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在位时，常在洛阳城外招募菜人，应募者可以从城外搬到城里住些日子，有吃有喝有房子住。等到他养得肥胖，皇帝大宴各国使节时，就给他脑后一棒，把他打晕，然后剥去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在身上抹上番茄酱，端上桌去招待食人生番。端上桌时是活人，端下来就只剩一副骨架。”——王小波《红拂夜奔》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王姐了。

王姐是我老乡。四川人，四十出头，我刚工作时，她在小区楼下的市场摆摊卖菜。摊位不大，菜品却齐全。特别是四川人喜欢的蔬菜：折耳根、豌豆尖、冬寒菜，应有尽有。我不去别的地儿，就爱上她那儿，操着家乡话，说，王姐，勒个便宜点儿行不行喃？

王姐总是笑着说，哎哟，不能再便宜老，老乡嘛，已经是进价老！

这当然是客套话。王姐家的菜一点儿不便宜，甚至比左邻右舍的还要贵些。但我不在意，一是为亲切：在北京，能陪我说四川话的人，太少了。二是为王姐：她离异，一个人拉扯九岁大的儿子，没户口，在北京只能上民办小学，开销不少。

2016年5月的一天，我再去市场买菜，王姐走了。

和王姐一起走的，还有几百个在市场摆摊的小贩。小区楼下的菜市场关门了。官方的说法是：为疏散非首都功能，这市场不能开了。等规划整改以后，大家再来。

前后整改了将近一年。上周我再去，原先的市场，变成了宽敞明亮的超市。清一色橘黄制服的服务员，个个扎马尾，讲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二十出头的姑娘。为客人扫码、结账、装袋，动作熟练。

王姐走了。带走的还有曾经熟悉的折耳根、豌豆尖、和冬寒菜。柜台上全是码得齐齐整整的萝卜、茄子和白菜——论营养成分的话，其实也没什么不同。

食物嘛，营养够就行了，讲究口味和情怀干嘛呢？

我不知道王姐去了哪儿：据说，北京五环内，这样的菜市场，将被陆续全部整改。他们留在京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没什么：北京城太大了，多少人走着走着，就这么消失在风里。这城里有两千多万居民，不缺一个王姐。不缺一个没有户口的，靠卖菜维生的单身母亲。

这城里最不缺的，就是人。

消失的不仅仅是王姐。

2017年4月23日，三里屯脏街的拆迁终于启动了。

一家家的酒吧、夜店、小吃铺，在推土机的轰鸣下，化作一道烟尘。

在寸土寸金的三里屯，脏街是一个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地段。前后不过五六百米，却聚集了整个三里屯最具特色的各种小店。吃的、喝的、玩的、买的，从越南菜到上海小吃，从苏格兰单一麦芽威士忌到雪碧兑的假mojito，一应俱全，重要的是：消费低廉。许多对付不起动辄一两百一杯鸡尾酒的人们，曾在脏街纵情狂欢，如今，都成了回忆。

也是。三里屯早就变成了太古里。这里，不欢迎那些一两百块钱都掏不出来的顾客。

就像早几年前消失的动物园批发市场：北京，不欢迎那些花四五十买一件大衣的居民。这些居民，只配住去河北。

2011年，北京启动了地下室清理工程。从那时起，将近百万的地下室租户，被赶了出去。他们之后的去向，我们不得而知。

市政人员在清理时，曾义愤填膺地告诉媒体：这个不清不行，哪有人住地下室的？老鼠才住地下室！

汉语的博大精深，被工作人员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很难分清，他指的，是老鼠才住地下室，或是，住地下室的都是老鼠。

我们只知道：地下室的老鼠，他们无力清除。被赶出去的，都是人。

这不禁让我想起一部老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姜文饰演的男主角，初到纽约时，住的也是地下室。还好，他后来有没有被纽约市政府给赶出去，发配到新泽西。否则，这电视剧也演不到二十多集，演两集就该完了。后面只能改名叫《北京人在新泽西》，或者《老鼠在纽约城》。

司马迁曾在《史记》里写过一个故事：李斯年轻时，在家乡做了一个小官。上厕所时，发现老鼠尽在里头吃些不干净的东西，一旦有人来了，还吓得仓皇失措。后来，他去查公家的粮库，里头也有老鼠，吃粮食不说，看到有人来了，镇定自若，丝毫不被惊扰。

李斯于是感概：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这话是说：人能干不能干，其实就跟老鼠差不多，看环境罢了。

