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工的日子近了，焦虑感重新蔓延全身，感受到了一种惘惘的威胁。前几日，友人发了一张照片，是骆以军戴着卡通口罩微笑的样子。骆胖瘦了，颈纹明显，呈现出老态。距离2018年在南京先锋书店见到他，已过去近两年，这两年，他大概偶尔在香港教书，然后仍旧写作，其余，我也不知道了。

“惘惘的威胁”是我从骆胖的文中偷来的词，原句存在于他的小说《女儿》之中——

老实说，在无知的少年时代，我是真切盼望过世界末日的。因为少不更事，不知这末日是一种长久的痛苦，以为一切都会在瞬间结束，不妨做个科幻场景的见证人。现在想来，伴随末日的是饥荒、瘟疫、战争，那些都是真实的痛楚，不是什么办公室里制作出来的特效场面。

近日常常会想起一段路，从我在武汉的家里走下楼，步行穿过两个街区，会到一片叫做“锦绣长江“的小区附近，听这名字，就懂了，这是江景房——身居高楼，远眺长江，何等气派，大概也和登临黄鹤楼赏景差不多的感觉。前几日，母亲发来消息，说“锦绣长江”小区很多人确诊感染，死亡的也有一些，忽然就想起，那些不幸的人会否曾在某刻和我坐在一个烧烤店吃烧烤呢。

我无法忘记那份热闹。盛夏时，江城流行食虾，人们都脱了衣服，敞开膀子，在露天吃虾，喝啤酒。可能因为湖北是鱼米之乡，除了水患，人们没有体会过太多灾难感，以至于这瘟疫落到头上，我们才意识到往昔种种是一种恩赐。

前几天，看到一段转载的话，说是司门口有人跳桥，男人因确诊感染，不敢归家，独自居住在旅舍，但又因为封城，没有交通工具，无法上医院看病，万念俱灰下，于司门口大桥上一跃而下，目击的人想把这件事转到网上去，来的警察说，不要传出去。但还是传出去了，或许也会有人质疑真假。可这契诃夫般的故事很显然是一定会在世界某个角落发生的，因为合情合理，今日不发生，也总有一天会发生。

大学之前，我没去过司门口，我的活动范围基本就是汉阳和汉口。去司门口是大学的事情，那时大学同学流行去那边的广东百货买衣服。我去过一两次后，不大去了，倒是看中了汉阳门下的“养老院”，那个“养老院”贩售“洋垃圾”，就是一些二手衣物。老板们可能自己也就是卖着玩，整体风格布置得格外复古，颇吸引我这种伪文青、摇滚青年。当时，每到周末，我都会去逛，逛完后，在汉阳门附近乘车到位于东湖的学校，上课。

有时候，课程少，同学们也会提前和我一起坐车到汉阳门，我们再坐个轮渡，去江汉路。我喜欢坐轮渡，初夏时，吹着江风，相当闲适，市民们有的也会把电动车、自行车推到船上。

而这样的日子，在某个瞬间就不复存在了。有人说，武汉人该如何面对接下来每年的春节呢？

武汉有初一去为死者上清香的传统，时间通常是初一的凌晨，人们看完春晚就准备出发了。先去楼下买一些菊花，然后坐车奔赴友人的家里，为对方家里死去的亲人，献上一片心意。到了初一或者初二的下午，则要去给自己家里的先祖上香。过去，我很反感这种传统，不懂为何要在喜庆的日子里，跑去做这样的事。现在想来，明年的春节，会怎么样呢，当武汉人聚集在扁担山，互相看到对方家中的新坟时，又是何种感触。

于是也看清了一些人，毕竟这事情没有在其他的省份产生如此可怕的效应，所以大家认为这只是偶然的突发事件，还安慰我不要绝望。我在一瞬间理解了那些汶川人。

汶川地震是上大学的事情，地震当夜，宿舍四人皆无法入眠，每个人都手机和钱包放在床头，等着随时跑到宿舍楼下。那一周里，宿舍室友总是开着收音机，听新闻，还有什么慰问晚会。我真的恨死那个晚会了，明明那些孩童已经受尽折磨，主持人还要假惺惺地慰问，问他们什么感觉，而室友则热泪盈眶说，好感人啊？感人什么呢？

