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宇是成都某菌类火锅酒楼的老板，他并不姓黑，黑宇只是我给他起的绰号。黑宇是我幼时的邻居，是我10岁以前为数不多的玩伴之一，当时的我很珍惜和他的友谊。黑宇幼时体形瘦弱，眉目深邃而忧郁，因此总是被一些发育得比较早的大孩子欺负。他们扯他的头发、抢他的铅笔，甚至像《喜剧之王》里的周星驰那样弹他的鸡鸡。
有一次黑宇刚刚去我们大院门口的小卖部买了新的铅笔和橡皮擦，就被那几个大孩子拦了下来，其中几个小喽啰夺过他的书包，开始鱼肉乡里，另外两个力气最大的小流氓头子把黑宇按在了电线杆上，又开始对他施以弹刑。
最过分的是，他们光弹弹也就罢了，还对黑宇进行人身攻击，说他的麻雀（四川话管鸡鸡叫麻雀）比中华铅笔的笔芯还细，本来已经麻木了的黑宇觉得士可杀不可辱，开始嚎啕大哭。我当时正好放学路过，听见黑宇的哭声就知道他准是又被那几个发育得比较早的大孩子给弹麻雀了。
我那时虽然还没发育，但是跟着我一个当兵的叔叔练过两年擒拿术，方圆几里内没有孩子敢惹我，于是我晃晃悠悠地走向上前去，一把夺过小喽啰手里的中华铅笔，转身朝着小流氓头子的屁股上就是一扎，扎得小流氓头子哇哇大哭，声如洪钟，愣是把黑宇屈辱的哭声给盖了过去。
我指着小流氓头子说：“你给我记住了，不是我扎你屁股，我是替黑宇的麻雀扎你屁股！”我高举中华铅笔作势下扎，问他记住没有？
“记住了！是黑宇的麻雀扎的！是黑宇的麻雀扎的！”小流氓头子哭喊着点头。
我拉着惊魂未定的黑宇扬长而去，在那个春天的黄昏，黑宇就像一个溺水者抓住木头一样死命握住我的胳膊，他凝视我的眼神就像成都初春的空气，潮湿而暧昧。
后来黑宇转学去了重庆，据说是因为小流氓头子回家后，家长问他屁股上的洞是怎么回事，小流氓头子言而有信地回答是被黑宇的麻雀扎的。家长跑到学校去跟老师告状，说黑宇这小子还没发育就干这种事，以后还了得。迫于学校的压力，黑宇的父亲只得带着他回了重庆万州老家。
年少纤细的黑宇没有把我给招供出来，他的麻雀替我背了十多年的黑锅，我很感激黑宇，也很想念他。
大学的时候，我在川大校园里碰到了黑宇，他穿着迷彩服，皮肤晒得黝黑，完全不复年少时白皙清秀的模样，我压根就没认出来。倒是他扑上来一把搂住我，叫我的名字。我仔细端详他的眉眼，才从那深邃而炽热的眼波里认出他竟然就是我十余年未见的发小，黑宇。
他说他在重庆读完了初高中，高考没考好，复读了一年，然后考上了川大的国防生。我有些不可思议于他的变化，他说当年承蒙我拔笔相助，对我的身手佩服得五体投地，得知我是跟着一名军人叔叔学的拳脚后，他就立志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所以报考了川大的国防生。
“我已经当了兵，再也不会被人弹芽儿了。”黑宇鼓起胸肌，得意地告诉我，此时他的口音已经完全变成了重庆话，他跟我解释，重庆话里的芽儿就是成都话麻雀的意思。“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当年的仗义，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弹我的芽儿。”黑宇热泪盈眶地握住我的手。
我不安地将手抽回，很是内疚地告诉黑宇，我当年没想到那个小流氓头子会那么教条主义地理解我的话，我当时并不是要让他回家告状说你用芽儿扎了他，我的意思是我替你的芽儿扎他，谁叫他羞辱你的芽儿呢。
黑宇说，我从来没怪过你，我看过水浒传，梁山好汉是替天行道，你当时是在替芽行道。走，喝酒去！
