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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夏，石家庄，我抛下新买的自行车和抓狂的邯郸老板，揣着五百元钱，提着一张军被、几件衣服走向火车站，我忘乎所以，仿佛远方有我的爱人。
公交车车窗外的五环，阳光刺眼，天空荒凉，地面肮脏，新开张的商场挂满彩旗，一派农贸市场的喧哗。我在陌生和不安中，下车，进村。昌平的中滩村，歪曲的小街，拥挤的小店，水果、零食摆在外面。这村子是外来小生意者的天堂，住满打工或准备打工的学生、工人、农民。村子里房屋密集，最高的不过四层，多为临时加高，北京人管这个叫“吃瓦片儿”。村子深处有一户人家，院子也盖成屋舍，通道只够两人并行，主房是个筒子楼，有深邃的通道，通道两侧分布着数不清的房门。三楼是顶层，只有一排屋子，出屋门便是宽阔的天台，天台上拉满绳索，挂满被单衣物，五颜六色，迎风摆动。先期到京的几个大学同学就住这里，康和崔一处，亮子和女友一处，亮子屋的外间住着他小姨子小喜和男友，外间全部家具就是一张小床，再无其他。
起初，天台帮的情况是这样的：康在上班，大学老师介绍的排版工作，月薪两千余；崔在择业，意向是3D设计；我在择业，意图放弃设计专业，改学活动策划；亮子在择业，意向是影视后期制作；亮子女友做小文员，月收入千余；小喜在一家小的图文中心做设计，月薪千余；小喜男友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只亮了个相就滚蛋了。
我下榻康和崔的住处，三个大小伙子睡一张床。康个头比较大，实在受不了，向房东借来一块门板和几十块砖头，自己在大床旁搭建了一张吱吱嘎嘎响的小床。我们三人分摊每月六百元的房租费用，外间有煤气罐，村里有菜市场，我开始掌勺，天台帮生活质量瞬间提高，我掂锅性感专业，获得“炒王”称号。
天台帮很温暖，晚上各自摆好桌子，在天台上吃饭、聊天、开玩笑，有时还能欣赏一轮满月。吃完饭，站在天台边缘四望，周围尽是高低不等的小房子和明明灭灭的灯火，近处的巷子，远处的大街，从未间断过的嘈杂，一个偌大的布满生灵和廉价食物的贫民窟，也许十六世纪的巴黎就是这个样子。
每天上午，我和崔去亮子家上网投简历，因为只有他的电脑能上网。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我们没资格挑选用人单位，几乎有招必投。隔天，招人单位电话打来，不管什么地方，都过去，坐公交车去。那是2007年，北京还没有地铁十号线和四号线，五号线也是刚刚开通，地铁站甚至还有打眼票。两个月内，我和崔踏遍京城每一处车站，烈日、乌云、像卷着冰棍袋子的风，生生把人折磨得现实了，清华科技园内，“炒王”仰望苍穹，深感蝴蝶飞不过沧海，燕雀殒毙于浩谷。
两家设计公司要我，试用了半天，我就冒着冷汗跑出来，满脑子都是数月前在石家庄设计公司昏天黑地地加班改稿的情景。四个月后，京城进入冬天，我去海淀区上班，学做项目，基本月薪一千五。执着于3D设计的崔，万念俱灰，回了邢台老家。
我下班早，路过菜市场买菜，然后做饭，吃，剩半锅给康。半夜去一楼上公厕，隐约听到楼道里此起彼伏的叫床声，满满都是市井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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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公司是给几个IT巨头做公关活动的小单位，只有我一个男生。与我同时入职的是大兰，坐我边上，大兰小我两岁，江苏人，美女，高个子，爱吃，吃不胖，说话嗲，真嗲，跟兰妈妈打电话也是这味，勤奋，好学，爱笑，傻萌。
几乎每一个女人窝都盛产八卦，只要周围没人，一个女生就会说另一个女生的坏话，比如哪个妞被包养过，哪个妞爱过傻逼，哪个妞说反正也不是处女了，干脆婚前多玩几个男人。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这家公司只有大兰一个好人，还是傻萌傻萌的。大兰住着公司附近合租房里的上铺床位，热情开朗，相信爱情。在外地工作的男友来京出差，丑，黑，胖，高，大兰笑嘻嘻地在网上订房间，下班后风尘仆仆地赶过去，第二天回来噘着嘴，说男友脖子上有唇印，问他，他说被别人拉去按摩了。我劝大兰分手，大兰挣扎一番，没分，几天后笑嘻嘻地在电话里跟男友发嗲。元旦长假，大兰赶去大连会男友，回来上班时噘着嘴，说男友屋里有女人住过的痕迹，而且她在他QQ空间带“老公”字眼的留言被故意删除。我劝大兰分手，大兰挣扎一番，还是没分，几天后又笑嘻嘻地在电话里跟男友发嗲。夏天再次来临，我开始厌倦这里，小公司已没什么可学，我渴望去大公司历练，我丢下正在进行的项目，打电话裸辞工作，女经理气炸了，在公司当众骂我。
