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末的北京夜晚，街上空荡荡的，只剩下冷。我推开玻璃门，混杂着酒气、烟味和人身上特殊味道的气息扑面袭来，在眼前化作一层有温度的雾。

屋子里灯光昏暗，人却很多，一堆一堆地占据着各个角落。只有她独自一人，就像是一条寒冬的漏网之鱼，正沿着旋转楼梯缓缓游走。我拨开人声的嘈杂细流，顺着她走过的地方跟了上去。

二楼的露台边，她倚在墙边，脸色绯红，正在偷听旁边三四个男孩的黄色笑话，却没忍住大笑起来，反倒将男孩们吓得一溜烟散去。桌上留下了一大块布朗尼，被她顺手喂进嘴里，仰起头时露出修长的脖颈，却又低下头，珍惜地嘬掉手指上的碎屑，毫不在意旁人眼光。

她提起缀满了红色亮片的长裙，转身向我走来。肩膀上两条水波纹状的银色吊带，牵扯着整条裙子的重量，却轻盈似被遗忘在海面上的鳞片，在黑暗中若隐若现。等我回过神来，二十六岁的杨一水与我擦肩而过，又离我远去了，只剩下那身皮囊，闪着信号灯一般的红光。

我终究没敢叫住她。

六岁那年，我是院子里同龄人中最矮的男孩，哪怕小上一两岁的，也有比我高出半个头的。大家都喊我小矮子，碰巧我叫陈默，天生就是个不会为自己辩解的人。

跳山羊的时候，小矮子永远扮演弯着腰的“山羊”。冬天跳大绳，则成了负责摇绳儿的那个。跟我凑对的倒霉鬼，为了显得没有那么倒霉，总要指挥着我，快一点、慢一点，或是干脆大喊——“嘿，小矮子别愣神了”。而等到玩捉迷藏，几乎每次，我都是第一个被找到的，被数数儿的人揪着衣领拉出来，成为他的头号战利品。

一个人瞎晃悠的时候，我在堆满了杂物的后院里，发现了一个废弃的铁皮柜子，生锈的锁半耷拉着头，别别扭扭地打开，却足够我呆着了。我暗下决心，再玩游戏时，非要扳回一城不可。

那个傍晚，捉迷藏开局，我迅速钻了进去，扣上柜子门，从外面看还是锁着的模样。这一次，数数儿的人，直到最后都没找到我。我等着人群散了，才从柜子里爬出来，谁知道，却被杨一水抓了个正着。

杨一水比我大一岁，那时已经上学了。可她是院子里著名的疯姑娘，放学之后把书包扔在家门口，就跑下楼跟我们这些男孩混在一起。

她说，陈默，早就看见你躲在里面了。

我小声问，那你怎么没告诉他们？

关你屁事。她甩下一个白眼，摇晃着马尾辫消失在了刚到站的夜色尽头。

因为杨一水没叫我小矮子，我高兴了整个晚上，话也突然多了起来。我爸一贯地抄起拖鞋扔过来，才让我闭上了嘴。

杨一水未曾告密，却要求一起分享这个藏身之处。后来的那些傍晚，我们常常一起挤在那个脏兮兮的狭小空间里，透过两道门之间的缝隙，能看见其他人一次又一次徒劳地经过。而我和杨一水，蹭上一屁股灰不说，还要跟对方交换使用为数不多的氧气。所幸，我们谁也没讨厌过对方的气味。

被发现的那一天，是杨一水的鞋带卡在柜子外面露了馅。那时候，对游戏的热情早已告一段落，刚懂些男女之事的男孩们找到了新的乐子，他们将我和杨一水围堵在墙角，大喊着“小矮子要跟杨一水生孩子啦”，一声高过一声，我爸刚好下班回家，撞了个正着。他将我连滚带爬地拉扯出来，算上书包里那张一塌糊涂的成绩单，狠狠揍了我一顿。

屁股很快就不疼了，成绩单也依然难看，只有杨一水消失在了飘着油烟味儿的傍晚，她不再跟男孩们一起玩了。我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在学校的操场上堵住她，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我没想跟你生孩子。

她没像电视剧里那样说我是臭流氓，反倒像个真正的成年人似的，不屑地笑了笑，等到上课铃急匆匆响起来，才说，陈默，你帮我做个鸡毛毽子吧。

这个鸡毛毽子，杨一水指名要用我们家楼下胡大爷家那只大公鸡尾巴上的毛不可。偏偏，这只鸡是胡大爷的宝贝。那时候，院子里已经没几户人家养鸡了，胡大爷算是“钉子户”之一，居委会反复上门动员，还特地送上厂子里优等鸡下的蛋让他品尝，却始终劝不动他杀鸡。