我被黑宇拉到了川大外面的一个小酒馆里，他说他从高中起就搞乐队，唱摇滚，现在和几个川大的同学组成了一个组合，叫“严禁狂欢”，他在乐队里担任贝斯手。他亲昵地拉过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东北胖子，说这是我们乐队的鼓手老刘。
我跟老刘握手，他的手孔武有力，手掌布满粗粝的老茧，他拿起一根鼓棍跟我解释道，棍子握多了就这样。黑宇在一旁娇嗔地推了老刘一把，骂他流氓。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虽然黑宇黑了壮了个子高了，但是还是让人忍不住想去弹他的麻雀，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的男人让人看了就想发笑，有的男人让人看了就想往他脸上来一记回旋踢，而黑宇则是那种看了就想让人弹麻雀的男人。也许我当年错怪那几个小流氓了，我有些茫然。
当天晚上我在他们的小酒馆欣赏“严禁狂欢”乐队的演出，黑宇作为乐队的二主唱，唱了一首伍佰的《爱你一万年》，他的声线不错，就是重庆口音浓厚，在副歌时他一边声嘶力竭地呐喊着“我爱列，为列付出真液，今生今世不爷”，一边用旁光注视着鼓手老刘。幼时的黑宇腼腆而寡言，我从未见他如此忘情过。
从那时开始，我每个周末都会去小酒馆看严禁狂欢乐队的演出。鼓手老刘总是准时在每晚11点左右，在歌曲间奏时埋着脑袋一阵乱捶，我不解地问黑宇他在做什么，黑宇告诉我，这叫做Solo。
黑宇给我科普道，在乐队演出中，优秀的鼓手或吉他手都有Solo的权利。我说这道理我懂，虽然我不懂音乐，但是我懂体育。像科比、梅西这样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也有持球Solo的权利，体育术语叫做“单打”。黑宇点点头，说每晚十一点就是老刘的单打时间。
Solo时的老刘虎须倒竖，怪眼圆睁，我一直觉得这场面面熟，多年以后重温央视版《三国演义》连续剧才猛省，片头曲里关羽斩华雄时张飞在后方擂战鼓的样子和老刘简直是如出一辙。
每次老刘开始Solo的时候，黑宇总是眼神迷离地把贝斯挂在脖子上，一动不动地欣赏着猛将老刘的表演。从那一刻起我开始觉得黑宇是个同性恋，他喜欢老刘。
如果说老刘的Solo是打鼓，那么黑宇的Solo就是每晚零点准时的一曲《爱你一万年》，他的重庆口音被成都的观众所熟知和喜爱，每到副歌高潮的时候全场就会开始大合唱：我爱列，为列付出真液，今生今世不爷。
我明白黑宇这首歌是唱给谁听的，可台下的听众们却总是不解风情地笑得前仰后合，不知是在嘲笑黑宇的重庆口音，还是嘲笑黑宇动辄就为人付出真液。
每次演出完场后我们都会去四川音乐学院后面的巷子里，赤着胳膊吃烧烤，喝啤酒。黑宇的酒量极差，逢喝必醉，一醉就斜倚在老刘的肩上呼呼大睡，有时还伴有呕吐。我和老刘面红耳赤地拼酒，黑宇在老刘肩上静静地吐着。老刘的三角肌上纹着一个毛主席头像，而呕吐物就顺着毛主席一直趟到地上，老刘却面不改色。旁边几个老刘的东北老乡纷纷举杯夸奖老刘：“尿性。”
我问老刘，你为何不把黑宇推开。老刘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两年前，乐队一次演出里被喝多了的观众喝倒彩，尿性的老刘当场就摔了酒瓶，然后被观众们按在地上打，当时是黑宇发疯般地拿着一只露着玻璃茬的碎酒瓶把那群人打跑，不然那晚上估计自己就交代在那了。
“当时那群人操着空酒瓶砸我，黑宇想都没想就扑在我身上，替我挡了无数个酒瓶，后脑都开瓢了，没被砸成植物人算他走运。他帮我挡酒瓶，我挡挡他的呕吐物算什么。”他边说边举起右手鼓起肌肉，向大家展示上面的呕吐物。我默默地干掉了一杯酒，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不为呕吐物感到恶心，那不是呕吐物，是黑宇的真液。
