地跟着你，吞噬掉苟延残喘的气息。我当时惊恐极了，即便身边没有任何人。怪兽片多和城市密不可分，奥特曼、哥斯拉拔韭菜一样拔去高楼，也许人们在高层建筑身上投射了恋物的恐惧。那个时刻之后，我明白单纯的旅行者心态已过。
现代性的分割体系和日本特有的“娇情”结合起来，造就了一些颇有意思的社会现象。比如公寓楼的兴起。NHK电视台做过《无缘社会》的纪录片，讲高龄、无子、失业、不婚的人在公寓内独自死去，即使被发现，也没有人认领他们的尸体。公寓楼只是一个载体，它的背后是日本三大关系网的破裂：城市化撕裂了家庭和故乡的连结；终身雇佣制逐渐瓦解，经济情况无法稳定，也没有固定的同事关系；而日本的公共保障，涵盖的人群也非常有限。
基于东京的一系列亚文化，御宅族、单身寄生族、暴走族等，都可以借助这个角度来理解。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在日本是“御宅圣经”，传到中国成为一代人的性启蒙读物，其中的文化差异可见一斑。
尽管分割到个人，日本也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学者正村俊之给出的解释是，“事先防止社会对立的可能的措施得到了发展”。就是说，日本有“不愿意麻烦别人”的心态，已经预先与外界妥协，放弃了主动的对立姿态。所以日本人看起来有些“去差异化”，显得极有秩序。走在东京街头，人群自动分成两股，来去的方向绝不混淆，就像水流之中隔了一座无形的墙。关东地区靠右行，关西地区靠左行。我适应了东京的走路习惯后，出了大阪的火车站，发现自己不会走路了，觉得自己冒犯了迎面撞过来的每个人。只消很短的时间，日本就会把一个异乡人规训成本地风俗的奉行者。
“911”之后，纽约陷入恐慌，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在节目里讲了一个笑话。他对大灾难感到非常沮丧，可没过几天就在自己家门口看见一个乞丐自在地“打手枪”，顿时知道，这个城市仍然没有变。“311”之后，日本核泄漏的影响逼近东京，所有的人秩序井然地买食物，秩序井然地进行反核示威。于是世界知道，东京还是那个东京。
3
因为一个朋友，我去了一趟葛氏柴又。葛氏柴又在东京东北角，是“下町”，劳动人民住的地方。它是《寅次郎的故事》的外景地，男主角寅次郎都在电影里说“我生长在东京的葛氏柴又，是帝释天的水把我养大，姓车，名寅次郎，人们都叫我疯疯癫癫的阿寅。”电影拍了48部，极受欢迎，直到男主角扮演者渥美清去世后才终止。
出了柴又车站，帝释天表参道口立着渥美清的铜像。一位年迈的英国人激动地从我身边走过，他念叨着：“我刚下飞机，一定要看寅次郎。”每一集《寅次郎的故事》，主人公四处流浪，爱上一个姑娘又离开。我朋友和他有点像，热爱流浪，热爱姑娘，一直颠簸，也常被发好人卡，因此深深引寅次郎为知己。整个柴又都是寅次郎的味道，他喝酒的饭馆，喜爱吃的草饼，还有一座寅次郎博物馆。作为国民偶像，寅次郎既有日本男人的优点，重视家庭、善良、乐于助人，也和他们一样不爱承担责任、自卑、过度反思、认为自己不被命运眷顾。或许大部分男人都能在他身上找到共同点，更何况，它还有一个所有男人一听就泪流满面的名字：男人命真苦。
寅次郎很衰，但他能不断地出走、逃逸，在其他被家庭和企业秩序牢牢禁锢的日本男人看来，这多少是美好的幻想。早晨八点钟从东京赤坂的天桥上看去，是潮水一般穿着西服去上班的男人们，安静地涌过斑马线而不起涟漪。他们连成一片、无法分辨的背影就是这个庞大经济体前进的尾迹。20世纪70年代以来，居酒屋一度成为职员发泄工作苦闷的出口。失意的男人们在这里流连忘返，不愿意离开避难所。
居酒屋之前，是艺伎馆。日本社会传统上家庭与社交有明显分野，女性被教育传宗接代，但从不学习交流和与人相处的能力，大多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如同刻满古老责任的契约。艺伎充当了真正的“红颜知己”，她们见多识广，懂察言观色，才女亦不罕见。性技巧并非艺伎提供的服务，因为有另外细分的职业承担。她们大多也并不擅长此道，曾有艺伎写，接吻也算一种性技巧。但艺伎馆花费不菲，有钱的男人才能够享受精神上的愉悦，来往多重臣富商，可以说，艺伎是最早进入“公共空间”的女性群体。
