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纯粹是被迫去认识阿建的。

为了应聘他们杂志的首席摄影，我交上作品集，主编扫了一眼，甩在一边：“没用；都是平模，艺人，他们本来就有镜头感，放得开；拍起来很容易。”
大概是他语气傲慢如刺，所以我针锋相对，脱口而出，“没有什么人我拍不好。”

主编撩起眼皮，看我了一眼, 说，“这样吧，你拍一组阿建的肖像来，在他家里拍。我看看。”
“谁？”
“自己去问。”

一连问了好几个同事才找到阿建——他在此干了五年编辑，还有同事认不得他。阿建内向沉默，像一只透明的蜗牛，缩在角落；面容过于平凡，我拼命记了好几次都没记住，最后也只记得了他的座位而已。

要不是为了这份工作，我跟他打完第一声招呼，就想放弃了。但一个人密封如此，反而让我疑心他背后有一座巨大的秘密，或许是连环杀手也不意外。

接触了两个月，我与他的关系毫无进展；我最后一次提出去他家里拍摄的时候，他还是摇头。
一想到这俩月浪费的时间，白白买单，拼命没话找话的每一顿酒，每一顿饭，我就憋屈炸了；出于某种不甘心，我心生邪念，决定逗他一把。
当时，刚刚点完餐，桌面放着一个小沙漏，写着，“等餐时间超过20分钟，此单全免。”我顺手抄起沙漏，一边把玩，一边装作咄咄逼人，诈他：“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秘密。”
阿建突然神色紧张，问，“你知道什么？”
我故意顺着他的话往下滑，说，“你自己清楚。”

阿建盯着我，又盯着沙漏。
我颠倒着把玩沙漏，说，“我拍完，就了事；你要是非不让我拍……你自己看着办。”

拍摄那天，我去早了。他睡眼惺忪为我开门，浴袍的带子都没有系好，我当即说，“不然我一会儿再上来”，他说没事，进来坐。
背影扔下一句 “茶几上有咖啡”，就去洗澡了。

房间跟他这个人一样乏味。一个开间，厨房，卧室，客厅，皆为一体。 我有些心虚，怕他冰柜里藏着什么……东西。
去端咖啡，一不小心就经过了还未整理的床边，被子的褶皱像一则紊乱的梦境；撞见这份私密叫我有一丝抱歉。正要退开，看见床头有一只沙漏，精美异常，上端是深蓝渐变至无，下端透明。白色的沙子，被细细蜂腰一一滤下。我不由得拿起来端赏，正迷失于玻璃上细密的浮雕，阿建一边擦头发，一边出来，脸上惊怒交织，大吼道，“放下！”

我吓了一跳，咖啡烫到手背，沙漏也没拿稳，差点摔碎。
“放下！”阿建大吼。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激动。

我小心地放下沙漏，阿建像看待一枚核弹那样，神色紧张地问，“刚才哪一端在上？！”
“蓝色的……那一端在上。”

你确定！？
确定。

阿建扶了扶已经放稳的沙漏，轻轻刮走上面粘住的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头发；又摸了摸它，像抚摸一只宠物的脑袋。

“这东西很重要吗？”我忍不住问。
阿建突然反问，“你不是说你知道么！？”

我知道我露了馅儿，但不知道这馅儿是什么。
那瞬间，阿建脸色一暗，说，“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对吧。”

我本来以为他要赶我出门，连破罐破摔的对策都想好了，不料阿建说，“……反正都来了。拍完，就不欠你那几顿饭了。”

他转身去镜子前擦头发，卫生间响起吹风机的声音。衣柜打开了，又关上了。再出来的时候，浴袍已经换下。床也叠好了。 “开始吧”，阿建说。

我调整窗帘，测光，拉开三脚架，卡好机子。从镜头里一看，阿建紧张得让我想笑。手脚木僵，笑容假得像蜡像。我越叫他放松，他越紧张。
这状态太叫人沮丧了，我一边瞎拍，一边想：没有数码相机之前的摄影家都是怎么办到的。被后人偶然发现的薇薇安·迈尔的胶卷，连续每一帧都是杰作——那可是随手街拍的陌生人呐。怎么办到的。想到世上已经有人才华光芒万丈，我还在这儿干什么？真想一把摔了机器。

拍了十分钟，照片全是垃圾。一张都用不了。
我叹一口气，说，“不然你手里拿个东西吧，可能自然一点。”

阿建巡视房间，问，拿什么？
随便。
沙漏？
沙漏不行。

阿建环顾，停在一个角度。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是书柜。一排排书脊，还有一些纪念物，饰品，一个相框，是倒扣着的。

我随便抽出一本书，塞给阿建，叫他拿着，省得一双手紧张得不知道往哪儿放。
满怀希望一看镜头：还是不行。更僵硬了。
又拍了几张，还是垃圾；我烦躁地从他手里抽回书，放回书架；碰到了倒扣着的相框。

相框背后写着，

2000年，9月，
雨后，米开朗基罗广场。

我翻过来看——

一张人像。
她仰靠在及腰的石墙上，飞散的头发像一匹缎带，飘荡在金色的晨风中；发梢撩动着远处佛罗伦萨大教堂的穹顶轮廓。她狡黠地咬着手指，嘴角流露一丝若有似无的笑意，衬着眼角的弧度，灿烂美丽得，让我突然想起一句诗，“……触着每寸光阴都变成黄金。”