他好像说过，除了这只鸡，他什么都不想要。

为了杨一水，我决定硬着头皮去拔鸡毛。双休日中午，我趁胡大爷午睡的空当，钻到了鸡圈里。找了一大圈，却发现大公鸡被绑得严严实实，躺在厨房里。灶上的水咕嘟嘟地冒着烟，菜刀砍在案板上，透着一股子不甘心。只听胡大爷在屋子里长长地叹了口气，发现他没睡着，赶紧溜走了。

这次，杨一水是真的生气了。她说，我怎么会连绑着的鸡都不敢拔一根毛，真是个孬种。她不理我的那几天，我爸在食品公司提了个副科级领导，沾他的光，我们家成了院子里第一批订上牛奶的住户之一。每天早上，我都巴巴地把牛奶送到杨一水的教室里，这才让她消了气。

院子里种着几棵山楂树，长势喜人。每年到了秋天，红色的果实挂满枝丫，大人们就会拿着木棍儿、扫把杆等类似的物件，对着树上的红果子奋力敲打，熟透的山楂下雨似的簌簌掉下来。我们这些小孩，负责蹲在地上捡，一把一把地塞进口袋里，口袋满了就拿衣服兜着，一边捡一边吃，大人们忙活了半天，也被我们吃得差不多了。

杨一水十岁那年，第一次登门给我们家送山楂，听说是杨叔叔知道了我把牛奶让给杨一水喝的事儿，想多少表示一些谢意。我爸并不擅长回馈这样微妙的谢意，于是便由我妈上场，将两家的山楂放在一起熬了浓稠的山楂酱，再捎上我家年年都要腌上一大缸的剁辣椒，里面装满了萝卜和洋姜，这样满满当当的两玻璃瓶，差我送到了杨一水家。而我爸，不仅破天荒地没因为送牛奶的事儿揍我，竟然还专门增订了一份，让我继续每天带给她。他说，臭小子，你要是敢偷喝一口，我就打断你的腿。

怎么会呢？将那个被染成乳白色的玻璃瓶偷偷塞进杨一水的座位抽屉里，是我一天中最高兴的时刻。那是一种隐秘的快乐，我无法对任何人解释，包括我自己。

听说杨一水被市体操队挑中，院子里顿时炸开了锅。她还没到家，挑选的过程就被传得神乎其神，领居们纷纷上门打听，可杨叔叔云淡风轻，只说是“去锻炼身体而已”，一点儿也没把杨一水当成为国争光的种子选手，匆匆忙忙地就把邻居们送走了。

我一直记得那天，突如其来的降温，宣告冬天提前上场。学校的广播通知了好几遍，可谁也不想到操场上去，磨蹭了半天才陆续排好队。从“队里”来的人站在升旗台上，看上去只有食指大小，就像“体操运动员”这几个字一样遥远而生疏。他们看似随便地下来走了两圈，杨一水打了个呵欠的工夫，就被他们相中，留了下来。大家回教室的时候，议论声一浪高过一浪，女孩们频频回头看向杨一水，说一点都不嫉妒，肯定是在撒谎。

我后来问过她，当时是什么感觉？她说，凉飕飕的。我不明白，她只好解释说，那天没穿秋裤，想试试扛不扛得住，偏偏赶上降温，站在那儿只想打哆嗦。

这听上去太像掩耳盗铃的炫耀了，放寒假的时候，我带着一丝怀疑，偷偷跑去看她训练。

空荡荡的旧体育馆里，四五个女孩在军绿色的垫子上翻了一上午跟头，估计得有几百个。她在结束之后竟然还有力气趴到平衡木上，却被教练发现，狠狠训斥了一顿，还罚她在墙边倒立，一个中午都没下来，就那么空着肚子，继续下午的训练。我假装顺路经过，在体育馆门口等她，塞给她一个烤红薯，问她累不累，她说，不累，挺轻松的。我同样确定她在撒谎，但我不想拆穿她。

那年过年，杨叔叔被留在北京开会，我爸就把杨一水叫到我们家来过年了。我们俩偷偷喝了一点儿我爸的白酒，顶着红扑扑的脸跑下楼放鞭炮。后来，大人们彻夜地聊天，破天荒地聚在一起打麻将，我们俩则被赶到屋子里睡下了。那时候，过年还是一年里的头等大事，没人敢怠慢，外面一直吵到后半夜，我们只好躺在床上聊天。