我大四时在外面实习，很少回学校看他们演出。直到一天晚上我做梦，梦见黑宇披着婚纱在小酒馆的舞台上，热泪盈眶地唱着那首《爱你一万年》，西装笔挺的老刘在后面擂鼓助阵，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我决定回小酒馆去看看他们，去到那里时却发现人去楼空，小酒馆早已关门闭户，变成了一家卖羊腰子的新疆烤肉，腰子还不新鲜。我去找黑宇，他说乐队早已解散了，老刘不顾所有人的挽留去了北京。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音乐理念不同，一两句说不清楚，总之就像他喜欢伍佰，而老刘喜欢谢天笑。
我问，是演《激情燃烧的岁月》的那个谢天笑吗，黑宇半晌才回答我，是的。我看着失魂落魄的黑宇，全然不复几年前那个神采焕发的贝斯手，仿佛回到了幼时，被小流氓头子满大街追着弹麻雀的样子。老刘这个大流氓头子，你弹够了麻雀就扬长而去，却不对麻雀的主人负责，真不是个东西，我在心里暗暗骂道。
黑宇说他毕业后准备回重庆，去一支通讯部队服役。他说他很怀念成都，日后想有机会调回成都军区，那样能离我们近一些。我想说是离老刘近一些吧，但生生忍住了。
去到部队的黑宇忙着虐待新兵和帮领导捡肥皂，和我们这些地方上的同志自是联系寥寥。而我也毕业了，我不想从事我本科的计算机专业，那时的我是一个幻想着躺着挣钱的男人，我被我的高中同学所蛊惑，决定和他一起炒期货。
我们在成都的一家期货公司开了户，正式进军期货市场。开户那天，我意外地和鼓手老刘重逢了，他竟然在这家期货公司做了投资顾问。我问他，你不是去北京组乐队了吗？他说那是因为想和有些人相忘于江湖，不得不放话说自己要远走高飞。
我知道他要和谁相忘于江湖，我看着眼前这个西装革履的老刘，他胖得失去了当年的所有灵气。难以想象他正装下面的三角肌上那凄美的毛主席，那上面曾经满是故人的呕吐物，它和毛主席相濡以沫。可是你现在告诉我，它们已经相忘于江湖。老刘耸耸肩说，架子鼓和贝斯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老刘告诉我，架子鼓应该和鼓槌在一起，贝斯应该和拨片在一起。可老刘似乎遗忘了，那个贝斯手他从来不用拨片，他都是用他纤细如葱的手指拨弄着贝斯的琴弦，温柔得就像在弹芽儿。
当然，短暂的唏嘘在投机带来的大量荷尔蒙跟前根本不值一哂。我和老刘很快把贝斯和架子鼓忘到了尘埃里，开始在期货市场兴波作浪。老刘说他的偶像是刚被判了死刑的四川著名黑社会头子刘汉，当年刘汉就是做大豆期货起家的。鉴于此，老刘对农产品期货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他给我大力推荐土豆期货，说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吃腻了大米白面，土豆很快就要上位，成为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中国北方的农民们大量种植土豆，造成了经常性的价格暴涨暴跌，这正是投资土豆期货的价值所在。
我对老刘言听计从，当即重仓若干手土豆合约，这几乎是我和我高中同学所有的积蓄。老刘说他在气象局有亲戚，那亲戚算出未来3个月中国土豆主产区内蒙古有暴雨，会出现涝情，土豆们将受到灭顶之灾。于是我们买多全部合约，等着3个月土豆涨价后赚得盆盈钵满。
