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是住在现在所谓的老式公房里的，那是八十年代末期的上海，公房还属于一种新兴词汇，有别于私房的拥挤，杂乱和层层叠叠，以及石库门弄堂的古朴风韵，这种已经形成小区概念的楼房在初始兴起的时候完全是一种规整，私密，独立又新潮生活的代表。

房子是爸爸单位里分的。分配住房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之一，单位里每个人都有资格申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挤进那些繁琐严密的规则里去，粥少僧多，就意味着筛选。本来我们家也是不达标的，但是因为有了我，人数的增长意味着原有住房个人使用面积的缩小，数值摆在那，小到正好能缩进那些规则里去，老的房子不再适合居住，分配新的是必然。

我是在出生几个月后被妈妈抱在手里搬进去的。一栋楼里都是爸爸单位里的同事，互相都很熟悉，听说搬的时候很热闹，左邻右舍都来帮忙，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相对简单流畅的，帮忙都是出自自愿和真心，他们把一些小的东西装在布包里扎起来或者塞进尼龙蛇皮袋里由女人们一件一件地往上拿，每个人拿上两三个袋子，脚踩在水泥台阶上掷地有声，由下至上，贯穿六层楼，楼道里人与人比肩而过，袋子和袋子交接叠立，那种景象大概就是蚂蚁搬家最好的诠释。

大一些的东西就比较麻烦，五斗橱，缝纫机，压物箱，它们过于沉重而庞大都没有办法依靠个人的力量，只能借助集体的智慧，男人们在家具上绑上绳子，选好角度，两人一组或者三人一行，在狭窄的楼梯间里缓慢地前行，“小心”、“要转弯了”、“下面的再托一把”，一些提示的话语不时地会夹杂在沙沙的摩擦声里蜿蜒向上，弓着背或者挺着腰的男人们就像是套马的汉子，河边的纤夫，在统一的节奏下一步一抬，和女人们的蚂蚁搬家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种景象在之后的日子里一直不断重复地上演，似乎成为一种惯例，每当有新户住进来楼里的街坊老少便开始乐此不疲，一件件家具搬进来，堆叠成一户户人家，独立却又彼此紧密地填补着这栋楼里每一个空白的位置。

楼，因此变得生动而鲜活。

阿音家是最后一户搬进来的，和我们家相隔了有四五年，她妈妈李清双手交叠在胸前斜靠在门栏上，看着进进出出的人与物件，嘴里时不时的就会提点上几句：“轻一点轻一点，里面都是景泰蓝白瓷的碗碟，可别给我蹭碎咯。”又或者是：“看着点我这红木雕花的太师椅，剐坏了现在外面可买不到了。”她对于所有按在她家当上的手都不甚满意，但又不情愿劳累自己，所以只能发动一张嘴喋喋不休里外穿行，生出一些不知轻重的闲言碎语。

她在楼道里来回转了几圈，似乎是看中了一片摆满了花盆砌得方正的水泥石栏杆，那里本是楼里的公用位置，谁家有想要摆出来的都可以堆在那，怎么堆，堆多少，会不会妨碍到其他家，凭的都是邻里间相互的协调和谦让，从来也没有谁为此红过脸。

她见花盆摆放的方向倚靠着我们家便大约估摸出了花盆的归属问题，于是大手一挥把我们家的门叩得叮当响，门上的门铃位置显眼，她只当没看见。

我妈当时刚下班正在屋里换衣服，听见敲门声，又立刻把脱出来的半截袖子重新套回去，理了理裙摆，趿着拖鞋跑着去开门，我当时有四五岁了，模模糊糊之中对人情世故已经开了窍，所以在最原始的印象中，李清的语调是那种很不让人愉悦舒心的语调，有种高高在上自带着优越感的意味，她话里的大意是说那块公用面积的地方她也要占一份，让我们家赶紧把花盆撤下来好给她们家腾地方，她的语速很快，没有停歇和停顿的地方，我妈听了两遍才明白她所指的意思，手朝着对门一指，“你搞错了，花不是我们家的，是隔壁郝兰婆家的。”

她愣了一愣，似乎是没有预判到的结果，但随即又立刻恢复了刚才的气势，“那也行吧，就当是我提前通知你们了，那块地方我们家是要用的，你们就不要再往上堆东西了。”她一番话说得很顺溜，义正词严般的。

楼梯口又响起新的脚步声，是李清的妯娌沈慧芬正拖着两大袋杂物走上来，那套两居室是她们两家共同居住的，看见李清，沈慧芬立刻把一大袋杂物往地上一放：“招娣，你在太好了，快帮我把这袋东西拿进去，一口气爬六楼，喘死我了。”