杨一水第一次告诉我，杨叔叔算是个科学家，研究的是往天上飞的东西，所以一直没什么时间照顾家，小时候连她妈得了病都不知道。她妈特别好，可她走得太早了，杨一水都快要想不起来她是什么样子了。喔对了，她还说，杨叔叔迟早都要调回北京去，到时候她也就得走了。

一直以来，我只知道杨叔叔在研究所上班，跟院子里所有的大人都不一样，却没想到是课本里那种“大人物”，不由得多了几分敬意。可杨一水要走的消息，还是让我着实地难过。我说，以后我去北京找你。她似乎没当一回事儿，亮汪汪的眼睛看着天花板，麻木地说了声，好。

春天来之前，下了场大雪，从早到晚，洋洋洒洒地积了厚厚一层。杨叔叔还没回来，我咬咬牙，骑着我爸的二八车，去体育馆接杨一水。她看到我，一点都不意外，熟练地坐到了横杠上。多了一个人的重量，我更是招架不住，屁股离了座，哼哧哼哧地往前踩，很快就在雪地里栽了个大跟头。倒是雪地软绵绵的，也不觉得痛，我狼狈地去扶那辆比我还要高的自行车，她倒在一旁咯咯地笑了起来。扶完车我又去扶她，穿着好几层厚衣服的杨一水变得重极了，我好不容易把她拉起来，她笑得直不起腰来，又坐了下去。那明明是个阴郁而惨淡的傍晚，行人来去匆匆，没人愿意帮我们一把，却被杨一水硬生生地变成了记忆里明亮的一幕。

回到家，我爸气得摩拳擦掌，还好杨一水在场，他算是给我留了几分面子，骂了两句就完事，只是绝对不许我再骑他的二八车。又或许是，我妈那天卤了猪头肉，屋子里飘着浓厚踏实的香味儿，让人不忍做任何破坏气氛的事。

那香味儿当真厉害，从一楼飘到六楼，几乎整栋楼的小孩儿都跑到我家来讨肉吃。而我和杨一水就坐在窗户边，一人捧着一个碗啃猪头肉，直到天黑，饱嗝打得停不下来。

那个冬天，就那么呲溜一下过去了。

后来的五年里，杨一水一直在体操队训练，每天只需要上半天课，让我羡慕不已。可据说，省队来挑走了好几茬人，都没挑中她。当年打个呵欠就被好运眷顾，如今在人们口中，也只不过是撞大运罢了。眼看着别人中考升学，她却苦于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在体操队毫无希望地呆下去。

上初中之后，我并没像其他男孩那样，成绩突飞猛进，或是哪一个科目展现出天赋异禀。反而是本该擅长的数学、物理、化学，通通都很差。到了初三，我爸实在头疼，只好拜托杨叔叔帮我补习。于是，每天晚上，我都要去杨一水家呆两个小时。大概是习惯了我爸的暴躁作风，杨叔叔的脾气显得过分好了。一道题讲了五六次我依然听不懂，他还能耐心地分解步骤，画图举例，我在学校里从未遇到过这样好的老师，所以格外珍惜。

那时候，杨一水对杨叔叔能做的所有安排都不甚满意，她不想复读，也不想再练体操，甚至埋怨当初被选中时，杨叔叔不阻拦她。她个子长得很快，几乎快跟杨叔叔一般高了，练体操也没能抑制她生长的速度。我总是能听到他们争执，听上去都是杨一水占据上风，杨叔叔长叹一声气，就随她去了。

有天中午，我在他们家做着题犯起困来，杨叔叔就让我到杨一水的房间去打个盹儿。半睡半醒的时候，杨一水突然回来了，她以恐高上不了平衡木为由擅自申请离队，跟杨叔叔大吵起来，甩了门将自己关在房间里，转头发现我也在。她像看不见我似的，在我旁边躺了下来，又突然问我，我们俩有多久没像这样一起睡过觉了？

我语塞，不知该如何计算，来回答她的问题。她却好像对答案并不感兴趣，转过身来，面对着我真的睡起觉来。她的手臂伸展着，上面那层细小的绒毛，在透过窗户照进来的阳光下，像是温柔的苔藓，泛着金黄色的光。

