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岁那年学会了如何过马路不被车撞死。在此之前，我都得靠班上的两个同学带着才敢过，他俩的父母都是练气功的，捎带也给他们传了一些功，所以他俩神功护体，无所畏惧。那一年，是1993年。
1993年，中国人民的业余文化生活相当苍白，加上计划生育和没闲钱买避孕套的双重打击，简直苦不堪言。那时我们这儿还没有有线电视，接收信号主要靠的是电视机自带的天线，很苦逼，只能收到三个台，效果还很差。就这，还算是好的，还有的人家里连电视都没有，只能听广播。
收音机普及的早，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我妈结婚时，我姥爷给的嫁妆就是一台多功能收录放一体机。相比电视节目的匮乏，广播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我听得最多的是《鞠萍姐姐讲故事》和《小喇叭》。我穿梭在各种兆赫间，伴着三株口服液，一瓶一个故事，走完了漫长的童年。
业余文化生活苍白的案例在二十一世纪依然存在，我侄女果果每次放暑假回奶奶家就是一场大型惨剧，奶奶家的电视能收到的台不多，一大半还都是少数民族台。于是，在有限的选择下，四岁的果果只能咬牙生啃藏语配音版《喜羊羊与灰太狼》。
1993年，我们这儿大多数家庭刚开始装座机，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大哥已经拿上了移动电话大哥大。我那会儿茶余饭后最喜欢的一个娱乐活动就是偷听大哥们用大哥大打电话。除了硕大的台式一体机，我家还有一个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我有一次用半导体调台，一顿瞎调后，收音机里出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晚上我不回去吃饭了，不用等我了。然后一个女人说：知道了，少喝点。这个神奇的事情彻底震荡我幼小的三观，甚至有一种偷听敌台的感觉。
从那以后，我一有空就疯狂地调台，慢慢地，技术也越来越熟练了，一开始要好几分钟才能找到一个电话，到后来几十秒钟就能找到一个。那会儿电视里老演国产谍战片，我幻想着通过调台找到某个国民党潜伏特务，举报给公安局，保卫祖国，然后我因为立下奇功，被调往国家情报机关工作，从此就不用上学了。
我每天召集附近的小伙伴们一起躲在一个没人住的大院儿里调台听电话，日久天长，远近闻名，有一些别的地方的小闲逼也跋山涉水跑过来听，大家都传：电影院后面有一个小子能偷听别人打电话。名声大了，我开始感觉不对劲儿了，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影响，我七岁时就有了很强的法律意识，那会儿可还没法制节目呢。
我站在科技与道德的边缘，仔细琢磨：偷听别人打电话应该算是违法行为吧，长此以往，人多口杂，迟早有一天会传到公安局，还没等我立功呢，先把我抓了。另一方面，本地没有少管所，我肯定会被送到外地，外地的饭我又吃不惯，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不上就长不高，以后上了社会也难立于人前。算了算了，去他妈吧。我就此作罢，再有人来问，我就说半导体坏了，听不了了。慢慢地，大家也就把这个事给忘了，我也忘了。
但这么多年，我对小时候玩调频广播时那种神秘的氛围一直念念不忘，我一直觉得广播是一种很有想象力的东西，尤其是在谍战方面，简直就是艺术。好在朝鲜人民还没有忘记它。
去年11月5日晚11点，平壤广播电台一个播音员声称「向第21号探险队员布置远程教育大学的化学复习作业」，并念出「第25页第63号」、「第753页第96号」、「第26页第12号」等一连串数字。
据韩联社报道，朝鲜在2000年停止暗号广播后，于去年突然重启。
上了初中以后开始广泛地听流行歌曲，那会儿听的是磁带，家里有钱的用随身听来听，没钱的用假装买来学英语的复读机来听。再穷不能穷教育，谁还没个复读机。但总体上，社会主义阶段的小孩儿都没钱，所以一般情况是大家都买不同的磁带，换着听，偶尔遇到一些绝世金曲，就直接翻录下来，自制私人精选集。
翻录的技术很简陋，就是用一台随身听放，同时再用一台带有录音功能的复读机录，几乎没有技术含量，只要现场保持安静就行。翻录的话，一般是录在英语听力磁带上，因为大家每学期都要买，存货很多，而且从来也不听，正好变废为宝。
有一次我们录周华健的一首叫《我是谁》的歌，录的时候，房间里还有五六个人在场，连录了几遍，都因为有人说话和笑场导致录制失败，倒带重录。我严肃地警告了一遍：「这回谁再搞破坏，别怪老子心狠手辣。」果不其然，就有不怕我的，录着录着，音响里传来一句听起来很像粗口的杂音，声音很小，但还是能听到。我无情地转过头，无情地问：谁干的。没人应答。
我无情地助跑了几步，直接扑了上去，揪住一个看起来最好欺负的直接就开干，他触发被动技能，强势反击，我顺手拿起桌上一个超大的2号电池，照着他头顶的百会穴一顿狂砸，几分钟后，我们被拉开了，电池砸了个坑，他的头也砸了个坑。几个礼拜后，我仔细辨认后发现，那句粗口是和声人员唱的。
听歌终究是单方面的排解，作为脑海辽阔、心潮荡漾的智人，填补生活空虚的最好办法还是社交。二十一世纪的社交归根结底是为了射精，相比之下，二十世纪就单纯多了。那时的青少年没有手机，也没有微博和微信，社交的主要手段就是写信。