李清被踩到了死穴，她梗起脖子拧着眉：“什么招娣，同你说过多少遍了，我叫李清，清水出芙蓉的清，三点水的清，不要招娣招娣的叫，难听死了。”她快速朝我们瞥了一眼，像是被抓住了什么矮人一截的把柄，逃难似的跑进自家屋子里去了，只留下沈慧芬尴尬的笑笑：“她以前是叫招娣的，我老是记不住。”停了停又说，“我们今天刚搬来，以后还要麻烦你们多照应着些。”沈慧芬倒是个老实和善的人。

李清的到来就像是在我们这栋宁静平顺的楼里乍然响起的鞭炮，每个人都在扬起的余灰里无法幸免。她和郝兰婆为了几盆花盆吵，和我们家为了两家的铁门打开时会触碰到对方吵，和楼下为了没拧干的衣服滴水吵，和楼上倒是没吵过，因为我们已经处于顶楼，吵得最多的还是和她自己的老公，阿音的爸爸李建国，他们吵一切所能吵的东西，声音时高时低，夹杂着锅碗瓢盆破碎的声音和沈慧芬的劝架声，这个时候阿音通常都会被送来我们家，她还是顾及阿音的，知道对孩子影响不好。

阿音和我同年，我们俩经常玩在一起，我们这一代的独生子女小时候普遍都是孤独的，但小孩子不会那么矫情，在那种年纪里我们还不懂得孤独的含义，只是觉得在父母无暇顾及我们的当下无所事事的虚空感像一块轻浮的棉絮，腾云驾雾般，一脚踩上去，心空了大半，于是邻里间的孩子们玩在一起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这其中阿音和我最为契合。

我们最喜欢玩的就是在楼里大人们下班的当口，趴在自家的铁门上听着脚步声猜测这究竟是谁的游戏，当然铁门永远是锁上的，这是家长们最后的底线，对于他们而言家里是相对安全的，外面则意味着失去了掌控。

这个游戏我和阿音不分上下，我们只消听上个几秒便能判断出个大概，胜负的关键往往在于谁能更快地脱口而出，这几乎是一锤定音的买卖，没有第二次的机会。唯一只有一次，让我和阿音都犹豫不决，那个脚步声急切，沉重，充满着变数，像是一片暧昧不明的未来兜在前方，我们都不敢轻易做下判断，只能等着那声响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当模糊的身影叠在脚步声上出现在楼梯的拐角，我们知道我们都已经失去了各自出手的最佳时机，这一局注定只能成为一盘死局。

死局没有被破解，是我爸出现在了门口，他焦急地拿着一串钥匙去开门，开的却不是我们家的门，而是阿音家的，我们都被弄糊涂了，我扒在铁门上冲着我爸喊：“爸，错了错了，我们家在这呢。”我爸并不理我，他抿着嘴开门的手在微微颤抖，试了几把都没有打开，直到从里面摸索出一把生了锈的小孔圆钥匙，门终于开了，他说的第一句话是：阿音，你妈出事了，正在医院抢救，你快跟叔叔走。

生活有时候猝不及防，在我们还来不及哭泣的时候已然作响。我握着阿音的手坐在车里，郝兰婆被我们的喧闹惊动了，也一起跟着来了，阿音的手是冰冷的，她紧紧的地抓着我，她或许并不明白出事和抢救的真正含义，但却能从我爸紧张的神态中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她伏在我的耳边轻轻地对我说：“婧婧，我害怕。”

孩子们都是无畏无惧的，无畏来源于无知，当我们真正长大，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害怕。

赶到医院，万幸，人救过来了，但是元气大伤，治疗费成了问题，以现在的眼光看，很难想象在当时八千块钱已然能在危急关头困住一个家庭，是通货膨胀麻痹了我们现在对于金钱的理解和衡量，但在那个一个月工资仅有几百块，万元户会被重点标榜的时期，没有哪个普通工薪家庭能一下拿出那么多的钱。命，又垂在了生死一线。

楼里的各家各户开始筹钱，我妈后来无数次说起过，那个时候的人相对都是简单淳朴的。平时争执归争执，但在大是大非的危难关头，人心终究还是善的。大家东拼西凑到底还是差了几千，郝兰婆把存折往李建国手里一塞：“我一个老太婆，平时也用不了多少，加上这些肯定够了，你快交钱去吧。”雪中送炭的温暖足以迷蒙湿润人的双眼，在这种温馨而感动的氛围中，没有人能预料到这块炭日渐升温，逐渐烫手，成为一块日后烙在彼此心里结不了疤的伤痕。

