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十一根手指

我的第十一根手指

人终究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你现在把自己设定成为什么人,是最重要的。

2021.01.15 阅读 15 字数 3881 评论 0 喜欢 0
我的第十一根手指  –   D2T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祝所有的青年们节日快乐。1985年联合国将青年定义为15-24岁之间的人群,如果按照这个说法,那恭喜93年出生的朋友们,你们可以踏上养生的光明大道了。

联合国这个说法比较适合中国古人。古代女孩十五岁开始盘头待嫁,二十四岁叫“花信之年”,意思是二十四个花期的花开完,春天也就到此为止,姑娘你只能美到这儿了。我今年四十岁,朋友里有一些同龄的未婚或离婚单身女性,我是亲眼目睹了她们怎么让自己春去春又回,她们可不会认可这个定义。中国传统文化对年轻人都是催熟的,二十弱冠、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人生就是这样,你最好规规矩矩地升级。

俄罗斯语里有个称呼年轻人的词“OTPOK”,意思是没有话语权的人。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少说话,因为我知道,根本不会有人愿意听我说什么。我是在西北工业小城的家属院里长大的,集体大院的生活辈分森严,见到比你大的就得叫哥,哪怕只有一岁。遇到年纪比自己大的人,最好的选择就是闭嘴,按他们的话说:嘴犟就是眼泪,动手就是残废。所有人都热衷欺负小孩儿,反正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小朋友们都盼着能快点长大,早日为祖国建设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的同时,能少受些欺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出家门就觉得紧张,尽量挑暗处溜墙边走。那时候看电视剧《济公传》,济公有片树叶,往嘴里一含就隐形了。于是,我尝遍了去学校路边的百草。

家属院里的孩子们都没有什么理想,读完中学去工厂接父母的班工作,就是天经地义。我看着家属院里三四十多岁的人,自己将来或许就是他们的样子。他们每天就是在国营单位里坐吃山空,把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分给十个人,这样大家就都可以喝茶打牌领工资了。每个人都深谙国营单位的生存法则,谁也不要多做什么,谁也不要改变什么,就这么直到天荒地老。他们不可能听年轻人说什么,年轻人就是不懂事的,年轻人也是终究会变成他们的。我之后再也没见过像国营单位里那么闲适的人群,他们嘴角挂着无所谓的微笑,迈着慵懒优雅的步态,走向了下岗失业的那一天。

庆幸的是,我的父亲并没有打算让我进工厂,他是一名是音乐教师,从小就逼着我学乐器。中学毕业后,我在他的安排下进入一所师范院校的音乐系,学习器乐和音乐教育。但学校并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改变,每样乐器背后都是教程如山,所有练习也还是继续催熟。老师关心的只是进度,谁也没打算从音乐里真的体会什么。教学楼的琴房里随时都有很多人在刻苦练琴,大家都知道那些音符意味着什么,它是考试的分数,更是求职的证书。世界还是那样,没有发言的余地,甚至也没有发言的必要。

我就在那时开始学起了吉他,吉他是我在学校唯一的收获,因为在这个乐器上没有人催我成长。吉他有那种来自民间的平和,即使我当时只是个初学者,也可以在几个简单的和弦里抒发自己。每天宿舍的同学去上课或练琴后,我就在空空的宿舍里弹吉他,那是我能找到的和音乐最好的相处方式。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世界好像也不是那个世界了。男女同学从窗口经过,风吹起一个塑料袋,树枝跟着它们摇摆。曾经毫无意义的那些,似乎都在召唤我。

宿舍唱美声的大哥语重心长地劝导我,父母多么不容易,要好好学正经的音乐,将来找份好工作报答他们。我听着也觉得挺惭愧,怎么办呢,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思想品德有问题。我当时能想象到最好的未来,就是毕业后去黄河边做一名乡村教师。四十岁的时候桃李满村庄,在河边捋着髯看着云,周围孩子们唱的都是我教的歌。转眼毕业,我才发现自己依旧是“OTPOK”,根本没有机会去河边教桃花李树们唱歌。

家人给我安排了两个选择:一是去博物馆当管理员,另一个是去某文工团的乐队。我想了一下,文工团和国营工厂也没有什么区别,去了还是坐吃山空。而博物馆,就是中山装和高度近视的眼镜,坐在越来越厚的灰尘里。家人觉得我正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生怕我犯糊涂毁掉自己,每天在外四处求人撒银子,回到家对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在我打算扔硬币做个了断的时候,我的第十一根手指,指向了别的地方。

那年春天的某日,兰州突然天降大雪,我在街边遇到几个好久没见的朋友。他们叫我去跟他们喝酒,席间他们说第二天要去广州闯荡江湖。天亮后我借着酒劲,借钱买了张硬座火车票,就踏上了开往南方的车。到广州后,果然不出所料,改革开放的人潮汹涌,我们直接就掉进了生存的最底线。撑了濒临饿死的四个月后,我靠在地道里卖唱赚来的火车票钱,踏上了开回西北的车。上车前,我在广州火车站给家人打电话,眼含热泪地发誓,回去就找工作好好上班,成家立业孝敬父母回馈社会。到家待了不到一个月,我又趁着天黑家人还没起床,踏上了开往北京的车。家人以为三个月后,就会接到我在北京火车站打来的电话,可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十四年。