在这三个月里我和老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干脆辞去了他那费力不讨好的期货公司职位，和我们一起投入期货市场的怀抱。我俩无数次地在酒桌上憧憬着我们日后的朱门酒肉臭，老刘很紧张地问我，他发家后会不会也变成黑社会头子，然后若干年后被正法？然后他拿着筷子击碗而鸣：“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眼神里满是从巅峰跌落的寂寞。
我被他的情绪所感染，也拿起筷子试图击打碗碟以作附和，但是打得比打嗝还难听，老刘说你节奏感不行，我曾经是一个鼓手，这是基本功。
是啊，你不说我都忘记你曾经是个鼓手，更加忘记你的身旁曾经有一个皮肤黝黑的贝斯手。但是在金融市场的诱惑面前，谁还会记得那些布满尘埃的往事？那天老刘喝多了，碗筷击打出的韵律仿佛突然勾起了他的回忆，他热泪盈眶地说他在成为黑社会之前，首先要把他卖给酒吧的架子鼓买回来——他的第一桶金就是靠卖鼓的钱买期货挣的。
我高中同学在一旁唏嘘地说，原来搞期货的也有性情中人。
我们没有等到把我们变成黑社会的那一场暴雨，那年夏天内蒙古晴空万里，猛烈的阳光把土豆们催得个个膘肥体壮。当地的农民守着一车车西瓜般大小的土豆又喜又忧，据说当时内蒙古的群众吃土豆都成了政治任务，每顿都吃吃得脸都快长出淀粉了。比农民更忧郁的是我和老刘，我们看着比白菜还便宜的土豆市价，手里的合约几乎成了废纸。
我看着哭得死去活来的老刘，忍不住安慰他，凡事往好里想，至少我们没有因此而变成黑社会，然后锒铛入狱。老刘痛不欲生地咒骂着气象局、中国证监会和哥伦布（他最早把土豆从印第安人那带回欧洲），眼泪和鼻涕呛得自己差点窒息。
我问他干吗这么痛苦，不就几万块钱么，老刘说这不光光是钱，他问我有没有想过一个严峻的问题，由于我们没法卖出合约，无法平仓，所以我们面临着合约到期时的现货交割。也就是说我们到时候会从现货交割仓库里拉回一车车的土豆，然后咱的下半辈子就和这些土豆过日子吧。
我说这不是好事吗？我们可以去卖土豆啊，好歹挽回一些损失，我甚至都想好了宣传口径，以落魄鼓手沦落街头为卖点，成都的文艺青年们就喜欢这种情怀。
那年秋天，我们从成都西郊的某仓库拉回了足以装满一火车皮的土豆，我们去买了辆平板三轮，载着土豆们满成都摆地摊，打游击，在萧瑟的秋风中和城管工商们躲着猫猫。
不当农民哪知世事艰，我们的“鼓手土豆”有一半都发芽了，也没卖出去多少。我气急败坏地命令老刘赶紧减肥，他现在这肥头大耳的形象哪像个落魄鼓手。
更让人头疼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营业许可，被城管追得满成都跑，每每远远听见城管们的破锣嗓子，老刘就骑着平板三轮夺路而逃，我则在车后弯着腰撅着腚，拾起抖落到地上的土豆放回车里。久而久之我的腰出了问题，一弯腰就痛得吱哇乱叫。我不得不跟老刘商量，以后由我来蹬三轮车，他来捡土豆。老刘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他啥苦都能吃，就是不能捡东西。我问他原因他也不搭理我。
我们卖土豆的也没有医保，我不愿意去医院，老刘就用最简单的方法替我治腰。
他让我趴在平板三轮上，弯曲膝盖，他压在我屁股上，用这个类似于职业摔跤里著名固定技的动作把我拧成一只蝎子，以此逆转我的腰肌劳损。这个固定技还有个很文艺的名字，叫以色列哭墙。
那年冬天的成都街头，人们时常能看见一胖一瘦两个年轻人，在寒风中用这个奇怪的体位叫卖土豆，我惊喜地发现通过老刘的理疗，我的腰伤慢慢得到了痊愈。我问他从哪里学会的技术，他淡淡地跟我说，跟WWE里学的。我知道那一定不是实话。