家人得知我失业，急了，他们当初就反对我进京，现在更有了理由。表姐的公公是北京人，介绍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给我，我赴约，接待者是个大肚子男人，他趾高气扬地说：“你是谁谁谁介绍来的吧？下周来上班吧，每月薪水两千三，如果做得好，我会给红包。”我出门就把这家公司忘了。此举招致大祸，家人与我彻底决裂，两月不接我电话，我当时兜里只剩几百元钱，交完房租就得借钱吃饭。祸不单行，和我合住的康开始有所变化，记不清何时开始，他看我的眼神开始有点儿烦，只要我开口说话，他便冷嘲热讽，我不明所以，约他谈，他说想一个人住。这话一出，我的心就碎了，他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之一，现在捅我一刀，我说我找到新工作后立刻搬走。
因为缺钱，我把积攒多年的摇滚DVD变卖了。我挣扎了一夜，还是卖了。网上登出消息，接到电话，见面，对方是个开名车的富二代，我受邀坐进他的名车，接过一支名牌香烟，听着他说：“其实你这些盘我大部分都有，就是缺那张九寸钉的演唱会，这玩意儿现在不好找了。”地铁站，我目送名车远去，开始恨自己喜欢了十年的音乐，觉得它不过是富人的玩物、穷人的辛酸。
那是我来京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众叛亲离，身无分文，几乎一阵风就能把我掀翻在路边。那段时间也成就了两个人，一个是来京借给我一千元的高老师，高老师这份恩情比天大；一个是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跟我电话聊天的黄小夜，时隔三年，我再次爱上一个姑娘。
很快，新工作落实，我离开了中滩村，扬言五年之内不见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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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市口的好滋大厦，整栋楼都在办公，密密麻麻地爬满了青壮男女。六楼东面是我的新东家，新东家西面是一家保险公司，内有数不清的办公桌和更数不清的座机电话。保险公司的孩子们大多是烟民，无论男女，定时去楼道吞云吐雾，且每两个月换一批新面孔，一问，原来的人离职了，去了哪儿，不知道。被问者苦涩地说：“保险公司不都这样吗？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说不定下个月我也消失了。离开保险公司是好事，至少证明人家进步了。”
新东家招兵买马，很快也人满为患，我把正在找工作的大兰拉过来“落草”，她在我跑掉不久也离开了那家公关公司。当然大兰不是电话裸辞，是人道、和谐地离开，离开时也没忘和外地男友正式“古德拜 ”。
我的老板是个白面、微胖的宝岛奸商，他将活动项目交给我和一名广西女生打理，于是有幸去异国他乡公费爽了一周。我在马来西亚云顶给大兰买了个布袋子。大兰没良心，拿着我的布袋子，转眼就在网上找了个其貌不扬的新男友。回国的飞机上，我们在睡梦中惊醒，机身剧烈颤动，播报员提示大家镇静，说飞机遇上强气流。我吓蒙了，双腿肌肉紧绷，算算时间应该在海上，如果是陆地能迫降，海上就是抱团死。凌晨四点钟出了机场，到处是参加奥运的各国代表团，我坐大巴回城，天亮时，北京站下起小雨，我看着眼前的一切，仿佛做了场梦。
奸商拖欠比赛奖金，很多东北赛区家长来算后账，奸商跑到珠海小三家躲起来。两月工资忘发，公司谣言四起，年轻人不干了，要搬走办公室的电脑和仪器，奸商听到消息后，急忙让北京的朋友给大家发薪水，大家一哄而散。一个电话打来，是著名酒企“五粮液”的运营商，我不喝白酒，但机会难得，于是在冬日加盟，然后一做就是三年。
后来，灯市口的同事兼好友张大琳告诉我，奸商被抓了，他在南方继续做少儿艺术赛事活动，蛊惑大陆学生去台北参赛，学生家长至台北后抱怨住宿条件，怀疑自己受骗，当即报警。张大琳传来图片，奸商双手用上衣裹着，跟着警察向电梯走去。他因伪造文书罪被判了缓刑，后改了个名字打算东山再起。
