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和她是群租房里的室友，住在北京一处改造过的八人居——三男，三女，一个两人间，违法，但很常见。我们都在北京闯荡，她是写剧本却得不到认可的预备编剧，我写小说，也没什么名气。我认识很多郁郁不得志的人，他们中大部分人才华有限，把时间都花在自恋和叫苦上，但她不同。记得有一天，我独自回到租屋。客厅空荡，众人不知去向，木桌上零散着一些文稿，散发着打印机的气味，我抱着看琐碎资料的心态，打发时间一样拿起文稿，一页，两页，起初是快速地扫过，随后阅读的速度放缓了，翻到第三页，又回到了第一页中，那些凝固的词句，重新复活了一样，在我的脑中天旋地转，我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被这份文稿吸引，像是找到一部珍贵影像，每个字，每个词都不愿略过，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标题上，随后是首句，但没有按部就班地往下读，而是直接翻到了最后一页，因为开头和结尾可见一部作品的成色，而事实也未让我失望，这份陌生文稿的结尾实实在在地击中了我，那是不需要多加解释的节奏、一眼就能辨识出的才华。
标题下没有署名，我想知道作者是谁，正在思索时，寝室门开了，她眼含困意地走出来，看到文稿在我手上，猝然一惊，慌忙抢过文稿。
“这是你的作品？”
“还没写好，所以不太敢给人看……”
“写得很好！”
“谢谢，问题挺多的。”
“我读到第一页，忍不住往下读，可是它太短了，你会写完的对吗？”
“嗯。”她恍惚地点点头，“好久没有人这样肯定我，说实话，一度不想写下去了，因为写完了大概也发表不了。”
“你一定要写完啊！不要听那些狗屁评论家的批评，他们没有你这样的才华，他们欣赏的只是功成名就的东西，但你的文字是独特的，也许短期内不会受到重视，也许会受到很多冷落或误解，但请你千万不要放弃！”
我们成为笔友，也是各自的“树洞”，她有几百个通讯录好友，但真正熟的并不多，连家人都不在通讯列表里，具体为什么，我并不知道。
她那时正在为某个编剧大赛创作剧本，需要适合的写作环境。租屋安静，却弥漫着慵懒的空气，她在租屋，总有睡觉的冲动，我就带她去了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没人认识我们，关系更好了。我们经常分析当红作品，尺度无所顾忌，从女性叙事到情欲书写，性话语在权力机制中的运用等，偶尔我们会躲到咖啡馆最里的角落，戴上耳机拉一部帕索里尼的片子，一边看着，一边抚摸彼此，可能是我长得没有攻击性，有一段时间我们会做恋人般的事情，在小说里幻想彼此，在严肃的场合做不严肃的事。
有一天，室友组织出去，在十三陵农家小院看双子座流星雨。她称病在家，我在刚到地铁口的时候，收到她的短信，于是找借口与众人分别，打开租屋大门，就被她白瘦的手臂抱住，鬓毛摩擦的声响，像唱片机的声音一样。我们取出两罐啤酒，酒水沾到唇边，睫毛相触，犹如两只萤火虫，在绿幽幽的光芒里小心靠近，室友公用的客厅，成为我们的秘密乐园，呼吸，喘气，脚踝在昏暗中缠绕，突然，门铃响起！
“是谁？”
“难道是他们？”
“不对，他们有钥匙，不会按铃。”
来不及多说话，她一把抓起高跟鞋、裙子，快步躲到房间内，我合上拉链，拍了拍衬衫，尤其注意脖子上、脸上有没有唇印，确认她进去了，我才穿上鞋子，打开房门。是一个送快递的！关上门，我回头看到衣衫不整的她，想到方才的虚惊，不禁相视而笑，在墙边，我担心：“这样太不安全，换个地？”她说：“不安全才有意思。”
我们把这件事称之为复习，后来的几周，每当室友不在，我们就复习，把学习的热情和伍德斯托克的冒险精神结合起来，在能够想到的严肃场合复习，从第一页，到第二页，一直到整本书的高潮，然后故作无事地离开。
