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不太会穿衣服的人。每次上课说到饮食，说到服饰，站在讲台上，总感到底气不足。我们又赶上了女性不得不“貌美如花”的时代，如果不这么做，就好像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成了一个掉队的人，要被人批评的。然而年纪渐长，被要求变得更好，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都像是一件和“轻松自在”作对的事情。我依然不擅长当一个得体的人，只能选择少出门。

印象里有两件事真正改变了我对穿衣服的看法。一是被调侃穿丝袜（据说某级以上的干部才穿丝袜），当时我并不太介意，直到某个女演员在片场因为穿着丝袜被严重烧伤，引发了我的生理恐惧。另一件事比较难忘，几乎彻底改变了我的穿衣习惯。

很多年前，有一次书展，我被通知参加一个大型的朗诵会。几番通知过后，我看广告海报里没有我的名字，我也没有收到流程上具体的安排。我想那大概是一个集体活动吧，我一定可以躲在后面，糊弄过关，就不用搞得很隆重了（那时我能打扮的最隆重的样子，也许也是挺可笑的）。

那是书展的最后一天，我穿着非常轻便的短袖短裤凉鞋，买了十几本书，放在书包里，就等着朗诵会结束后回家了。到了后台签到，有人递给我矿泉水，我就找了个椅子坐下来，很自在地拆起了刚买的书的塑封。这时候有一些人进来了，开始化妆，还有一些人手里拿着A4纸，看起来很紧张。我越来越感到不安，但又不知道该做什么好。

此时突然有一位资深作家跟我说，你来了怎么还不换衣服，你快去换衣服，马上要开始了。我说，我没有要换的衣服。

那位老师非常震惊，但很快就说，那你快出去买一套吧，你怎么能这样就出门呢。你不是还要朗诵吗？我说我以为是一个集体的活动我不用做什么的啊。老师说，电视台会录像的，你要不找个电视台的女孩子换一下，上完台再换回来吧。

那位前辈还对我说，“你以后出门参加这样的活动，不能穿短袖短裤，不能穿凉鞋，你记得了吗？你妈妈这样就放你出门了吗……”

随后我看到了几个也穿着轻便的女生，从包里拿出了高跟鞋。我想离开青春期以后，我就没有感到过如此的窘迫。至于发型、脸……根本就顾不上，我很迫切地需要换一套衣服。我很茫然地看着四周，那时好像所有人都穿得很正式了，除了我。而那附近我能想到的店，我都买不起。一直到有一个门户网站工作的女孩子路过后台，我问她，你能跟我换一套衣服吗？她也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很快说，好的那我跟你换吧。我想很多年之后，我都无法忘记那一刻的感激。我根本没说清楚发生了什么，我想我一定看起来很糟糕。

我穿着她的红裙子上台，她比我胖一些，所以我总担心裙子会掉下来。但令我更不安的是，她穿着我的短裤，根本无法走出厕所。那真是一个糟糕的夜晚。有几位认识的人转头看我，偷笑，也有几位鼓励我说，还挺好看的。

我上台以后，还收到一条短信说，“你穿的那是什么呀？”那是下午陪我一起买书的朋友，我看到他在台下笑了很久，一直没有离去。我希望他快点走。

那年之后，我在也没有穿过短至膝盖以上的裤子，再也没有穿过凉鞋和夹脚拖。每次新皮鞋磨脚磨出血来，我都不会觉得是鞋的问题，我都会想到那个晚上周身的凉意。我依然不会改变发型、依然不会化妆，但我知道我在穿衣服这件事上摔了跟头，又决定咬咬牙爬起来。

那个借我衣服的好心的女孩子，很多年后离职嫁去美国，我很久没有见到她，非常想念。那位前辈，后来有一次一起吃饭，我送了她一盒巧克力，她说我现在看起来心情好好啊，我也很想谢谢她。那位在台下不愿离开的朋友，很多年后对我说，那是他认识我以来，第一次看到我出丑、突然很想跟我成为更长久的朋友的一刻。我请求他忘记那个晚上，因为我后来得体多了，他没有同意。见证狼狈，是不是也是友谊永续的可能性？

后来我到台湾念书，台湾校园对着装比较重视，开会、典礼都需要穿着正装。于是我开始买正装，虽然都很平价，但各个季节的都有。我的室友不愿意入乡随俗，她说她要做自己，我就跟她说了红裙子的故事，说的时候，我自己依然没有越过那道坎，依然感到羞耻和难过。她听得很感动，但依然我行我素。

有一次参加谢师宴，她身着短袖短裤和夹脚拖就去了，到了门口发现女孩子都盛装，男孩子都西装，就吓到了。大陆学生几乎都穿的很休闲。我也是。但那几年因为恪守内心的要求，我至少穿着衬衫、西裤和皮鞋。我俩都有点尴尬。但我忍着没说，“我早就对你说过……”我想将心比心，那一刻我也曾熬得很辛苦。

我母亲有一次帮我整理衣服，说那些夏天的裤子你还要吗？不要就丢了吧。我不想丢，但也不会穿了。看到它们，我突然感觉到岁月的力量，我很难否认我想念我自己，也很难否认我在努力忘记那个自己。

上课的时候，我对学生说，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衣服是人类的第二层皮肤。突然又想起这件事来，很想跟大家分享，最后还是没有勇气。我好像更希望他们能随心所欲的日子，多一天是一天。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问我，“你穿的那是什么呀？”即使我依然不是一个时髦的人。再没有偷笑、安慰和久久不愿离去的那些朋友。

也许我有一点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