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绿记得那是2007年春天刚刚开始的时候，她和小琪穿过圣马洛古城，坐在港口边的长椅上遇到一个孤独的英国水手，他们闲聊了一会儿，然后她和小琪沿着退潮后才显露出来的堤道走上Grand Bé小岛。空气潮湿而寒冷，像那时节大海的全部味道，小岛的高处连接着远方灰白色的天空，海浪的声音越来越大，她们慢慢走着，直到看见那个在海崖边紧紧贴着大海的坟墓，上面只有一个灰色的，空无一字的石头十字架。
她们从来没有身处过这样的景象之中。站在墓碑旁，仿佛走到了世界尽头，一览无余的灰色大海，不知去向的大风，海浪不停地敲打着墓碑下面尖利的黑色礁石，泛起白色的泡沫，如同一个巨大的时间钟摆，为了唤醒，也为了陪伴那个在这里沉睡的人，他像是这一整片大海和陆地，还有夜晚她们看不见的星空的主人。“是夏多布里昂的墓，从1848年到现在。他生在这里，写过一本自传《墓中回忆录》。”陈绿说。“真美啊……要是以后能这么死就好了。”小琪像是在自言自语。
在咆哮的海浪面前，她们不再说话，头发不停地掠过她们的脸颊和眼睛，像远处海鸟舒展开的翅膀。辽阔是有意义的，如果说孤独和骄傲有一个最好的注解，就是此刻，在死亡面前，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这一刻有如黄金，当潮水再一次涌上小岛的时候，来时的那条小路将消失不见。时间像浪潮一样无法摆脱地球的引力，一点一点自我更新，切割，她们将会经历不同的相遇和分离，是这大海里的一滴水，再也无法真正重逢。
1.
“您下去吗？” 白手套在电梯里摁着按钮，远远问陈绿。
“来了，谢谢啦，”陈绿三步并作两步跑进电梯，“早上好。”她笑着向白手套问好。白手套侧过身往后退了一点，面无表情地拉上电梯的栅栏门，老破的电梯开始缓缓往下降，缆绳依旧发出叽叽呀呀令人不安的摩擦声。陈绿纳闷，搬来一个月，这个一直扑克牌脸的邻居今天居然主动和她讲话，还等她一起坐电梯下去。
电梯狭小到她们俩都得微微侧着身才能完全站下。她抬眼望去，白手套站得笔直，眼角嘴角有细密的皱纹，一如既往的高级大衣，同色系的高跟鞋和小肩包，只是都是二三十年前的款式，令陈绿意外的是，她今天居然没戴白手套，十个手指上涂着鲜艳的大红色指甲油，在这灰暗的电梯里简直放光。
“颜色真漂亮。”陈绿指了指她的手说。白手套立刻跷起右手看着，仿佛女王检视她的珍宝箱，“谢谢，是Yves Saint Laurent的。”她说。
一个人不得不和另一个人找点话说的时候，想办法说些奖夸对方的话总是没错的，特别是对一个女人。陈绿记得刚搬来这里第二天的早晨，她从公用厕所里出来，一个优雅的中年女人从昏暗楼道里的另一头款款走来，一头金发，墨绿色大衣，像瘦版的希拉里，最打眼的，是她的手上戴着一副突兀的白手套。陈绿吃惊这里还有这等人物，忙微笑着准备向新邻居问好，女人却目不斜视地从她面前走过，在经过厕所的一瞬，伸出她白得耀眼的右手，“呯”一声重重地拉上了刚才陈绿没关好的厕所门，扬长而去。陈绿讪讪地站在楼道里，那只手划出的雪白弧线仿佛打在了她的脸上，后来她偶尔在楼道里再遇到这个女人，她也总是戴着那副不无古怪的白手套，趾高气扬。白手套——陈绿在心里这么叫她。
电梯重重地顿了一下，一楼到了。白手套哗啦啦拉开门，再见，她头也不回地说。陈绿听到她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硬硬的撞击声，大门被咔哒关上。
说是大门，其实只是这幢大楼的一扇狭小后门。
寒假的时候，陈绿一个人从勒芒搬来巴黎。高高，她在巴黎唯一认识的人先帮她找的房子：一间位于16区保罗多麦尔大道漂亮大楼顶层的——佣人房。“你到法国才几个月，巴黎不比外省，你一个人住又刚到，所以一定要找个治安好的地方住，房间是不大，但是房租也不贵啊，你现在又不赚钱。”高高一副过来人的口气跟她讲，她只好点头。来之前她看过地图，16区是巴黎的传统富人区，宽阔宁静的林荫大道，古老华丽的奥斯曼式建筑，出门走两百米就看到埃菲尔铁塔和夏约宫，可是她住的这个地方却让她觉得屈辱，暗金色扶手，旋转楼梯，十九世纪装饰风格——大楼正门里的一切和她没有半点关系，住在顶层的人进出走的是后面的小铁门，四面漏风的电梯从一楼直通楼顶，楼道昏暗破旧，厕所是公用的，像七八十年代中国的筒子楼。陈绿的小房间在厕所斜对面，只有十二三平米大，一个狭长的长方形里，一张高低铺单人床，一个小小的淋浴房，一张小桌子，一个小衣柜，一角的厨房，打开落地窗户，是一个落满积水和垃圾的肮脏小窗台。晚上陈绿收拾好行李，瘫坐在床上，虽然是小城市工薪家庭长大的，但爹妈、乔力都当自己是宝贝，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了，她决定等稳定一点，过两个月问乔力再要点钱，就搬家离开这里。看着局促简陋的房间，她甚至忍不住刻薄起来，住在这种地方的人，如果是古代，大概只配拥有死了草席一裹扔出去的命吧。