我们湿吻、分开，又湿吻，像蹦迪似的乐此不疲，夏天漫长，我们沉浸在热浪中，在酒池肉林里，凌晨的路边灯光下，关上灯，确认同伴熟睡，赤着脚轻轻推开门，在厕所里感受海浪的晃动，有时明明只剩我们两个人，她却要故作有人，在就餐时触碰我的脚面，我的眼光朝下看，她的脚趾勾在一双绿色尖头鞋里。
她是个有奇思妙想的人，有时也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比如在水箱里看到一条蓝色的鱼，不允许买，她执意要，费了很大劲，店主拗不过她，才把鱼卖给了她，第二天，鱼不见了，我问去哪了，她说游回大海了。
她的剧本如同迷雾，说起话来有时也让人摸不到头脑。她上到天台，看黑夜，北京的夜空都没什么星星的，她说看到了满天星斗，我笑着问，在哪里？我只看到一片漆黑。她说，我看到了，我看到就行了。
那时候，挣钱是头等大事，我们在短暂欢愉后，也被工作的压力冲淡。她的剧本没被选中，评论又不怎么写，收入捉襟见肘，但不知为何，她在买漂亮鞋子上并不拮据，在她的鞋架上我足足看到四双并不便宜的鞋子，去网站查询，发现每双至少花费三千元人民币。这笔钱是从哪来的？我并没有过问。虽然一度猜测是什么爱慕她的男人赠送的，但都止于猜想。
她值得更高的舞台，只是缺一定的人脉。那年夏天，我趁着书展和朋友吃饭的机会，把她介绍给了一位老师。那位老师是编剧界的高手，已经写过几个获奖的本子，但他很低调，都是用笔名发表，挣的钱足可以在北京买房，可真正知道他的人并不多。所以，通过熟人接触他是唯一的途径，碰巧我和他都是一个地下酒吧的熟客，通过我，那女孩结交他会方便许多。
在地下酒吧，她穿得普通极了，但跳起舞来，没有谁比她更有魅力。那个在女生群里内敛的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风情万种的社交宠儿，她到这里仿佛寻回了自己的天性，在一杯杯鸡尾酒的碰撞中，在男人笨拙的玩笑与轻佻的目光下，她心生嫌弃，也从这嫌弃里生出满足。
那个夜晚，我想起了《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情节：在蔚蓝的花园里，男男女女像飞蛾一般穿行于笑语、香槟中，杜松子酒和烈性酒洒在金色女郎的头上，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大小提琴、短号、短笛、高低音铜鼓等在绅士耳边彻夜吹响，四处而来的宾客，不分白天与黑夜。
编剧到后半夜不再参与狂欢，他戴着墨镜，静静地坐在高脚凳上，抽烟，再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看烟雾在黑暗中升起，和更大的烟雾混为一团。来这里跳舞的女人很多，不少都对编剧很尊重，看见他了，会很恭敬地打招呼，有些女人穿得热情似火，主动邀请他跳舞，都被婉拒了。编剧掏出一个银质打火机，亮出火焰，他就这么看着一团火，火的后面是朦胧的女郎。
周末，我陪她前往编剧的住所，在三环内一处质朴的小区里，穿过绿化带，坐电梯直上，门打开后的景象气派非凡。房间一侧是书柜，大量的英文原版书、古籍和文学著作陈列其中。另一侧放了很多唱片，桌上摆着一台古铜色的留声机。走向窗台，极目远眺，不远处有庄严的广场、行走的士兵和闪耀光芒的礼堂。而在客厅东侧的一间会议室内，左上方的墙壁高高挂着《一位情妇的肖像》，画像下方是一套典藏级艺术图文书，由《提香》《卡拉瓦乔》《安格尔》三部组成。一旁的棕色桌台上陈列着英国十九世纪的银器组，而玻璃柜里是皇家伍斯特瓷器花瓶，它的瓷胎细腻，瓶面画有花卉鸟兽，器皿内壁上金色。
我们进门时，编剧并不在。我问助理他去哪了。助理说，他在丢剧本。
“丢剧本？”
“对，编剧每个月都要丢剧本。”
“自己的劳动，为什么要丢掉呢？”
“劳动什么的，是最轻易的。在老师看来，文字、书本，丢掉都是没什么可惜的，甚至人也一样，他每个月都会清洗一遍通讯录。”