尽管遇人不淑，可那段日子却是我来京后最美好的日子。我住在传媒大学南郊村落，生活空前解放。住了六个月，变成一百二十五斤瘦男，精神无比。夏天雨大，下班时地下桥水过腰身，我就顶着包游回来。上班走到地铁站需要半个钟头，还要经历恐怖的挤地铁运动，但我很少迟到。我很快乐，从来没这么快乐过，得单位老板赏识，和办公室同龄人嬉闹，在通惠河桥上看夕阳，在村口网吧谈人生。我花三百元在二手电器市场买了台电视机，熬夜看“欧洲杯”，最不方便的是中场休息时间上厕所，要乘着夜色穿过大街，归来时常常被路边的野猫吓一跳。“欧洲杯”结束后，我得了咽炎，严重的咽炎，大半夜咳得上不来气，有时实在上不来气，我就想万一咳死了怎么办。回石家庄办护照时，大半夜起来接着咳，吓坏了同室的学长海利。
村口网吧坐满非主流和杀马特，康在网上留言，请我原谅他，我原谅了他，他兴奋之余打电话来问候。小夜来电说：“咱们结婚吧。”我说：“现在什么都没有，拿什么结？”小夜说：“咱们有音乐听、有书读就行了啊。”我说：“你真幼稚。”小夜不说话，我让她失望了，后来她找了别的男孩子做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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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冬天，我和康在通州土桥附近的回迁房区合租了个两室一厅，八十多平方米，足够我们各自拥有自己的空间，生活自此进入平流层。隔年的元宵节，郊区几家工厂放烟花，我陪小区几个正太萝莉观看，康回来，笑着说CBD（中心商务区）一座大楼着火了，几条大街的人围观。
康在国贸附近一家游戏公司上班，做场景及人物造型设计，他喜欢画画，喜欢那份工作。康早上八点半上班，晚上九点多回来，吃完冷饭后接着画到一两点。那家公司没有双休，只有周日一天休息，他就窝在家大睡一天。康的书桌有两只抽屉，一只抽屉塞满各种画画工具，一只抽屉塞满各种非处方药。他身高一米八，从头到脚都是病，分别是：沙眼，鼻窦炎，咽炎，胃炎，痔疮，鸡眼。康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他望着我说：“我们公司是做山寨游戏的，求量不求质，而且已经拖欠了三个月工资。”我说：“不至于吧？上次去你们那儿找你借钱，电梯我都不会坐，那么高级的地方还会拖欠工资？”康说：“高级？算了吧，人家老外的企业花三年开发一款《魔兽世界》，卖十年，咱们的企业花三个月开发一款《魔兽外传》，卖一年，高级的骨子里是本色啊。”我说：“也是，老外喜欢做品牌，咱们只会做产品。”康说：“难道白酒圈也这样？”我说：“这年头，哪个圈子不一样？”
康失业了，新上任的老板不想再蹚山寨游戏这汪浑水，解散了团队，项目经理拿着文件四处寻找下家，一个月后，康跟着团队到另外一家山寨游戏公司上班。2010年，康的鲜血顺着裤子流到脚面，他给我打电话说：“超，来医院看看我吧。”我说：“你怎么了？”他笑着说：“我被人爆菊了。”我和几位大学同学赶到丰台区医院，康躺在病床上，依旧笑着说：“做了痔疮手术才知道，原来男人也有用卫生巾的时候。”
晚上，我光着上身靠床弹琴，发现对面楼上一对男女开着灯做运动，招式多样，地点多变，引人入胜。女孩子警觉，扭脸看看窗外，呼啦一下拉上窗帘。我放下琴，寻思自己是不是该找个女朋友了。
两天后，做运动的女孩子挽着另一个男生的胳膊在小区超市出现，两人笑容甜蜜，对话暧昧，我极度震惊，对女人的信任瞬间跌至谷底。
一个独居的北漂女孩子，七点半起床，对着镜子捯饬到八点，踩着高跟鞋挎着包，边吃早点边走向车站，排队，拥挤，香汗淋漓，上班打卡，笑着和领导打招呼，笑着和客户打招呼，笑着和同事打招呼。笑累了，招呼累了，打卡，回家，连做饭的力气都没了，躺床上发呆，盯着电脑屏幕发呆，穿着睡衣、光着脚站在地板上，一口气喝下一升白开水，回到床上，侧身卧下，拿起手机和刚认识的男网友寒暄。午夜，空调里的风变冷，窗外的灯变亮，醒来后再无法闭眼，她开始幻想，幻想街头的偶遇，幻想旧爱回头，幻想闺密的男友，幻想自己的教练。
我没有资格去评说女北漂，事实上这些女孩子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远大于同龄的男性，她们的激素也远没有他们强悍。
新单位领导及同事对我很好，只有那个销售经理比较恶心，明明是河北人，强装一口京片子，处处摆架子，很多工作推给我做，我不喜欢他，也不屑于理他。一年后，销售经理被辞退，我这才发现公司没人喜欢他，他是那种典型的职场小人物，这种人几乎每家公司都有。小人物做不了大生意，也容易耽误大生意，销售经理离职，公司业绩翻倍，公司的人情味和安逸度冠绝京城，连前台姑娘都长了肉。