但是后来有时她也觉得住在这里是一种幸运，巴黎也有一些混乱肮脏，像城市下水道一般的街区，家附近的战神广场是观赏铁塔和巴黎的最佳视角之一——铁塔，塞纳河，荣军院，凯旋门，卢浮宫，协和广场在城市的中轴线上向远方延伸，让她没有机会对这个初到的城市产生一点点幻灭。她在索邦大学报的法语班很快开课了，她背一个红色的双肩书包上学，下午有时下课很早，她看电影，看展览，像巴黎人一样躺在蓬皮杜广场的地上晒太阳，鸽子咕咕咕从她身边走过，跌落一泡白色的屎。和勒芒的宁静相比，她更爱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像马赛克一样多彩地拼贴起了这个大都市，来来往往的人流仿佛有张永远不衰老的脸，这里鄙视浮夸，热爱艺术，人人摆出一副漫不经心、互不关心的做派，她觉得这才是令她感到安全的距离。把自己一个人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是她的初衷，离过去更远一点，离爱的保护和被爱的疲惫更远一点，她在这个城市一无所有，并且还未曾体会过多的失落，所以除了——她给乔力写邮件：“一切都很好，只是每天一回到6楼的佣人房，寒酸，黯淡，拉开灯有黑色的蟑螂在爬，就像到了零点的灰姑娘被打回原形，但是呢，房间对面的公用厕所又总是很干净，即使是这样会让你觉得跌入社会底层的屋子，也还是会有让你赞叹的瞬间。每天晚上，环绕着整座埃菲尔铁塔的灯光会折射在家里的落地窗户上，每到整点，铁塔上的灯光会飞快闪烁，家里玻璃窗上的光影也跟着一起闪，像黑夜里飞过一片片闪光的鸽群。这是一座发着光的城市。”她写完了信，却一直没按发送键，最后还是把信存了草稿，草稿箱里已经有好几封这样的信。乔力的邮件不用回她也知道他会写什么——缺钱吗？缺钱告诉我。这么辛苦就回来吧。我很想你，回来吧，我们结婚吧。陈绿一直不愿面对又无能为力的是，她是用乔力的钱出的国。他们是大学同学，在一起已经六年，她家境平平，他一直照顾她很多，乔力本想一毕业就结婚，但陈绿一直拖着，直到她决定出国，他们说好她最多两年拿到平面设计的硕士学位就回国。她打算春天的时候申请那间法国最好的设计学校，学费很贵，对外国学生的录取率很低，她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她也没有把握是否能找到比乔力更爱她的人，又或者能令她不顾一切扔掉自己快枯死的爱情的那个人，她还不能也没有勇气和乔力说分手。
2.
这幢大楼的顶层一共有十几间佣人房，但只住了六七户，平时总是很安静。两个东南亚裔的中年女人，可能是菲佣；一个白人老头，总是一身油漆工工作服；两个高大的年轻东欧姑娘，花枝招展，搞不清什么路数，当然，还有她——每次陈绿听到楼道里先是一阵急急的高跟鞋脚步声，然后是厕所门“呯”一声被重重关上的声音，不用说，那一定是白手套女士。陈绿还惊讶过，早晨楼道里常会响起隐约的歌剧唱段，《乡村骑士》，《尼伯龙根指环》…….她曾疑惑地寻找这声音的来源，最后循着音线走到了白手套的家门口。隔着薄薄的门板，玛利亚卡拉斯的女高音在幽深的走廊里仿佛没有出路的咏叹，百转千回，陈绿有时会站在走廊静静地听一会儿，像巴黎街头和地铁里遇到的那些卖艺人，那些急匆匆穿梭脚步里优美的，具有职业水准的音乐，常常听得她眼角湿润。
和白手套电梯偶遇的第二天，隔壁搬来了一个新房客。一个大块头白人男人，说很难听懂的法语，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毛衣，敲门问她有没有烟，眼珠子看着她滴溜溜转。陈绿摇头关门，她并不想和这里的邻居们有任何交际来往，更何况这个男人令她感觉不安，早晨她开门，看见厕所的门敞着，男人像一头熊一样坐在马桶上，四目相对，男人挑衅地看着她，她心里骂了一句脏话，重重地关上门。
“嘭！”
