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过许多实习生，有时间能不能帮我做做校对工作？回答几乎无一例外：这活儿太没技术含量了，想学点更实用的招数，比如选题策划、采访技巧，以及编辑秘诀等等。

这多少让我有些失望，我看过他们编出来的同期稿，勉强能达到文通字顺的标准，可是一涉及到专有名词，往往错得离谱——我很奇怪，为什么就没人去翻翻工具书，哪怕百度一下也成啊，这不都是校对的基本功吗？

我想起了我师父，他就是一位校对高手，人送外号“天下第一校”。在遇到他之前，我根本不信校对还能校出花来，前人说得好：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能把错误几率降低零点零几个百分点，已经是阿弥陀佛了，要想完全不出错，怎么可能呢？后来，我才领略到他的“恐怖”之处：我的每一封邮件，他几乎都能找出错误来，要么是错别字，要么是分段不够准确，或者标点符号使用不到位。平心而论，我不是个粗心大意的人，可要想不被他抓住小辫子，太难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篇两百字的稿子，两百字，计入标点的话，在Word文档中也就五行而已，可他逼着我修改了不下十遍，从标题到标点，足足磨了四五个小时。

有人看不下去了，劝他：“不就一篇稿子嘛，犯得着这么较真吗？”

他倒是想得通：“不这么磨，怎么提高？”

我差点崩溃。接着，师父又给我下了一个任务：不管写什么稿子，都在两百字内解决。

那段时间，两百字成了我写作的核心标准。一条评论稿，从引用相关报道，阐述基本事实，直至展开讨论，再加上个人意见，要想“随心所欲不逾矩”，还真不是个轻松活儿。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把能想到的招都使上了，就差没用文言文写作，我的邮箱里留下了一堆以“两百字”为题头的稿件，不消说，很多都是被打回来修改的。慢慢地，我才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这样的约束，能让人在短时间内养成精准使用文字的习惯，回复到写作的“本来面目”。

师父只是我见过的众多爱较真的人之一。

我曾经接过一个棘手的活儿，去采访一位“不太好伺候”的著名教授。

有关这位教授的传言很多，先期接触过他的同事告诉我，这位教授有“三不为”：一不参加集体活动，二不接受媒体采访，三不兼行政职务。他甚至连照相都没时间，他们学校网站上的“学人介绍”一栏，挂的还是他十年前工作证上的照片。

好在有热心的师长帮忙，我和教授联系上了，他没有传说中那样难以亲近，只是提了一个要求：“你采访我可以，不要问那些小儿科的问题，你能不能先读一读我的书？这样交流起来更顺畅一点。”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研究的领域正是我比较关注的，他的著作我也曾拜读过一些，这不算很为难。可第二天教授将书单发来之后，我还是吓了一跳：这是开给他门下研究生的书目啊!截稿日期一天天临近，我只能抛开手头的工作，窝在图书馆一本一本啃下去，读书之余，还顺手做了些札记，算是意外收获。

结束了这段苦读之后，我把拟出的问题和札记一起发给了教授。教授很快作了答复：所提问题太过宽泛，不易作答，还请再考虑考虑。我做的札记中有一处引文出错，他也做了订正，并特意指出，札记有些模棱两可之处，说明我还没有读懂，应该参看某些著作，接下来，又是一列书单。

我又回到了图书馆，就像卡夫卡《城堡》中的主人公那样，原来的目的已经不重要，我只是想弄明白，要完成这次采访，到底还要经过哪些煎熬。

让我完全没想到的是，最后的采访过程波澜不惊，问题大致还是那些问题，教授很认真地作了答复。我纳闷了：其实您完全可以在一开始就接受采访，为什么要让我绕上这么大一个圈子？教授笑了笑：“你如果没有读我的书，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就完全不一样了，又怎么可能和我平等交流呢？”这一瞬间，我几乎有种错位的感觉，好像教授是记者，我才是他精心培养的采访对象。

每逢遭遇困难，我总会回忆一下这些“恐怖”的经历，借此给自己打气。我尊重这些爱较真的人，他们看似偏执，其实只是在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一条再平凡不过的准则：敬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