小夜辞掉南方的工作，孤注一掷地跟着男友进京，刚来第二天，就哭着鼻子来找我。她分手了，分手原因不说，只是哭鼻子。我心乱如麻，扯一路闲话哄她，不奏效。回到住处，我去厨房做饭，她挨着行李坐在沙发上继续哭，哭完走过来告诉我，一会儿一个朋友来接她，她要回长沙。
遭遇情劫的小夜回长沙后不再与我联系。2010年春，我梦见传媒大学和通惠河，恍悟，决定向她求婚。我上线找到她，问她最近好吗，她说嫁了，我说啥时候，她说去年冬天，瞒着家人和一个男生领了证。她很得意，我大脑一片空白。小夜是我屈指可数爱过的姑娘，也是唯一一个匆匆一面就诀别的姑娘，我曾幻想有天我老了，在最初相遇的地方等她，她来了，她也老了，身边跟着一个忧心忡忡的南方老头儿。
除了小夜，2007年我在新浪博客上还认识了另一个喜好文学的安徽孩子，他很穷，特别穷，博文几乎都是描写自己童年、少年以及青年时期如何穷的。2009年年初，这家伙突然看破尘世，写下最后一篇博文，卖裤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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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搬走后，我留在了通州区，找到临河里附近一个三居室合租。我的邻居都是猛犸奶业的员工，猛犸们热情大方，周末经常在客厅聚餐，并邀我蹭饭。我不喜欢海鲜火锅，也不喜欢主卧姑娘的男友。这个戴眼镜的贵州男生在海淀区工作，一周才来这边一次。电视机前，我和猛犸们吐槽时事，他打断我，故作深沉地说：“我告诉你，有些事情不知道要比知道的好。”我回敬说：“是啊，这世界有很多人和你看法一样。”可怜的眼镜男，挣的钱没女友多，朋友没女友多，见识也没女友多，常被闹分手，闹完再求和，结果还是分。最后一次分手时，眼镜男带着弟弟前来收拾东西，站在客厅里气势孱弱地与女友吵了最后一次架，双方亲友团彼此用恶毒的语言挖苦对方的劈腿史。
猛犸们对我单身不解，介绍龅牙女猛犸一枚。我和龅牙女猛犸吃了顿饭，第二天就被人家拉黑，其他猛犸怕我难过，解释说这个姑娘刚离职，要回老家工作，想找个在石家庄有房的。我说：“噢。”交电费时，我在农行认识了一个理财公司的河南姑娘，清丽、知性，很像我当年喜欢过的那个中文系女生，我约她吃了两顿饭，两顿饭后果断终止来往，因为我无意中发现她同时和很多男人暧昧着，目的只是推销自己的理财产品。
和众多国内企业一样，多数底层出身的姑娘在这个时代里缺乏安全感，所以将物质条件看得很重，这很正常，也容易理解，就像二十多岁的男生习惯用下半身思考爱情一样，并不需要从道德上过多追究，只是大家耗费了太多精力在大房子、大汽车、大胸脯上，忽略了男女交往中最质朴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东西，为未来的另一种悲剧埋下了隐患。
我大概每年都要回一次石家庄，学长海利的窝是我在石家庄唯一的据点。海利不迷信北上广，毕业后辞去工作，与朋友合伙开了公司，接着发了财，在当地结婚、买房，他唯一的苦恼可能只剩下公司的改革与股份。晚上十点，海利把妻子轰到隔壁，关上门，一包香烟，两杯清水，两个文艺男彻夜畅谈，历史、地理、时事、生活、书籍、电影、音乐、女人，甚至还有宗教和宿命，对于孤单多年、知己寥寥的我来说，这无疑是最开心的时刻。
康在丰台区请我吃饭，谈话间比两年前多出几分无奈。我们奔三了，这个年纪面临结婚、买房、生儿育女等问题，我们身边拿父母钱付了首付、娶了媳妇并沾沾自喜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活观开始受到挑战。于是回到了一个老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来北京？为了摇滚乐？摇滚乐早变成商业小丑了。为了紫禁城？紫禁城里一半是赝品。为了钱？泡沫经济时代的薪水养家尚且难，更别说成就什么伟业。为了机会？机会似乎更眷恋那些生来就实力雄厚的人。我爱这里，我在这里住过村子、住过楼房、交过朋友、爱过姑娘，但我的爱里分明夹杂了悲观，曾经我悲观的对象是事业、家人、女人、朋友等，如今作为纪录片控，我怀疑明天就会有一颗小行星出现在视野中，届时，街上的民工、白领、官员、乞丐将统统停下脚步，呆傻地仰望着天空那团光亮，他们的发型不见了，皮包熔化了，生殖器冒烟了，所有的是是非非瞬间进入倒计时，接着在巨大的冲击波与射线中灰飞烟灭。