门上一声巨响，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撞在门上，然后一阵男人女人喧哗的声音在门外响起。陈绿做完功课，正准备换衣服洗澡，吓一跳抱着浴巾就跑过去打开门。隔壁那个男人蹲在地上，抱着脑袋缩成一团，白手套光脚踩在地上，细瘦的胳膊上青筋凸现，她右手举着一只黑色的高跟鞋正往男人身上劈头盖脑狠狠砸过去，男人的脖子上已经在流血。“混蛋，居然敢偷看！死变态！”白手套边打边骂。那男人却原来是个大软蛋，不堪一击，只顾抱着脑袋，嘴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呻吟。“如果下次再被我看见，就等着警察让您直接滚回您的国家吧，听到吗，这里是法国。”她握着高跟鞋指着那男人，仿佛手里拿着的是一把枪。陈绿在一边看得目瞪口呆。
“听着，小女孩，“白手套沉着脸，转过头看着陈绿说，“第一，找个东西把你门上那个不用的钥匙孔封上；第二，如果发现他再偷看，你就直接报警，不用害怕，记住，这里是法国。”陈绿连忙点头，“嗯，谢谢您，谢谢。”白手套如行施惩戒完毕的女王，她鄙夷地看了那男人一眼，然后走过去把落在旁边的另一只高跟鞋捡起来，扶墙穿好，拂了拂大衣，整理好头发，转身走进电梯下楼。在缆绳的声音慢慢沉到楼底之前，陈绿终于缓了过来。
走廊的角落里有一只遗落的白手套，她走过去捡起来，上面有被鞋踩脏的脚印。想狠狠踹那个男人一脚，她却再看他一眼都嫌脏。她回到房间，重重地关上门，听到那男人发出一声痛苦的嚎叫，像一只猎食中被同类打败的动物。这里真是不能再住了。陈绿闻到了下水道的气味，老鼠和蝼蚁比邻而居。她打开窗户，寒风瞬间穿透了她的身体，她把浴巾披在身上，渐渐平静下来。窗外是寂静而空荡荡的大街，对面的大楼里有一些房间亮着温暖的灯火，人影在窗前闪过，仿佛深海里发光的鱼群，她抬起头，暗蓝色的天空里有白色云层淡淡的影子，月亮在高处瞪着她，六便士呢。
3.
星期三。地铁的工会罢工，地铁班次变得少了很多，圣日耳曼大街上比平时更显得拥挤，但是看起来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种每隔几年就要发作一下的节奏，他们明白——自由的进步，须与权利交换才能得以实现，这是巴黎理性的一面，革命和风暴沿袭下来的生活传统和社会哲学。高高和陈绿约在学校附近的一间小咖啡馆里见面，放学的时候天就已经完全黑了。高高即将去蒙特利尔继续学业，“没办法，法国不好找工作，蒙特利尔至少还欢迎会法语的移民，也许以后我会从那里再转去美国。”他说。高高是个瘦小的上海男孩，他只喜欢男孩子，陈绿知道他照顾她是因为乔力的面子，他也许还暗暗喜欢过乔力，谁知道呢。“你知道，乔力很辛苦，”高高对她说，“他刚开始做建材生意很不容易，喝酒，桑拿，送礼，你是他最在乎的人，他和我说，他有时候不太确定你和他到底会怎么样。”陈绿笑笑，手心攥着拳头。“我暑假会回国，”她对高高说，“你好好混，等我和乔力来加拿大看你。”高高低下头，“那里冬天很冷呢，零下十几度。”他说。
陈绿和高高拥抱告别，从拥挤的地铁里出来已经快九点了。下着细雨，像往常的每天一样，战神广场上依然到处都是兴奋的游人，她加快了脚步，去附近快关门的超市里买了面包和酸奶，出来时雨下得大了些，她索性把大衣的帽子套在头上，提着食物在没什么人的街道上慢悠悠地走起来，沉闷的心情渐渐消融在这冷冰冰毛茸茸的小雨里，如果生活是一部歌舞片的话，此时她应该唱着《雨中曲》，甩着塑料袋跳起舞来，旋转，跳跃，然后遇上男主角，一起跳起踢踏舞。
当然，她只遇到了一个在家楼下门廊外站着抽烟的瘦高女人，背影隐隐绰绰，细雨在路灯下逆光里狂舞。陈绿掏出钥匙准备开门的时候，那个女人转过身。是白手套。
“晚上好。”陈绿吃惊地看着她。一个多星期以来，她每天都会拿着那只洗干净的手套和在Printemps买的巧克力，去敲白手套家的门，却一直没有任何动静，早晨的楼道里也没有响起过歌剧的声音。那件事之后没几天，隔壁的男人就搬走了，她用橡皮胶把锁孔封住了，也变得对门外的声音敏感得像一只警醒的狗。
“晚上好。”白手套朝她点了点头，是那种熟人间的点头。她看起来有些不安，或者说心不在焉，脸上抹的粉底已经变得斑驳，粉底是那种有钱人晒太阳之后的时髦古铜色，可是因为被雨淋湿了脸，露出了她粉底下面真正的苍白肤色，那是一张挂着冲刷的水迹，黑一道白一道的脸，狼狈，滑稽，但白手套居然不知道或者不在意这一切，她的注意力似乎全在手指里夹着的那支烟上。
“您不上去吗？”陈绿问。
“我在等人。”她说。
“好久没见到您了。”
她扬了扬眉毛，“我去度假了。”