“那什么是值得留下的呢？”
“真正的作品。”
“作品？”
“对，不能再改动一个字，有可能流传几百甚至上千年的作品，只有那个才有保存的价值。老师写作至今，也只写出了那么三部有可能留下的作品。”
说罢，助理右手指向了作品安置的地方，那是三本精装封面、质朴严肃的书籍，每一本都署上了编剧的名字，对大部分作者来说，能写出其中一本就是荣幸，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青年作者渴望向编剧学习，这个助理就是其中之一。
那天我们没能见到编剧，他丢剧本，听说遇到些急事，就改约时间了。傍晚回去后，女孩介绍我一家不错的糖水店，随后领我到一片民用住宅区门口，语调惋惜地说：“以前这里有一家青年空间，办很多活动，我大学时常来，后来，这家青年空间被人举报加上欠债压力就关门了，我就再也没有进去这个小区。”
我们那晚在小区附近的club蹦迪。她的手环在我的脖子上，脚步在黑暗中缓缓移动。我没有经验，努力不踩到她，她贴着我的脸，大声安抚着我，不知过了多久，我感到自己的面颊有些湿润。
“你会爱我吗？”
“会。”
“不，你不会。”
“你会记得我吗？”
“会。”
“不，你不会……”
起初还是问题，后来成为自言自语，她那晚可能喝得太多了，说了许多我听不懂的话，奇怪地笑，奇怪地哭，精疲力尽地倒在沙发上。我看着她，生怕出什么意外，我说回租屋吧，她说不要，不想回去。那去哪儿，回家吗？她笑了，家，我在北京哪有家？熟人呢？我问她有什么熟人，也许可以去找他们。她闭着眼摇摇头，突然紧紧抱住我，贴着我的耳朵说：“不许忘了我。”
酒吧里的躁动一般会持续三四个小时，从凌晨两点开始，拥挤的人潮会渐渐退场。凌晨三点，地下酒吧的舞者将离开大半，一半以上的座位都空了出来。有两对男女，隔着桌子舌吻各自的伴侣。一些独自前来的男人，在座位上喝着闷酒。音乐依然震天响，但随着音乐跳动的人已屈指可数。
桌上，倒下的酒水沿着边缘漫散，透明的液体倒映出缤纷色调。疲惫者从一片黑暗走到另一片黑暗，他们在震颤的声音中置身太久，出来后耳朵还有些许不适应。凌晨三点，酒吧门外，一些男女发出稀稀拉拉的声响，他们大多染着亚麻色或金色的头发，叼着烟蒂喷云吐雾。少女们闪闪发光的裙子被夜色与烟雾浸染，此刻也显出黯淡。大红色嘴唇与镶金耳环的映衬下，是浮肿虚弱的面庞与兴奋过后长久的虚空。
半个月后，我们终于再见到编剧，但不是在三环内的住宅，而是京郊一个很广袤也很荒凉的地方——一个不像北京的地方，他在那里有隐秘的住所，想要远离都市，闭关写作，就会在这里待上好几天。编剧和她的共同点，大概是都有些奇怪的爱好。编剧喜欢收集面具和钟表，她喜欢收集海边的贝壳，我至今留在书柜里的一串饰物，就是她用贝壳编织的。编剧喜欢丢剧本，她喜欢删文字，他们的社交网站都是极简的人，除了零星作品，不见更多踪迹。
编剧对她说：“你的剧本我看过了，但你知道我的习惯。”
她说：“如果写得不好，不介意被丢掉。”
斜阳下沉，我亲眼看到编剧把她写的剧本的打印件、那个我爱不释手的故事，毫不留情地丢进了火堆里，在红橙色的夕阳的浸染下，火焰肆意地跳动着，在荒原里发出自己的咆哮，而那些积累日月浇筑的文字，已经成为烬余的灰尘。
那之后，她进修编剧，我继续写作，我们依然每个月见面一到两次，说些激励彼此的话，在黑夜里分开。有时，我听朋友说起她，朋友不知我们的关系，像谈论一件廉价的物品，把她袒胸露乳的照片发给我。也不知朋友是从哪里搞来的，但照片里的人确实是她，脸色看上去有些醉意。我想这也没什么，毕竟她是性格开放的人，喝酒，也是排忧解闷的常道。但有一天，当我们再次动情，她回到卧室要取什么东西，我看见她的手机在桌面，没有忍住打开看，看见了她和某个朋友露骨的聊天记录。我沉下脸来，看她正高兴地从房间里走出，手上是一沓白色的文稿。