阿建一个箭步跳上来，抢走了相框。
我问，“这是谁？”
阿建低声说，“就一姑娘。”
“这不废话么，我是问你们认识？”
阿健点头。
“就凭你？认识这么漂亮的姑娘？”说完我有点后悔；这话真伤人。而且这张照片拍得真好，我几乎自惭形秽。
但阿建并没有怪我。他只是凝视着相框，脸上陡然出现一抹深静的雪意，又如孤岛，我抢下了
一张特写，顺着问下去，“你拍的？”
“嗯。”
“喜欢她吧？”
“嗯。”

阿建将相框小心放回书柜，神情松弛下来。我一边抓拍，一边祈求他保持这个状态，为此我不停跟他没话找话：“跟我说说这个姑娘吧。”

“那天……”，阿建彻底松弛在回忆中，“她一个人旅行，请我为她拍张照片。
风正好。她的头发都在飞扬；我拍完，把相机还给她，说，“太美了。”
她回头，望着满城金色的屋顶，“对啊，好美。”
“我没说佛罗伦萨，我说你。你比佛罗伦萨还要美丽。”

我打断阿建，“靠，你丫太会调情了！”
阿建茫然望着我，说，“我只是说的实话。”
我摆摆手，让他继续。

“我问她，可不可以把照片送给我，”阿健说，“我在梦里见过她。”
“靠，梦里？俗不俗？”
阿建再次纠正我，“我说的是实话。”

阿健这才盯着沙漏，告诉我，他的梦境是连续的；每一天都过着一种双重人生。梦中他活成另一个人，真实无比，剧情也是连续的；他用一只沙漏，作为标记，用来标识哪一段是梦，哪一段是现实。
蓝色那端是现实；白色那端是梦境。
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眼，第一件事，就是要倒置沙漏；告诉自己，回到现实了；睡前第一件事，也是倒置沙漏，告诉自己，进入梦境了。

我顺口就问，“你梦里那个人生是什么样子？”

回忆至此，阿建的微表情突然间显出极为丰富的层次；好照片。我从镜头中捕捉到了。好像撬开了话匣子的锁舌，我暗自高兴，飞快地猜测着，梦中那个人生，连环杀手？会飞的彼得潘？隐士？一辈子若能活成两种人，现实中无聊一点也没关系了。

阿建说，“C也是这么问我的。她特别好奇，猜了好多好多种；都不是。”
“到底是什么？”我相信，C当时也是这么问的。

阿建又回避了我的问题，没有回答，一个人恍惚地说，“……她第一次来到家里……就打翻了沙漏。”

但他太爱她了，舍不得责怪。他没告诉C，因为她混淆了开始，自己从此分不清到底此时此刻所处的这一段，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

后来开始约会。每次吃饭，她就问他，昨天梦里的那个人生进展到哪里了。

说到此，阿建难过极了；我兴奋地捏了好几张，咔咔咔的快门声利索地斩获了这一瞬间；像一个卖苹果的穷小贩翻了车，路人愉快地将滚落一地的苹果哄抢而光，四散而去。我偷偷回放刚才那几张，窃喜之余，惊觉自己的残忍。

我又问他一遍，“你梦里的人生是什么样的？”
我把自己的脸藏在相机背后，生怕造成他紧张；镜头中，阿建脸上丰富的层次消失了，沉默和僵硬又覆盖了他，假得……连蜡像都不像了。

阿建带着哭腔：“还是当编辑。就只是，另一家杂志而已。”
“啊！？就这个！？”我大失所望。

一瞬间的静默。我还不甘心，追问，“不可能吧？从小……？”
“对，从小……白天上学，梦里也上学，学校不同而已；连续的。现实是什么，梦里也差不多……”阿健开始咬指甲。

“可你在梦里见过C。”
“是啊；她真美，美得不像真的；那个晚上，我头一次觉得，自己做了个……梦。”

“那她后来呢？”我忍不住问。
阿建苦笑，“当然是没有后来了。”

最后一次约会，C听完这个结果，大失所望，她说，“忍了你这么久，就等这个谜……服你了。”她当即直接放下餐具，叫服务员买单，走人。离开之前，她礼貌地在他脸颊上，匆匆蹭了一个吻。
可真是个怜悯之吻啊。

沉默重新覆盖了我们之间的空隙，好不容易点燃的话题又熄灭了。
我不由感慨，“你太老实了。当时你就该随便找个故事编下去。”
“……我是实在编不下去。我连梦都不会做。”阿健咬破了指甲旁边的皮，吮着血。“起码这样她不至于恨我。”

我无言以对，为了避免尴尬，低头回放刚才的照片，觉得拍摄已经完成了，收拾设备，准备走人。
阿建坚持要送我出门；虽然我真的觉得全无必要，但他坚持。

我们在楼下等出租；那瞬间尴尬得足有一个世纪那么长。我再也找不出话来塞满空白了，只好也变成一座劣质蜡像。
沉默之时，一阵风来，突然飘下一片叶子，打落在阿建的脸庞上；他像受惊的鸟一样猛地一抖。
我有点嘲讽地，捻起落叶，说，“别怕，只是一片叶子。”
接着，我永远难忘那一瞬间——阿建把泪意藏在眼底最深处，哀然自语，“我还以为……是……她那个吻。”
他露出了一种最细腻的哀感；可惜相机已经装箱，我知道我错过了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张肖像。

车来了。我恍惚着坐进去。
阿建为我关上门，突然问，“你也觉得我乏味吗。”
我不忍心回答他，只说，“你自己觉得呢。”

我把这套照片交给主编的时候，主编面露惊喜之色。他问，“不错啊，还有吗？”
我耸耸肩，“还有更好的。”
“在哪儿？”
我说，“你看不到的。我们都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