我忽然想起，许多年前，我妈差我下楼买豆腐，我用搪瓷盘子端着方方正正的一块豆腐往回走，若是碰上杨一水，她非得咬掉一个角才肯放我过去。我学会说的第一个谎，就是关于那个消失的豆腐角。我说，它被我吃进肚子里啦。其实，我根本就不喜欢生豆腐的味道。

从那个时刻到这个时刻，我们使用着同样的名字，却渐渐变成了跟以前完完全全不同的人，以至于我们俩，也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总有一天，我会彻底地失去她。

我努了一把力，考上了高中，我爸很是高兴，为答谢杨叔叔，专门请他到我们家来吃饭，杨一水自然也在邀请之列，却迟迟未到场。杨叔叔为她道歉，说小孩子不懂事，还请我爸妈别计较。我爸变得格外客气，还为杨一水找理由开脱起来，这让杨叔叔更不好意思了，低着头，一个劲儿地从剁椒钵钵里夹萝卜和洋姜吃。还好，我妈像预见到了似的，那天端上桌的剁辣椒格外地满，三个人都不必停下筷子找话题聊天。

我胡乱吃了几口，就跑出去找杨一水了。不久之前，她邀请我去跟她的一个大学生朋友一起玩，给过我一个地址。我隐约觉得，这个“大学生朋友”跟她关系匪浅。我有些好奇，又有些生气，早就想去一探究竟，正好有了机会。

地址指向的地方，是大学家属院里普普通通的一户，我叩门，很久才有人来开，是个一脸慌张的男生，看上去比我成熟许多，有一种成年人的气息。那种年龄上、气质上的压倒性胜利，让我顿时有些泄气。他警惕地问我找谁，我报上杨一水和我自己的名字，他朝着里面问了一声，是杨一水应了，他才给我开了门。

我想象过无数种杨一水谈恋爱以后的样子，要么会像我妈一样在厨房忙东忙西，要么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等着被人呵护、宠爱，女人对我来说，是个模糊的概念，只能从生活中见过的、听过的那些里，寻找模子。可万万没想到，她只穿着一件勉强遮住屁股的文化衫，坐在乱糟糟的床上，脚上刚涂了明黄色的指甲油，廉价的刺鼻气息还停留在房间里。她原本正俯下身子吹气，看见我，一轱辘爬了起来。我跟着她走进房间，扭头就看见墙上贴着的照片，全都是杨一水。照片上的她，或是眼神凌冽，或是笑得丝毫不顾形象，看上去自在极了，可几乎全都只穿着内衣，或者像现在这样。

我迅速低下了头，脸也烧了起来。她却说，不用不好意思，还跟我介绍，男生是学摄影的，她帮他做模特，感觉还不错，以后说不定就干这个了……再之后那些无关紧要的话，我就再没听进去了。

在彻夜未眠的挣扎之后，我选择帮杨一水保密。要知道，那样的照片要是被别人看到，她恐怕会被冠上各种各样难听的名号，而我万万不能让别人用那些无形的钝器去伤害她。

我的煎熬只持续了半个月，那些照片就被男生的父母摔在了杨叔叔面前。他被一通电话从研究所叫回来，身上的工作服都没来得及换。他将掉在地上的照片捡起来，码成整齐的一叠装进口袋，好像这样就能藏起来了。

男生的母亲一边哭一边骂杨一水“不要脸”，就是因为她，才让自己的儿子无心学习，最终缺课太多被学校劝退。那个时候，考上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可这样的了不起跟照片上自己的女儿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杨叔叔并没有道歉，他告诉他们，谈对象是你情我愿的事，谁都没有错，如果一定要分对错，那么我该问你，除了拍这些照片，你跟她，还有没有做过别的什么事？男生反应迅速，拨浪鼓似的摇了摇头，杨叔叔长长地叹了口气，分不清是轻松了，还是更沉重了。

这些都是听我爸讲的。他那天正好倒休在家，听说杨家出了事，赶紧跑了过去，可又有些后悔见证了这样的一幕。我爸鲜少表达类似悔恨的软弱情绪，我竟然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好。长大以后，他没再动手打过我，我们许久以来的干戈，不动声色地就化解了。而现在，是该轮到我好好听他说些心里话了。

杨一水从前那句“迟早都要调回北京去”，在不久之后兑现了。

杨叔叔其实早就接到了上调通知，却因为杨一水不想走，就以各种理由拖着，直到那沓照片的出现，不得不成行。北京那边，只批了一辆小型货车给杨叔叔搬家用，他充分发挥了科学家的优势，在仔细度量了家里大小物件之后，将所有东西的体积计算、组合、排列、编号，最后按照提前设计好的样子，严丝合缝地装了上去，一条缝隙都没有浪费。只有我妈最后送过去的腌菜缸，因为不在计划之内，只好由杨叔叔一路抱着带到北京去。