我在日本做过田野，艺伎也是其中一个对象。早稻田的老师对我说，你不可能约到一位真正的艺伎——那种经过严格训练，有严肃艺术追求的艺术家——最多只能去景点看看演员的表演。因为艺伎实在太贵了，部屋多接受熟人预定，而且主要在京都。
在京都，我见到了艺伎。事情十分偶然，我进入一家卖饰品的店与店主酒井攀谈起来，得知他的父亲曾是《艺伎回忆录》原型岩崎峰子的客人，家庭与艺伎很有渊源。他主动提出带我去见京都的头牌之一小桃。巧的是，我也知道她，甚至看过她写的书。酒井带着我七拐八拐，离开了游人众多的花街，来到一处僻静的街道。出租车驶过，一位盛装的舞伎下来，着大红色和服，说明刚入行不久。她拖着行李箱敲开一户部屋的门，屋内柔和的黄色灯光泻了出来，并传出年轻女子说话的声音。我觉得自己置身于深作欣二的《艺伎馆》。
继续往前走，我们在一家木屋前停下。酒井在门外报了名字，一位穿着浅绿色和服的艺伎走了出来。她没画标志性的白色底妆，眉毛修长，随手搭一条淡粉色的披肩，看起来素净极了。我明白，她地位很高。艺伎的资历和地位可以从外表上看出来，舞伎通常服饰和妆容更艳，晋升为艺伎后，就换了一个色系，年长的艺伎，除非正式场合的表演，出门赴“座敷”（与客人吃饭）都是淡妆。
酒井介绍了我，小桃突然用中文和我说：“你好，你对我们的工作感兴趣，这很好。”她小时候曾在中国生活过几年，中文没有完全丢下。我有些紧张，询问了一些田野相关的问题。她面如满月，十分可亲。章子怡、巩俐主演的《艺伎回忆录》完全不是传统艺伎的审美，如小桃这样，身量小、圆脸、气质圆熟无棱角，才是真实情况。她要赴一个座敷，略略抱歉与我分别。我问她是否还学习中文，她微微一笑，“常有中国客人的宴会。”
我很难想象，她如何用不熟练的中文与不熟悉座敷的中国客人交流。现在日本也少有人懂得这种私密聚会的规矩和乐趣。如今艺伎早已式微，先后滋养它的贵族阶层和资本家逐渐凋零，现在也只有在京都的文化琥珀层中尚能存活
4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再度回到东京。当时东京正遭花粉病，满大街都是戴着口罩的人。二战后，大财团垄断的林业界为了经济效率，到处种植成长周期短但会散发大量花粉的杉树。197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对花粉过敏，到现在，大街上至少一半的人都戴着口罩。北京人戴口罩是无法忍受糟糕的空气，东京人戴口罩却是有空气而呼吸不得，一对貌合而神离的陌生人。
我重新走了当年去过的地方，桃花依旧笑春风，但我远没有当时闲散的心情。工作带来的补偿是，我密集地见到了东京各个阶层的人，有财团团长，环境专家，公知领袖，媒介主管，官员，公司白领等等。那段时间，每天都有精确到分钟的日程表，以配合精确到分钟的交通时刻表。大多数的见面有一套固定的程式，在接待处，我们就要把外衣脱下来拿在手里，名片放在最容易触及的口袋，时间一到立即进门奉上名片。离开时双方鞠躬送行，直到电梯门开之前，走廊里人头起伏，像翻滚的稻浪。
这些人中，我最喜欢《周刊现代》的副主编近藤大介。一部分原因是我们都在媒体工作，有天然的相亲性。但见了太多礼貌、谨慎、刻板且不说一句闲话的日本人之后，近藤是个巨大的惊喜。《周刊现代》创办于1959年，从属日本第一大出版社讲谈社，现在发行量是日本第二。《周刊现代》的办公室和所有媒体一样，堆着高高的资料，职员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近藤的脸上干脆写着“日本人工作时长世界第一”。他刚刚从中国调回来，怀念五点就能下班的日子。
《周刊现代》是新闻刊，副刊登小说、娱乐，还登色情图片。我的同事们对此心知肚明，一拿到手就开始往后翻，没有，再翻回来，还是没有。近藤拖着硕大的眼袋看着我们说，我剪掉了。“格调不高”，他显得尴尬，曾有美国政要看到自己的访谈和裸女挨在一起而大为光火。因此杂志社专门准备了一把上好的剪刀，只要是赠刊，都小心剪去色情图片。
日本出版自由，杂志为博销量登色情内容很常见。当时日本最火的脱星是坛蜜，玉体横陈的高清大图，恨不得登上了目力所及的每一本杂志。2013年大热的日剧《半泽直树》请她饰演一个性感角色，只要她出场的时间，本来就很高的收视率又窜上去了。