在十二月的时候，我们的土豆销售生涯迎来了转折，有机构客户大批量购入我们的土豆，在半个月内存货就宣告售罄。我一直在打听该客户的底细，听说那是一家刚营业的新疆饭馆，因为主打大盘鸡，所以需要购入大量土豆。饭店老板据说是一个长相深邃的维族人，皮肤是古天乐般的小麦色，笑起来就像新疆的阳光一样好看。
这事一直让我纳闷不已，通常少数民族开店都会有政策优惠和自己的进货渠道，怎么会来找我们买土豆呢。我去那家饭店，小工说老板回重庆了，饭馆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我看见墙上挂着一把很熟悉的乐器，我问老刘那是啥，老刘说是新疆民族乐器都塔尔。他说你没听过那首歌吗，瓜秧断了哈密瓜依然香甜，琴师归来都塔尔还会再响。
我们卖光了土豆，总算收回了不少成本，老刘这次真正去了北京，不过他不是去组乐队，而是继续在资本市场里打拼，和人一起做私募。他执意叫我跟着他去，他说他向肩上的毛主席保证，这次一定不会亏待我了。他发誓说哪怕没钱吃饭，他也可以去三里屯的酒吧打鼓，赚钱养我。
我拒绝了。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只是觉得有点不对劲，具体哪里不对劲我也说不上来。我选择去了英国读研，重回IT界的怀抱。我挥别了期货市场，挥别了土豆，那段岁月留给我的唯一印迹就是偶尔复发的腰伤，以及这辈子看见薯条、土豆丝等菜品就想呕吐的后遗症。
和黑宇的重逢已经是本科毕业六年后了，我回国后竟然在成都的一家菌类火锅酒店里看见了黑宇，他穿着西服，脖子上戴着根金链子，满堂子地呼朋唤友，到处敬酒——这竟然是他的饭店。黑宇已经不复当年的清瘦，壮硕得就像一个典型的饭店老板，但是深邃的五官和黝黑的面庞让我还是在人堆里一眼就认出了他。
我过去跟他打招呼，他似乎很是惊讶我的出现。我说你怎么开饭店了，你啥时候转业了？黑宇说他两年前转的业，一直想调回成都军区，但是没能如愿，所以干脆转业回来开了家饭馆。
我和黑宇找了个包间把酒叙旧，黑宇拿出餐馆自制的蘑菇泡酒自斟自饮，我却觉得那酒里有一股淡淡的屎味儿，于是只喝了两瓶啤酒。没过三巡，黑宇就已经醉眼朦胧，舌头打结。我问黑宇，你啥时候对餐饮感兴趣了？他说很早以前了，我以前还卖过大盘鸡呢。
我突然看见了包间里墙上挂着的都塔尔，我一喝酒就容易失忆，朦朦胧胧地记得这把都塔尔似乎在哪见过。我问黑宇，你这里又不是新疆饭馆，干吗挂着民族乐器。黑宇说这哪是啥都塔尔，这明明就是我的贝斯。
我说你少唬我，我又不是不知道贝斯啥样，哪有琴身长成这样的贝斯。黑宇笑笑不说话，把杯中酒一饮而尽。他的眼里仿佛有寒光闪烁，方才朦胧的眼神变得犀利无匹。他说你知不知道老刘喜欢你？
我说你他妈在胡说啥？
他说你别装了，你早知道我喜欢老刘，你难道不知道我们乐队解散的原因？我惊讶得嘴都合不拢，就像景阳冈上的武松看见了老虎一样，酒瞬间醒了一大半。原来乐队解散不是因为老刘喜欢谢天笑，而是喜欢我。操！我长得哪像孙海英了！
黑宇问我，当年咱在篮球场打球时，如果有你倾心的女孩子在一旁看球，你会怎样？
我说我会无脑单打。这里解释一下，无脑单打是指持球人不顾团队，个人英雄主义地独自运球、投篮，然后打铁。通常球场上出现无脑单打，多半就是持球人的女神出现在了场边，所以他竭力想表现自己。
黑宇一拍桌子，说就是这么回事！当年老刘每次在你出现的时候都会一个人开始Solo,完全不顾乐队排练过无数次的编曲，埋着脑袋一阵乱捶，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就是他的无脑单打。
我惊得说不出话，我想起了在饭馆里老刘的击碗而歌，原来那也是一种Solo。怪不得老刘会辞去稳定的工作和我一起做期货，原来在他看来这属于夫妻档，这个事实比我吃了一冬天的土豆还让我反胃。