异校恋和异地恋们通过庞中华带来的一手好字，传递着纯洁的古早情愫。不具备熟人社交条件的单身狗们也有自己的路子，他们买两块五一本的青少年杂志，认真地在每一页的最下边搜寻信息，那是一个叫「交友天地」的板块。写着姓名、性别、年龄、爱好及通信地址。大家的爱好差不多，基础三板斧：阅读、运动、听音乐。
互相挑中后，结对帮扶的人就叫做笔友。笔友之间有一套古早语法，喜欢夹杂一些古早味名人名言，动不动就来一句：「我很喜欢阅读，正如高尔基说的一样，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笔友间其实都有一个热切的原生期盼，几封信下来，半熟不熟后，都会扭捏地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随信附带一张生活照」。最终，大多数笔友都是在寄出生活照后开始失联的。
还有一些同学有更高的向往，初中时，我的一任同桌是苏有朋的卖命迷妹，她每节课都在给苏有朋折纸鹤，折了一千只，装在一个大塑料瓶子里，照着一本杂志上留的苏有朋地址寄了过去，自此杳无音信。
物质匮乏年代的社交也同样艰苦，因为没那么多闲钱买邮票，所以大家动脑筋想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每次收到信后，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已经盖了邮戳的邮票撕下来，用橡皮、透明胶带等技术手段修掉邮戳，再次使用。如果双方都是业内高手的话，有时一张邮票能用三四个回合。
等过信的人都知道，那种体验，无事可比。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扩张期待，尤其是在等一封重要来信的时候，听到信到了的那一瞬间，所有毛孔同时紧缩，细胞升腾，血流加速，升天也不过如此。
一直到高三时，我还在写信。我从上海参加完新概念回来后，和好几个人保持过通信往来。有一天早上，班里专门负责取信的同学居然给我递过来七封信，那时真的是，比收到七个飞机杯还开心。
当然大多数人还是更希望收到飞机杯，在买不起飞机杯的时代，一种黑色封皮的非法出版物开始流行，内容就是由《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领衔的网络小说，坊间俗称「黑皮系列」。只租不卖，五毛一天。黑皮系列里最抢手的当然就是以《金陵岂是池中物》为首的小黄书了。无数处男头一次领略到书中自有颜如玉，大家手捧圣书，呼吸暂停，顺势成就心中莲花绽放。
每个时代的精华都难逃贱人的摧残，有时候，你正看到干柴烈火之处，男主女主，双双宽衣解带，欲登和谐之巅，突然，下一页没了，接不上了，再一看，162页后边直接是176页，中间都被贱人撕回家独享了。再一看，一夜已完，二人正在吃营养早餐。我干你血妈。几年过去了，贱人们都长大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现在破坏共享单车的那帮傻逼。
有了网吧以后，大家排解空虚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一开始也并没有那么顺畅，那会儿我去一个新开的网吧玩，老板不歇着，一直在来回巡逻，看见谁打开了带图片的网站，就上去责令其赶紧关掉：「带宽是有限的，你一个人打开了带图片的巨型网站，别人的网速就会变慢」。所以，在那个网吧只能聊QQ。早期的网吧都是56K的拨号上网，后来升级提速了，变成了128K的ISDN。不像现在的家庭宽带，动不动就100M。
128K的网速是什么概念呢，一个周末，我和几个同学相约去网吧通宵，半夜时分，大家精虫上脑，打算寻找互联网上的颜如玉，那会儿还没有百度，我们用的是雅虎的搜素引擎，几个人磨蹭了半天，不知道该搜什么关键字，一个语文学的很不错的同学自告奋勇，用两根手指在键盘上敲出四个字，「裸体女人」。随便挑了一个链接点了下去，所有人双眼放光盯着屏幕，五分钟后，图刷出来一半，我们看到了一个上半身没穿衣服的外国妇女，下半身究竟穿没穿，还能再等五分钟。现在想起来，简直要开始抽泣了，那会儿的苦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在博客上写过一句话：「好在性欲每天周而复始，好在iPhone不断5678。」在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垂直起飞后，全体人类的生活都升腾了，大家合力展现了苹果公司的愿景：「丰富生活」。我怀念那个写信、听广播的时代，但并不留恋。就像二十年后的人怀念今天这个古早智能手机时代一样，他们也不会留恋。按BBC纪录片的套路解说词来说就是：人类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最后，我简单再说两句，我从不怀疑一个贫乏时代里的贫乏之人，拥有一颗向往品质的心。我以前发过一条微博：
小明从小就很注重生活品质，深知「生活很苦逼，需要好耳机」的道理。高中时，他在学校门口精品屋买了一条15块钱的店长推荐原单松下耳机，去网吧搜了两个小时煲耳机教程，下了二十首专业煲机音乐，回家用纽曼MP3不间断播放煲满48小时才开始正常使用。
好吧，今天，我承认，小明，就是我。：）
（封面图来自摄影师Izzy Gero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