我们在那天晚上吵了一架，白色文稿被她丢下了窗。她在关上门前对我说：“到头来，你还是不懂我。”
北京城潮来潮往，遗忘是常有的事。前一天还把酒言欢的朋友，后一天就形如路人。她搬走了，我和她很多天没再说话，通讯录还保留着彼此，但就是找不到开口的理由了。有几个夜晚，当我经过club，看着摇摇晃晃的人群，或者回到租屋，注意到那把她走得急促而留下的雨伞，我会想起她，希望能和她道歉。有一次，在一个机缘巧合的聚会里，朋友喝醉后对我说，他犯浑对一个女孩说了很多下流话，那个女孩迁就了很久，但就在不久前，女孩打电话，郑重其事地劝他停止这一切。朋友轻飘飘地忏悔时，我一声不吭。
他至今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打了他。
我没有剧本，那个让我第一次看就很喜欢的剧本，我去楼下寻找，人行道、杂草堆，甚至分类垃圾桶，都没有找到。我给她发消息，没有回复，去编剧的住宅，她根本不在。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当一个人离开时，寻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秋天，我在忙一个媒体的实习，即便很关心她的近况，也分身乏术。每天忙于跟热点，下班回家已是精疲力尽，打开置顶的好友列表，看到她那一片白，仍会空空地停留很久。后来一次做选题，主编说要采访一些奇怪的写作者，我想到了编剧，抱着也许跟他交流还能得知女孩下落的念头，决定登门拜访。
编剧很忙，采访是提前预约的，我不抱太多成功的期望，他从业这么多年，接受的采访很少，都是出书了或者有电影宣传项目，需要配合剧组。但在看过提纲后，他同意了我的采访请求，再次来到编剧家，接待的助理已经换了，但气质却如此相似，就好像一幅画只是换了一点色彩一样，她的身形、气质乃至说话的腔调都和前任助理很像，我一时恍惚，差点认错了人，她露出恬静的笑容，领我走了进去。
令我惊讶的是，她的手腕套着一个贝壳手环，和那个女孩送我的一模一样，我问她：“这个手环是从哪里来的？”
她说：“老师送的。”
我克制住疑惑，打趣道：“老师今天不会丢剧本了吧？”
“丢过了。”她平静地说，“这个月不会再丢了。”
不知为何，当她说出“丢过了”三个字时，我的心会微微颤抖，但我仍保持克制地问她：“上个月来到时，接我的是另一个助理，那个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那女人摇摇头，“我是看到招聘启事，面试来的，之前的事我就不清楚了。”
“你也想学写作？”
“不是。我只是看这个职务报酬很好。”
走近书房前，迎面走来一个穿橄榄绿超短裙的女郎，看情况是刚刚和编剧在书房会面，开门时笑意浓浓的，没走几步就低垂下了头。我敲了三声房门，得到许可进入，房间的景象令我至今难以忘怀——深红色底下泛着微光的墙壁前，编剧正戴着墨镜躺在一个女人大腿上，身旁还有三个风尘味很重的女人，浓妆艳抹，地板上散乱着各色物品，化妆盒、打印稿、高跟鞋、丝带，空气中有一股呛鼻的气息，唱片机正播放着，一首披头士的流行老歌。
我想，我应该暂时出去，但编剧示意我留下，托助理给我一盘青团，让我品尝品尝。编剧过往的严肃形象，和现在的诙谐画面对比鲜明地在我眼前冲击，他似乎看我愣在原地太呆板了，示意一个女郎挽着我进来，我礼貌说不用，他把烟头掐灭，说：“你这是不尊重她。”
“把她们打扮得如此俗艳、满足男性凝视，才是不尊重她们吧？”
“你可以问问她们自己，这些都是她们自愿的。”
他没有提起采访，而是让我感受这一切，编剧的家里有知识分子梦幻的一切，一个写作者能到这个地步，该是生而无憾了。如果刨去其它，我不得不承认，他在书籍和影像上的趣味和我十分相似，这让我们不缺乏共同话题。夜晚，我甚至陪他参与了一个在这附近举办的小型派对，最奢侈的物品和最狂乱的景象重叠在一个房间里，天蓝色的游泳池里传来莺歌燕语，从天父的眼中往下看，这些在私人别墅里醉生梦死的人，和更下面不见踪影的微尘，都不过是蝼蚁和蝼蚁的区别。