“哦——”陈绿朝白手套笑了笑，“那我先上去了，晚安。”她把钥匙插进大门的锁孔，又想起来，转过身对白手套说，“那天的事，谢谢您。”
白手套一脸茫然，“什么？”
“那天啊，隔壁那个偷看的男人，您帮我教训他。”
“啊——没什么没什么。”白手套摆了摆手，把头转了过去，似乎再和陈绿多说一句都嫌麻烦。
“晚安。”陈绿只好又说了一遍。她开了门，走进去的一瞬扭头看见白手套在雨里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明天吧，明天一早就把手套和巧克力送到白手套手里，了结了这件事，不欠别人的情分。
陈绿没想到的是，一个小时以后白手套会来敲她的门。“我没打扰您吧。”她站在门外问。头发和外套上都是水迹，几缕头发湿漉漉地挂在额头上，古铜色的粉底像干涸的泥浆般糊在脸上。
“没有。”陈绿纳闷。像被雨淋湿的狗，不，是淋湿的老猫，她想。
“那个……”白手套又把头转开。
“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您，能不能借我一点钱，只是一点点……”她直直地盯着陈绿的眼睛说。“我遇到点麻烦，急需要一点钱，”她在脸上挤出一点笑意，眼角的皱纹涌上来，“本来一个朋友说可以借我，但是我刚才等了他一个多小时，他却告诉我不行了……”
陈绿愣着，她犹豫地问，“多少？”
“350欧，啊不，400欧……可以吗？”她的高傲荡然无存。
陈绿看着她，第一次发现白手套的眼珠子是浅灰色的。眼前的这个女人应该和妈妈差不多年纪，可能还要大几岁，可是她和妈妈是完全不同的女人。陈绿知道她那白得耀眼的手套，出了这幢楼就会摘下来，是一种类似消毒工具的存在；她冰冷的灰色眼睛，虚妄的强硬，这里是法国的傲慢，楼道里的瓦格纳，握在手里的高跟鞋，此刻全都替换成了眼前这张被淋湿的花脸，可是这张脸竟让陈绿也恍惚看见自己，她知道她们是一种人，对白手套涌起的怜悯里夹杂着嘲弄，甚至也加上了给自己的一份，那是对一种说不清是什么的真相的自嘲和自怜，像被这个雨夜淋湿的薄纸，迅速地润开了一大片水迹。400欧不是什么大数目，乔力也刚给她汇了一笔钱，于是她点头说，“可以。稍等，我去拿支票。”
“请问您的名字？“陈绿没让白手套进屋。她把支票本摁在门上写完数字，签上名字。
“Anne Huppert.”白手套说。
陈绿撕下支票，递给她，“好了，安娜。”
安娜捏着支票，如释重负，连着说了好几声谢谢。她和陈绿行贴面礼，道过晚安。
“对了，您不想问我这笔钱这么急，是拿去做什么吗？”她走之前突然问。
陈绿摇了摇头，“除非您想告诉我。”
安娜咬了咬嘴唇，“我会很快还给您的，晚安。”她说。
她们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张支票而变得显然不同，说钱和尊重没任何关系，那是骗人。住在这里一个多月，陈绿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贫穷近乎是一种耻辱。钱能决定很多关系，比如以前住在这个屋子里的佣人；比如白手套安娜，住在这里，四处借钱，仍努力把自己和贫困隔离开；还有她自己，在用乔力的钱想办法让自己从乔力身边逃开，陈绿为自己的言不由衷感到羞愧。她和安娜有什么区别呢，她们都是说谎者，不断对自己施以安慰，并且深信这个谎言——我不属于这里，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比他们都高贵，高贵是个多么闪闪发亮又自以为是的词，但陈绿又深知自己和安娜的不同，她不在乎指甲油和外套的牌子，她的虚荣来自于对更好自己的期待和索取，她需要干净通透的住房，需要匹配她梦想的专业环境和人群，需要一个在这个发光城市里发光的自己，她始终觉得钱不过是一种生活的驱动和手段，正因为那并不是生命的最终目标，不是衡量一个人真正价值的标签价码，才不值得自己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赚取那一点点微小价值，她选择拿自己的另一些东西和命运去交换，以替代卑微的薪水，奔波的生活，不值一提的劳作，但是绕不过去的是，一切仍然都早已暗中标价。
零点了，玻璃窗上的光点又活跃起来，金色的，晕开的光和光叠着，在眼睛里留下痕迹，仿佛带着什么特别的力量，又因为折射的模糊而不知自己的乏力。陈绿走过去，拉上窗帘，窗帘是她特地选的橙色，阳光好的早晨，几乎半个屋子都会洒满一大片暖暖的金红色，让她觉得这一天充满希望，无谓忧愁。
4.