我不知道他们说那些住地下室的老鼠，是指厕所里的老鼠，还是粮仓里的老鼠？

大多人不会承认自己是老鼠。我怎么可能是老鼠呢：我年轻，肯吃苦，上过大学，熟读网络学来的各类人生道理，在国贸、望京、金融街谋一份白领的差事——房子暂时买不起，但总还敢想一想。屌丝只是一个自谦用词，要真把他们和民工、菜农、脏街卖麻辣烫的、动批卖假LV的相提并论，年轻人会生大气。

这是一个向上看的时代。所有人仰着脖子，手脚并用，攀着上升的天梯。在我们眼里的，永远只有马云，只有王健林，只有范冰冰，都市生活光鲜亮丽，这里好像只有成功，没有身败名裂；只有财富，没有一贫如洗。

没有人低头朝脚下看。不能看，更不敢看。攀岩的人都知道，别回头，千万不要回头。因为回头就是绝路，回头就是万丈深渊，下头有累累白骨，还有人在苟延残喘。不要回头看——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掉进去的，会不会是自己。我们只记得登顶过珠穆朗玛峰的勇士，却不记得，一路上有多少人曾为之送命。

没有人关心动批、脏街、菜市场的摊贩们，最后去了哪里，过得怎么样。因为这一点不重要。不久以后，他们挪出来的空地儿，将变成超市，变成购物中心，变成满植月季的公园，这才是配得上北京城的东西。同情弱者从来不是这座城的旋律，歌颂强人才是应有的赞歌。我是这座城里的分界线：比我过得好的人，是艳羡和追逐的目标；比我过得差的——什么？他们还配活着？

我们总能找到指责弱者的理由：懒、没文化、眼皮子只有三尺宽，活该一辈子摆摊，被城管追得抱头鼠窜。你想告诉他们奋斗的意义：只要读书便会不一样，只要努力便会不一样，只要咬牙坚持下去，一切都会不一样的。

菲茨杰拉德说：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一位普林斯顿毕业的朋友，儿子今年六七岁。每年暑假，她会带着孩子出国旅游。去年，朋友带孩子回了母校，普林斯顿，告诉他，以后，你就来这儿念书。

我转身下楼，去市场。包子铺老板娘的孩子，也差不多六七岁。他的暑假在木板砌的柜台上度过。妈妈在里屋做包子，他忙着点钞：一毛、五毛、一块、五块，把纸币压平，按大小叠好。

盛夏的阳光挤不进这条胡同。他的脸一半暗，一半亮。低着头，数得极认真，眼里完全没有别的东西。

我该怎么去指责眼前这个孩子，或者去指责他庸碌的母亲：有的人生活在坚固的岩石上，有的人生活在泥泞的沼泽中，光是扑腾，就耗尽了全部力气。

如今他们也跟着菜市场一起走了。那个男孩，不知道现在在哪儿帮忙点钞。

他们该走，他们无能，他们是配不上北京的人，北京不需要这种人。

但什么人配得上北京，北京需要什么样的人留下，我相信，我们无法做主。

曾几何时，我们为白领、中产这样的词汇，洋洋自得。中产是个好词，它意味着：往前有希冀，往后有退路；上头有人挡枪，下头有人垫背。成为中产，只需付出很少代价，底层正在趟油锅，上层正在过刀山。

谷底来的风阴冷刺骨，我们不敢回头。越来越多的人在掉下去，或者说，被人生拉硬拽地拖下去。我们很怕，怕谷底的白骨森森，更怕猛一回头，发现自己背后已空无一人。我们最怕的是：谁都无法保证，下一个被从天梯上拽下去的，不会是自己。

他们不是要自己离开的，他们比大多人要都要坚强。当房价、雾霾、交通，一次又一次逼着年轻人逃离北上广时，他们始终坚守在这里，像庭院里的杂草，只要一点雨水，一点阳光，便能野蛮生长。遥遥望去，盎然绿意。

但既是庭院，杂草便不能不除。不仅是杂草，庭院里该种什么：玫瑰或是月季，百合或是水仙，全看主人家的喜好。任我们生长得再茁壮，绽放得再妖娆，接下来会随风飘向哪里，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事情。

或许，我们既不是杂草，也不是花卉。我们可能都是糊里糊涂的老鼠：以为自己进了粮仓，却懵里懵懂地闯入了茅房。

（封面图来自Yolanda Sun拍摄的北京三里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