最近，这种厌恶感再度袭来，新闻上都是作秀，而真实的情况无人知晓。我因家人亲朋皆在武汉，了解的事情比较多。了解得越多，越觉得一切的可怖，而我们对这种可怖束手无策。

前几天还看到个濒死的爹爹在病榻上说：“好想吃碗热干面啊。吃了一辈子的热干面。”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我知道武汉人的性格，或许是知道实在不行了，避无可避，但仍旧选择要吃一碗热干面，一慰多年家乡之情。

据我所知，湖北人、武汉人都是不大关心政治的，生在江汉平原，衣食丰足，没有必要计较日常生活之外的事。大家对日子的要求并不高——能吃热干面，夏天能去江里游泳就很好。过去炎热没有空调时，市民们热衷于把竹床搬到街上睡觉，那样炎热的夏天我们也过来了，我们本来以为我们没什么是过不去的。

“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又想起那张老照片，伟人在长江中游泳。横渡长江历来是武汉市民引以为傲的娱乐项目。这江，伟人游过，我们也游过，所以仿佛连带着自己也伟大了起来。我能理解这份情感，但忽而又想起之前查资料，发现某一年的横渡长江，出现过巨大的事故，很多人在那场灾难中罹难了（包括许多年轻学生）。可要不是查询写作资料，就连我这种土生土长的武汉伢，也并未在少年时代听说过有关这件事的只言片语。

这几日在上海的生活，相当痛苦。尽管有些人可以保持内心的平静，说这是难得的闲适生活，但对我来说，因为瘟疫得来的闲，我宁可不要。

为了节约口罩，必须控制出门的频次，于是必须提前列好物资清单，考虑以最小动线买到最多的食品和日用品。在网上购物也不易，需要在凌晨或早晨七点就抢着下单。

坐电梯下楼时，看到购买口罩需要出示身份证和户口，心里一惊，不知自己这身份证该怎么办，口罩是断然不能通过这种渠道购买了，而那身份证放在荷包里，像烫手山芋，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因为武汉人的身份，而这样慌张，哪怕自己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也没有离开过上海，但仿佛是做错了什么一样。

依旧每天给母亲打电话，并不是为了联络感情，只是害怕她忍不住下楼晃荡。目前的情况还很危险，几乎每个小区都查出了感染者，母亲每隔一阵，就会告诉我，对面哪栋楼哪个小区又出现了病例。

复工的日子近了，知道上海也不是什么无菌的安全地带，对自己的生活，对父母的生活，充满焦虑，而终于也不知道做什么才能得到安全感。

昨天，偶然看到了邹静之的《九栋》，序言里写：

我看我，觉得陌生了。

我终于，也回不去了。

能理解那些从汶川一线回来的记者，后来的人生是怎样地改变了轨迹。说这些话并非煽情，而是因为，这场瘟疫彻底变成刀子，将我和过去，一分为二。

我不再是过去的我了，我也无法再回到过去的生活，那裂隙已存在了。一想起那些死去的人和我说着同一种方言，喜欢吃同一种食物，那感受，便也来得更残忍和猛烈些。

距离司门口不远的地方，是户部巷，过去我们总埋怨那里的食物难吃，是骗外地人的，现在想起来，我宁愿，武汉依旧是一个在全国没太多存在感的城市。我们在夏天抱怨天气的炎热，在冬日计较着湿冷。然后春天时，有人坐高铁来武汉大学看看樱花，夏天大家聚在一起吃小龙虾。

昨日，母亲发微信给我，说现在就欠热干面和糊米酒，过了一会儿，又补充说，还想吃油饼包烧麦。实际上，从古到今，我们的愿望都很朴素，只是过老百姓简单的小日子而已，但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一直在打破这一切，是什么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我们不敢提，也不敢说，成为了最会忍耐的民族。

不知道封城何时会结束，不知道武汉何时会按下启动键，也不知道“天天红油赵师傅热干面”是否还开张，或者什么时候会重新开张？

下次经过司门口，再看到那个桥时，我会停留几分钟，为那个死去的男人默哀。到时候大概又车水马龙了，户部巷被挤得水泄不通，而我一定一定不会忘记现在的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