写作课考试的那一天，巴黎的第二个月过了一半，小琪突然打电话给陈绿说要从勒芒来巴黎玩。她是陈绿在勒芒的那四个月里最亲近的朋友，一个长手长脚，头发有点自来鬈，学工科的北京姑娘，那时她们的房东都不准带人来家里，所以几乎每个周末她们都会沿着河边的小路一起散步，在小城的广场里发呆。陈绿在小琪来之前把堆在上铺床上的杂物收拾干净，也趁机扔掉了一些无用的东西，前几天她终于在15区的一个漂亮的小区里找到了一间既干净又安静的小公寓，下个月就可以离开这里，搬过去了。
“不用上课吗？”陈绿去火车站接她的时候问。小琪摇头，“我请了病假，不想去，烦。”“你怎么怪怪的？”陈绿看她。“哪有，你才怪怪的。”小琪拍拍她的头。她们俩能成为好朋友，陈绿有时觉得奇怪，她不觉得她们俩有很多共同点，但是竟然很好相处。小琪比陈绿小两岁，据她自己说长这么大从来没谈过恋爱，所以常常会说一些很晕乎的话，是那种典型大城市好家庭出来的小女孩，而陈绿呢，一直现实清醒，步步为营，不然就什么也没有，她那在小城里当工人的父母除了希望她有个好工作和乔力结婚生子外别无所求。小琪其实也长得不难看，只是穿着有些朴素，也许是眼镜常常从鼻子上滑落的缘故，她额头上有很深的抬头纹，时隐时现在稀稀拉拉的刘海下面。她伸出两条细长胳膊的时候，会让陈绿想起某种长长叶子的绿色植物，没有花茎，却会缠绕依偎。
那间小房子里住两个人显然非常局促拥挤，好在陈绿依旧早出晚归去上课，小琪说是来玩，却并不怎么出门，这几天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她除了去战神广场看了一眼铁塔，去超市买吃的，其余时间都呆在家里，在床上抱着电脑上网，打游戏，睡觉，吃零食。陈绿不知道她的食量现在变得如此惊人，她买了各种口味的黄油饼干，大铁罐子里装满了蛋卷，结结实实的黑巧克力，洒满白色糖霜的奶油蛋糕，家里一下子堆满了她的零食，陈绿看到的她几乎每时每刻嘴里都在咀嚼着食物，坐过的地方地下就会落下一片饼干和蛋糕的碎屑。
“这屋子里有蟑螂，这样会把它们都招出来的。”陈绿想起那些一开灯就看见乱爬的黑色甲虫，眉头拧成一团。“还有，你是有暴食症了还是怀孕了？”她实在看不下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就是特别特别想吃，不然就会觉得很无聊，心里发慌，一定要吃东西填满才行。”小琪摸着肚皮说，“走路的时候觉得肚子上的肉都在颤抖——可是，还是想吃啊。”
陈绿看着她依然细瘦颀长的四肢，无话可说。
“你看你看，今天给你做了白菜蘑菇红烧肉便当，还加了一个荷包蛋。”小琪放下手里在啃的苹果，招手叫陈绿过去，她喜滋滋地打开便当饭盒的盖子，蔬菜和油亮的肉铺在米饭上面，在满满的便当盒里排得整整齐齐，一个金黄色焦了边的荷包蛋放在最上面。小琪来了以后，晚上都会做好饭等陈绿回家一起吃，顺便帮她准备第二天中午的便当，让陈绿可以不再吃学校里冷冰冰的三明治。“哇，我娶你吧，”陈绿盖上便当盒盖子笑着说，可是她又忍不住加了一句，“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吃白菜吗。”
这就是陈绿。
“小绿，你还记得我们班上那个日本埃及的混血姑娘Yukie吗？”夜里，小琪的声音从上铺的床上飘下来，房间里一片黑暗，只有小琪笔记本的屏幕闪着幽幽的光。
“记得啊，又漂亮又聪明，教养也特好，那时候老师们都很喜欢她。”陈绿躺在床上说。
“她和高一级的那个土耳其男孩子好上了，喏，那个男的你也看见过，流里流气的，而且……好像很穷，大家都觉得他配不上她，可是他们好了以后，Yukie就越来越迟到，现在几乎已经不来上课了…….我听说她怀孕了，可能会回日本。”
“她才19岁吧…….” 陈绿想起Yukie那双长长睫毛下棕色的眼睛，她感慨起来，“女人啊，为什么要长子宫呢…… 你说，女人最终的命运就是成为一名母亲吗？Yukie和我说过，她从小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和埃及裔的妈妈生活在日本，虽然她妈妈是大学教授，但是成长的过程中应该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吧，她说她以前在日本有个前男友是个在弹子房工作的小混混，可能和这样的男的在一起，她才有安全感吧。
“前男友……听起来可真神气啊，”小琪嘟囔着，“对了，那个印度人约你出去了吗？”小琪把脑袋从上铺探出来问她。
陈绿知道小琪说的是那天来给她们修网络的那个棕色皮肤男孩，印巴血统，长得很帅气，浑身的荷尔蒙，他殷勤地问陈绿要电话，约她出去吃饭，但她对年轻的，看上去蠢蠢的好皮囊男人简直抱有成见，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他甚至只会请自己吃麦当劳。
“没有啊。”陈绿翻了个身说，“睡吧。”