黑宇指着墙上的都塔尔说，那就是他当年的贝斯，因为老刘的移情别恋，他气得砸了贝斯。贝斯断了琴身，变成了都塔尔，乐队就此不欢而散，老刘也把架子鼓卖给了酒吧，告别了文艺青年的生涯。
我问黑宇，那家大盘鸡店是你开的？黑宇说还能是谁？他那时在重庆听说了我们的遭遇，请了假从部队回成都，本来想帮我们一起卖土豆，却在街上看见老刘在我身上做以色列哭墙，气得他还没来得及跟我们相见就拂袖而去。他说那时他恨不得我穷死或者被土豆撑死，但又放不下老刘，所以就把自己在重庆的房子卖了，来成都开了一家大盘鸡饭店——因为只有做大盘鸡需要那么多的土豆。
“小时候，我被人欺负，你对我拔笔相助，我都还给你了，从那以后咱俩谁也不欠谁。”黑宇打着酒嗝跟我说。
“那老刘呢？”我问他。
黑宇不说话。他伏在桌上沉沉睡去，肩膀微微抽动着，仿佛在做噩梦。他的酒量还是和当年一样差劲。只是他再也没有一个毛主席供他依靠和呕吐，让他付出真液。
我看着墙上的残缺的贝斯，想起了老刘当年跟我唱的那首歌，瓜秧断了哈密瓜依然香甜，琴师归来都塔尔还会再响。如今琴师已经归来，可是他的都塔尔不会再响了。
由于陷入了这段不明就里的三角关系，我再也无颜和我的发小黑宇见面。再次见到他，是接到老刘的电话，说黑宇住院了，刚刚从抢救室出来，我在电话里问老刘他怎么了，老刘说你来了再说吧，一言难尽。
我心急火燎地赶去医院，黑宇正静寂地躺在看护室的病床上，一动不动，如果不是心电图仪的波形闪烁，我还以为他死了。
我问老刘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回来了？老刘说他是接到黑宇母亲电话后赶来的，黑宇是食物中毒。你知道他开了家菌类火锅吗? 我说知道，我在那遇到过黑宇，还和他喝了酒。老刘说你也喝了他的泡酒？我说没有，他那泡酒比屎还臭，我才不喝呢。老刘说问题就出在这泡酒上面，据公安局化验，泡酒用的药材是一种叫狗尿苔的菌类，这种蘑菇有毒，没想到黑宇竟用它来泡酒，摄入过量后，差点连命都没了。
黑宇的母亲说黑宇夜夜在饭馆买醉，大家怎么劝都没办法，前晚上喝多了，一直在呼唤着老刘的名字，以及反复吟唱那两句什么“我爱列，为列付出真液，今生今世不爷。”（黑宇妈妈是成都人，知识分子，听不懂黑宇的重庆话唱腔）。
我礼貌地跟黑宇妈妈解释，那两句词其实是“我爱你，为你付出真意，今生今世不移。”他妈妈说，whatever. 现在黑宇成这样子了，都是你们这些狐朋狗友害的！你们说是不是！你们说是不是！
我和老刘连连点头称是，唯唯诺诺地任由他母亲数落了半个小时。我用余光瞟了瞟病床上的黑宇，他睡得那么安详，就像是在长眠，但是心电图的波形却很不稳定，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土豆期货价格指数，总是暴涨暴跌，就像噩梦一样让人捉摸不透。
我想，黑宇肯定是梦到了什么往事吧，一些让他心跳加速的往事，一些让他愤懑不已的往事。
那天老刘请我吃了晚饭，我虽然很不想和他单独相处，但是想知道关于黑宇的一切细节，只得从了他，只是尽量避免和他眼神接触，并且拒绝喝酒。老刘也不以为意，他告诉我，黑宇的确是因为我们的三角关系才退出的乐队。乐队失去了贝斯手，大家也面临毕业，所以干脆就一拍即散。散伙的时候，老刘把架子鼓卖给了小酒馆，但那把被黑宇砸坏了的贝斯却不知去向，直到他在新疆大盘鸡饭店里看到那把都塔尔时他才知道，原来黑宇一直没有释怀。
我问他知不知道黑宇曾经在街上看见过我们，老刘说他真不知道，但是如果黑宇看见了我们在做以色列哭墙，他一定伤透了心。老刘说其实我骗了你很久，以色列哭墙这一招我不是学自WWE，而是黑宇教我的，是他在部队里给领导治腰伤时发明的，由于黑宇老家在重庆万州，所以他给这招式起了个名字叫万州哭墙。
