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一天，我爸突然把他的大货车卖了。一家人都指望他吃饭，我妈边哭边骂：这么大的事，你凭什么不和老子商量一下？

我爸说，哎呀，男人的事你不要管。

虽然我爸把钱都给了我妈，但我妈还是像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一样骂了很久，或者说，是她感到自己被轻视而持续愤怒。

在他卖了车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显得特别的轻松和惬意，买了一本带着曲谱的歌书在家唱歌，练习毛笔字，养花，钓鱼，和朋友喝酒。然而我们一家人却不约而同地慌了，我妈说，你这几万块钱能用多久？活瓢舀死水你懂不懂？我爸说，你不要慌，过段时间我再找点事做。我妈还是慌，她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的好朋友唐姨，唐姨自家弄了个小作坊，做面条。唐姨说，其实我生意还是可以的，就是效率低，我打算过段时间换一台面机，你要是感兴趣，我们两姊妹一起做。

我妈也没和我爸商量就入股买了面机，和唐姨合伙做面条，逢赶集就在北街摆摊。

我不赞成我妈这样，我觉得闲着也比做这种小生意好。我妈说：“你爸废了，我不做事，你和你姐都要喝西北风，我为什么早些年就没看出他是这种德行？”

我无言以对，但每次回家，我都绕着路走，不想在街上碰见她们。

我也不知道我爸为什么突然卖掉车，他结婚前，在一个乡下的小学当民办老师，后来他决定辞职跑运输，外公给他买了东风车。再后来，卖了又买，买了又卖，十几年后就变成了这辆康明斯货车。

家里的第一台影碟机，妈妈的手表，姐姐的录音机，我的遥控坦克都是他开着这辆车从远方买来的。他在家的时间很少，我最期待的，就是在某个夜晚，他带着笑容，蓬头垢面地出现。他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清晰地记得他归来时身上混合着汽油味的汗味。

我无数次向往他去过的远方，无数次请求他带我出一次远门，而他总是以“娃娃家出门不方便”拒绝我。有一年暑假，我提前做完了暑假作业，又请求他带我出门，他却说，没什么好货源，在家休息不是挺好吗？有天夜晚，我睡在床上辗转反侧，越想越生气，忍不住哭起来，他听到后问我为什么哭？我告诉他，暑假快完了，我都还没出门。第二天，他开着空车带我去了距离县城100多公里的地州市，我第一次逛动物园，战战兢兢骑在骆驼上照相。

我问我爸，你为什么不开车了？他说，娃娃家不要管那么多，我又不依不饶地问，他漫不经心地说，我累了。

但他好像并没有打算做什么，偶尔有几个叔叔来家和他喝酒，划拳行令，家里乌烟瘴气。我爸喝醉了，使唤我妈去炸一盘花生米，我妈就笑呵呵地炸一盘花生米，这点面子，我妈还是要给的。

离我们家不远处有个粮仓，每年秋收时节，都会有农民来缴纳公粮，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其余时候就显得特别冷清，一个姓李的职工租了间大仓房开了一个茶馆，为附近的居民提供赌博的场所。

得知这个消息，我爸很自然就来到这里，他的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叼着烟，和一帮人嘻嘻哈哈地打麻将、炸金花。但他十赌九输。

我妈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当着我和姐姐的面骂我爸不是个男人，靠婆娘养活，我爸没吭声，继续吃饭。她让我爸把钱全部交出来，我爸说，我没钱了。我妈不信，粗暴地对他进行搜身，我爸起身，把拿着碗筷的手摊开，放任我妈把他荷包翻出来，掏出两张皱巴巴的块票。

我爸狼狈地坐下，装作若无其事去夹菜，却被我妈把碗打落在地上，他很想发怒，却起身，悲伤地伫立在那里。

“妈，你差不多行了！”姐突然说。

姐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像是从来都不快乐似的，但我知道有个叫“小虎”的男生喜欢她。