“为什么要让我感受这些？”在酒局，我问起编剧。
他依然戴着墨镜，脸色平静地说：“我想让你记住这一切。”
“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你说。”
“第一次见你时，我身边那个姑娘，你还记得吗？”
“不太有印象，见我的人太多了。”
“就是那个女编剧，你还带我们去了郊野的房子，烧了她的剧本。”
“我不记得了。”
“那个贝壳手环是怎么回事？”
“手环？”
“助理的手环。”
“我从前一个朋友送的，我又不用，就给她了。”
他掏出银色打火机，燃起一根烟，又递给了我一根，烟灰从二楼的窗户顺风而出，下方是仍在狂欢的人们。住宅身后，黑夜茫茫，高塔的灯光照射在远山淡影，剧院、艺术中心仍在明亮着，一条大路通往深处，在路口分出两条路径，一条稍微宽阔的，朝向灯火辉煌处，一条较为狭窄的，绵延至无限黑暗。许多车辆驶向了前一条，也有的路人，独自朝黑暗走去。
“你很在乎她？”编剧问。
“是的。”我说，“她走后，我更确定这一点。”
“比作品还重要吗？我知道你也写作。”
“重要得多。”
“不会的。”编剧轻蔑地摇摇头，“没什么比作品重要，何况是个小人物。他们都会很快消失，包括你对她的热情。”
我努力克制对他这些话的厌恶，故作轻松地说：“那么，你没有重要的人吗？”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了一段让我奇怪的话：“在我年轻时，也和你一样，觉得很多人重要，写过的文字重要，后来我意识到他们都是一样的无聊、乏味，倾注了过多不必要情感的多余存在，从那以后，我就有了丢剧本的习惯，我发现丢剧本拥有比写作本身更强烈的快感，把那些终究不会有人记得的东西丢掉，是残忍，也是一种美德。”
“你把剧本丢到了哪里？”
“一把火烧了。”
“烧了？”
“也可能，随着垃圾一起去了某个废弃场。”
散场时，他叫住我，赠送给我一份礼物，不知为何，我在他的眼中看出欣慰，我问他：“为什么笑？”
“只是在你眼中看见自己。”
秋末，我开始做一件奇怪的事：留意他丢剧本的时间、地点。我以采访的名义，问助理是否知道，但她一概不知，时间、地点，都是随机的，网络上，也绝无可能找到蛛丝马迹，我做了一件让领导不悦的事，就是提前结束实习，只为每天有时间逗留在编剧住宅附近，抓住那个丢剧本的瞬间。
然而，一天，两天，一个月过去了，编剧家中根本没有异样，他也没有特地为丢剧本出去过。再次登门拜访时，我问他：“这个月有满意的剧本吗？”
他说：“剧本丢掉了。”
我陷入更大的迷雾，而她依然不在。有一天夜里，我把自己埋在被子里，流着眼泪对她说：“你到底在哪？请回答我！”
“不要捉迷藏了，出来吧！”
“我还记得你的。你在哪？”
“你的剧本还没写完呢……”
现在，她消失了。但我并不知道在哪里寻回她。我放下写作，每天搜索信息，可有价值的信息太少，在数据浩如烟海的互联网里，她却像宇宙中失联的探测器，永远和我中断了信号。
我还保留着那一串贝壳，但已经无法复原烧焦的剧本，冷风来袭，又是一年冬天，她的朋友圈依然一片空白，我没有听到任何人，经我询问她的下落。我去到她带我去的那处小区，里面的住客说，根本没有过青年空间。
那一年北京有很大的迁徙潮，一些灾难，加快了许多人离京的脚步，白茫茫的大雪下，他们拖着行李，或是坐卡车，或是面包车、小三轮，默默地在深夜离开了王城。因为太多人了，又不是多重要的人，所以没什么人记得他们。
冬天过后，北京仍是热闹繁华的景象，进来和出去的人，快速擦肩而过。我依然每天给一个不会回复的账号发消息，也会在夜深人静时，回忆起那个看剧本的早晨。
如今，我仍会想起她消失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