日本令人称奇的一点是，常常在比较极端的概念中转换。儒家、佛教、基督教、神教思想交织的社会，却丝毫没有生长出情欲的禁忌。我从住处去去新宿，一路经过大小神社无数，人们渴求灵魂的救赎。一到歌舞伎町，穿尖头皮鞋、头发焦黄的牛郎开始揽生意，酒吧女即使在大冬天也露出长腿。进入成人影像店，极系统的细分市场把作品分门别类地标签，我觉得自己好像走进屠宰场，老板，来一块2号系的胸脯。《菊与刀》中试图解释，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到另一种行为绝不会心理痛苦。便利店里的杂志上的色情图片，许多都用纸条粘连，需要回家裁开。公共场合看不到最禁忌的图片，虽然只有一层纸的隔阂。
近藤并不喜欢自己的杂志上登色情图片，他有着严肃的新闻追求，而且已经被两任首相告过了。菅直人告了他两次，一次因为他调查私情，一次因为他揭穿谎言，罪名当然都是“虚假报道”。近藤曾接到线报说菅直人私会情妇，他带领5人调查组驻扎在菅直人下榻酒店的隔壁，用针孔摄影机、录音机记录下了证据。有趣的是，近藤在酒店遇到竞刊《周刊文春》的记者，二人相视立即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你来这做什么？”“过周末。”“我也是。”
近藤不是自知幽默的人，他在讲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仍愁眉苦脸，我们已不管不顾笑翻了过去。在东京见人的经验中，官员、职员极为循规蹈矩，知识分子、媒体人要自由主义一些。近藤所言是两种风格的中和，有观点也不无趣，还有中国读者喜闻乐见的春秋笔法。
菅直人第二次告近藤的缘由是书。他在《周刊现代》和一位知名作家对谈，恭维说喜欢对方的作品，作家很感动，给菅直人寄去了自己的全集共24本，每一本都签了名。一周后，《周刊现代》的实习生在早稻田的二手书店里发现这套赠书。近藤把书买了回来，亲自操刀了这篇报道，因为他“太讨厌菅直人了”。
我问他，你不怕被报复吗？他说，日本从起诉到下判决大约需要一两年，那个时候，首相早换了。
菅直人执政15个月，是从小泉纯一郎卸任以来第一位任期超过一年的首相。稳定的高素质公务员集团是日本政坛基石，政党与官僚集团的斗争再激烈，政府还是正常运转。但也不是一点影响都没有，耗时过长的规划就比较难以执行，大多数普通人对政治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情，觉得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至于安倍，近藤也不喜欢。安倍晋三第一次任首相的时候，发生了朝鲜绑架日本人的事件，安倍公开批评朝鲜，《周刊现代》却拍到他偷偷派秘书去朝鲜密谈，被告。安倍晋三2012年再度出任首相，工作一忙，告状这事儿就搁置下来了。
《周刊现代》总体是支持安倍的，竞刊《周刊文春》经常骂安倍，如今安倍支持率回升，近藤说，这对他们杂志有好处。他对安倍有意见，但没办法改变自己杂志的政治立场。“在日本，杂志都是主编一个人的玩具，副主编也做不了主。”
回国后一段时间，我看到近藤大介出了书，名字叫《中国缺什么，日本缺什么》。内容主要写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细节，中国缺优质服务、团结精神和技术，日本缺责任感、年轻人和世界视野。至于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没有更深入的分析。“标题党。”我会送他这样一个标题。
近藤在中国开设专栏，上电视节目，观点比较“亲中”。他不能在自己的杂志上骂安倍，就在中国写文章骂他，读者自然也爱看。但这个问题上，中国从来都不会有众生喧哗的选项。可万一他喜欢安倍呢？
每每听闻“中日必有一战”的言论，我都会想起在近藤办公室，他谈起日本右翼时一脸的倦态，“日本右派聚会必吃中国菜。中餐是圆桌吃饭，体现平等，另一个原因其实是，他们都喜欢吃中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