晚上陈绿被一阵床铺的轻微抖动惊醒，她听到上面传来轻轻合上电脑的声音，然后小琪从上铺蹑手蹑脚爬下来，在窗帘缝隙里透过的一点微光里，陈绿看见她在桌子上抽了几张纸巾，走到窗户边，把手伸进睡裙里面，低头在大腿之间擦拭着什么，然后她扔掉纸巾，在窗前站着，一动不动。那两条纸巾的白色抛物线，在黑夜里仿佛沿着一个长长慢镜头的轨迹掉落在了垃圾桶里。秘密，常常在黑夜里才会显现。陈绿闭上眼睛，轻轻呼吸，过了一会儿，她听到小琪爬上上铺的声音，床架子的颤动随着她的躺下而慢慢平息下来。
“小绿，你睡着了吗？”小琪的声音突然幽幽地飘下来。
“嗯。”
“我睡不着。”
“那，你吃点儿？”
“我爸妈离婚了。”小琪说。
陈绿的头皮麻了一下，她睁大眼睛，问道，“什么时候？”
“上个星期我妈打电话给我，说我爸什么都没要就走了，他和那女的准备移民加拿大。他们好了一年多了，你知道是怎么好上的吗，我爷爷胰腺癌住院，我爸常常去陪床，边上一床是个晚期肠癌的男人，陪床的是他老婆，然后我爸和那女的好了，哈哈，后来那男的去世了，我爸和我妈说要离婚……他说他一辈子就没怎么为自己活过，他一直在演一个永远都正确的人，我妈又那么强势，现在他不想再演了，哪怕都错了也不想演了。”
“那你妈呢？”
“她——她那种高级知识分子，她说那就离呗，就当我爸死了。吵了半辈子，现在终于清净了。”
陈绿从床上坐了起来，她靠在墙上，双手环抱着屈起的双腿，她听到小琪也在上面坐了起来，和自己一样，靠在墙上。
小琪说，“我爸给我打电话，发短信，我都没理他，我觉得恶心，这不是狗男女吗？我爸从小就对我特好，我妈还打过我，他每次都护着我，他怎么会是，可以是这样的人？说我长大了，他可以走了…….是，我觉得我妈可怜……可是，可是有时候我又觉得我爸其实也可怜……”小琪的声音渐渐结实了起来，“小绿，所以我们以后也都可能会变成一个自私的王八蛋，是不是？”
“你爸就是因为不想骗你们，所以才——”陈绿想了半天，憋出这么句话。
“所以我才开始不停地吃，要一直吃一直吃，吃得胃很饱很饱才有满足感，但是有时候饱到实在受不了，感觉已经到这儿了，嗓子里要满出来了，我就去厕所里抠喉咙吐出来……我怀疑我是不是有病了…….”
“没事，过阵子就好了，”陈绿抬起头，看着头顶上的床板说，“你别老待家里，多出去走走。”
小琪的声音慢慢低下来，“我想他们了……”
“喂喂，你刚才下床在干嘛？”陈绿在她哭出来之前，使劲敲了敲头顶的床板。
小琪沉默了。“啊，你看到了？你说呢？”
嘿嘿。陈绿又敲了敲床板。“你在看文字的还是视频的？喜欢看欧美的还是日本的？”
床抖了一下，小琪把脸埋在枕头里，发出低低的尖叫声，啊啊啊——她轻轻拍打着床铺的边沿，整张床微微颤抖起来。
“好了好了，想听我和你讲个故事吗？”
“讲。”
“嗯——之前这里有个女邻居叫安娜，我给她取了个代号叫白手套。”
5.
晚上十点，安娜拿着一瓶红酒敲开陈绿家门。“买了瓶不错的Medoc，您愿意和我一起喝一杯吗？”那是借她钱后的第三天，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亚麻衬衣，肩上搭着一件灰色的条纹针织衫，抹了大红色的唇膏，看起来状态不错，口气里依然还有一股子白手套女士不容别人拒绝的劲儿。
陈绿其实很累，下午找房子，转了三个区看了四间小公寓都没满意的，但她还是请她进来了，她也想喝一点儿，说起来安娜还是这间屋子的第一个客人，房间里发出了安静的回响。她找出两个红酒杯，洗干净，然后切了点Brie奶酪，放在小碟子里。屋子里只有一张椅子，她让安娜坐着，自己坐在床上，只能一直手里拿着酒杯了。
“Tchin- Tchin，”她们轻轻碰了碰杯，安娜仰头一口喝完说，“我在找工作，但是您也知道，现在工作很难找，经济不景气。”
陈绿摆手，“不急不急，”她端起酒杯说，“这酒不错。”其实她喝不出什么好坏，她只是想让安娜不要太尴尬。
安娜得意地笑。“您真是好人，您是学生吗？为什么来法国呢？”她问。
“嗯，因为我喜欢法国文化。”陈绿给了她一个法国人最爱听的标准答案。
“好吧，法国文化……”她嘟嘟囔囔，又喝了一大口酒，“你知道吗，法国人都很自私，很蠢，我更喜欢美国人。二十年前我和丈夫、女儿住在洛杉矶，我们在美国有分公司，在海边有一幢大房子，圣莫妮卡海滩——你知道吧？不知道也没关系。美国人没那么多法国人自以为是的blabla，还有那么多税，而且——”她又扬起眉毛，“而且他们给你三次破产的机会。”她耸耸肩，拿起酒瓶给自己咕嘟咕嘟又倒了一大杯，继续说，“我女儿在美国，她在好莱坞当演员，演过很多电影，比如……”她想了想，抱歉地笑，“啊，我忘了。”
“您喜欢听歌剧？”陈绿问。