“你闭嘴！”我妈呵斥。

我姐就不说话了。

“妈，你还是给爸爸点面子嘛。”我忍不住说。

“外人面前我给他面子没有？别以为他在外面和其他女人嘻嘻哈哈我不知道！”我妈朝我吼。

我爸把荷包塞了回去，故作轻松想挤出一丝笑，尽可能地在他两个孩子面前保留一丝尊严，最后，他看了看姐姐和我，悻悻地推门而出。

“你有本事就不要回来！”我妈朝他背影吼。

我姐起身回到房间里。

我妈对我说，你和我找找，看他哪里还藏有私房钱。我说，我不。我妈就骂我没良心，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后来我妈在我爸的鞋垫，棉衣荷包等处共搜到了800多块钱，这应该就是我爸的私房钱。

我以为我爸会离家出走，就像他跑长途一样，十天半月不回家。但是第二天放学，就看到他戴着袖套在厨房忙碌，哼着小曲，头发梳得锃亮，精神面貌极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通常吃过饭，我爸哼着小曲儿收拾厨房，我妈就出去打小麻将。

有天我见他边看电视边打瞌睡，便问：“爸，你怎么不去打牌了？”

“我四个荷包一样重，哪里还有钱哦？”

“你真的没有钱了？”

“没有了，骗你干什么。”

“你恨妈不？”

“她一个女人，有什么值得恨的？”

“我有点压岁钱你要不？但是，你别去打牌。”

我爸笑了笑回：“哟，你知道孝敬我了？好嘛，给你个机会，你去给我买包烟来，再买一副扑克。”

“你还要打牌？”

他说：“我自己玩玩而已。”

我就去了，我还是心疼我爸，他有钱的时候对我从来不吝啬，所以，我有钱的时候也不能吝啬。

我爸就自己在家炸金花，假装有几个人坐在一起，洗牌，发牌，亮牌，又若有所思地洗牌，发牌，亮牌。

他还是那样，偶尔出去钓鱼，在屋顶种很多蔬菜，写毛笔字，在报刊亭买最新一期的《知音》，做饭、洗碗，在家唱歌，玩扑克自娱自乐。

他好像天生就那么淡定，从来不慌张，而我妈就不一样，她总是忧心忡忡，杞人忧天，给人压迫感。我妈问他，你在家不慌吗？我爸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

那副扑克与他的手反复摩擦，变得破败肮脏，后来他又买了几副。

我妈又说，你去当司机一个月也可以挣点嘛，你天天坐在家里，好意思吗你？

我爸说，挣钱的时候还没到，不要急。

之前跑运输，他长期在外，路途遥远，世道混乱，他车里放着一把很长的生锈的砍刀，防身用，我问他有没有提着这把刀和歹徒搏斗？他想了想说，从没有。从我妈嘴里得知，他多次遇到拦路抢劫，车多次坏在荒郊野岭，孤立无助，还有一次翻车差点丢了性命。

我爸偶尔也和我妈去茶馆打牌，但更多时候是坐在后面看，我妈手气不好时，他才上桌换换手气。我妈尽管改不掉唠叨的习惯，但是她掌握着经济大权，其他事也算是能容忍。

有天深夜，我迷迷糊糊听到洗牌的声音，我起床上厕所，看到我爸嘴上叼着香烟坐在炉子边，发牌、洗牌，嘴里喃喃自语。他看了我一眼，像什么也没看到一样，低头又沉浸在自我世界里。

2001年，我升初一，姐姐上高一，我妈和唐姨的小作坊出了事。

一个工人的手被压面机压断，她们的积蓄几乎都赔了进去。

这事众人皆知，我妈和唐姨的生意也开始下滑，压面机像是沾了洗不净的血，人们膈应它生产出来的面条。

生意做不下去，我妈只好回家偷偷抹眼泪。

“哎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多大点事嘛！”我爸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有一天，我爸把自己收拾得体体面面，径直去了茶馆，晚上回来，输得身无分文。