老刘接着说，当年乐队排练时，黑宇弹贝斯总是爱把电线插头从音箱上扯掉，老刘便不胜其烦地上前，弯着腰一遍又一遍地帮黑宇捡起插头插上音箱，久而久之，他的腰就出了问题，而黑宇就用万州哭墙对他进行理疗。这就是这一招式的由来。
我恍然大悟，难怪当年老刘死也不愿意捡土豆，非要我捡，原来他有着不堪回首的往事。但你怎么能己所不欲施于人呢？我质问老刘。
“因为我对你的感情，和黑宇对我的感情，是一样的。当年黑宇故意扯掉插头，我也是故意摇晃三轮车，让土豆掉在地上。”
我吓得阴毛都竖起来了，我虽然生活在成都这种暧昧模糊的城市，也算是见多识广，但是毕竟第一次被同性当面表白，一时间手足无措。
老刘告诉我不要害怕，都是过往了，他现在已经有对象了，“我对象的腰和你一样细。”他笑眯眯地告诉我。
我终于招架不住了，告辞回了家。老刘，我不讨厌你，并且祝福和你和你的对象白头偕老，每晚练习万州哭墙或者背身单打。可是你说那一切都是过往，你让病床上的黑宇怎么办？
我搜索了狗尿苔的词条，狗尿苔又名粪菌，因为它时常生长在干涸的大粪旁。这是一种毒性不烈，但具有致幻作用的蘑菇。我搜出了一条若干年前的新闻，说一个农妇无意中吃了狗尿苔，发现竟然可以见到死去的丈夫，于是她便经常进山去采摘狗尿苔吃，因为那样她就可以在幻境中和她的丈夫一次次重逢了。
我看着新闻，眼睛渐渐模糊，我知道了黑宇为什么要用这种比屎还臭的蘑菇泡酒了。他一定也看过这条新闻，他也要在幻觉里和那个纹着毛主席的胖子重逢。我想起刚才波动的心电图，原来黑宇还在自己未完成的梦境里不能自拔，不愿回到现实世界。他也许梦到了小流氓头子的手指，梦到了扎进屁股的中华铅笔，梦到了小酒馆舞台上的聚光灯，梦到了毛主席脸上的真液，梦到了那无数次的万州哭墙，梦到了饭店墙上那只残缺的低音吉他。
梦总是会结束的。黑宇终于醒来了，他绝口不提他的梦境，也不提老刘。康复后的他恢复了生机和笑容，回到了饭店里，他的菌类火锅仍然高朋满座，夜夜笙歌。他仍然和各路食客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他的酒量还是那么差，逢喝必醉。只是他再也不喝那狗尿苔泡酒了，他似乎在那一场悠长的梦境里满足了这一生的幻想，然后余生也不用做梦，永远都不会悲哀。
他甚至把那把满是灰尘的贝斯从墙上摘了下来给大家把玩，喝到兴起时还给食客们弹奏几段，那是我在小酒馆里从来没有听他演绎过的贝斯Solo，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无脑单打——在我认识老刘之前，黑宇一定无数次地对这个胖子无脑单打过。
黑宇单打时不用拨片，他纤长的手指拂过琴弦，好似在弹弄情人的芽儿。贝斯低沉的弦音就像呜咽，就像在吟诵莎士比亚《麦克白》的经典台词，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搔首弄姿的笨拙的伶人，登场片刻，便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斥着喧嚣和愤怒，却一无所指。
食客们不解风情，他们对乐器的奇特长相更感兴趣。人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那是都塔尔！”“明明是冬不拉！”争执不下，他们便让当事人裁决对错。黑宇总是笑着告诉他们，这其实是一把贝斯。他说：
“你们知道吗，很多年前，我曾经是一名贝斯手。”
“什么背时手？(背时是四川话里活该的意思)，老子不懂。”食客们大呼小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