2009年年底，我在地铁永安里站看到一个姑娘，我跟着她下车，跟着她出站，目睹她的碎花裙子在灯火处飘散，那一刻我突然恨起北京来，仿佛一个糊涂的人走了无数的路，累倒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过去十年的我，就是漂泊，我似乎习惯了漂泊，就像我习惯了单身。我一直认为，只要我还单身，我就有着不切实际的爱情，只要我还在漂泊，我就有着不切实际的理想，但是现在，我想念当年一起成长的小伙伴，想念当年爱过我的姑娘。此时此刻，他们知道我在哪里吗？他们还记得我是谁吗？他们会不会已经在同样的异乡的璀璨灯火中成功忘记了自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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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再没来过京城，他在邢台买了个二手房。亮子再没被媳妇埋怨，他回老家当了技校老师。大兰再没换过男朋友，她在南京成了家。康的痔疮没再犯，他升职后不复忙碌。海利再没为公司改革而烦恼，他的小说终于和偶像莫言登在同一本书上。更多的人选择离开北京，留在北京的也不再相见，北京太大，大得你真的可以忘了一切。
小夜来京出差，邀我吃了顿饭，她还是那么漂亮。饭后散步，我问她：“你先生怎么样了？”她笑着说：“骗你们的，我没结婚。”我无语，继续走，走啊走，走啊走，直到夜色从四面八方袭来，卷走了我对爱情的最后一丝眷恋。
一个东北姑娘大学毕业，对长春的工作环境不满意，辞了职；对长春的男朋友不满意，分了手。她不忿，她苦恼，她说她渴望一段轰轰烈烈的人生。我对她说：“你来北京吧。”她说：“为什么？”我说：“你这样的姑娘适合大城市。”她说：“我是向往去大城市、大公司发展，但是大家都整天说北漂苦，我有点儿害怕。”我说：“你怕什么？你年轻、漂亮、聪明。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只要你年轻、漂亮，有野心，不怕苦，就能得到一切，至少，能得到钱，对于很多人来说，得到钱就意味着得到一切。”
2011年夏末，我毅然离开了“五粮液”，转投另一家更高端、更赤裸、更残酷的白酒公司。我二十八岁了，我想得到钱，我在这个时代不例外，只有拿钱才能留住一个不需要感情的女人，只有拿钱才能开始所谓的主流的美好生活。我无根无底，谁也靠不上，我得把自己豁出去，我得迎着风向前走，我得像三年前在地铁传媒大学站奔涌向前的人群那样，在这个本不属于我的地方挤出一块自己的领地。我成了，会开心，不成，也没什么，人生还有其他的东西，不是吗？
张大琳说：“我们不是看不起外地人，只是没什么好感。你们这些人，带着青春和才华，带着势利和手段，来到这里追求各自的利益，你们根本不爱这个地方，你们只爱这个地方的钱。你们为了钱破坏这里，把它搞脏、搞臭，搞得乌烟瘴气。你们背后都有个风景如画、满载回忆的故乡，我们呢？我们北京人去哪儿？你们达到目的就走，无情无义。”
也许有一天，我回老家了，选择去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找一份安定的工作，认识个安静的小剩女，结婚，买房，生孩子，工资卡上交，和家人围在一起吃晚饭、看电视，每周和妻子做爱一次，每月参加孩子家长会两次，每季度陪上司出差三次，每年喝吐四次。我可能还会长胖，挺着大肚子与人争吵，滑倒在一个洒满夕阳余晖的街头，手里的酱油瓶子打碎了，酱油掺杂着泥土发出阵阵腥味，我迅速站起，环顾四周，拍拍尘土，若无其事地走掉。我还会记得京城吗？还会记得永安里站那个姑娘吗？我想我会记起来，我会重新站在那片璀璨灯火中，想起自己其实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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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所有北漂和结束北漂的朋友，送给所有爱着京城和爱过京城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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