又有一天，我爸又把自己收拾得体体面面，径直去了茶馆，晚上回来，又输得身无分文。

我妈听别人说，我爸输了几百块钱，她慌张地检查自己所剩不多的存款，发现分文未少，诧异地问我爸哪来的钱？我爸说，你不要管嘛，哪有一晚哭到亮的娃娃哦（比喻他不会一直输）。

我妈张大嘴巴，大骂一声，滚！

我爸又一次出了门，晚上回来，荷包里鼓鼓的，连本带利，偷偷还了我和姐姐的压岁钱。

我爸就这样，时不时出去打牌，有时输，有时赢，但一个月下来，总是能赢点。

我问我爸，是不是你的技术练出来了，我爸说，运气而已。

他并不是每个月都会赢钱，有时候也会输，但总体来看，一家人的开支是有所保障的。我妈很自然地接过家务，不再啰嗦我爸打牌的事。

我总是很关心他的输赢，期待他在深夜里回到家，从兜里掏出一大把钱让我们清点，姐姐总是视而不见，而我和我妈的眼睛都闪着光。但我也隐隐为爸的所作感到不安，总觉得会发生不好的事。

果不其然，有天公安突袭，我爸被抓了，一个警察对我妈说，要么拘留十天，要么罚款两千块钱。

“赶紧拿钱把爸爸取出来。”我对我妈说。

我妈没说话，我急了，又劝。

“你们都要用钱，我哪里还有闲钱？”我妈说。

“两千块钱你总有的啊！”

“我没有。”我妈的表情冷静得可怕。

“姐，你为什么不劝劝妈？”

“我说了也没用。”我姐的声音冷静得可怕。

我彻底绝望了，怨恨我妈心太狠。

十天后，我爸出来了，蓬头垢面，胡子拉碴地冲着我和姐笑。

“你是不是在里面被打了？”我问。

“笑话！整个瓮安县哪个敢打我？”我爸一本正经地说。

“那你走路怎么有点跛？”我又问。

“被抓的时候，跳窗把脚崴了。”他笑了笑。

我妈炖了一大锅猪脚，我爸表情木讷，凶狠地吃着肉。吃完，他对我妈说，你这个婆娘，还真是舍不得这两千块钱了。

我妈突然哭了，她显得尴尬和内疚，结结巴巴想解释什么。

“妈去给你送饭的，没让进去。”我姐说。

“算了，两千块钱，十天，也值。”我爸擦擦嘴说。

后来他就不在茶馆打牌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打牌，他把自己收拾得更体面，像个做生意的老板，每次的输赢都很大，但总体来看，应该还是赢的。

某个夜晚，我在一个歌厅门口，发现他和一个抽烟的女人搂搂抱抱，行为极其亲密，我大惊，仿佛是我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赶紧躲开了。我心里特别难受，感觉我们被他抛弃了。

第二天，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不要让你妈知道。我没说话，他又说，你还有钱用没？我又没说话，他从钱包里拿出100块钱递给我，我说，我不要，转身走了。

本来我是不想告诉我妈的，但是贿赂我这件事让我感觉受到了侮辱，不告诉我妈，我的良心会受到拷问。

偷偷告诉我妈后，本以为她会大发雷霆，破口大骂，但她却很平静，仿佛早就知道了这件事。她说，你自己晓得就行了。

日子照旧，但在情感上，我认为我妈是受害者，自然和她站在一边，我们有意地冷落他，孤立他，嘲讽他，而他总是沉默以对。

我妈试图拉拢我姐，但姐还是和以前一样，她不站队，向来如此。

姐姐高考失败，很遗憾，仅差几分，但她不愿去补习。

那个蝉声聒噪的夏天，木槿花开得喜气洋洋，姐突然离家出走了，她的房间空荡荡的，我第一次体会到分别的伤感。我妈急得不知所措，我爸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问我知不知道她去哪里了？我说，不知道。