李清的病房一时间成了各家走动最频繁的场所，鸽子汤、鲫鱼汤、排骨汤、老母鸡汤、甲鱼汤，各种煲汤翻花似的送进去，李清浸煨在汤里彻底被融化了，她握着每一个前来探病的邻居，嘴里呜咽，远亲不如近邻，远亲不如近邻呐。

老古话里有一说，人是善变的。又有一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两者看似对立和矛盾，究竟哪句对哪句错，又或者两者都对，无法根究，我只知道李清在出院后，身上的戾气和剑拔弩张被削去了大半，她回到楼里，似乎全身心地接受了它，像一位远归的游子，又或者一件失而复得的宝贝，不吝啬自己的真心和真情。

楼，又变得生动而鲜活，我们也被装点得鲜活了。懵懂幼稚而又无所畏惧的我们肆无忌惮地在楼里各家间穿堂入室，我们知道那一扇扇门随时都会为我们敞开，所以我们有了底气，无所顾忌地挥霍着这些质朴温和平淡却又美好的日子，有时候玩累了就索性睡在别人家，又或者自家的菜，水果，糕点也会出现在楼里各家，这些来往于这栋楼里早已是习以为常的事，就像呼吸那样自然，我们都以为这样的日子还有很长很长。

就像夏夜也很长，但万物终有尽时。

夏夜纳凉是那个时代的又一个特色之一，李建国兄弟和我爸还有楼里其他的男人们多半喜欢搬出一把躺椅，就着一壶酒加上一碟糟毛豆，酒杯一碰几个男人开始絮絮叨叨天南海北地聊，女人们在一旁则相对简单得多，李清、沈慧芬、我妈和郝兰婆，手里不是一把蒲扇就是半个西瓜，翻不出什么新花样，她们能从日照西头一直聊到月朗星稀，直到困意渐起或者身上蚊子块连成了一条线，才悻悻招呼着自家男人和孩子上楼回屋，梳洗睡觉。

那时的夏天还没有空调，当然也没有现在这般热，家家户户睡觉都是开着门的，只把最外面一层的铁门搭上，也不上锁，现在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在当时却是顺理成章极其普通的日常，年年都这么过也从没有出过什么事。

那是1997年的夏夜，香港回归的夏夜，楼里的人都聚在李清家看着交接仪式，凭我模糊的记忆已经记不清交接仪式是直播还是重播，印象中只记得很多人在李清家穿进穿出，热闹得好像一场盛会。大概是半夜两点或者三点，李清在家里大叫一声，就出事了，楼里的各家都被惊醒，我挤在阿音身旁看着前来勘探现场的警察对着李清讲：“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钱不见的？”

“我，我半夜上厕所，门，门开了，我关门，钱，钱就没了。”李清的话有点语无伦次。

“报案人请你冷静一下，把话说清楚。”

李清已经丧失了语言组织能力，只能由沈慧芬在一旁替她把话补充完整，“警察同志，是这样的，我妯娌半夜起来上厕所，就发现最外面的铁门开了，她以为是被风吹的，所以把门搭上以后打算继续回屋睡觉，谁知道进了屋之后就发现自己的包被扔在了角落，包里的三千块钱没了，那些钱是我们两家凑的，是我婆婆住院的钱，是要用来救命的呀，警察同志，钱还能找回来吗？”

警察不答话，又继续问。李清惊魂未定，懵懂中把前因后果从头到尾又复述了一遍，细节无外乎就是她下午把钱塞进的包里，晚上邻居们来看电视，傍晚起夜钱就没了。她翻来覆去，颠三倒四，循环往复地说，说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只知道问：“是不是我们家进小偷把钱偷走了？还找得回来吗？”

追回钱，成了最大的诉求。

警察不肯定也不否定，在这种阶段任何凭空的承诺都是不负责任，是信口开河，只有初步的判断是被允许的，所以他说：“是不是半夜进的小偷，这点我们还需要再分析，毕竟晚上你们家进进出出那么多人，很多事都是不好说的。”

如当空的明月坠进密云，阴影和黑暗就涌了进来，很多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警察的语调和本意尚未可知，但李清记住了最后一句话，她紧紧拉着沈慧芬的手，喃喃自语：“进出那么多人，是不好说，是不好说。”