“…….嗯，有时候喜欢……我母亲以前是歌剧演员，在里昂，不过她一辈子没演过什么主角，总是演和女主角唱对台戏的大反派，邪恶王后什么的。”安娜的眼神变得茫然起来，“我小时候，她希望我像她一样，考上巴黎国立音乐学院，唱女中音，进歌剧院，但是我和她关系一直很不好，每天吵架，我只能说，她疯了——她活着的时候，我特别讨厌歌剧，讨厌古典音乐，我宁愿辍学在餐馆做女招待也不想唱歌——后来我认识了吕克，我丈夫，他是个商人，我就和他一起做珠宝生意，那时我们做得很成功，在美国有分公司——”
安娜突然停下了她的故事，一阵隐约的电子音乐声从窗户缝里冒冒失失地钻进来，强劲而细弱的节奏挑逗着屋子里沉闷的空气，她和陈绿对视了一眼，彼此交换了疑惑的眼神，这是一条入夜就十分安静的大街，陈绿从来没听到过任何噪音。安娜站起来，走到窗前，打开了落地窗户，寒冷的夜色和一股音乐声浪直直地冲进了屋子里。“来看。”她脸红红地转过身朝陈绿招手。陈绿走过去，马路对面那幢大楼里，五楼的公寓正灯火通明的开着派对，看得出来那是一大套漂亮的房子，有十九世纪的装饰纹，摆满鲜花的长长露台，几个十几岁的少年在露台上喝酒聊天，跟着音乐摇摆身体，电子音乐骚动不安的节奏和他们的笑声放肆地飘荡在寂静的大街上。这是一个人人彬彬有礼，处处如古典主义油画的街区，和全世界所有的少年一样，他们打开大门，故意制造喧哗和噪音，像少年的神一般破坏着这个老气横秋和假正经的世界。她们竟然愤怒不起来。“年轻真好，”安娜喃喃地说，“今天是周末，上帝也会原谅这些年轻人的，是吧，绿。”她转头微笑地看着陈绿说。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那是一个穿过马路就完全不同的世界，陈绿像在远远看一部电影。她拘谨的，处处正确的，努力做一个好学生的青春，没有弹性，硬邦邦的身体。此时她看到安娜身后，玻璃窗上闪烁着的埃菲尔铁塔的灯光，美丽而迷幻，可是，这只是折射过来的影子，那并不是荣光本身，她甚至可以说，那是假的。
“我以前就住对面，三楼那间，比这还大的房子，我们有七个房间，佣人，派对，香槟，电影明星来买我们的珠宝。”安娜看着对面的房子，突然幽幽地说，嘴里哈出一口长长的寒冷的白气。她的脸因为葡萄酒已经泛红，密密的金色汗毛，褪了色的口红，陈绿吃惊地看着她。同情这廉价的东西，她实在不想再拿出来自慰了。事实上，她已经开始有点喜欢安娜了，这是一个有力量的女人，但从直觉上，她又甚至不能确定安娜说的这些是真是假还是夸张，她只知道安娜一定遇到了很大的变故，她对自己不放手，和她一样不愿淹没在平庸卑微的人流里，她们希望自己尽量能变得或者看上去更好一点——安娜努力维持着自己的体面，而她知道自己会想一切办法尽快离开这里，要去争取自己想要但未知的生活，这是她们在这华丽街道的破旧楼道里仅有的一点交汇。她坐在她的房间里，用她借给她的钱买了一瓶好酒一起分享——但无用的，自怜的情绪，失败者的往昔不值一提，除了沉沦，依然一无所获。陈绿在酒精的微醺下，却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她们都很孤独，她们却无法靠近。
风已经吹得她浑身冰凉，对面楼里的男孩们终究还是有这个阶层的教养，他们走进房间，关上露台门，穿透整条大街的音乐声像立刻被切断了电源，保罗多麦尔大道又瞬间恢复了它的绅士派头。安娜轻轻关上窗户，她坐回到桌前，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卷烟纸和两包烟草，混合好，舌头舔过烟纸，熟练地卷好一支烟，点燃，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把烟递给陈绿。陈绿看见烟上有一圈润湿的口红印子，像一个流血的伤口，她犹豫了一下，然后无法回避地把嘴唇放在湿润的烟嘴上吸了一口，再把烟递回给安娜。
“后来我和吕克投资的生意失败了，破产了，”安娜站起来，抽着烟草，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一切都失去了，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在一个笼子里每天望着我过去住的房子。吕克自杀了，女儿去了美国，很多年了，我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我知道她恨我。”
“为什么？”
“女人有时会被自己的虚荣摧毁，虚荣来自于恐惧，而恐惧是因为害怕爱的失去——但不幸的是，最后仍将失去全部的爱。”安娜似乎答非所问。
陈绿的脑袋微微发涨，空气里有烟草暖暖的香味，她来不及细想安娜说的这句话，就仿佛置身在一片崭新的，镜面般蔚蓝的大海前，那么诚实，那么平静。
不，安娜最后并没有告诉过她破产，丈夫自杀，被女儿无视那些事，她们坐在小屋里，很快喝完了酒，抽完了烟草，她们傻乎乎地笑着，像两个从家里偷了糖果嘴角泛着甜味儿的女孩。那些只是陈绿后来一个人再想起安娜时的想象和编撰，她觉得安娜的故事应该不外乎如此，或者比她想象的还要难过，那条长长的黑暗通道，芳香的烟草也燃烧不到尽头。
6.