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杨一水才不紧不慢地从楼上下来，就像是去春游似的，只背了一个轻飘飘的书包。杨叔叔已经帮她联系好了学校，她将要去北京上高中。她的命运再次发生了逆转，大家明明都羡慕得不行，却偏嘴硬连句祝福都不肯说。无声的送别即将进入尾声，可杨一水看见那个腌菜缸，却死活不许她爸带走。我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并不在那儿，可杨一水分明是谁都不顾，竟然执意把腌菜缸砸了，黑色的瓦片碎了一地，杨叔叔铁青着脸，蹲下来一片片拾起，手抖着，被割破了也不管，好像那是无比珍贵的东西。他虽未责怪杨一水，可前所未有的严厉责备又好像已经写在了脸上，杨一水咬着唇，不敢再说话。

我本来准备了一场正式的告别，却被杨一水突如其来的举动打乱了阵脚，直到那辆车快要消失在视线里，我才想起来，我对她，连一句再见都没说。我追着车跑了出去，在街上不要命似的狂奔，只追了一条街，就再也看不见那辆车了。什么奇迹都不会发生，她不会留下来，我们可能也不会再见，我真是个孬种。

高考时，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考上北京的大学。一下火车，我就直接奔赴杨叔叔家，他见到我很是高兴，踉踉跄跄地折腾出一桌菜来，还非要跟我喝上两杯。杨叔叔已经是个老人的模样了，看得出来这些年为杨一水操了不少心。酒下肚，真心话自然而然地被搬上台面，我问起杨一水的近况，杨叔叔叹了口气，告诉我说，她一直不肯好好听话，考大学的时候，非要去考什么主持人，落榜之后又赌气，要去南方读一个航空专科学校，这不前几天刚去报到。真是可惜，你们俩就这么错过了。

我揪着的一颗心，总算是落了下来，得知她依然摸爬滚打地过日子，就不算太坏。错过一次没关系，我可以等，反正那些话，已经藏着掖着那么多年了。

在学校里，我住不惯集体宿舍，经常整宿失眠，后来索性跑到走廊里给杨一水写信。地址早就问杨叔叔要了来，可我偏偏一封也没有寄出去。厚实的信封越积越多，我只好在放假回家的时候，全部带了回去，藏在儿时房间的抽屉里。我试想着，时机合适的那一天，我要亲手交给她。

我每年从家回北京，惯例都是先去看杨叔叔，却一次又一次地跟杨一水错过，甚至有一年，她前脚走，我后脚到，她刚喝过的水都还热着，人却不见了。

到了毕业那年，我来跟杨叔叔告别，惯例陪他喝了几杯，就踏上了回家的火车，下一次到达“北京西”的日子遥遥无期，伤感像慢性病似的，在我身上慢慢感染。回家呆了几个月，任何工作都提不起兴趣，最终还是决定去北京。我爸拗不过我，只好塞给我一笔钱，告诉我，混不出人样就不许回来见他。时隔小半年，等我再次见到杨叔叔时，从他那儿得知，杨一水的工作虽然历经坎坷，终于也算是尘埃落定了。

她本来打定主意要当空姐，谁知个子越长越高，长过了175再也瞒不住，眼看着哪家航空公司都去不了了。她求着杨叔叔答应让她去做模特，几番碰壁，被骗了一大笔钱不说，算是彻底认清了她其实并没有天赋的事实。杨叔叔找人把她弄进银行当柜员，她万分抗拒地，遵从了安排。

我拔腿就跑到杨一水工作的银行去找她，可惜那天太晚了，银行已经下班了。第二天再去，我并没有见到她。等到第三天，还没来得及找她，就因为说不清来办什么业务，被保安“请”了出去。

更让人费解的是，我写给她的那些信，全都不翼而飞了。回家时，我例行公事一般地，准备将那些信重读一遍，坐在回忆真实存在过的地方，回放每个细节。可打开抽屉，信，却一封都没有了。

我曾怀疑是我爸发现了那些信，并擅自做主寄了出去，为此还跟他吵了一架。可他再三强调从不知道有过那些信，更别提多管闲事帮我寄了。反倒是我妈，细细盘问了许久，似乎勾起了什么往事一般，若有所思。但最终，她也没能提供任何线索。