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借住在郊区一个朋友租的小平房里。朋友也是来自西北的音乐青年,每天我俩就是一起练琴,一起望着北京市的地图,寻找打开这座茫茫都市的密码。朋友在北京有个表哥,是人民大学的教授,有天来村里看我们。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知识分子,举止言谈令人肃然起敬,我俩坐在平房的院子里,像考试似的轮流给表哥唱了自己的歌。他听完我唱歌后什么也没说,我也习惯了,反正从来都是这样,没有人愿意听我说什么。晚饭后我们送他出村坐公交车回学校,车站的大路和村子隔着一大片麦田,我们穿行在麦田中。他突然对我说:玮玮,你一定要找到一个纯洁的集体,待在里面好好唱歌,别的什么都不要做。

这句话深深地击中了我,我从来没有收到过那么有效的鼓励。这么多年,我还是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刻,并给它脑补了滤镜:黄昏的风吹过麦浪,泛起层层金光,剪影效果的三个人,一个瘦,两个更瘦。

很快我就在北京找到了更多和我一样,或者比我来得更坎坷的年轻人。那些长期被视为没出息、不务正业的“失足青年”们,都挤在京郊破旧的小平房里,饥渴地重新下载更新着自己。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情和勇气,曾经那个遥远而陌生的新世界,向我敞开了大门,我可以在那里按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自己。

到北京第三年,我开始在独立乐队做乐手,并且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人。从那时开始,我就再没有离开这个领域这些人,因为我非常确定自己找到了“纯洁的集体”。2002年的时候,我同时在三个乐队,全部的生活就是和他们一起排练演出。那时的乐队处境都很艰难,经常一场演出下来,每个人只有几十块钱的演出费。但是,我从来没有像那段时间那么快乐过,每一天都是完全投入地拥抱这个世界。我的生命,走到了第一次彻底的高潮。

2003年,SARS病毒降临中国。一时间京城百业萧条,几乎所有演出场所全部关门停业,对我们这些本来就勉强度日的乐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没有演出的机会,很多乐队只好解散,我所在的几支乐队也难逃此劫。乐队解散,朋友们纷纷离京,我像坐在一辆飞驰的梦幻之车上,突然被一个急刹车甩到了车外。之后的两年,孤立和无助像大雪一样掩埋了我。我开始变得焦虑整夜失眠,脑子就像个不停换台的收音机一样。我躲在小平房里,白天完全不出门,晚上在沉睡中的北京城四处游荡。每个昼夜交替,我都觉得自己像是死了一次。

那时还没有抑郁症这个概念,不过好像没有这个词,人更能直面痛苦。没有人会送来百忧解,我只能靠自己把自己从黑暗里拉出来。2006年,穷困潦倒的我实在无法维持生计,只好硬着头皮在一家唱片公司找了份工作。我在办公室找了个角落,然后用书把电脑垫得很高,几乎谁都看不见我。每当有音乐人来公司,我就觉得羞愧无比,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失败的逃兵。可是人的适应能力很强,脸皮也没有想的那么薄,慢慢地我和同事也融洽了,电脑的高度也降了下来。就在我几乎要换上西装,拎起公文包的时候,我的第十一根手指又活动了起来。那年秋天,我辞职离开了公司,组了一支自己的乐队,开始艰难地走上舞台,唱自己的歌。直到现在。

我到达北京的时候是二十一岁,离开的时候已经三十五岁,去的时候分文不名,走的时候依旧两手空空。但北京就是我人生大学,它给我的是比财富更重要的东西,在那里我经历了此生最美好和最痛苦的时光,它就是我的青年时代。那些美好会成为终身的营养,而痛苦也会成为验证自我的烙印。人在无处可藏,见底的时候,才能真正地看到自己。当你靠着自己走出底谷,那就是人生的凤凰涅磐。

今天是青年节,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年轻时的故事。青春就像是启程远航,如今的年轻人不用像我们当年那样窘迫,为了一张出走的车票钱而东拼西凑,或是被困在郊区的小平房里。

互联网以它惊人的发展速度,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曾经没有“正经工作”的人,在社会上就几乎没有信用。而如今,成长于互联网世界里的年轻人,可以通过在互联网上的累积,去预支自己的所需。去年双十一,家人购物的时候我知道了蚂蚁花呗,原来如今人们可以在没有传统“正经工作”的情况下,得到它们的信任和支持。

我们为传统文化的消亡而伤感,却忘了它对我们定下的界限和限制。曾经不被鼓励的青春,如今得到了互联网赋予的支持和力量,让那些对这个世界宝贵的探索之心,有了可行的机会。

今年,我整四十岁,并没有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也没有达到列祖列宗所要求的四十不惑。放眼周围,我同龄的朋友也没有几个真觉得自己走出困惑的。我知道,还在困惑是因为没有满足,还对自己有要求。是不是“OTPOK”并不重要,因为被别人认可没有用,只有被自己认可才是真的。

我从登台演出至今,已有十八个年头。令我奇怪的是,台下的观众永远是年轻人,有时我就想,当年的年轻人去哪里了?人终究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你现在把自己设定成为什么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不要凑合,在一件事上凑合,在所有的事上都会凑合。青年们,当心啊,你真的会成为那个人。

张玮玮
Jan 1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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