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一头乱卷发，因为疼滚来滚去的时候就更卷。不疼的时候我去找走廊最末端病房的多米尼克坐着，镇静的药让我目光柔顺地看着他。我感到我全身柔顺，连头发也变软。多米尼克是个美国佬，自从上个月乱拨医院内线电话拨到了我的病房，我们就开始互相骚扰，扯些有的没的。我看着他，五十多岁的人，脸上久病的颓唐像两条青虫在眼眶里流动。

“术前检查怎么样？”他问我。
“血常规几项，该阴的都阴，肺不肿了，心率还失常，第一次收到来自肝脏的坏消息，我要全面落幕了。”
“那手术呢？”
“照做，不过主刀苏正在和放疗科吵架，说我年轻，放疗冒险，一直不给签字，正在吵。”我说：“我下午再去哭一场。”

放疗对我的帮助其实只是预防伤口增生，彻底封闭扩张的血管，让手术的痕迹不太难看而已，啊我为了这个已经苦苦扭动了一百多万年。苏一直给我开刀，苏明白我，知道有种风险对我来说是扯淡，说我们控制射线剂量就好。直到我对着放疗会诊的几个医生流下淡墨色的眼泪（对我住院也浓妆），他们围拢过来，抚摸我的肩膀，把我叫做“小”＋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说你才23岁，其余器官致癌或者将来计划怀孕发生畸形这谁也说不好太犯不上了阿。我卖萌失败，又感到顿时衰老。去诊室水台前补好妆，回来看到会诊结果报告上又一次印着三个黑字“不适宜”。

多米尼克也这样觉得。我扯扯他的领口，患者的蓝条纹制服，他开过胸的那条红线漏出来。问他：“你难道和那些家伙一样也要说我需要心理建设大于一切嘛？”病人常常口不择言，我这种人就更甚。晚上八点，我和多米尼克在医院的公园散步，灯不好，一闪一闪飞虫乱撞，我们两个想起来应该跳个舞，于是就磨磨蹭蹭地绕着水池进退。水池里的乌龟追攻金鱼，一条被咬下鳍翅的鱼棍浮在水面乱扭。北京的夏天比我家的夏天气温略高，多米尼克说，再过几个月，你就能跳得更好了。我说对，是这样。

我的手术，要拆掉左侧股骨的一根髓内针和几颗横钉。我用手机录像全程观赏直播，分散了不少注意力。苏在我腿上拨弄肌肉血管，我突然眉心一酸抖了一下，苏立刻刀剪镊举离我。我示意他继续，苏说：“哎呀你这个著名的喷嚏声，我听了他们在谈你的时候都好想笑。”“他们都说什么啦？”“说你很小声的，像在掩着脸捏着鼻子。”我又笑得抖了起来，对苏说我为此被嘲笑多年了阿。其实我是个真心的不自然人，直到有次听到别人说我扭捏，还微微悲怆了一下。

我们两个笑了几十秒，但觉得应该手术第一。苏把我缝好的时候，离麻醉失效还有很久。我整理好衣服单腿跳下手术台，说你们不用管我了，我自己走回病房算了。握着轮椅扶手在手术台旁边侯着的护士错愕，苏说行吧，哎呦她久经沙场了。多米尼克在手术室外的长凳上等我，见我出来，走到我的左侧让我挽着手臂。

第二天是多米尼克做腰穿，疼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握着他被医生反扭到背后的右手，不断埋怨和他有关的孤独和这异国他乡的苦痛，埋怨人为了不死需要作出的巨量的努力。事结束后，我想到自己，趴在他的床边神经兮兮地问他，你心里有没有一个人呢？

他灰色眼珠，床头灯让他的瞳孔聚拢成一个极小的黑点，说当然。然后累得闭上双眼睡着了。

我回到自己的病房躺好。这世上一切都不会过去，并且安慰全无。

一个女友有天惊闻我在住院的状况，劈头盖脸的一个电话过来。我在楼下的花坛边坐好一五一十地对她回答问题，挨骂，聊天，我说”我可能也不是非常需要快乐“的时候，一个给我会诊的医生刚好交班完毕，从我身边路过，回头看我。我右手举着电话，只好用夹着烟的左手跟他挥挥。那以后他再见我，经常姑娘阿姑娘阿地叫我，巡房的时候问东问西关切更多。前些年我和苏刚刚相熟起来的那时候，苏好像也是这样，慢慢从我的医生变成一个对我非常温柔的人。

而大多数时候还是非常清静，我无聊的时候给多米尼克读诗，有一次：
“chamber of blossom,not a petal spilled,
yesterday's japanese cherry
—you and I charmed inside the glow—
by evening had borne fruit：
a whole day in Beirut
—according to the radio，
the first since January—
with no one killed.”

多米尼克说，读点叶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