楼里的嘈杂喧闹一直维持到天亮，警车才拖着冗长的尾音渐行渐远，各家都赶着上来安慰李清，出谋划策或是说一些劝慰之语，她倚靠着沈慧芬，冷眼旁观着这些拥簇上来的热心的邻居们，对她们的话充耳不闻，对她们的关切无动于衷，她已经全然被警察最后的那句话攫住了，困住了，锁住了，她沉下去，陷下去，无法自拔了。

各家都散了，楼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它又与往日不同，这种宁静是暂时的、短促的、式微的，像是比赛间隙的中场休息，又或者暴风雨前夕假意的平和，一切的积蓄和沉淀只为迎接更大的激荡。

于是秀芹带着这种激荡来势汹汹。她闯进李清家里以一种恶意的语气挑衅和质询，她的语速也是极快的，一如李清当年，她咄咄逼人的细数李清一家有钱却不还，不懂做人的礼数，她妈郝兰婆当日善心借出去的钱，如今时隔近一年却连半个影子都看不见。她底气十足，自以为站在道德的顶端掌控着整个场面的主动权，又絮絮叨叨的地说，本来觉得李清家困难，也不好意思催促，要不是发生了偷钱的事压根不知道原来是有钱不想还。她越说越气，嗓音自李清家里向整个楼面无限扩大。

沈慧芬出来打圆场，端茶又赔礼的，解释说不是不想还，原本钱已经凑得差不多了，但是她婆婆又突然病重，所以先拿去应急了，哪里想到又出了偷钱这样倒霉的事，等凑够了肯定立马就还的。

秀芹不肯罢休，似是有说不完的怨气，她平时不住在这，不过是逢年过节才偶尔来探望几回的关系，所以她无所顾忌，口无遮拦，对于郝兰婆的劝解也无动于衷，最后烙撂下一句狠话：“有钱不还，活该被偷。”

李清的容忍到达了顶点，她骨子里并不是一个和善的人，此时此刻也终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了，她自丢钱以来的憋屈，不甘，愤怒和猜疑，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她对着秀芹大喊：“警察都说了，这钱说不定就是这楼里的人偷的。”

如醍醐灌顶般声声切切的敲打，往日的恩情和交往是经不起这般折腾的，即便它曾经固若白墙，如今也已爬上了细碎的裂纹。这场以发泄为目的的争吵终究是不欢而散，没有人是胜者，整栋楼都是失败。

李清的钱到底是没有找回来，究竟是谁偷的也没有一个定调，但这似乎也已不再重要，它成为一个禁忌而敏感的话题，楼里的每个人都默契地绝口不提，那三千块随着这1997年里的某一个夜晚消散于无形，连同这楼里某些重要的东西。

阿音还是会来找我玩，但我们打闹的场所已经仅限于楼道里或者户外，我们不再随意自由地进出双方的家里，这是楼里的孩子被家长们下达的普遍的禁令，谁家都不愿莫名其妙地被扣上一些奇怪的帽子或者损失一些财物，所以只能委屈孩子们，委屈她们牺牲在这刻意的小心翼翼里。

李清欠郝兰婆的钱听说东拼西凑以最快的速度还了，秀芹没有再来闹过。楼里的各家依旧维系着表面上的平和，但各家的门再也没有在夏天的夜晚敞开过，即便是热得不行的时候也会在铁门上挂上一把锁，绝大部分的时候门会被毫不犹豫地关上，此起彼伏的关门声像是一场诉说，也像是一种态度，以一种惨淡的姿态昭示着某种变化，但这种变化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呢？如灯下尘微不可查，如棉絮塞进口鼻，让人无法喘息但重不致命，也许裂纹早已有迹可循，但是温情盖住了它，覆在那些心惊肉跳黑黢黢的缝隙里，让一切完美地衔接，现在它冷下来，它掉下来，裂缝便无可遮挡了。

我们依旧在这栋楼里生活成长，历经风雨，楼外的世界在五光十色中推演，商品房取代了老式公房，成为了更精致的居住所在，楼里的各家也陆陆续续地搬走了，我妈有时候会回老房子去处理一些租客的事宜，回来时偶尔带回一些还居住在那的老邻居们的只言片语，但那也不过是一两句话的重量，挂在耳边轻飘飘地就飞走了。

年前，有朋友举办新居的乔迁聚会，说起新邻居的种种和善暖心之举，我很是羡慕，我曾经也拥有过这样子的一群人，她们停留在我少时的记忆里，以温情装点，但现在终究也已散落在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