今日的重逢，距离我们上次分别，已经有十年之久。如此轻巧的两个字，掩埋了多少波澜壮阔，任谁也不敢回过头去，说声“再来一次”。

从聚会上离开，我打算走回家去，用这段路来抚平些许心中的悸动。却正好看见杨一水裹着羽绒服，站在路边拦车，追了几步，倒不小心与我撞了个满怀。她有些醉了，连抱歉也不愿说，直到抬眼看见我，眼睛里闪过一丝惊喜，转眼间又黯淡了下去，平静地说，真的是你，我刚刚以为自己喝得太多了。

我说，是我，真巧。

她却不屑地笑了笑，歪着头问我，巧？你是特意来找我的吧。

前些日子，我再度被领导要求参加必要的应酬，如今时代不同了，做外贸的只会闷头干活可别想有什么大出息，他一贯这样教育我。我是个不太会说话的人，确切地说，是不敢说。每每接到邀请函，都找各种理由婉拒。

可这一次，我在邀请名单上看到了杨一水的名字，于是义不容辞。

我如实交代，杨一水又喝了口酒，却闷闷地不接话。这是她拐了几个弯带我来的小酒吧，很清静，除了我们没什么人。

我清了清嗓子，又说，其实这些年，我每年都去你家，可你总不在，其实我还……

我在躲你呢，你没发现吗？

杨一水打断我的话，伏下身子，离我更近了些。

其实我还给你写了信，可都放在抽屉里，没勇气寄给你。有些话，真不知道该不该说。

陈默，如果不知道该不该说，就别说了。聊点别的吧。

我俩聊了一整夜，所谓“别的”，这些年她怎么样，我怎么样，都是些无聊日子罢了。她辞了银行的工作，还不知道要去哪里，打算先混完今年再说。说着说着她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我就这么陪着她，直到天亮，将她送走。她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只有我们坐过的红色皮椅，留下了我的遗憾，再一次地。

收到她的信，是在一周后。

陈默：

那些信，其实我都收到了。确切地说，是我偷来的。我去你们家找过你，趁你不在，在你房间里呆了一会儿，不小心发现的。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就拿走了，你别怪我。你去银行找我那天，我看见你了，我也不想躲了，准备跟你打招呼，可那该死的颈椎病突然犯了，一阵恶心，我竟然晕倒了，等再醒来，你就不见了，听说是被保安赶出去的，我知道你不会再来了。

看来，我们俩，还有我爸和你妈，都注定要错过。

他俩也是一起长大的，只不过我爸先从那个湖南小县城考了出来，又跑去支援大西北，人就没影了。你妈是个死心眼，奔着我爸在的地方嫁了人，后来真的再见了，却只是邻居。听说原本是打算老死不相往来的，谁让我和你……难道你就没发现，你爸从来都不吃剁辣椒么？那一大缸，全是你妈腌给我爸的。我不讨厌你妈，但一想到，我爸可能从没爱过我妈，我就特别难过。我没法带着这种难过见你，以后也不能，原谅我。

祝好！

爱人，杨一水

1996年12月18日

今年回家时，我爸告诉我，院子要拆了，打算盖一个小商品市场。他们抗议了很久，可谁能阻拦时代变迁的脚步呢？

我陪他去散步，顺便怀念这个我长大的地方。胡大爷的鸡圈早就没了，家家户户门口都挂着牛奶箱，山楂树马上要被砍了，这整片的红砖板楼，都将被夷为平地。看得出来我爸特别舍不得，但他不肯说。退休以后，他变得越加少言寡语，倒是真正应验了给我起的名字，陈默，沉默。

我也陪我妈包饺子，依然下到锅里就散架了。她笑着说没事儿，娶个会包饺子的媳妇儿就行。我很唐突地问她，这一辈子幸福吗？她很快点了头。饺子出锅，先给我爸端了一盘。我又问，那有没有什么特别后悔的事？这次她想了很久，直到零点，外面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起来，她才回答我，有。说话时看着窗外，似乎想一眼望到北京去。可等我真正邀请她去北京玩的时候，她却断然拒绝了。

剁辣椒还是一年又一年的腌着，偶尔托我带两罐给杨叔叔，却什么话都不带。她错过的爱情，时间越久，颜色越鲜艳。而我错过的，是牛奶、豆腐、大雪天混杂在一起的白色，它不能沾染一点儿杂质，否则就会很轻易地被埋没了。

1997年就这样来了，我再从杨叔叔那儿收到杨一水的消息时，她已经准备去香港了。我们，也许真的不会再见了。