“也许就是那样，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听到这里，小琪有点惆怅地说。
陈绿说累了，她躺回到床上，把双手垫在脑袋下面。
“那，后来呢？”小琪问。
“后来…….后来那天晚上喝完酒她就走了，之后我就一直没再见过安娜，有十几天了吧，她又消失了。你来之前的一天，我的房东把她的房门撬开了，我才知道我和她原来是一个房东。房东说她失踪了，已经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电话也停机了，她早就没有工作了，除了报警不可能找到这个人。房间里什么都没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打扫得干干净净，像从来没有人住过。”
“那你借给她的钱呢？”
“没了呗，不过好像也不觉得奇怪或者生气。”陈绿想起来衣柜里还有那只没还给安娜的白手套和那盒要送给她的巧克力。
还有，那晚安娜走之后，她桌子上一直放着的一把用了很多年的旧木梳就再也找不到了。
“我有时候会想起她，觉得人生也许一个不小心，就会变得像她一样，狼狈，又极力掩饰自己的狼狈，”陈绿说，“有的人在冒险中自毁了，有的人在安全线里保全一生。”
“我讨厌做女的。”
“嗯？”
小琪说得很用力，“嗯，讨厌，女人没有力量，太软弱，有太多借口可以让自己放弃自己。没记错的话，是《包法利夫人》里的话吧，‘她想去巴黎，她也想死’。”
“我们在巴黎了。”
“可是，还是忍不住想去死一死啊。”
她们陷入沉默。
陈绿想起了乔力，她觉得温暖和安全。小琪呢，在想什么，她不知道。
过了一会儿，陈绿听到头顶上响起悉悉索索塑料袋里摸索的声音，然后是糖纸被剥开的声音，咔哧咔哧水果硬糖被用力咬碎的声音。
“小绿，我们周末去海边玩吧，很久没去过海边了，好想去啊。”小琪说。一股淡淡的水蜜桃甜香在黑暗的房间里慢慢弥漫开来。
“好，那我们去布列塔尼的圣马洛吧，我想看看那个退潮时才能走上去的小岛。”陈绿说。
7.
2017年2月的一天，在飞往洛杉矶的夜航班机上，陈绿在电影《将来的事》里看到了她曾经去过的Grand Bé小岛。电影开场的第一个镜头就是伊莎贝尔于佩尔扮演的女主角一家人站在夏多布里昂的墓前，是冬天，几乎一模一样的阴沉天色和咆哮海浪，她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刻，那一刻从某种程度上说改变了她的一些东西，海风不停地吹乱她的头发，她仿佛站在生和死两个世界的边界线上，坚实的土地只是一个小岛，而大海那边仿佛才是永恒。她在电脑上按下了暂停键，仔细地看着那个画面，没错，夏多布里昂在海边孤零零的墓，还是那个简陋的十字架，那个骄傲地，孤独地投奔怒海的灵魂，只是他的墓地四周已经被圈上了紧紧的围栏，看上去就像一个标准的旅游景点。陈绿笑了，如果大海的呼啸能唤醒沉睡的夏多布里昂，他一定会很生气吧，可是即使是他，也不能逃脱被囚禁被围困的命运，从死亡到出生，像他自己写的，“当我离开摇篮，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陈绿转过头，看着在身边熟睡的女儿，她粉红色的小脸大部分都埋在毛毯下面，长长的眼睫毛仿佛一只安静小鸟身上垂落的羽毛。她俯下身，轻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
那个下午，陈绿和小琪慢慢走下小岛。厚厚的云层突然散开，太阳露出来，在海面上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风依然很大，但是有了一些暖意。她们躺在小路一边厚厚的枯草上，用手遮着照在脸上眩目的日光，小琪轻轻哼起了那首她们很喜欢的《Yesterday》，陈绿慢慢跟上她的节奏，一起低低地唱着。在路边走过的一个法国小男孩停下脚步，看着她们，听她们唱完，然后问牵着他的手的妈妈，“妈妈，她们是日本人吗？”陈绿躺着，仰起脸看着她们的倒影，笑着向他们挥手，用中文大声说，“你好啊——”
在故事的最后，如果你仍想追问，如果一定要对每个人的命运有个交代的话——陈绿后来并没有考上那所全法最好的设计学校，她申请了一所巴黎的公立大学，读了一年艺术史之后退学，回国和乔力结婚。小琪回到勒芒之后，和一个广州女孩相爱，她的暴食症不治而愈，和陈绿渐渐失去联系。高高在蒙特利尔定居，成为一名计算机工程师，去年回到北京创业，成立了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安娜，陈绿希望她那时去了美国，见到女儿；或者死后，有人把她的骨灰撒向大海。巴黎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但是对于一生来说，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