其实我知道，她和叫“小虎”的男生走了。

但我什么都不会向他说的。

我爸掐灭烟头说，我不信她会飞天！他凭借社会关系以及敏锐的侦查力，一个礼拜后，从湖南把我姐带了回来。

我妈苦口婆心地劝，声泪俱下地劝，我姐才进了补习班，我上高一，我们在一个学校。我爸很少出去打牌了，他经常出现在学校门口，接我们放学。但是我感觉姐很不快乐，我爸小心翼翼想和她说点什么，但显得唐突和尴尬。

我姐还是在某天深夜走了。她留了一封信说：谢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不用再找她了，她早就想离开这个家了。

我爸又出去找她，但这次，只是他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回来。他把自己关进房间，不吃饭，也不说话，很长的寂静后，我听到抽泣变成嚎啕，我第一次见我爸哭，我也哭了，我妈也哭了。

时间飞逝，我上了大学，某个暑假回家，我妈有些神秘且悲壮地拿出一个东西给我看，我第一次看到离婚证，上面是她和爸的名字。

我并没有感到太诧异，他们依然住在一起，爸还是爸，妈还是妈，生活按部就班。婚姻关系解除，情感上自然少了纠缠和瓜葛，他们反而在相处中找到更多平衡。

让我感到诧异的是我妈告诉我，和我爸相好的那个女人得癌症死了。

“我和他离婚后，他带那个女的去上海看病，最后还是死了，他一分钱都没有了，我是可怜他才让他和我住。”我妈说。

“你恨他吗？”我问我妈。

我妈迟疑一下说：“人这辈子，不过如此。”

我毕业后，我爸和我妈开了个馆子，卖辣鸡面，面条是我妈自己做的，两个人起早贪黑，生意不错。

我问我爸，你还在赌钱吗？

早戒了，他说。

他们在老家荒废的土地上种了很多桂花树，又听说老家乡下的房子要拆迁，我问，你为什么不像别人一样，把老屋拆了，盖几层新楼，这样赔偿不是会更多吗？

我爸说，算了，少给政府添麻烦。

好几年过去，拆迁之事一直没有下文，但爸和妈种的桂花树长势喜人，我妈说都预订出去了，估计能卖个好价钱。

姐回来了，带着她的丈夫和一岁多的儿子。她在隔壁省的一个小县城生活，丈夫是个教物理的老师，说话做事显得很有秩序。小外甥牙牙学语，姐教他喊我们，他张了张嘴，又不好意思地笑着往妈妈怀里钻。

姐还是心事重重的样子，仿佛她从来就不开心一样。假如不是我一直与她联络，告诉她，我们很想她，她也许并不愿回来。

我是几年前才知道姐有抑郁症。

我们一家人在老家过年，炉子上的蒸锅热气腾腾，电视里的节目喜气洋洋。我妈和姐忙着张罗年夜饭，我爸摆一张桌子在院子里，蘸墨、运笔，慢条斯理地在红纸上写下：

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

……

闲暇，我爸突然拿出一副扑克说，我们炸金花吧。

我们都笑他赌瘾又犯了，他只是笑笑，就很自然地给在座的各位发牌。这让我想起多年前，他一个人在家自娱自乐的样子。

我好奇地看了看自己的牌，我爸对我说，我比你大，他亮出他的牌，果然比我大，接着他又发了几次，每次都比我大，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发牌的手，仿佛有“抽底张”的小动作，但我终究没看出破绽。

“你肯定出老千了。”我断定。

“但我不可能一直都会赢。”爸笑了笑说。

我突然像明白了什么。爸收了牌，坐在小凳子上帮我妈摘菜，他用剪刀把蒜苗的根须剪下，动作仔细又温顺。

远处传来密集的爆竹响，1999年过去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